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报道“就业退潮最终由大学生承受——资深HR:从业三十年,没见过这么凶险的局面

发布日期: 2021-09-28
来源网站:www.wainao.me
作者:
主题分类:劳动者处境
内容类型:深度报道或非虚构写作
关键词:就业, 大学生, 公务员, 学历, 学生, 毕业生
涉及行业:
涉及职业:白领受雇者, 青年学生/职校/实习生
地点:

相关议题:青年失业, 失业

  • 中国18-24岁青年失业率攀升至历史高位,失业率每上升1个百分点,18-24岁青年失业率就会上升4%个百分点,额外10%的应届毕业生失去饭碗。
  • 2022年已签约毕业生的平均月薪比前一年跌了12个百分点,学历贬值严重,许多名校硕士毕业生也会因为第一学历被卡。
  • 就业市场上的学历贬值,大学生失业是长期问题,需要10年以上时间才会回到供不应求的状态。
  • 大学生进入社会后很难改变第一份工作的节奏,之后想翻身很难,经济危机时进入职场的大学生,终其一生收入都会比自己的学长姐低10%-20%。
  • 就业形势严峻,许多学生需要在去向调查上造假,签协议或者报灵活就业对他们来说没什么损失,纯粹是卖给学校一个面子。

以上摘要由系统自动生成,仅供参考,若要使用需对照原文确认。

7月15日,中国官方公布最新一期失业率数字。在6月,18-24岁青年失业率进一步攀升,从18.4%迅速爬升,来到19.4%的历史高位;与之相反,25-59岁的主体人口失业率,反而从5.1%回落到4.5%,基本回到本轮疫情前水平。

过去3年数据显示出一个规律:总体失业率每上升1个百分点,18-24岁青年失业率就会上升4%个百分点,更会让额外10%的应届毕业生失去饭碗。由刚出社会的年轻人承担经济下行的代价,似乎已成为了“客观规律”。

反差的数据还有很多。长期追踪毕业生薪资数据的智联招聘,5月发布报告称2022年已签约毕业生的平均月薪,只有6507元人民币,比前一年跌了12个百分点。同一家机构针对全年龄白领员工的调查却显示:员工薪资在一、二、三线城市都有0.5-3%不等的增幅。

艰难的情况也发生在上海年轻人身上。长达2个月的封控结束后,大量企业濒临倒闭,人们预想中的“集体开润”没有发生,反而是各区房屋租金以每月5-15%的幅度疯涨,挤压着年轻人微薄的收入。社交媒体上每天都有人抱怨:疫情防控之下自己没钱了。但上半年全国居民存款金额却增加了10.33万亿元。

Jessie 今年7月刚刚退休,此前她是一家外资餐饮集团的区域人事总监。“我做 HR 30多年了,企业、猎头、中资、外资、地产、工厂、造船、学校、保险、餐饮都做过。从来没有见过今年这么凶险的就业局面。”她说。

Jessie所在的企业,每年都会招收一部分管培生。“前几个月要下餐厅,工资水平也比较低,所以过去我们校招的主要目标都是普通本一。”Jessie说:“2015,2016年的时候,外企工资越开越低,他们(毕业生)已经不理我们了;比较优秀的毕业生也会先选欧莱雅、宝洁,或者百威这样洋气一点的公司。” 据Jessie介绍,到今年发出的Offer几乎清一色来自 QS100 和985高校。

Jessie说,最让她感慨的是就业市场上的学历贬值。“我自己做HR知道学历很重要。学历影响你第一份job,第一份工作又给大部分人的事业轨迹定调。所以我女儿之前不想读研究生,我和她大吵一架。但那时候(2015年)你读个硕士回来,立竿见影工资4000变7000。如果本科学历差的话,有个名校的硕士基本上五百强企业面试初筛是没问题的。”Jessie说:“但(根据今年的招聘情况),两年前你宁波大学进来没问题,现在你宁大本科+浙大硕士都会因为第一学历被卡,等于这两年研究生白读了。”

“之前看新闻说亚非拉有些国家通货膨胀,大家拿着钱出去抢米抢面包,还觉得它们不识大体,方便奸商投机倒把。” Jessie说:“现在发现就业升学带来的恐慌一样,就算读研两年之后工作不好找,学历也通胀了,大家还是会拼命去考研考博,怕自己落下,学历通胀就更严重。”

