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熠慧、李 璐、杨森雯 | “蒙氏妈妈”与“蒙氏育婴师”：育儿知识的本土市场化研究

摘 要：不同于以往关注育儿实践的母职研究和关注全球化的育儿知识传播研究，本文通过“本土市场化”这一框架来分析不同阶层的母亲在与蒙台梭利育儿知识的互动中所形成的不同主体，以及她们在本土情境中对蒙台梭利育儿知识的吸纳和运用情况。本文发现，不同阶层的女性在“激烈的教育竞争”和“兴起的育儿市场”所构成的本土社会经济环境中，从自身不同的经验出发，对来自西方的蒙台梭利育儿知识进行部分吸纳和利用，形成了两种不同的主体：城市中产女性形成矛盾和焦虑的“蒙氏妈妈”主体，农村务工女性则形成“不专业”的“蒙氏育婴师”主体。前者通过社群支持和“选择性吸纳”蒙氏育儿知识来缓解自己的矛盾和焦虑，而后者则通过“工具性使用”蒙氏育儿知识来完成工作和促进家庭发展。二者的回应策略也成为以蒙台梭利为代表的西方育儿知识本土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近年来，随着教育竞争和家庭生活的变迁，中国不同阶层家庭中的母亲角色受到了广大学者的关注。学者们发现，有关理想母亲的想象深刻地影响了中产阶层家庭女性的育儿实践。这些母职想象和实践包括“密集母职”(intensive motherhood)[1][2][3]、“扩展母职”(extensive motherhood)、“超级妈妈”[4]以及“经纪人母职”[5]。这些现象与“好母亲应该是什么样”的社会规范相关，对城市中产阶层的母职实践产生了重要影响。在流动的农村务工人员家庭中，学者们则发现迁移经历和阶层处境形塑了流动母亲的自我认同和母职实践[6][7]。以上研究都展现了一种有关理想母亲的想象如何作为一种社会规范来影响母亲的认同和实践。实际上，除了“好母亲应该是什么样”的社会规范，有关母亲育儿的知识和方式也在默默地影响着母亲的自我认同，但这些育儿知识的影响却较少得到关注。在这些育儿知识中，蒙台梭利具有重要影响力。玛丽亚·蒙台梭利(Maria Montessori,1870-1952)是意大利著名幼儿教育思想家，她的教育理念在20世纪初被追求科学和现代性的知识分子引入中国，以培养具备现代人格的下一代[8][9][10]。与同时代被引入中国的其他西方教育理念相似，蒙台梭利育儿知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逐渐丧失影响力，但与其他中断的西方育儿知识不同，改革开放以后，伴随着育儿市场的发展，蒙台梭利育儿知识在当代中国重获关注。20世纪80年代，蒙台梭利的作品重新被纳入教材[11]。90年代，市场推动下的民办幼儿园兴起，这些幼儿园借鉴蒙台梭利的教育理念吸引城市家庭，形成了蒙氏幼儿园产业链。截至2002年底，全国共有1000多所蒙氏幼儿园或蒙氏早教机构[11]。围绕蒙台梭利育儿知识所形成的产业链在育儿市场中占据重要位置。相比于市场中的其他育儿观念，蒙台梭利育儿知识指导下的产学结合紧密，影响较大。大量民间研究机构的兴起和畅销书的发行便是其体现。2004年，中国成立了第一家专门研究蒙台梭利教育的民间研究机构，于2011年出版发行家庭用的科学育儿畅销书《蒙台梭利育儿经》，同时开展大量的师资培训(1)。目前国内存在多个与蒙台梭利相关的民间协会和研究院，主要工作是推动行业内的信息交流、知识传播和师资培训(2)。不管是蒙氏幼儿园，还是蒙台梭利民间研究机构，都在育儿市场中推行蒙台梭利育儿知识，而这些知识也影响了大量的家庭。2021年12月10日的微博数据显示，“蒙特梭利”(3)和“家里的蒙特梭利教室”(4)两个话题标签下分别有3397.5万、2177.7万阅读量和22.2万、5.9万讨论量。不仅如此，为城市家庭服务提供商业育儿服务产品的家政公司也开始引入蒙台梭利的培训，希望培养出能够为客户提供蒙台梭利早教服务的育婴师。这些现象背后不仅包含着中产家庭对应试教育的不满，以及他们通过市场化来探寻另一种育儿实践可能的期望，也包含着西方育儿知识与本土情境的碰撞和融合，更嵌入了不同阶层女性之间的互动。为了更好地分析这些碰撞、融合和互动，本文提出以下研究问题：不同阶层的母亲在与蒙台梭利育儿知识的互动中形成什么样的主体？她们如何在本土情境中吸纳和运用蒙台梭利的育儿知识？

全球化视角是研究当代中国育儿知识传播的主要视角。该视角认为，西方发达国家的育儿知识在跨越国家边界向全球传播的过程中，影响了包括中国在内的非西方国家的育儿理念。柯小菁发现，在20世纪初，西方发达国家的育儿知识在中国追求“科学”等现代性的话语中进入中国，并开始影响中国城市家庭的女性，使她们逐渐摒弃中国传统的育儿方式，转向更为现代和更为“科学”的育儿方式[12](PP18-19)。陶艳兰对《父母必读》这一流行杂志的研究表明，该杂志记录了大量来自西方的科学育儿知识和儿童心理学知识，影响着20世纪80年代理想母亲角色的塑造[13][14][15]。蓝佩嘉对中国台湾家庭教养方式的研究发现，全球化通过两个方面发挥作用：一是全球化下生产与消费的整合、人群跨国流动的频繁、时空的压缩、文化知识流动的便利，使西方(尤其是美国)传播的教养与教育理念成为台湾“解严”后推动教育改革和亲职教育的重要资源[16](P25)；二是全球化所带来的风险与竞争，也让当代台湾父母对孩子的未来感到焦虑与不确定[16](P27)。20世纪初，教育家们将蒙台梭利的理论引入中国，背后的动力是中国知识分子对现代性的追求[8][9][10]。20世纪90年代，蒙台梭利的教育理念在中国复燃，背后的推力则是文化知识的全球流动和激烈的全球竞争[11]。

