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时间“摸鱼”等于抢劫老板，这样的想法从何而来？

近日，“江苏一公司下班检查手机使用时长”登上微博热搜。江苏一网友发文称自己所在公司发通知，让人事下班后挨个检查员工手机使用时长，“这个关系到之后还能不能继续留公司。近年来，多起公司监视员工的新闻引起过热议。为防止员工上班时间“摸鱼”或泄密，公司安装监控摄像头、监测厕所使用时间、软件使用情况的情况屡见不鲜。

电子监控员工（既有使用摄像机的直接监控，也有通过软件进行的间接监控）已经成为了一种全球性趋势。美国《大西洋月刊》资深编辑与撰稿人埃伦·拉佩尔·谢尔（Ellen Ruppel Shell）发现，随着技术的不断成熟和成本的不断下降，从DNA分析到眼球扫描，一系列越来越复杂的设备和技术让雇主具备了监控能力，也让对员工的电子监控在大多数行业中迅速发展。在首次出版于2018年的《工作：巨变时代的现状、挑战于未来》一书中，她援引一项美国的调查指出，2/3雇主会监控员工访问了哪些网站，近一半的雇主会监控员工的键盘输入。为了了解员工在工作场合外的行为，12%的雇主会关注他们的个人博客，10%的雇主会关注员工的社交网络账号。

虽然涉嫌侵犯员工隐私，但仍然有许多雇主认为监控员工有益且有必要，它的正当性很大一部分源自一种根深蒂固的道德判断：员工在工作岗位上就应该一心一意工作，偷懒摸鱼是可耻的，甚至可以说是在抢劫老板。对工作时间的绝对把控与“员工的时间属于老板”的观念息息相关，但这一观念绝非亘古有之。探究这一观念的形成史，我们会发现一种在农业社会形成的工作伦理依然在深刻影响着我们，并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不断深化。用监控手段敦促员工努力工作看似对雇主有利，但种种研究揭示了，毫无意义的工作和日益严苛的监管手段会给雇主和员工带来双输的局面。

“你现在的时间是我的，我花钱不是养闲人的！”这是几乎所有打工人都会在偷懒摸鱼时遭遇的道德训斥——这句话甚至已深入人心到老板无需亲自说出口，就足以在许多人心中敲响警钟。它背后的逻辑是，员工的时间不属于自己，而属于支付了工资的老板，员工如果没有在工作，其实就是在抢劫老板，让老板支付的费用付诸东流。不过，美国人类学家大卫·格雷伯（David Graeber）提醒我们注意，“一个人的时间可以被另一个人买走这个想法事实上相当诡异。”

要追溯这一观念的源头，我们或许需要从农业革命谈起。从1万多年前开始，在亚洲、非洲、大洋洲和美洲至少11个不同地方，人们开始种植作物，这标志着人类社会开始从狩猎采集社会转变为农业社会。在工业革命前漫长的农业社会中，农业技术和生产力的发展时常跟不上人口增长的脚步，英国人类学家詹姆斯·苏兹曼（James Suzman）指出，资源的恒久短缺让人们养成了以神圣化视角看待粮食短缺和未雨绸缪的习惯，这种思维方式也深刻影响着当今经济生活的组织方式。

同样重要的是，农业社会改变了人与自然的关系，这种变化也反映在人际关系中。在农业社会中，自然/文化、野生/驯养开始有严格区分，人们必须在土地上投入劳动力才能在未来获得生活必需品，人和自然的关系不再是分享，而是交易。在苏兹曼看来，农民倾向于将自己与土地的这种“债务关系”扩展到人际关系，他们虽然还会在直系亲属或核心亲属之间相互分享，但除此之外的分享被界定为一种交换，而且常常是不平等的交换。“在农业社会，没有免费的午餐，每个人都要工作。”

因此我们有充足理由认为，农业革命不仅发明了工作，而且让“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工作观深入人心。苏兹曼指出，在化石燃料能源革命之前，除了少数贵族、富商、将军和牧师之外，几乎所有人都相信努力工作和报酬之间存在明确的对应关系。“工作创造价值”的原则在古代欧洲、中东、印度、中世纪基督教、儒家哲学中均占有重要地位。直到今天，“吃白食”或“躺赢”依然是最能激起人们愤怒和不公感的行为之一。

