绿色蔷薇，女工文化在地生长 蔷薇获南风窗“2024年度致敬普通人奖”

发自广东深圳

编辑｜黄茗婷

流水线上，她们重复机械的劳动；回到家中，她们困于孩子、婚姻和流动的生活。漂泊之中，自我无处安放，直到深圳城中村里一个新生的公益机构，为她们搭建起属于自己的安全空间。在这里，流动女工成为主角，表演、歌唱、读书、写作，学会大声表达；在这里，她们彼此托付、互相支撑，在陌生的人群中链接起小小的“附近”。这里是绿色蔷薇，一个在他乡重建的家园，一种由女工书写的语言。

在约定的采访时间，小青出现了，手里端着一碗红烧土豆和一杯椰奶。那是社区里一个女工特意带给她的，为此，那个女工等在小青必经的路上，送完吃的就去上班。

作为女工，她们共享同一个身份与相似的命运。而在一个名为“绿色蔷薇”的地方，一群女工相识，结下特别的友谊。

绿色蔷薇成立于2015年，创办者丁当的初衷，是希望机构服务于社区里的女工和孩子们，给他们赋能。来到机构成立的第九年，当社会环境和一个组织的自我更新到达一定阈值后，丁当逐渐感到问题复杂起来，“在社区扎根越久，问题越多”。比如，过去她们服务儿童，现在孩子们长大了，她们又要服务青少年。

2024年8月30日晚，深圳龙岗，丁当（中）和姐妹们在绿色蔷薇一起唱她们创作的歌曲《我想》/南风窗记者 郭嘉亮 摄

面对变化，如何调整？丁当尝试用一个新的词语框定绿色蔷薇的工作——“社区学校”。在这个社区里，绿色蔷薇开办姐妹夜校、读书会，带女工们识字、学习、阅读，也举办青少年戏剧巡演，参与孩子们的成长。

“每一个基层打工的姐妹和孩子都有（自己的）知识和经验，这是他们从实践和劳动里生发出来的。”丁当说。绿色蔷薇希望能看到、发展这些经验，在自上而下地传授知识之外，让女工与孩子们的“知识”自下而上地流动。

她希望绿色蔷薇成为一所不同于常识的“学校”。在这里，女工们共同讲述了一个故事：一群原本无法用知识改变命运的人，重新找回了属于自己的文化。

滑落的命运

丁当幼年便向往学校。

1988年，丁当出生在甘肃农村。从小她就知道，当村子里的大喇叭流出《东方红》的旋律，哥哥姐姐就该放学了。他们会背着母亲手缝的布书包，从对面山头的学校回家。

那个年代，大人们常常强调一句话：知识改变命运。但丁当没能走上这条路。她学习成绩还不错，上初中时作文拿过87分，她曾梦想成为一名作家。可一个夏天的午后，太阳毒辣，收完了麦子，丁当突然被妈妈告知，如果哥哥成功考上高中，那她就不能继续念书了。

同样的命运降临在这个家庭的另一位女性身上。因为家里交不上学费，丁当的姐姐也在初一结束后辍学。

“我是后来花了很长时间才知道什么大学、研究生、读博……我之前一直搞不清楚这个东西。”丁当说。直到现在，谈起辍学时她还会流泪，“看到穿校服的学生就受不了”。

贫穷是一种难以挣脱的命运。比丁当早十多年，湖南农村的小青也在初中时辍学。回到家里，她每天有干不完的农活。

为了卖菜，她要一整天守在摊前等待客人，有时候实在卖不完，小青只能挑着剩下的菜走到别人家门前，挨家挨户地问。累了一年多，她被晒得很黑，但依然没法给自己买一个发卡。

贫穷驱使她们逃离。在不同的时间，她们先后随着“打工潮”奔向南方的流水线。

流水线上，她们成为“机器”。16岁时，丁当的工作是不断把橡皮、铅笔放进流水线上的文具盒里，一天要在流水线上站12小时。后来她考入一个做相机的电子厂，组长会站在她身后按计数器，计算她的工作量，“如果你一小时能做60个，他明天就会给你加产量”。

