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在系统里的外卖骑手 需要更好的制度管理

[ 通过近两年的实地采访，与近百位外卖小哥深入交谈，作者杨丽萍试图在《中国外卖》中还原出一件件黄马甲、一个个蓝头盔背后，外卖行业的真实情况，以及一个个鲜活的人的人生经历。 ]

2020年武汉疫情期间，作家杨丽萍就将目光投向了“逆行者”之一的外卖小哥。疫情结束后，她在杭州、嘉兴、上海等地的外卖站点深入调查，前后采访了近百位来自全国各地的外卖小哥，完成《中国外卖》，这也是国内第一部聚焦外卖小哥群体的非虚构写作。

杨丽萍在媒体工作近30年，一路从记者做到家庭期刊集团总编辑。在《家庭》杂志工作的经历，让她对小人物的命运尤为关注，先后写出了《生长在心中的向日葵(3.030, -0.03, -0.98%)》《快递中国》等作品。

尽管如此，《中国外卖》的采访却是她感到最难的，主要是采访对象各种“不配合”。外卖小哥“像沙丁鱼一样”在城里来去匆匆，他们的时间就是金钱。而杨丽萍的访谈非常细腻，当被追着问诸如“绕来绕去找不到路怎么办”“客户电话打不通会不会被罚款”等问题时，有人觉得是在浪费时间，有人觉得她“很烦”——生活从来就是如此，有什么好说的？

不知被拒绝了多少次后，杨丽萍终于用尊重和共情打动了外卖小哥，有人开始愿意停下来向她敞开心扉，甚至还把她邀请到出租房看他们真实的漂泊生活。为了深切体会外卖小哥的悲欣，她还租电动车跟着他们一起送外卖。正是通过长达两年的深入采访，她才发现，“困”住他们的不仅仅是平台系统算法。“《中国外卖》是我写作生涯中最重要的作品，虽然采访和创作非常艰辛，但我觉得很值。”

写《中国外卖》之前，我和朱晓军老师合著过《快递中国》，情不自禁地会关注外卖小哥这一人群，2020年初武汉疫情发生后，大家更加意识到外卖对生活的重要。所以当时《北京文学》月刊社社长杨晓升约朱晓军老师再写一部快递小哥生存状况的书，朱老师因为在美国探亲回不来，我自然就接下这个任务。

记得那天是农历大年初三，也是武汉“封城”的第五天，我和数亿同胞被隔离在家里，当时望着窗外寂寥的街巷，偶有外卖和快递小哥骑车匆匆而过，想着正是小哥们冒着生命危险为老百姓(33.180, -1.32, -3.83%)和医护人员搭建起一道生活补给线，就觉得他们是平民英雄，“最可爱的人”。

那天我开始打电话采访，但发现之前认识的有些快递小哥改行跑起了外卖，纠结一番后，还是写了他们的故事。写到两万多字时，觉得应该调整角度，放下快递集中改写外卖。因为那时我查到一组数据，“截至2019年年底，中国餐饮外卖产业规模突破6500亿元，消费者约4.6亿人，占中国城镇常住人口的53%”。反映快递的作品已有多部，但有关“亲密的陌生人”的外卖小哥，还一部都没有。

要写一本书，过去采访快递小哥时积攒的那些人脉远远不够，我就在媒体和网络上找线索。我当过20多年特稿记者，找到他们也不难，在抖音和今日头条上找到了刘海燕、王涛，通过媒体报道联系上赵盈盈、王建生、李帮勇、阿龙。接下去就是顺藤摸瓜，每次采访完一个小哥，都会问他周围或认识的小哥有没有什么故事，他们也会推荐，所以采访到外卖领域首位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宋增光，又通过他找到他的父亲、舅舅和表弟，他们也在做外卖。找到宋北京后，我又采访了他的两个哥哥；找到胡超超后，我采访了“外卖兄弟连”的其他兄弟……

也有几位小哥是我通过平台找到的，如从小哥做到调度、站长、区域经理、上海城市经理的李伟，杭州西湖区饿了么站点站长李飞。李飞那个站点非常大，有100多名小哥，通过采访我知道了谁年纪最大，谁最小；谁是“单王”，谁靠做外卖翻了身，脱了贫，买了房；谁是“刺头儿小哥”，单跑得好、有个性，爱给队长出难题。

但是真要采访到他们，却不太容易。对小哥来说时间就是金钱，占用时间就等于“劫”了财路。他们很多人还觉得送外卖又不像当了高考状元，或者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那样，是特别光彩的事，不愿意被宣传被关注。有些平台也不希望小哥和媒体过多接触，制定了一些限制，采访吃“闭门羹”是家常便饭。一次上午9点，我拨通一位小哥的电话。“你谁啊？找我干什么？我又不认识你！”他睡意蒙眬，有点生气。老实说我是上世纪80年代参加工作的，后来当编辑部主任、主编、集团总编辑，很少碰到这样的遭遇，一度还挺沮丧。后来又想，我打电话约小哥采访，跟“推荐一个新楼盘”“推荐一只股票”“你需要贷款吗？”之类的电话有何区别？他们为何要牺牲宝贵的时间见一个陌生人？