格雷伯指出，购买他人时间的概念起码需要经历两次观念跳跃才能形成：首先是把“劳动力”和工作者分离开，即建立劳动力的市场机制；其次是把劳动力倒进统一的“时间容器”中。1967年，英国历史学家E.P.汤普森就现代时间观的起源问题发表了《时间、工作纪律和工业资本主义》（Time, Work Discipline, and Industrial Capitalism）一文。汤普森认为，时钟和怀表的普及与18世纪末开始的工业革命同步发生，彼此促进。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越来越多的人离开土地进入工厂，在配备了钟表的工头监督下工作，并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将统一工作小时货币化理解的时间观念。人们放弃了“根据执行特定任务的需要而对时间进行组织”，而是开始适应资本主义生产节奏决定的抽象时间。

这种全新的时间观还带来了职业道德的变革。马克斯·韦伯早已指出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关联，格雷伯认为，清教徒中的加尔文派禁欲主义中较为激进的分支是这种全新时间观的极致体现。这种时间观逐渐渗透进整个基督教世界的中产阶级群体，18-19世纪，从英国开始，松散随意的、忙闲交替的工作方式越来越被认为是一个社会问题。中产阶级开始认为，穷人之所以落入贫困的境遇，是因为他们不够自律，没有时间观念。而在另一方面，工人为了争取改善工作条件（特别是缩短工时），在与工厂主的斗争过程中也开始采用“工作时间”和“自由时间”的说法，这也潜移默化地加强了一个社会共识，即当工人“进入上班时间”，他们的时间就属于“买下”其上班时间的老板了。

19世纪末至今，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特别是消费主义的壮大，再一次形塑了工作观。19世纪90年代，安德鲁·卡内基等美国工业巨头及其经济与政治盟友开始宣扬“财富福音”：创造财富与繁荣的并非劳动而是资本，当资本“集中”后，在正确人的正确管理下，生产率提高将大大降低商品价格，提高全社会的生活质量。“财富福音”先是成功地说服了美国民众，然后说服了全世界民众，使人们逐渐相信繁荣的真正创造者是雇佣者而非广大被雇佣者，地位的象征不再是生产力，而是消费力。与此同时，管理革命进一步剥夺劳动者的自主性与自尊——由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勒（Frederick Winslow Taylor）发明的科学管理法竭尽全力追求效率，工作者成为了机器的延伸，机械地执行工作流程。

如果将劳动者当作机器，将工作视作塑造品格、锤炼自制力的途径，就难怪一些雇主会认为员工必须被强迫才会好好工作。但格雷伯提醒我们，工作恐怕是人性需求——和过度工作相比，什么都不做或不能做给人造成的伤害才是更深的。德国心理学家卡尔·格鲁斯早在1901年就发现，婴儿在第一次发现自己的所作所为能对这个世界产生可预测的影响时（无论这种影响大小如何、对婴儿本人有无益处），都会表现得异常开心，此后一代代的心理学家都证实了这一发现，即人类在觉察到自己对周围环境的影响力时才真正地意识到自身的存在，建立起自我。实验同时也表明，婴儿如果先是发现和体会到了影响世界的快感，而后突然被剥夺了这项能力，他们会感到愤怒，拒绝配合，并出现某种紧张性精神症特征的自我封闭倾向。这种精神状态被心理学家称为“失去影响力而引起的心理创伤”（trauma of failed influence）。在格雷伯看来，这正是许多人在职场中备受挫折和精神折磨的原因：

2013年，格雷伯应媒体邀请发表了《谈谈“狗屁工作”现象》（On the Phenomenon of Bullshit Jobs）一文，做出了一个引起轩然大波的论断：20世纪后半叶至今诞生了无数新行业和新岗位，但激增的工作主要出现在行政领域，它们在事实上对世界的运行并无正面影响（甚至有可能带来坏处），且工作者本人也认为自己的工作毫无意义。这篇文章引发了广泛讨论和争议，格雷伯继续深入研究这个话题，最终拓展成《毫无意义的工作》一书。他在书中援引一些调查数据和他本人的计算得出结论，世界上大约有略超过一半的工作是毫无意义的狗屁工作，而狗屁工作带来的一个严重负面后果就是对工作者的精神暴力。