针对全球化视角的局限，许多学者转向本土化视角，更加关注个体在本土的情境下，根据自身经验对西方育儿知识进行个性化理解、部分吸纳和运用。在蒙台梭利育儿知识引入中国的过程中，便经历了该知识与中国本土情境的摩擦。不论是理论者还是实践者，都尝试在中国本土的情境中对蒙台梭利进行再阐释和运用，此过程甚至背离了蒙台梭利自身的理论原则。现有的研究表明，蒙台梭利育儿知识在中国的本土化进程体现为两个层面：一是理论层面，理论者对蒙氏理论进行批判和再造，但这些批判和再造并没有达成共识。不同理论者对蒙氏理论有着自己的理解，对于吸纳哪些观点和改造哪些观点莫衷一是[9][10][17][18](PP167-171)[19]。二是实践层面，实践者在本土情境下对蒙氏理论的具体操作往往背离蒙氏理论的核心原则[20](PP23-25)[21](PP142-144)。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都可以看出，蒙氏理论在中国的本土化过程与中国本土的社会环境相关。不论是理论者还是实践者，都深受所处的本土环境影响，并在此影响下对蒙氏理论进行部分吸纳、再阐释和情境化的运用。这些吸纳、再阐释和情境化的运用甚至背离了蒙氏理论的初衷。

以上研究都只对蒙氏理论的本土化现状——理论上的莫衷一是和实践中的背本趋末——进行了描述，缺乏对造成这种现象的机制分析。为了弥补这种缺憾，本文以本土化视角为基础，引入连接宏观和微观的机制性分析，从而更加深入地剖析蒙氏理论本土化进程中政治经济结构、个体和知识传播之间的关系。本文认为，本土化过程中理论莫衷一是和实践背本趋末的原因，不仅存在于中国本土的经济社会环境中，还存在于个体在这一环境所处的位置中。本土环境中的不同位置，形成了个体的不同经验，而个体从这些经验出发，对外来的蒙氏理论进行部分吸纳、再阐释和情境化的运用。因此，本文希望在本土化视角中引入“市场”、“阶层”和“性别”三个要素，并基于这三个要素建构“本土市场化”(local marketization)这一理论框架来分析不同阶层女性基于自身在本土经济环境中的不同经验对蒙氏育儿知识所进行的部分吸纳和运用。

正如上文所述，本文在反思全球化视角局限的基础上，从本土化视角出发，引入“市场”、“阶层”和“性别”三个要素，并基于这些要素建构“本土市场化”这一理论框架。引入这三个要素的原因在于：首先，本土化进程是在中国本土的经济社会环境中展开的，“市场”形成了当代中国最重要的经济社会环境。改革开放以来，除了激烈的教育竞争，“市场”作为宏观政治经济环境也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尤其在中国家庭育儿照料逐渐市场化的趋势下，市场的影响已经渗透到每个家庭的育儿行为之中。基于此，本文认为对于蒙台梭利的本土化进程分析中，应该纳入“市场”这一被过去研究所忽略的宏观因素进行考察。其次，“性别”作为重要的社会关系，反映着个体在本土环境中的位置，从而影响其对蒙台梭利育儿知识的吸纳、再阐释和运用。过去的研究关注的是学者和机构在蒙台梭利育儿知识本土化中的角色，忽略了个体家庭成员，尤其是女性对待蒙台梭利育儿知识的态度。缺乏性别的视角，蒙台梭利的本土化机制将会模糊不清，因此本文将“性别”因素引入“本土市场化”框架，考察不同女性在市场和教育竞争这些宏观环境中的经验，以及基于这些体验对蒙台梭利育儿知识的吸纳、再阐释和运用。再次，“阶层”也是影响个体理解和运用蒙台梭利育儿知识的重要因素。与“性别”一样，“阶层”也同为重要的社会关系，且和“性别”交织在一起，影响着个体在本土环境中的体验，以及基于这些体验对蒙台梭利育儿知识的理解和运用。缺乏阶层的视角，将难以解释不同人群对蒙台梭利育儿知识理解的莫衷一是。但目前对于西方育儿知识传播的研究，更多关注的是中产阶级女性及其家庭，疏于关注这些知识与农村女性之间的关系。本文希望将“阶层”这一因素引入蒙台梭利育儿知识的本土化机制分析中。基于“市场”、“性别”和“阶层”三个要素，本文提出了“本土市场化”这一理论框架(见图1)，来分析不同阶层女性基于市场和教育竞争等宏观社会经济环境中的不同位置和经验，部分吸纳和理解该知识，并形成不同主体的过程。