工厂规定了每个人的生活方式。女工们住在宿舍里，有统一的白色蚊帐，床上放着统一的黑色盒子，用来装杂物。每个人的鞋、洗澡用的水桶、洗完的衣服都有指定的位置。晚上洗澡，一个外号叫“容嬷嬷”的管理员会时不时进来检查，发现有人忘了关水龙头，就要罚款。

工厂规定了每个人的生活方式/南风窗记者 郭嘉亮 摄

被骂是常有的事。一次丁当放错了文具，被拉长（工厂里，每条生产线被称为“拉”，其负责人被称为“拉长”）骂了一整天。

小青也在工厂里受过太多冷眼。有一份工作要和同事一起给中性笔贴标签，刚开始她不熟练，一旦没贴好，同事就会斜眼看她，嘴里还发出一声“啧”。

因为不愿在工厂受委屈，小青反复跳槽，很多时候连工资都没拿到。“一直是出来做不到几个月，我又回来（干农活）了，农活不想干了，又想办法出来。”在工厂和农田之间往返，她找不到自己真正的安身之所。

女工的身份让她们自卑。有一次，丁当和同事去逛街，看了衣服但没买，服务员就说“一看就是打工的”，让她们没钱别乱碰。她这才明白，为什么下班后大家都要先回宿舍换下制服。在周围环境的打压下，小青也越来越自卑，她渐渐认可了那些话：自己没文化、挣不到钱，是个“没用的人”。

自卑在内心积攒，和生活的贫穷、苦闷混杂在一起，成了小青的梦魇。被噩梦断断续续地侵扰了一年多，睡不着觉，她也没有食欲，一下子瘦到70斤，穿XS码的裤子都得把裤腰改小，“走路都没力气，（白天）眼睛老是这样眯着，好像都能被风吹倒一样”。

“你的心事太多了。”医生这样告诉小青，并在病历上写下“植物性神经紊乱”的诊断，给她开了三个月的安定片。

这成了一个契机。小青意识到需要做出改变。那时她独自在深圳做清洁工，除了两个亲戚之外没有别的朋友。她需要向朋友倾诉，但又因为苦于“清洁工”的身份交不到朋友。

“那不是我想要的生活，我才30多岁，我的一辈子不能就这样过。”小青决定自己主动“走出去”，拓展朋友圈。

女工的声音

比小青更早一步，丁当也在寻找自己想要的生活。

她先找到了图书馆。在丁当打工的相机电子厂里，一栋宿舍楼其中一层被开辟成图书馆，在那里，丁当读到了《呼啸山庄》《平凡的世界》《飘》《海边的卡夫卡》……在一个个故事里，她可以把自己从流水线上“抽离掉”，进入不同的人生。

那本被通宵读完的《简·爱》带给了她最大的震撼。过去，她只想着在深圳留下来，所以对工厂老板充满感激，“他给我饭吃，让我有地方住”。简·爱却在书里勇敢地主张平等，丁当在后来的一篇文章里写到：“看到她（简·爱）后我的自卑心理少了很多，因为我坚信我们是平等的。”

后来，丁当又找到了一个名为“工友书屋”的公益机构。她成为那里的志愿者，每天下班都去参加活动，直到在18岁那年离开工厂，成为一名正式的工作人员。在工友书屋，丁当和其他工人一起学习劳动法，去医院探访受了工伤的工友，还做了杂志《工友天地》的编辑，让自己的文字变成了铅字。

图源：绿色蔷薇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但她很快有了新的不满足。在工友书屋，她参加姐妹小组，和其他女工一起学习社会性别，分享彼此的故事。隔着一道门板，外面是其他的男性工友在讨论社会新闻。

姐妹小组的活动结束后，丁当想让女工们也加入外面的讨论，却发现气氛突然变了。在门板后，女工们话很多，可出了那个空间，有时女工刚刚说两句，就被男性工友打断了，“女孩都不太敢说话”。