格雷伯发现，“大量狗屁工作从事者非常困惑于自己的感受，不明白为何这份工作让自己感到如此一无是处甚至感到抑郁。”如果你的工作本身就已经是狗屁工作了，还要被雇主密切监视，“假装在工作”使得抑郁甚至屈辱感更甚。这正是“失去影响力而引起的心理创伤”的典型场景，正如格雷伯所言，“工作是有目标的，或者说本该是有目标的。因为你必须在工作，所以你被迫假装在工作，这种感觉令人备受屈辱。”从事无意义的工作本就让人沮丧地意识到自己对世界和他人无法产生影响，被迫在这个工作岗位上假装工作则是“无意义”的叠加。

“如今世界上（富裕国家自然包括在内）的大部分人，从小就被教导着要努力工作：工作被认为是他们影响世界的方式，工作获取的报酬证明了他们的努力，证明了他们的付出是有意义的、是对世界产生了影响的。当有人问你‘你是做什么的’，你立刻会觉得他是在问‘你是做什么工作的’。许多人都谈到了，当他们逐渐发现自己的工作其实就是拿钱但不做事的时候，心里会有极大的沮丧感。”

这种“无法引发后果”带来的痛苦表现在工作者的身心健康与自尊遭受严重打击，让这个人的创造力和想象力逐渐走向枯竭。工作者因长时间被毫无意义的工作绑定，其休闲时间通常是碎片化的、难以利用的。有一种说法是，既然我们无法在工作中找到意义，那就在业余时间里自己创造意义吧。但在格雷伯看来，已经被毫无意义的工作击溃的人其实也很难在生活中夺回自主性了，他甚至认为这是社交媒体发展壮大的重要原因，我们大多不再有从事严肃智识活动的精力，而是用肤浅的社交网络来填补空虚。

从最功利的角度来说，监控员工、逼迫员工时时刻刻投入工作，对雇主而言其实也不是一件好事。谢尔援引相关研究指出，监控员工会极大地增加工作压力，导致员工对工作的疏离，降低他们的工作满意度，并传达出“工作的量比质更重要”的观念。英国人类学家迈克尔·费舍尔（Michael Fischer）和萨利·阿普林（Sally Applin）认为，工作场所的监视将迫使员工根据机器（监控设备）的要求调整自己的行为，这会侵蚀人们的主观能动性，削弱他们的独立思考和行动能力。心理学家霍华德·韦斯发现，工作时间内人们大约会有25%-40%的思考与工作无关，但雇主也不应对此反应过度，因为胡思乱想其实是帮助我们补充能量的重要途径，从长远来看，这反而有可能会提高工作效率。反之，如果员工意识到自己的一举一动都处于监视之中，会感到自己不被信任，其工作效率会降低。“事实上，在工作中‘作弊’的人经常都是为了报复信任的缺失，”谢尔写道。

格雷伯提醒我们注意，当假装忙碌没有意义，人会被紧张感包围，变得任性和有攻击性，因此，在没有价值产生的办公室里，精神虐待和心理战往往最容易产生。他认为，当今的职场是社会学家林恩·钱瑟的日常生活施虐受虐狂理论的绝佳运用场景：在明显权力不对等的环境中，施虐方为了巩固统治地位不折手段，受虐方为了获得永远都无法获得的认可百般挣扎。但令人尤为心酸的是，职场和SM游戏的关键区别在于，身为受虐方的员工没有一个“安全词”能叫停虐待游戏。

在生产力和工资同步增长，员工、雇主和政府相信彼此皆有义务保障对方的繁荣与福祉的时代，员工或许曾有过制衡雇主的能力，但自1970年代末新自由主义改革浪潮逐渐席卷全球以来，员工和雇主之间的权力关系发生了转变，员工再难对雇主喊停，因为这意味着一个退出雇佣关系、朝不保夕的危险前景。在经济下行、工作不稳定性进一步上升的当下，保住工作的重要性变得空前之高，抱怨工作无意义、假装在工作无意义或许是一种“矫情”，但我们至少应该记住，一个能促进社会中大多数人福祉的职场环境可以是怎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