根据教育部公布的数据,2022年全国共有1076万本科毕业生,相比10年前的608万扩充将近一倍;至于硕士研究生录取数,则在不到5年时间便翻一番来到110.2万人。与之相对,中国每年新增人口数量则在过去几年跌至1000万的新低,按照现行50%的分流目标,届时大学毕业生数量会如同过山车一般,迅速回落到300-400万人的区间。

“会不会意味目前大学生失业是短期问题,长期还是会舒缓的?”歪脑记者问。Jessie并不认同这样的判断:“这是一个长期趋势,需要10年以上时间就业市场才会回到供不应求的状态,但大学生再怎么啃老,也不可能靠家里之城这么久。”

Jessie接着说:“很上进不断等待机会的人是有,但大部分学生进入社会后就会适应第一份工作的节奏,之后很难改了;这也是很多企业招管培生都只要应届生的原因。第一份工作不理想,之后想翻身很难的。”

歪脑记者提及美国的经济学研究:经济危机时进入职场的大学生,终其一生收入都会比自己的学长姐低10%-20%”。Jessie打断说:“不用说到美国那么远,文革时候被拖去上山下乡的老三级,有多少人是善终的?”

Sharon 2020年辞去了自己在二线互联网企业的业务工作,回到北京的母校做辅导员。“我当时嗅到互联网发展有些到头了,加上三天两头需要往内蒙跑,就动了回学校的念头,”Sharon说当时自己进到面试现场的时候,差点哇一声哭了出来:一份辅导员工作,来竞争的不仅有拿国奖的同学,还有一看就和面试官熟得不得了的应届生。

千军万马过了独木桥,Sharon没迎来想象中的“躺平生活”。“过去跑业务的时候累的是劳其筋骨,恶其体肤;等做了这份工作是精神折磨。”Sharon说,“一开始,我很热情想帮他们找到属意的工作,但发现自己几年前的经验完全不灵了;好人没当成,学校就要求辅导员在‘去向调查’上施压学生,转眼就要做坏人。”

“我自己关系很好的一个学妹(下称K),大二暑假的时候已经拿到网易有道的实习,大三那年在字节工作时,带教职员基本上明示她可以留下来转全职。”Sharon介绍说:“所以等到她今年春招拿到某一线电商公司的offer后,我就建议她尽快拒掉剩下的offer,给自己留个好印象,也给别的同学留下机会。但没想到上海疫情之后,就被毁约了。”

Sharon不愿意谈及K的现况,不断强调自己好心办坏事。“我也有关注新闻,看到国家对互联网行业政策在放宽,觉得今年它们应该会多招一些人。但实在没想到疫情的影响会那么严重。” Sharon说:“现在看到仅存的一些内推消息都会先给K,但她没有再回复过我了。”

除了K被毁约,Sharon又一次意识到就业形势严峻,源于她4月协助自己的“师兄师姐”(注:负责大四年级的辅导员同事)“统计”学生毕业去向。在内地大学,学生就业率是评核大学学生工作的“硬指标”。

提到自己的工作,Sharon说自己和“师姐”通常一个红脸,一个白脸,逼学生在去向调查上造假。“师姐她们比较有权威,真的会拿卡政审、卡档案之类的事来威胁,我们主要就负责安抚学生。” Sharon说:“其实签协议或者报灵活就业对她们来说没什么损失,纯粹是卖给学校一个面子。但今年他们真的都是惊弓之鸟,害怕协议签下去应届生身份就没了,不能考公或者在大城市落户。”

大飞2015年本科毕业,那年李克强提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双创”概念,鼓励全民,尤其是大学生加入创业潮。大飞看到了机会,但囊中羞涩,加上“没有尽力一搏的勇气”,于是选择加入当时风口正盛的风险投资(VC)基金,选择的是同样处在风口的“教育赛道”。

工作6年,他所在的基金同时获得一线教育企业和地方母基金的青睐,发展迅速;大飞本人也从最初的研究员,升职为投资总监。但去年7月公布的“双减政策”却令整个行业一夜间崩溃,最直接的反应是,大飞所在机构的微信公众号过去几乎每日更新,去年9月之后就只有一条孤零零的“七周年庆祝”图片。

“其实我身边的朋友都觉得我很惨,但我自己早有预料。”大飞说:“做我们这一行本来就是要跟着国家政策和风向走,风向对的时候你能赚到别人赚不到的钱,现在政策变了,你也没有什么好怨言的。”大飞和记者炫耀说,自己在“双减”政策推出之前,其实已经被基金当作合伙人(编注:投资机构中的最高职位)对待了,之前的一些投资退出后他能够获得交易产生的股权收益,虽然没办法实现“财务自由”,但存款也够自己休息几年,加上北京上海和老家都有房子,“还愁什么呢,反正该赚的钱我早就赚够了。”