图1的“本土市场化”框架包含了以下四个内容：一是影响个体对蒙台梭利育儿知识进行本土化理解和运用的宏观社会经济环境，在框架中体现为“激烈的教育竞争”和“兴起的育儿市场”；二是两者所构成的宏观社会经济环境中，不同阶层女性所处的位置及其不同经验；三是不同阶层的女性基于不同经验对蒙台梭利育儿知识进行不同方式的吸纳、理解和运用；四是这些女性在这些不同方式中所形成的不同主体。基于以上四个内容的分析，本文希望将宏观与微观层面进行连结，从而对蒙台梭利育儿知识的本土化机制进行更加深入的分析。通过此理论框架，本文希望对目前的母职研究做出以下推进：一是通过分析育儿知识的传播以及背后所隐藏的权力运作，从新的角度丰富对“母职”的理解，即认为母职不仅包括育儿责任和实践，还包括一系列有关“如何育儿”的知识；二是引入“本土市场化”来展现西方育儿理念与中国本土社会经济环境的互动过程，从而拓展既有研究“全球化—本土化”二元框架；三是通过将宏观社会环境与不同阶层女性的微观行动相联系，从而展现围绕育儿知识背后的“结构—个体”之间的互动。

本文资料有两组来源。一组资料来源于微博上公布和传播蒙台梭利育儿知识的用户访谈。本文作者于2020年3月至2021年2月在微博上通过“蒙特梭利”“蒙台梭利”“蒙氏”“蒙氏教育”等关键词检索发布和传播蒙台梭利育儿知识的个人用户，并发私信进行访谈邀约，获得9名家长的响应。其中1名为男性，8名为女性，这些家长都在自己的微博上积极发布和传播有关蒙台梭利育儿知识的博文，同时分享自己使用蒙台梭利育儿知识教育孩子的心得。作者还加入了这些访谈对象所在的“蒙氏妈妈”微信群。另一组资料则来源于上海H家政公司。本文作者于2020年9月至2021年11月在H家政公司进行田野调查，不仅对该公司所开设的蒙台梭利早教班培训进行了参与观察，还对参加培训的14名家政工进行了长达一个半小时的访谈。访谈内容涉及对蒙台梭利育儿知识的理解、工作中的具体运用以及这些培训对家政工自身的影响。此外，本文作者还对该公司的总经理(1名)、蒙台梭利早教班培训老师(2名)和客户(20名)进行了访谈，从而了解公司引入蒙台梭利课程的初衷和公司对于蒙台梭利知识的传播和再造，以及客户对于蒙台梭利早教服务的态度和满意度。在选取的20名客户中，有10名不了解蒙台梭利育儿知识，另外10名了解和接受蒙台梭利育儿知识，她们都是H家政公司参加蒙台梭利育儿知识培训的家政工的服务对象。H家政公司2006年于上海成立，在全国各地有12家分店，是上海市家政行业“五一劳动奖章”获得单位，登记在册的家政工数量为10万。不论是从规模还是业内口碑来看，H家政公司都具有巨大影响力。该公司2010年开始进行高级育婴和母婴护理的培训，2012年开始引入蒙台梭利育儿理念，2013年开拓的“蒙氏早教班”在业内已成为标杆，是其他家政公司纷纷效仿的对象。由于目前我们在研究中发现，蒙台梭利育儿知识主要是在城市中产阶层中传播，接触蒙台梭利育儿知识的农村务工女性主要集中在参与培训的家政工群体，因此本文将家政工作为农村务工女性的代表，观察该公司蒙氏课程培训班的家政工对蒙台梭利育儿知识的吸收和运用状况。

以上两组材料发挥了相互补充的作用。微博上9名家长并非H家政公司的客户，这点可以和H家政公司20名客户的资料相互印证。微博上的家长在全国各地工作生活，和H家政公司主要在上海工作生活的客户互为补充。本文对于城市中产母亲部分的分析来源于29名家长，尤其是19名蒙氏家长；对于农村务工女性的分析来源于14名家政工，以及她们所服务过的这20名客户。受访家长的年龄在25-40岁，学历均为本科及以上，除2名为全职母亲之外，其余都为专业技术人员(包括教师、银行职员、工程师、公务员等)。受访家庭孩子的年龄在1-9岁。微博上受访的9名家长中，有5名的孩子在上蒙氏幼儿园，4位的孩子还未上幼儿园，母亲在家中主要使用蒙台梭利教育方法进行教育。受访的10名接受蒙台梭利教育理念的客户中，有2名客户的孩子在上蒙氏幼儿园，8名客户的孩子还未上幼儿园，由家政工在家中照顾。

在教育竞争推动下，一部分城市中产“蒙氏妈妈”将蒙氏育儿知识作为她们的教育理想，但更多的“蒙氏妈妈”则将其作为一种用于人力资本投资的文化资源。从接触蒙氏育儿知识的路径看来，存在三类“蒙氏妈妈”。第一类是有海外教育背景的妈妈，她们往往会从国外网络平台获得蒙台梭利的育儿知识，并在微博或微信等平台上传播；第二类是没有海外教育背景，但在微博或公众号等媒体中接触到第一类妈妈所传播的蒙氏育儿知识，或者阅读到孙瑞雪等中国教育家重新编撰的《爱和自由》《捕捉敏感期》等本土蒙氏教育书籍的妈妈；第三类是未接触一手资料或本土蒙氏书籍的妈妈，她们通常从身边的朋友或孩子的老师那里获得对蒙氏知识的认知。一部分蒙氏妈妈在接触蒙氏育儿知识初期，被蒙氏的教育理念打动，认为蒙氏书中提到的“自由”人格的培养与她们的教育理念相契合。她们从自身的成长经历出发，反对应试教育，认为这种过于干预孩子的教育会扼杀孩子的天性，希望能够通过蒙氏教育“追随儿童的想法”和“理解儿童的需求”的方式来培养孩子“自由”和“独立”的人格。但这些妈妈也受到激烈教育竞争的影响，希望她们的孩子能够在竞争中胜出。因此，蒙氏育儿知识不仅被她们视为教育理想，也被她们当作教育资源。她们相信，通过蒙氏教育培养起来的“独立”人格能够帮助孩子在教育竞争中获得胜出的“能力”。依依妈妈便表达了这种既将蒙氏育儿知识视为教育理想又将其作为教育资源的复杂心理：“我觉得接受蒙台梭利教育长大的孩子一个特别明显的特点就是他们比较有自主性。孩子也有自己非常独立的思想，每个孩子的personality是不一样的，蒙氏支持孩子自主地去开发自己的能力。”