她意识到，女工需要一个属于自己的空间和舞台。2012年的妇女节，丁当举办“女工最牛”系列活动。这一天，试图逃离梦魇的小青，在深圳的劳动者广场与一群女工相遇了。

当时广场上拉着“女工最牛”的横幅，有人给小青发了《劳动法》宣传资料，一个女工在教大家唱《面包与玫瑰》。小青也一起学唱，她发觉这些歌词“很有力量”，“好像都是写的我自己”。歌词里的“灰色工厂”，一下就让小青联想到自己在工厂里遭受的不公平待遇。

这也是丁当连续举办“女工最牛”活动的出发点：让大众听到女工自己的声音。在此之前，她常常看到媒体报道“厂妹”，把女工和一些莫须有的猎奇故事联系在一起。丁当想，为什么我们一定要被人代言？女工应该主动发声。

“话语权”成了采访中她强调的关键词。2015年，一家为女工和她的孩子们服务的机构——绿色蔷薇在深圳落地，“话语权”也贯穿于绿色蔷薇的各种活动里。在绿色蔷薇，姐妹们自己写歌，打工的苦被写进了歌词，她们也一同创作戏剧，站上戏剧舞台，表演自己辍学、被家暴、怀胎生子的经历。

一出名为《她们说》的戏剧就是这样创作出来的。最初的舞台是在绿色蔷薇的活动室里。一个女工躺在舞台的床上，扮演一个刚刚流产的女人。这时丈夫回来了，发现她没有做饭，也没洗衣服，抱怨说：“不就流个产吗？又不是生小孩，怎么这么娇气啊。”

这是女工朱朱的真实经历。试演结束后，观众席上的姐妹们“哭得很厉害”，她们继续分享自己的故事，有人家里重男轻女，有人被家暴。这些经历被收集起来，不断丰富戏剧的素材。

艺术之外，女工也有自己的知识生产。她们多次开展调研，主题是关于生育保险、家暴和流动儿童。疫情期间，她们从设计访谈问卷、访谈工友开始，花半年的时间调研了疫情对流动工人的影响，最后形成报告和政策建议。

“女工真的能提出非常切实的建议，有时候学者提出来的建议可能是不切实际的。”和她们一同开展调研的曹昂，现在是中国农业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老师，她还发现，女工更容易在访谈时与对方共情。“她们会围绕相同的困境聊得更深入，也更细致。”

共同创作与表达所产生的力量，最终回到每一个女工身上，成为她们丢失已久的自信。

丁当和姐妹们/南风窗记者 郭嘉亮 摄

在绿色蔷薇，小青感受到的始终是鼓励。第一次参加妇女节活动，其他女工拉她一起跳《挣脱枷锁》的舞蹈，她带着紧张的心情上了台，最后发现这里“真的没有人会笑话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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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慢地，小青的胆子大了起来，“把那些紧张的东西全部放下了”。那时她在幼儿园做生活老师，中午午休的空闲，她戴着耳机反复地听《手机戒指》，学习跟唱。她喜欢唱姐妹们自己创作的歌，后来也参与了录歌。

小青原本觉得“录歌”听上去很遥远，像是“学过音乐知识的人才懂”。进了录音室，里面也都是她没见过的东西，她好奇架子鼓，还有电脑屏幕上显示声音高低的线条，“像做检查的那个东西”。

录完第一首歌，她知道了声音该从哪个鼓点切入，每个字该唱多长。小青意识到：“都是可以学会的，只不过是没有那种机会让我去学习。”

她不再觉得自己是没用的人。回想起干农活的日子，那时候她天天卖菜，算钱算得比谁都快。如今她已经找到一种方式，去反驳过去受过的冷眼：“你来跟我干农活，看你干不干得过我。”

让对话发生

从2013年开始，卜卫就在关注丁当举办的妇女节活动。她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的研究员，长期从事发展传播学相关的实践。卜卫发现，要让一个群体建立起自信与链接，他们自身的文化是一个很好的切入口，因为文化紧密地联系着他们的生活，“尊重他们的文化，才是真正地尊重这个人”。

在绿色蔷薇，姐妹们交流独属于她们的文化，而走出机构，她们还要在更大的世界去表达、去对话。

2014年，丁当去参加一个性别与发展主题的学术会议，带着当时女工工作坊里生产的帆布包，在现场被“一抢而空”。一个学者发表了有关富士康工人的研究，丁当听了，感觉有些内容和自己的观察不符，就直接在会上讲了自己的看法。会后，有十几个人都来找她聊天，因为她的发言“补充了另一个新的视角”。