而且非虚构写作还和一般新闻采访不同，要有情节，有细节，有人物，有背景，有欲念，有冲突，有感受，每次少则两三个小时，多则十几个小时；一次采不透就两次，两次不行就三次，有的要五六次甚至六七次，这必然会耽误小哥跑单和休息，有人就不耐烦地问：“你怎么反复采访，难道我还没有讲明白？！”他们觉得这就是日子，没什么好说的。

我采访的第一位外卖小哥，前后联系了很多次，录音长达十多个小时，整理出来就有十几万字，但最后没写进书里。为什么呢？一是他不大诚实，虚构了些许情节和细节，我毕竟写过几十年特稿，真话假话还是区分得出来的。二是后面采访的故事更有代表性和意义。可以说外卖也是个江湖，什么样的小哥都有。

来自安徽蒙城县的楚学宝是我特别喜欢、特别有共鸣的一个人。当时在咖啡厅，面对面坐下时我们还是陌生人，聊着聊着就像老相识似的敞开心扉。他讲跑外卖的艰辛，生存的艰难，借贷的压力，婚恋的烦恼，对家乡儿女的牵挂，对年迈父母的惦念。他也说小时候家穷的经历，别人上学背书包，他只能用装大米的编织袋，村干部家水缸里有只死老鼠，也被说成是只有六七岁的他干的。他那句“穷就是你的错”，我觉得特别扎心。可以说，楚学宝对父母、家人没说过的话，都跟我讲出来了，离开的时候大家就真的成了朋友。

昆山的王计兵给我的印象也很深。他本身是诗人，读过很多书，很有教养，是为了体验生活来跑外卖，他真的是不管多忙都会接受我的采访，每次都不厌其烦回答我的问题，还给我详细讲以前下河捞沙和恋爱的经历，采访他的时候我觉得特别开心。

其实很多外卖小哥都是一个人漂在城市，虽然他们每天接触很多人，但真正能够谈心的很少，非常孤独。当有一个人很真诚地坐在对面，很真切地关心他们，了解他们的生活状态，他们也感觉到你的理解和善意，加上本身也有倾诉欲望，就很愿意跟你聊。

少数人和我熟了，还会允许我走进他的私密领域。宋北京把我带到了三兄弟住的出租屋，这是我少有的经历，书里也写了：“地上乱放着外卖箱、电饭煲、炒勺、装有空瓶的塑料啤酒箱，还有横七竖八的电线，铁床对面两个床头柜并在一起，上边堆放着保温杯、剃须刀、敞口的纸箱、充电的手机、挂面、小纸盒……临阳台门的茶几上摞着没洗的碗筷和三个喝啤酒的玻璃杯，还有一个仰面朝天的锅盖、一把黑色的剪子。阳台上吊着洗过的衣服，鞋架上放着20多双运动鞋，墙角堆着乱七八糟的杂物。”

李帮勇受工伤后手残疾了，妻子不辞而别，他只好带着年幼的女儿一起送外卖。那天，我和他们一起回到租在嘉兴的家已经晚上9点多，进门李帮勇就忙着下厨洗菜切菜，给女儿准备晚餐。他用左手抓起鸡蛋在碗沿上磕了一下，把鸡蛋一捏，蛋黄蛋清就流进碗里，这个细节我印象特别深，因为和我们正常人打鸡蛋的姿势不一样。做饭的时候，他四五岁的女儿就搬个小板凳站在旁边看，父女相依为命的背影让我感到很心酸。

第二天早上不到七点，我又去李帮勇家了。他叫醒女儿，拿出一罐塑料装牛奶放到砧板上，一刀切就断嘴瓶，再递给女儿喝。完了拿起塑料梳子给她梳了几下头发，父女俩就匆匆出门上学和送外卖，只剩下我一人在狭小又凌乱的房间。这时我看到，卧室里昨天晚上打开的电风扇还在转——这就是男人那种粗心啊，餐桌上忙到那么晚才做好的面女儿也没动，上面还插着筷子。

我也会跟踪采访他们，有时从早上7点跟到晚上10点。我会租一辆电动车和他们一起跑单。为了照顾我，他们特意不接太多单，有时还会放慢速度等我，结果是自己送单超时。不过他们跑得飞快时我就跟不上了。哪怕我跟着跑的单子是就近的，一般跟着跑两三单也就吃不消了。

那天我采访李帮勇，从下午4点半见面，到晚上9点多和他一起回家，我一直在他取单的广场那边站着，很累很疲倦，最后实在站不住了才找一个地方坐下来，继续观察周围那些外卖员，他们怎么等餐，怎么接餐，周围车流和人群如何。

去年9月，《人物》杂志发表了《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的报道，讲平台算法系统导致的劳资矛盾，文章发表后社会反响特别强烈。北京市人社局劳动关系处副处长王林为了了解外卖小哥的真实工作也去送外卖，12个小时只赚41块钱，晚上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很心酸”。看到这个新闻，我觉得王林只赚这点钱非常正常。刚开始送外卖都是不赚钱的，就连“单神”楚学宝，他那么能吃苦耐劳，那么拼命，最初一两个月收入也非常少，有一段时间还差点不干了。王林要是能干上三个月，路越跑越熟，车越骑越快，收入自然翻几番，没准还能成“单王”。