从依依妈妈的访谈中可以看出，她既认为蒙氏育儿知识与她的教育理想相契合，能够培养“独立的思想”和“个性”，也认为这种知识能够帮助她培养出让孩子在教育竞争中胜出的能力，即“自主地去开发自己的能力”。在这类妈妈眼中，蒙氏培养孩子“独立的个性”的同时，也能够培养孩子参与教育竞争的各种“能力”。蒙氏知识既能够实现她们追求“自由”的教育理想，也能够实现她们希望孩子在竞争中胜出的愿望。还有一些“蒙氏妈妈”则对蒙氏理念并不感兴趣。她们在采访中并没有提及教育理想，而是不断强调蒙氏育儿知识作为文化资源的功能，即能够帮助孩子提高她们的“能力”，从而在激烈的教育竞争中胜出。六六妈妈购买了孙瑞雪编撰的蒙氏育儿书籍和教具，认为通过这些教具可以提升六六在数学、感官、语言(包括中文和英语)方面的能力。她对蒙台梭利的教育理念的核心原则并不感兴趣，而是在访谈中不断强调，五岁的六六在教具的帮助下，已经可以解出小学三年级的外甥女都不会做的数学题了。虽然她不希望六六通过传统的辅导班、练习册等被动接受的方式获得知识，但她仍然希望通过蒙氏教育方式和教具来提升孩子的能力，从而确保六六在未来的竞争中胜出。英英妈妈从未读过任何蒙台梭利相关的著作，但她坚持要将英英送入蒙氏幼儿园，并且还从家政公司聘请参加过蒙氏培训的农村务工女性来照顾英英。在她看来，虽然自己没有时间和精力来了解蒙氏理念，但是蒙氏幼儿园师资好、口碑佳，代表着重要教育资源，将孩子送入其中就是最好的教育投资。从上面的访谈可以看出，不论是哪种类型的妈妈，都将蒙氏育儿知识作为一种确保孩子在激烈教育竞争中胜出的文化资源。即使是那些将蒙氏知识作为自己教育理想的妈妈，也仍然希望蒙氏方式培养孩子“独立的思想”和“个性”，能够伴随着在竞争中胜出的“能力”。这些妈妈在访谈中经常提到，她们希望能通过蒙氏育儿知识培养“优秀”的孩子。“优秀”在她们的口中具有双重含义：第一重是人格层面，包括“独立”、“自主”和“自由”；第二重是能力层面，包括数学、感官和语言等方面的能力。在许多妈妈看来，“独立”和“自主”人格的形成也伴随着各方面能力的培养，而这些能力的养成则会帮助孩子在激烈的教育竞争中胜出。她们对蒙氏育儿知识的看法和期待，也影响了其在现实中对蒙氏理念的理解和运用。

培训老师小吴坚持认为蒙台梭利的育儿理念和“别的教育不一样，它非常注重训练孩子自立自强，以及自我照顾能力”，并认为这种理念“比传统教育的强制性的要求效果要好很多”。陈经理将自己描述为蒙台梭利的“忠实粉丝”，认为其教育理念“对孩子的教育特别好才开了它(蒙氏早教班)”。这些家政公司的工作人员和蒙氏妈妈一样，都相信蒙台梭利育儿知识能够培养起现代竞争所需要的“独立”人格。通过培训，家政公司将家政工打造成能够提供蒙氏育儿服务的劳动者，送入城市中产家庭。通过蒙氏育儿服务的商业外包，家政公司一方面推动着蒙氏育儿知识在城市中产家庭中的传播，另一方面也让农村的家政工逐渐接触到蒙氏育儿知识。

虽然许多“蒙氏妈妈”相信蒙台梭利育儿知识能够培养孩子“独立”的人格，帮助孩子在激烈的教育竞争中胜出，但她们在践行这套育儿理念的过程中却感到困难重重。面对激烈的教育竞争和兴起的育儿市场，她们坚信蒙氏育儿是其最好的育儿方式选择，而蒙台梭利所提倡的“独立”人格培养是她们的追求。对她们来说，蒙台梭利的育儿知识已经内化为她们的重要价值观。因此，当她们遇到实践的困难时，并不会质疑蒙台梭利的理论，而是归咎于自身，在理论和实践的重重张力之中形成矛盾而焦虑的“蒙氏妈妈”主体。“蒙氏妈妈”的特点在于围绕着“知识”所形成的理论与实践的差距，以及由此带来的“矛盾”心情。有关母乳喂养的研究表明，来自西方的养育方式往往通过“科学”名义来建立其合法性和权威，从而获得母亲的认同，形成“科学母职”[22]。“科学母职”最大的特点是专家、媒体和母亲自身参与到对于“科学养育”这一意识形态的认同之中[23](PP161-178)。在这种认同中，母亲接受了以现代科学知识为基础的养育方式[23](P170)。但不同于“科学母职”，“蒙氏妈妈”选择蒙氏育儿知识并不是出于对科学和专业权威的认同，而是出于自己的教育理想或在教育竞争中胜出的愿望。此外，她们没有全盘接受蒙氏育儿知识，而是在理论和实践的矛盾之中将知识进行剪裁和选择性吸纳，从而适应环境。如果说，“科学母职”强调的是母亲对于包裹在科学权威话语下的科学育儿方式的依从，那么“蒙氏妈妈”展现的是母亲根据自身经历对西方外来知识的改造。

