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妈在哪，家就在哪丨流动家庭的故事

每年夏天，在深圳的流动儿童都会面临升学的问题，他们随父母打工来到城市生活，在这里接受教育，但由于受到户籍制度和积分政策的影响，很多孩子不得不选择“主动返乡”，回老家上初中或高中，有的则成为留守儿童。

由此，绿色蔷薇展开为期半年的访谈调研并撰写调研报告暨纪实作文集《我想和妈妈爸爸在一起》。本报告以专题故事的形式分析流动儿童在城市的上学和生活中面临的困难和挑战。

田心讲述她留守在家的状况、在深圳流动社区的生活，以及在流动人口学校学习的情况。这些经历背后，是一个孩子对留守和流动的感知。

曾经，她们是甘肃的孩子、四川的孩子、湖南的孩子；今天，她们是牛始埔的孩子。但明天，她们又会变回甘肃的孩子、四川的孩子、湖南的孩子。

爸爸妈妈在她3岁时候就离开了老家甘肃庆阳，有2年的时间，她很少见到爸爸妈妈。想爸爸妈妈的时候，她会找来他们的照片看，“我很久没有见过妈妈，就很想妈妈”。电话中，她会经常叫爸爸妈妈回家，但是“他们答应回来也一直没有回来”。

田心5岁的时候，因为哥哥出意外摔伤，家里的爷爷奶奶没法照顾他们，爸爸妈妈商量后，把田心和哥哥童童一起接到了深圳。

“当时坐了大巴车，我奶奶给我们拿了一桶油，还有一些东西，让我们带到深圳。坐大巴车一共用了两天，每次都有一个站有公共厕所，让休息10多分钟，上个厕所后再走。”来深圳的路上，田心很高兴，因为“能见到爸爸妈妈，能和爸爸妈妈在一起了”。

留守在家的孩子，他们的照顾和教养责任就落到了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等长辈身上。在老家的时候，田心的日常生活由爷爷奶奶照顾。但让她烦恼的是，没有人帮她洗澡，洗头发也没有人帮她。最重要的是，在爷爷奶奶家，没有人陪她。她也很苦恼有时候会被爷爷骂，“上幼儿园时，有三四次迟到了，然后不能进去，我都被爷爷骂了一顿”。

每当这些时候，她就特别想念爸爸妈妈。终于，在路上颠簸了2天以后，她和哥哥童童到了爸爸妈妈工作、生活的城市——深圳。他们的到来，也让家里发生了一些变化。

爸爸妈妈刚刚到深圳的时候，都在电子厂工作，生产手机屏幕。因为田心和哥哥的到来，妈妈辞职照顾他们。等他们都入学以后，妈妈每天早晨送他们去上学，然后去附近的小工厂找临时工做。小厂的待遇远远不如大厂，不买各种保险，按小时计酬，时薪只有10元钱（此为2017年时的待遇，小厂时薪只有10元，大厂可能时薪达到17-18元）。

后来，无意中，妈妈发现社区有一家专门服务流动女性及儿童的社工中心，叫“绿色蔷薇”。绿色蔷薇经常会举办一些活动，妈妈会带着两个孩子去参加活动。

后来，绿色蔷薇需要义工，妈妈也时常抽空去帮忙做点事情。再后来，妈妈就在绿色蔷薇实习，直到后来她考取了社工证成为绿色蔷薇的正式员工。

田心在庆阳的家是一座有七八个房间的四合院，有一个不小的院子。房子就在公路边，离学校也很近，学校上课下课的铃声，唱歌、读书的声音，家里都能听到。

在深圳，为了让孩子有住的地方，爸爸妈妈租了两个小卧室，在顶楼5楼，是隔出来的房间，一个月租金1400元。田心这样描述她在牛始埔的家：“阳台有灯，但是线路有问题，是坏的。厕所的门质量太差了，也是坏的。客厅放了一个冰箱，一张饭桌，其实顶多算是上面有一个木板，不过这块木板上能够放的东西还挺多的。”

田心喜欢跳舞，但是家里实在没有空间，“跳着跳着往门里一撞，往墙里一撞，往桌子一撞”。所以，大多数的时间，她只能到绿色蔷薇来练习跳舞。她有一个小小的房间，但是“放一个床都放不下，把门给挡住了”。