我自己跟着跑单下来的感受是，他们真的一直处于奔跑状态，非常辛苦。其实“骑手困在算法系统”只是劳资双方不平等的现象之一，只不过媒体曝光后大家知道了，外卖小哥还遭受了很多别的不公正对待。

平台、商家、客户和外卖小哥之间是四边形的关系。平台和客户是强势的，商家也不弱，只有小哥是弱势，被挤压在底层，动不动就要挨板子，差评要被罚款，超时要被罚款，连刮风下雨请假也要被罚款。有些客户还会提无理要求，比如让他们扔垃圾，否则就打差评，小哥也只能忍气吞声。

还有很多差评简直就是霸道。王建生有肢体残疾，有一次送到餐后对方一看就骂：“妈的，你一个瘸子！你知道自己是瘸子还送什么外卖？”随手打了个差评。阿龙因智残，表情不好看也被差评罚款过。你说顾客点的是外卖，又不是小哥，凭什么要求他没有残疾？他能像健全小哥那样按时按点送到已经不容易，干吗要难为他呢？

还有的小区不让外卖小哥进，客户非让他们送到家，否则打差评。有些几十层的高楼没卡乘不了电梯，或停电时住在几十层上的客户懒得下楼吃饭，为赚那几块钱的送餐费，小哥要爬几十层楼，结果因为送这一单，后面有几单超时也要被罚款。

可以说，采访中接触到的种种现象，让我感到压抑和不公，对小哥充满同情，要为他们鸣不平。他们遭遇的如此不公平，平台和商家知道吗？美团因强制商家2选1被罚34亿元，但有没有平台或商家因以强欺弱、压榨小哥而被重罚呢？我不知道。

我在采访中也了解到，媒体曝光了算法系统的问题后，不管是美团还是饿了么，都做了相应调整，升级安全系统优化规则，国家也出台了一系列灵活就业群体的权益保障政策，加强了监管，可以说很多不公平的现象得到明显改善。宁波一位小哥就说，平台规定，基于卫生方面的考虑，小哥可以拒绝带客户的垃圾下楼。

暴雨天超时，被降薪扣钱方面的改善尤为明显。上海一位城市经理李伟就说，天气恶劣的情况，他不会像有些城市经理那样下达保数据的指令，而是站在骑手角度思考，叫骑手确保人身安全，能送则送，不能送不要强送，超时也不罚款。有的站长骂骑手超时，李伟发现后会跟站长说这种做法是不对的，应该主动帮助骑手跟客户解释下雨可能会超时，不能催骑手，越催越急，越容易发生交通事故。李伟还说，人心都是肉长的，要换位思考。

我听后感到欣慰。不管是平台、站点还是商家，都说要“以人为本”，什么是“以人为本”？其实就是把别人当成人，也把自己当成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人性是靠不住的，要靠制度去管理。制度的制定要向普通民众倾斜，才能为民众谋福利，谋幸福。

确实，尽管外卖小哥收入不错，月收入可以过万，相当一部分人不仅没有职业荣誉感，还感到自卑，行业流动性很大，跑单两年就算“老人”，但他们是有升迁机会的，比如李伟从小哥、调度、站长、区域经理做到了城市经理，当然一部分“单王”“单神”小哥是不愿意升迁的，他们觉得一个月能赚2万，做调度只有几千块。总之，很多平台都有升迁通道，能否升迁一看个人意愿，二跟学历有关，李伟后来选拔的站长，就要求大专以上学历。

再有就是，哪怕学历不是特别高，只要不断学习，不断在领域里有突破，就会顶破外卖“天花板”。所以最后一章我专门写了“顶破‘天花板’”，写完后我也有种扬眉吐气的感觉，想着这个群体是有出路、有上升空间的，心情特别舒畅。

这两年的采访对我影响很大，至今还和很多外卖小哥保持着联系，一看到有人送外卖，情不自禁就会想起他们中的很多人。新闻里县城房价一跌，我就替楚学宝揪心，不知道他高价位时贷款买的那套房子怎么样了？上海疫情期间，我在宋增光的朋友圈看到，他做了志愿者，他母亲和舅妈先后被确诊新冠进了隔离点。这两天随着《中国外卖》出版，有人看到王计兵的故事后把他的诗发到网上，还上了热搜，一下有三家出版社主动找他想出书。出诗集是他一直以来的梦想，没想到我“帮”上了他，真的特别高兴。

这几年因为疫情，很多人都过得很艰难，找不到工作，连以前光鲜的互联网大厂也在裁员，有人可能比较悲观。但外卖小哥身上最打动我的一点是，生活不论多么艰辛，他们都在很用力很努力地活着。他们中很多人，从贫困到摆脱贫困，残疾人能够找到工作，过上正常人的生活，那种人生哪怕非常普通，但闪烁的小欢喜、小满足，也无比打动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