“蒙氏妈妈”们的矛盾及其来源是多元的。一些“蒙氏妈妈”感到蒙台梭利的育儿原则与自己的生活经验之间存在差距，她们往往对如何在现实中给予孩子“自由”感到困惑。六六妈妈在访谈中表达了自己的困惑：“(我)过往认知结构和蒙氏之间重合度太少，所以就很难理解和迁移。”灵灵妈妈表达了自己在运用中的困难，“真正践行(蒙氏育儿)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知道这些观点和你真正的做到还有一个很长的距离”。谈及难以实践的原因，“蒙氏妈妈”们认为蒙氏育儿理念崇尚“以孩子为中心”和“强调儿童自主性”，与自己原生家庭中父母占主导地位的实际情况相冲突，自己在养育过程中会不自觉地像自己父母一样跨越边界对孩子进行干预。安安妈妈表示，自己希望能尊重安安的想法，但看到安安哭闹的时候又忍不住斥责和纠正，纠正过后又陷入懊悔。许多“蒙氏妈妈”表示，即使自己经过反思，减少对孩子的干预，但是在祖辈协助育儿的情况下，这种做法往往会受到祖辈的质疑。她们还提及，有的祖辈对蒙氏育儿方式强烈不满，认为蒙氏所崇尚的自由原则是对孩子的一种放纵，并认为蒙氏妈妈看不起祖辈“老套”的育儿方式。小小的外婆便一直反对小小妈妈将金钱投入蒙氏育儿知识的学习，认为“没用”，“乱花钱”，“不能理解”。在这种情况下，蒙氏妈妈育儿过程中往往伴随着与祖辈之间的冲突。此外，“蒙氏妈妈”们一方面希望通过蒙氏育儿培养孩子能在激烈教育竞争中胜出的“独立”人格，另一方面又为蒙氏育儿中的自由原则与应试教育中的干预逻辑之间的张力感到不安。许多蒙氏妈妈一方面希望遵循蒙氏的自然成长理念，让孩子更多地投入游戏之中，另一方面又担心孩子在进入小学之后无法适应应试的教学环境，也担心孩子的学业成绩落后于其他孩子。这种矛盾的心理加剧了她们的焦虑。依依妈妈在依依上小学之前完全按照蒙氏育儿的原则进行培养，主要陪伴依依按照天性进行玩耍，但当依依准备上小学的时候，她开始为依依和同学们在知识上的差距而焦虑：“很多时候我觉得，像我女儿现在快7岁了，还在算除法，其实很多小孩可能比我女儿小，但是比我女儿要强很多。我女儿才刚刚会背九九乘法表……我觉得可能很多小孩五六岁就已经会背乘法口诀表了……好担心我女儿在学校能不能跟得上。”

像依依妈妈这样担心孩子无法适应应试教育的蒙氏妈妈有6名，这种担心成为她们最主要的焦虑。这些矛盾和焦虑撕扯着蒙氏妈妈，让她们时常跌落到自我怀疑和自我批评之中。依依妈妈因为依依上小学之后有一段时间成绩落后于同学而有些自责，直到依依的成绩在班上名列前茅之后才松一口气。灵灵妈妈则是为自己无法平衡工作和蒙氏教具的使用而愧疚：“我对自己操作教具的评价不是特别好，因为工作太忙了，就那么见缝插针地在工作之余操作。”她不仅认为自己没有操作好蒙氏教具，还担心蒙氏育儿没做好，又把孩子的学习成绩给耽误了。从上面的案例可以看出，城市中产妈妈在与蒙台梭利育儿知识的碰撞中形成了矛盾而焦虑的“蒙氏妈妈”主体。这些“蒙氏妈妈”一方面跟随全球化的脚步希望运用该知识来帮助孩子在激烈的教育竞争中胜出，另一方面又因为蒙台梭利的育儿理念与中国传统育儿观念、家庭协作育儿模式和应试教育体系逻辑存在张力，而时时陷入矛盾和焦虑的境地。这种矛盾而焦虑的“蒙氏妈妈”虽然时常在理想与现实、理论与实践之中挣扎，但也在积极寻求解决这些矛盾和应对这些张力的策略。