幸运的是，她拥有“一张小小的书桌，只不过这个桌子太小了，都不够放我的书包”。即使深圳的家没有庆阳的家那么大，但她终于能够每天见到爸爸妈妈，每天和爸爸妈妈生活在一起。

田心在牛始埔的联合学校上学，她常常吐槽学校食堂， “尤其是冬瓜，你知道我为什么不喜欢吃冬瓜吗？那个冬瓜看起来挺好的，但是仔细看，白色的虫子都已经钻到中间了。”

学校食堂的卫生不太好，洗碗的地方经常能够看到蟑螂和老鼠从旁边经过，菜里面也吃到过蟑螂屎，“吃都吃不下”，“饭堂里面不让倒饭，倒一点点都不让，校长在旁边看着，有人会倒进洗碗的地方，被校长看到也要扣分。”

她还不喜欢学校里的小卖部，“早上教室全部都是辣条的味道”，“上课的时候有人偷吃辣条，老师也不管”。学校各种运动器材不足，场地也不够，体育老师说教育部要求一周有3节体育课，但是“一个星期才有两节课，逼我们说3节课”。其实也不是没有器材，占用的课程都变成了自习课。

田心很羡慕旁边的育才学校，她和哥哥一起去过。那里有打篮球的，有健身的，还有踢足球的，各种各样的运动的场地和器材都有。但是她去不了育才学校那样的公立学校，“我不是本地的，积分不够，去不了那样的学校。”对于这些流动的孩子，“积分”对他们来说有非常特殊的意义。

积分在家庭和社区中也是经常被提出来讨论的，因此，他们会经常谈论和想象自己的未来到底会何去何从。正如美国教育社会学学者安妮特·拉鲁（Annette Lareau）在《不平等的童年》一书中所说：“对贫困家庭，对经济问题的讨论不仅很公开化而且还经常出现，孩子们很清楚家长能付得起什么，不能付得起什么。”

田心还不喜欢学校的一些老师，她吐槽老师在厕所抽烟，因为教室里面贴了禁止抽烟，抽烟罚款50-500元。还吐槽自己班的老师不好好讲课，上课还看电视，“不然哪有那么多自习课”，“他不想来上课，他只想去看电视，那个声音都放出来了，我们都听到了”。

老师还暴力体罚同学，有一个同学上课不认真听讲，但是他成绩考得特别好。老师用铁尺在他手上打了一道很深的伤口，流了很多血。而这样的暴力并不是偶尔发生，“这种打人的情况很多”。

公办学校免学费，而且只需要交一点点的钱，资源也很多，老师的学历各方面都要高一些，很多老师是大学、研究生毕业。近年来，深圳在基础教育上投入颇多，其招聘高学历人才担任基础教育的老师的信息屡上新闻。但民办学校和公办学校的差距是很明显的。

学校的老师流失率很高，不断地换老师，对孩子们的影响显而易见，“有些老师的教学方法我比较喜欢，但是有时候学生在课堂上吵闹会把老师气走。换了别的教的不好的老师，我就很讨厌，上课就不愿意听课。”有时候即使想好好听课，但是，“我附近都是上课玩的同学，各种各样的声音，太吵了。”

田心并不太想继续在这里上学，她希望能够去一个公立学校，或者要不就回老家。因为“在这里上学，没有人能考到好的学校”。而这个消息，是她从校长、老师的聊天中听到的。这让她觉得，在这所学校上学好像没有了未来。

田心才10岁，但是她知道要在深圳上学非常难。因为升学的限制，很多孩子在上完小学（她们很多人只能上私立的打工子弟学校）后只能回到老家上学。

她解释最近思考的自己和深圳的关系：“本地人才是深圳的主人，我们只是来这里做客。本地人在这个屋子里，坐的椅子才会很稳；我们是客人，不属于这里，我们的椅子很容易倒下去。”

这是一个10岁的女孩的比喻。如果不能在深圳上学，爸爸妈妈以后可能会让她和哥哥回老家上学，爸爸会到离老家近点的地方找工作。

对于生活了多年的牛始埔，她觉得这像一个满地都是花的花园，因为小孩子特别多。但是她对于这个地方的喜爱又是充满矛盾的，她说：“我觉得这么多的中国花朵，为什么会生在这里？为什么会在这里生活？为什么我们可能不得不离开这里？”

对于在哪里生活，田心其实并不在意，她在意的是，能不能和爸爸妈妈在一起，因为“爸爸妈妈在哪儿，哪儿就是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