记者向他请教双减政策对就业市场的影响时,大飞坦言说如今接近20%的青年失业率很大程度上源于对教育行业的打击。“前段时间流行说做题家,其实很多大学生毕业之后也没什么工作能力,只能教大家做题。国内适合高学历的工作本来就有限,现在把教育行业打掉,它们当然就只能去灵活就业开滴滴了。”但他也提到说:“如果你是4-5年前入职的老师,大多都培养了一些销售和运营功夫,过去几年行业扩张很快,他们升职的速度也比你们(指海外)快2-3倍,有了管理经验要跳槽到其他行业并不难。”

“其实从2019年开始,民营教育就已经有衰弱的趋势了,尤其是疫情爆发之后,各地线下培训大部分都停了好几个月,有经验的老师都趁着那个时候往体制内走。”大飞回答说,“剩下的也没办法,在中国这么卷的地方,如果不会看形势,那也是适者生存,被淘汰也没办法。”

小炜来自中国东部省份,四年前在外省985大学修毕硕士。会计专业的他原本已获得一家民营上市房企的高薪Offer;后来仍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参加家乡的公务员“省考”,一考即中专业对口的省直机关编制。

和众多民营房企一样,当初招录小炜的公司也陷入经营困难,过去12个月经历了两次大规模裁员整并。不过,小炜并没有想象中“劫后余生”的感慨:“即使我在房企做财务,也可以跳槽的,公务员虽然稳定,离家人朋友近,但几年下来少赚了60多万,有得必有失。”

他表示不理解如今毕业生对体制内工作的痴迷,认为有很多“不适合体制内”的人盲目考公,只是在浪费时间。“我看有些人在小红书上收藏什么《人民日报》高级词汇:不要说“形成了”,要说“拓宽阳光大道”,然后用在自己的申论里,我都觉得尴尬。”小炜说:“我自己其实一直以来挺‘反贼’的,但是懂共产党那套政治逻辑,高考和考研政治都拿高分,申论也很简单。那些小朋友找不到工作来考公,感动自己,给自己洗脑说体制内从说话到办事都高大上,实际上我们对这些套话都烦死了。”

小炜所在的省区,过去4年平均录得6.5%经济成长率,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今年公务员考试报名人数依然比小炜当年,上升了65%。“我觉得你不适合做公务员,可以试下其他的工作,经济再差也不至于完全没饭吃。或者不要好高骛远想拼选调,进省直机关,基层要混其实也混得开。”他说。

受经济下行影响,今年上半年全国地方财政收入同比下跌12.7%,和“卖地收入”挂钩的政府性基金收入更暴跌29.7%。地方政府支薪困难、已发奖金被追回的新闻屡见报端。无独有偶,小炜所在省份的省会和第三大城市,土地财政依赖度都超越了80%的警戒线,被问及是否担心财政困难影响自己时,小炜的回应颇为淡定。

“其实很多炒作的人对体制内不了解,以为是铁板一块,但实际上是像包菜,核心圈子和外围的待遇是不同的。”小炜解释说:“解放军和省直、市直机关的公务员这些就是菜芯,这三四年就是正常过日子,没听说有什么影响;网上很多人说疫情折腾公务员,其实也就是(本地)有疫情爆发的时候会限制出市,然后机关里面开会、做文件比较多,穿防护衣下基层和我们关系也不大。”

“再往外一级就是社区街道这些基层部门,还有学校老师这些完全吃财政饭的事业单位,确实比较辛苦。但这几年党建工作下基层,加上疫情后越来越重视网格管理,所以他们只会累一些,但收入还是有保证的”。小炜说:“但是医院、报社这些原本就要自负盈亏的就比较惨了。比如这两年的医保拨款一直在减,医生待遇变差,很多时候开不了贵的药还要被患者家属骂。负责帮政府投资做白手套的城投企业原本待遇很好,每年奖金都发四五个月,现在也只有基本工资了。”

“你去看历史,90年代下岗潮损失的都是工人,有几个厂长最后混得差的。公务员只占体制内十分之一,省直机关公务员只占公务员百分之一。接下去为了省钱,之后肯定会有人下岗,但肯定不是我们。”小炜说。

编辑 删除 返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