虽然城市中产“蒙氏妈妈”们充满焦虑，但她们也在积极寻求应对这些矛盾的策略。策略之一就是加入相互支持的“蒙氏妈妈”社群。这些“蒙氏妈妈”自发建立微信群，在群里分享着彼此的经验和体会。在彼此支持的过程中，她们选择性地吸纳了蒙台梭利的育儿知识，从而适应家庭成员协作育儿的复杂环境以及教育体系中的应试逻辑。当群里的妈妈在蒙氏实践中遇到困难时，她们会在群里发消息求助，其他一些妈妈则会分享自己的解决经验。小张妈妈一直掌握不了用蒙氏方法教授数学的诀窍，便在群里求助。六六妈妈拍下孩子的练习视频并附上文字版的操作指南发到群里，给了小张妈妈很大启发。这个视频也在“蒙氏妈妈”之间广为流传，使许多妈妈受益。小小妈妈在群里讲述了自己的蒙氏教育与祖辈育儿理念上的冲突，小徐和小王妈妈则分享了自己如何和祖辈界定边界并进行沟通，帮助小小妈妈和祖辈在育儿理念上达成妥协。小小妈妈在和群里的妈妈讨论后，选择和祖辈进行分工，在祖辈的分工领域内按照祖辈的教育理念实施，而在自己的分工领域内贯彻蒙氏原则。群里讨论最多的，便是像依依妈妈遇到的蒙氏所崇尚的自然成长理念与中国教育体系中应试逻辑之间的矛盾。在讨论的过程中，那些“选择性吸纳”蒙氏育儿理念的做法开始在“蒙氏妈妈”中传播开来。这种做法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强调对蒙氏教具的工具性使用，并将蒙氏教具的工具性使用与能力开发、知识提升结合起来。由于蒙氏教具的使用强调通过游戏来调动孩子的主动性，“蒙氏妈妈”便将重点放在研究如何借助蒙氏教具，通过游戏的方式开发孩子能力、拓展孩子知识面。她们认为这样既可以避免过去应试教育的强制特征，又可以适应应试教育对孩子成绩的要求。在她们看来，忽略那些难懂的理念，转而集中钻研蒙氏教具的工具性使用，更能够适应中国教育体系。于是，在群里，“蒙氏妈妈”并不关心蒙台梭利著作中的观点和事例，而是热火朝天地研究如何用蒙氏教具锻炼孩子的数学能力和逻辑思维，如何用蒙氏拼读法提升孩子的语文和英语阅读水平。“蒙氏妈妈”互相分享自己如何把知识性学习和游戏相结合，寓教于乐，吸引孩子的注意力。她们还在日常生活中研究如何把蒙氏教具玩出花样，甚至还借此引导孩子超前学习小学的知识。在“蒙氏妈妈”群里，经常可以看到一些妈妈分享某些公司开发的蒙氏衍生课程。这些课程完全不提蒙台梭利的育儿理念，只是选择性地强调如何使用蒙氏教具提升学龄前儿童在数学、感官、语言(包括中文和英语)方面的能力，或让学龄前儿童通过蒙氏教具学会小学数学和初中几何的课程。这些工具性地使用蒙氏教具来提升孩子能力和知识的课程，实际上已和蒙台梭利的原著精神相去甚远，但这些课程却广为传播，被微信群内的“蒙氏妈妈”“选择性地吸纳”，成为她们缓解矛盾和焦虑以及适应中国教育体系应试逻辑的方式。

在社群里，“蒙氏妈妈”们除了通过交流经验和“选择性吸纳”来缓解焦虑，也通过分享体验来获得精神上的支持。安安妈妈认为“蒙氏妈妈”群里的朋友比家人更能理解她的苦衷。六六妈妈强调：“我自己在交流中激发了很多灵感，深化了很多理解，同时我也获得了很大认可和鼓励。”分享经验和体验的经历让群里的一些妈妈获得自信。小王妈妈会发起微信群语音通话耐心讲解如何把家里不起眼的小玩意儿改造成教具。当她看到其他妈妈在她讲解过程认真做笔记，还表示赞美和感谢，感到“非常受鼓励”，更加频繁地在群里、朋友圈和微博分享其实践心得，在评论区答疑解惑。许多群里的妈妈，都和小王妈妈一样，形成了“分享——获得认可——积极分享——收获更多认可”的循环模式。除了获得认可，一些妈妈也通过社群里其他妈妈的经验，慢慢学会了接纳自己。上文提及的依依妈妈，在群里其他妈妈的安慰下慢慢学会了不自责，而六六妈妈使用蒙氏理念来接纳自己的经验也让她深受启发。六六妈妈在社交平台上分享说：

不过，“蒙氏妈妈”社群有别于其他妈妈社群。李洁对全职妈妈社群的研究表明，全职妈妈通过孩子照料方面的公共互助，不仅建立了女性之间的情谊，还将“私人家庭”和“社区参与”进行了结合，从而将社会联系和支持提供给更广泛的人群[24](PP 10-22)。但“蒙氏妈妈”通过在社群里的交流，主要缓解自我的矛盾和焦虑。通过这些互动，城市中产女性对外来的蒙氏育儿知识进行集体性的加工和选择性吸纳。社群对于她们来说，并不完全是姐妹情谊和社区参与的纽带，而是她们对西方育儿知识进行集体性再加工的场所。在这种集体性的“选择性吸纳”中，“蒙氏妈妈”相互影响，形成一套统一的调试理想与现实的方式。这种集体行为，也对社群内的妈妈产生影响。一些“蒙氏妈妈”慢慢转变了对蒙氏育儿知识的看法。那些曾经将蒙氏育儿知识视为自己的育儿理想，在理想和现实中苦苦挣扎的“矛盾”妈妈，也慢慢放弃育儿理想，逐渐接受工具性的做法，将蒙氏育儿知识视为提高孩子能力的工具。因此，社群内的“选择性吸纳”成为“蒙氏妈妈”在本土社会经济环境中理解和运用蒙氏知识的集体行动。此外，“蒙氏妈妈”社群的影响并不完全是积极的。经验交流和分享为“蒙氏妈妈”们所提供的精神支持只是暂时性的，是“蒙氏妈妈”在中国当今经济社会环境(激烈的教育竞争和市场对蒙台梭利育儿知识的宣传)中，面对重重矛盾的个人策略。这些个人策略只能暂时缓解心理上的焦虑，却不能改变造成这些焦虑的源头。社群支持与选择性吸纳并不会动摇“蒙氏妈妈”们的认同，更不会引发她们对蒙台梭利育儿知识及其背后的教育竞争和市场推力的反思。

