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为何假装上班？

许璐的这种状态已持续一周了。一个星期前，领导告知了她被裁员的消息；次日，HR沟通赔偿事宜；第三天，办理离职手续。仅3天，许璐就从一名软件行业的大厂员工，变成了无业人员。她没敢把这个消息告诉家人，除了老公和一位借住在她家，想瞒也瞒不住的亲戚。而她这么做的原因很简单：“怕父母担心。”

电视剧《小欢喜》中有这样一幕：方圆失业，为了不被孩子发现，每天假装上班，在商场、超市等公共场所游走，一待就是一天。这和许璐的境况十分相似，只不过许璐离父母较远，口头不告知便能达到目的。

被裁后，许璐难过的情绪没有持续太久，她更多的是为求职和生活担忧。“暑期是招聘淡季，工作不好找，我们还有房贷和车贷要还。”所幸，丈夫的工资可以维持二人开销，“只是存钱的速度变慢了”。

和许璐相比，朱辉的故事多了一丝“冲动”和“艰深”的色彩。刚毕业时，他来北京参加了一个酒店项目：培训3个月，实习半年至一年；项目承诺，实习期满并考核通过者会被高薪聘用。一年后，朱辉发现原本承诺的工资无法兑现，辞职离开。

朱辉来自四川农村，家里本不富裕，实习工资很低，也没存下多少积蓄。辞职后，他口袋里的钱甚至撑不起一个月的花销。“实习时，酒店起码提供食宿。离职了，我只能去网吧过夜，或者在前同事值夜班时，睡在他们宿舍。”刚开始，朱辉的午饭还有荤菜，没过几天，他就变成了“素食专业户”。即便如此，他也没和父母说起自己的窘况。“他们离得远，帮不上忙，何必让他们担心？”

这期间朱辉一直在找工作，但缺乏求职经验的他接连被拒。直到第十天，他实在撑不住了，找表姐借了500元。他不是没有动过回老家的念头，但还是想在北京闯一闯。直至再过半个月，朱辉找到新工作才和家人说。“后来我知道，我借钱的时候我爸妈就知道了。他们特别着急，还以为我被骗了呢。”

教育部数据显示，2022年高校毕业生有1076万人，同比增长167万，毕业人数创新高。国家统计局数据表示，从5月份开始，城镇调查失业率连续两个月下降。虽然从总体来看，二季度我国就业形势呈现改善趋势，但是青年人就业压力仍然较大。

来半分是浙江工商大学杭州商学院工商与人力资源管理系的教师，她认为，和70后、80后相比，当代年轻人的就业受环境的影响，职业变动较大。同时，当代年轻人成长在一个经济相对繁荣的时代，对于工作的自主性和自我实现的要求较高。职业转换的过程中，有些人冲动辞职，但彼时并未做好职业转换的准备，或者对自己缺乏清晰的认识，因此辞职后，难以找到工作。

在设计师孟依依看来，自己不算“假装上班”，毕竟不在公司工作期间，她一直在兼职。“自由职业者”，她这么称呼自己，但在他人，尤其是父母的眼中，自由职业就是没工作。她是3个月前主动辞职的，为了不被同住的父母发现，她坚持每天按时出门“上班”，按时“下班”。图书馆、咖啡店，甚至公园，都成了她的办公地点。

孟依依从小就是别人眼中的乖乖女，和父母没有秘密。她的第一份工作加班多，工资低，同事之间勾心斗角，她不堪其扰，半年后选择裸辞。本以为父母会理解自己的选择，没想到爸妈大发雷霆，责备她“吃不了苦”。孟依依这才明白，在父母的眼中，工作稳定才是王道。当她这次辞职从事自由职业时，非但没有和父母说，反而装出还在上班的样子。

“假装上班虽然有经济压力，但不用担心父母打击自己。”不过，孟依依也会时常陷入焦虑。“兼职具有不稳定性，有时很忙，有时好久都没有工作，赚不到钱。”

和孟依依相反，刘然十分肯定，父母不会因离职责怪自己。但当她决定考研二战，辞职备考后，依旧没有和爸妈说。“我不想让他们失望”，刘然说，第一次考研时，爸妈全力支持：衣服有人洗，吃饭有人做，除了学习，什么都不用她操心。然而，结果并不理想。刘然不想旧事重演，没有期望就不会失望，她决定默默努力。

记者采访发现，家人是年轻人选择假装上班的主要因素。“怕家人担心”“父母不支持”“不想让爸妈失望”……表面上看原因各不相同，实则都是家人对彼此的爱护。

“我们倡导子女和父母要多沟通。”然而，来半分表示，如果子女从小到大的决策过程中，父母经常有干涉的情况产生，很难接受子女不同的观点，这时年轻人会倾向于不将工作状况告知父母，而是自己解决。“不论年轻人选择哪种做法，都存在一定合理性，没有好坏之分。”

对于职业转换，父母能否接受，能接受到什么程度，来半分认为，这和父母经历紧密相关。“一些观点较为传统，特别是经历过下岗潮的父母，可能对工作的安稳和保障更为看重。”对于子女失业与否，父母的态度不是一成不变的。“如果能够让爸妈觉得，儿女现在的生活很好，大部分家长会慢慢放下成见。”

虽然假装上班的生活很艰苦，但朱辉并不后悔自己的选择，这甚至更坚定了他对家人“报喜不报忧”的想法。“爸妈真的很容易担心”，之后换工作，他都是待工作稳定后，再告诉父母。如果能回到从前，他希望自己可以“骑驴找马”，找到新工作后再辞职，以免陷入经济困境。同时多学习，提高自己应对复杂环境的能力。

假装上班仅一个月，刘然就放弃了。她本想通过这种方式减缓考研压力，不成想焦虑更严重了。在咖啡厅学习，不但每一笔花费都让她“滴血”，她还要时刻担心因在店内停留太久被赶走。她总是无法静下心，时刻设想考研失败的后果。烦躁、忧虑……她常常失眠，忍无可忍地，她最终和父母坦白了一切。“和爸妈沟通后发现，他们能够明白我的诉求，不会让我有压力。”刘然说，告诉父母真相后，她心中的石头终于落地，再没有失眠过。

来半分认为，工作变动是否应该告诉父母，与家庭氛围，父母的性格脾气、父母和子女在重大决策上的相处模式等多方面因素有关。“如果告诉父母能够较好地缓解压力，就可以告诉他们。如果父母容易乱出主意，希望说服你从事不适合的职业，那么是否告诉父母，子女可以自己斟酌。”此外，父母年纪、身体状况等客观情况也应考虑在内。“年轻人如果可以独自承担压力，也可以不把压力转嫁到老人身上。”来半分表示，在个人职业发展的过程中，父母要做好参谋，且仅限于参谋。“不论何种职业选择，最终面对它的人都是自己，没有人可以代替你做选择。”

那么假装上班期间，年轻人应怎样度过呢？面对心理压力，来半分表示，要行动起来，让自己的行动落实在提升职业转化的策略上，“行动才能保证良好的心态”。

同时，要重视自己的社会支持系统，即个人在自己的社会关系网络中所能获得的、来自他人物质和精神上的帮助和支援。此外，社会支持系统还扮演了信息传递的角色，年轻人可以通过同行和朋友了解行业信息、岗位信息。“很多人没有形成系统性的自我认知。”来半分说，我们可以寻找有一定工作经验、能力较强的人，收集信息，询问他们对职业、行业的看法，从而构建一套系统性的个人职业决策方案，寻找自我提升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