与外界的交流有时也存在壁垒。2024年9月，丁当去新加坡参加一个学术会议。会议是全英文的，发言人的报告、PPT、会后大家的讨论，用的都是英语。丁当没有学过英语，只能临时找了一个实时翻译软件，“大概知道一些信息”。讨论环节，她找到现场的中国人帮忙翻译，能听懂别人在说什么，但她自己很难加入对话。

这让丁当反思“知识”的流动方向。要和学者对上话，她需要学会他们的语言，比如“资本”“价值”“建构”，才能把女工的知识体系翻译成大家能够理解的话语。而那次英语会议更是让她直接地感受到了困难，“它不会因为你没有学过，就给你配一个翻译，你必须自己去学”。

绿色蔷薇女工社企产品/图源：绿色蔷薇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对于其他仍在打工的姐妹而言，学习更为困难。丁当因此感受到，活动的开展到了一个“瓶颈期”。姐妹们可以利用闲暇写歌、排戏、调研，那么，能不能让现在的姐妹夜校更进一步，大家一起来编写一本教材？又或者，绿色蔷薇还能不能有更多的“小青”“丁当”？

“培养一个人很难”，与外界的碰撞也始终存在。一个导演曾经找到绿色蔷薇，希望能拍摄会写作的女工，丁当从中感受到一种刻板印象。“也不是所有姐妹都会写诗，但是一个普通的人身上也有很多珍贵的东西。”在丁当看来，一个喜欢哲学、文学的人，与一个喜欢养花、缝纫的人没有什么差别。最后她们没有接受与导演的合作。

实习生婉盈认可这一点。她常常给绿色蔷薇的姐妹们拍视频，在她的镜头里，一个女工麻利地给玩具充棉，用针把缝好的布挨个翻面，熟练到能闭着眼睛干活。因为她长年干这行积累了不少渠道，姐妹们叫她“周老板”，还会找她拿货。婉盈很佩服，“她一个小时做500件，一个月最高能赚七千块钱”。

有时候，实习生与姐妹之间也存在观念上的差异。曹昂从2014年开始认识丁当，后来也在绿色蔷薇开展过社会性别的讲座。刚刚来到绿色蔷薇时，她也抱着一种期待，想要用自己的性别知识去影响和改变姐妹，让大家都能实现性别意识的觉醒。

要实现这种期待很困难。曹昂逐渐发现，很多姐妹参与讲座，也分享自己生命中那些不公平的遭遇，但她们有时也很难走出过去的思想框架。有的姐妹很想生儿子，有的则因为生了儿子压力很大，“要给他买房买车”。

绿色蔷薇的空间内部/图源：绿色蔷薇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她们被困在一种结构里。一个女工生了女儿，婆婆因此倒掉了准备好的一筐鸡蛋。有女工被家暴，但是她舍不得孩子，不愿离婚。也有女工知道，自己即使离婚也会被家人逼着再结婚，她问大家，离开这个男人，怎么能保证下一个男人不家暴？绿色蔷薇之外，世界仍然坚固。

曹昂后来学会了一种开放的态度。她不会强硬地追问姐妹“为什么不这样做”，而是更多地去倾听她们的故事。她也会和姐妹分享自己的观点，“她会看到你的生活和她不一样，就像种下一颗种子”。

2022年夏天，绿色蔷薇出了第一期播客，访谈了女工范范。范范分享了自己从辍学到打工的经历，还提到她很爱唱歌，在节目的最后弹唱了一首《苹果树花开》。播客录了近一个小时，婉盈当时对它没有太高的期待，“太长了，大家可能不会听完”。

2023年8月，绿色蔷薇的青少年戏剧从深圳罗湖开始巡演。演出开始前，丁当和几个姐妹在舞台上热场。丁当问，大家想听谁唱？唱什么歌？

“范范！”一个声音响亮地从婉盈身后传来，“《苹果树花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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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黄茗婷

值班主编｜吴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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