如果说作为城市中产的“蒙氏妈妈”在激烈的教育竞争和市场的推动下，“选择性地吸纳”蒙台梭利的育儿知识，那么来自农村务工女性则在家政公司的培训中接触到蒙台梭利的育儿知识。她们在蒙台梭利早教培训中被公司打造成“蒙氏育婴师”。不同于一般的“育儿嫂”，“蒙氏育婴师”是公司通过培训，用“蒙氏育儿知识”包装起来的“高级育儿服务”提供者。她们所进行的育儿服务，价格远高于其他育儿嫂，不仅为家政公司带来了更多利润，也重塑了自己的性别与劳动主体。这种新的性别与劳动主体围绕着蒙氏育儿知识建立起来。对农村务工女性来说，蒙氏育儿知识既是一种可以对自己进行人力投资的文化资源，也是一种帮助自己建立“自信”的文化资本。这些知识使农村务工女性从“育儿嫂”转变成“蒙氏育婴师”。

许多农村务工女性表示，培训中传播的知识帮助她们逐渐从“育儿嫂”变成“育婴师”。在她们参加培训之前，从来没有听过蒙台梭利。她们周围来自农村的姐妹，不论是年轻的还是年长的，之前都没有接触过这些知识。蒙台梭利与她们所属的阶层生活经验之间的关系非常微弱。她们之所以参加H家政公司的“蒙氏早教班”，主要是为了投资自己的人力资本和获得更高的薪资。获得更高的薪资，就能使她们拥有更多经济资源养家糊口。如果说城市中产“蒙氏妈妈”关注的是如何使孩子在激烈的教育竞争中胜出，那么农村务工女性们则更加关注如何获得更多收入来支付孩子的教育费用。学习蒙氏育儿知识对她们来说，就是一种提高收入的途径。当被问及为什么愿意花钱参加“蒙氏早教班”的培训，张阿姨回答：“(因为)工资可以多增加一点，然后自己还可以多学一点知识。技能也有了，然后自己在以后工作找单当中，更自信了。”李阿姨也回答，“学会了早教，可以试试把工资往上抬一些”。王阿姨则将培训视为一种可以帮其拿到高工资的“提高”，“把自己的各方面都提高一下，补充一下，想拿到高工资就必须得让自己丰富，什么都要会”。吴阿姨则直接用“投资”来描述对培训的看法：“想要挣钱，你不得投资自己吗？你如果说你是全能的，你啥都会，上客户家里你报的工资也高。”(DXY20210811)

被阿姨视为一种“投资”的培训，确实也帮助一些阿姨在与雇主的协商中获得更高的收入。在获得更高收入的同时，许多阿姨还收获了基于自信和自尊的“专业认同”。李阿姨表示，参加培训之前，她只是想多学一点技能，以增加工资，但是学习以后她感到自己更加“专业”，和雇主沟通也更加有底气，也更能获得雇主的尊重，“我以前带宝宝的话，可能你也会做到这些事情，但是你就不会用专业的术语去做去包装，你现在学了就好像更专业一点，让别人对你的认可度会提高一点”。张阿姨提到，在还没有参加培训之前，在雇主家总是小心翼翼，没有自信，常常感到“束手无策”，但是上完培训班以后在雇主家就感到自信多了，“感觉好像什么都不是问题了，发生什么问题我都可以游刃有余，不像以前那样不知所措”。许多阿姨表达了培训之后获得的自信。这种自信建立在她们在培训中所形成的“专业育婴师”认同。李阿姨表示，当自己有了“专业”的自信之后，和雇主也有了沟通的话题。她过去在雇主家特别害怕雇主问她一些育儿问题，现在她能主动和雇主沟通，运用“专业”的知识来拉近和雇主的距离：“有了这些实实在在的知识，很多时候在跟客户比如说面试或者是聊天的时候，包括到人家里面去护理宝宝的时候，我就可以跟她讲一些有关宝宝在某一个时期应该怎么样教育，针对什么特性的宝宝有不同的教育方法。”(DXY20210811)

以上访谈都显示，通过蒙氏育儿培训，农村务工女性的性别与劳动主体发生了变化，即从“育儿嫂”变成了“育婴师”。不论是在公司还是在客户眼中，“育婴师”和“育儿嫂”最大的不同在于，“育儿嫂”凭借自己个体化的经验照料孩子,不具备蒙台梭利这类现代育儿知识，而“育婴师”是具备科学系统育儿知识的“专业人士”。在家政公司看来，城市中产雇主对基于自身农村育儿经历来照料孩子的“嫂”始终充满质疑，只有让这些“嫂”重新学习诸如蒙氏育儿这样在城市中产阶层中具有一定影响力的现代、专业和科学的育儿知识，成为“师”，才能让城市中产雇主接受这些阿姨。培训老师也向阿姨们反复灌输，学了科学的蒙台梭利育儿知识，就不再是“育儿嫂”了，而是“蒙氏育婴师”。这种观点也被许多阿姨所接受，内化为自我认同。在这些阿姨看来，包裹在“专业”话语中的蒙氏育儿知识是一种可以用于对自身进行人力投资的文化资源。出于对自身投资的考量，她们接受了公司的“包装”。接受“包装”的过程，既是她们否定过去的劳动和性别主体——“育儿嫂”的过程，也是她们重塑新的劳动和性别主体——“蒙氏育婴师”的过程。这种过程既包含市场借用知识对农村务工女性的主体改造，也包含农村务工女性对改造的主动接受。

但通过蒙氏培训打造出来的“育婴师”真的“专业”吗？虽然农村务工女性们在市场的推动下，通过学习蒙氏育儿知识建立了“蒙氏育婴师”认同，但她们所吸纳的蒙氏育儿知识也与蒙台梭利的著作本身存在差异。首先，H家政公司“蒙氏早教班”的培训材料并非源于蒙台梭利本人的著作，而是从本土蒙氏教育家孙瑞雪的《爱和自由》《捕捉儿童敏感期》中摘出部分内容，总结成“十大特点、五大领域、四大要素、三阶段教学法、八十八件教具的使用方法”等教学重点进行教授。但孙瑞雪在书籍中主要讨论亲子互动，于是培训团队将案例换成了育婴师的上单情境说明。在这些改动过程中，培训师按照自己的理解对一些概念进行解读。不同培训师对核心概念的解读不同，甚至出现了相互冲突的情况。仅对蒙氏概念中的“引导”解释，在教学案例中就多达四种。培训师在进行5分钟的知识点讲解之后，就会有10-15分钟的案例解释，但是这个案例解释通常都是即兴发挥，有的案例甚至与知识点没有什么关系。在培训课上，阿姨们埋头记笔记。课后问起培训老师的课程内容时，有的阿姨答不上来，有的阿姨需要打开笔记才能回答。李阿姨表示自己刚开始在听课过程中“一知半解、听得云里雾里”。吴阿姨在一次课后表达，“其实也没太听清楚。上午讲的要培养宝宝的专注力啊……要我说我现在也说不好”。王阿姨表示：“有些时候我们会感觉这个东西好像用不上，有可能是我们的理解能力不够，没有就是说很正确地把这个事情给理解下来，所以运用不上。”(DXY20210811)

另外一些觉得自己“学得应该还不错”的阿姨，则在用自己的方式阐释着蒙氏育儿观点。例如培训老师在课上解释蒙氏“以孩子为中心”的原则要求在教育孩子过程中要进行“引导”。由于不同培训老师对“引导”的定义不同，阿姨们根据自己的经验理解这个概念。有的阿姨们认为“引导”是“顺其自然”“不干涉”，有的阿姨则认为“引导”是“讲道理”。还有一些阿姨对培训老师讲的理念不感兴趣，觉得“没有什么用”，而专门学习和研究培训中有关脑力开发和技能训练的知识点。在这种情况下，每个参加培训的阿姨都是在自己过往的经验基础和知识储备中，选择性地学习和理解着蒙台梭利的育儿观念。这种选择性学习和理解体现了“蒙氏育婴师”这一主体背后的矛盾：一方面，在认识上，农村务工女性在“专业”的话语中建立了“专业人士”的身份认同；另一方面，农村务工女性根据自己的经验对“专业知识”进行理解和选择性吸纳，从而偏离了“专业知识”本身，体现了“不专业”的特点。“不专业”的“蒙氏育婴师”恰恰展现了育儿市场中农村务工女性与蒙氏育儿知识的复杂关系，即农村务工女性将蒙氏育儿知识作为对自身进行人力投资的资源，在“专业”话语下建立了新的性别与劳动主体，但在对该知识的理解、吸纳和运用上却背离了知识本身。蒙氏育儿知识只是塑造农村务工女性新主体的材料。农村务工女性在塑造新主体的过程中，根据自身在社会经济环境中的位置和体验，对蒙氏育儿知识进行了挑选和再加工。

“蒙氏育婴师”的“不专业”不仅表现在农村务工女性根据自身经验对蒙氏育儿知识的部分理解和选择性吸纳，还表现在农村务工女性根据具体工作环境中对蒙氏育儿知识的“工具性使用”。与“蒙氏妈妈”相同的是，农村务工女性们也不是被动地被灌输西方的教育理念，而是根据自己的经验对这些育儿知识再阐释。不论是城市中产还是农村女性，她们都根据自己的经验和处境，选择性地吸纳了蒙氏育儿知识。如果说“蒙氏妈妈”是通过自己建立微信群，在同伴的影响下，选择性地吸纳蒙氏育儿知识来缓解自己的焦虑并适应中国应试教育体系，那么“蒙氏育婴师”则是在与城市中产雇主的互动中“工具性地使用”着她们所理解的蒙氏育儿知识。由于每个农村务工女性对蒙氏知识的理解不同，且每个雇主家庭对蒙氏知识的接受情况也不尽相同，农村务工女性往往需要根据具体的工作情景对蒙氏知识进行“工具性地使用”。虽然培训帮助农村务工女性建立了自信和专业认同，也让雇主更加认可她们，但是她们纷纷表示“理论和实践是两回事”。她们往往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将蒙氏知识放入“工具箱”，然后根据雇主家庭的具体情况进行“工具性”使用。

对于“蒙氏育婴师”来说，如果遇到不接受蒙氏育儿的雇主，她们就会选择放弃使用蒙氏育儿方式，完全按照雇主的喜好照顾孩子。李阿姨是经验丰富的蒙氏育婴师，在问及蒙氏育儿的运用情况时，她回答：“早教这一块，有的客户他比较注重，你就派的上用场。有的客户他直接跟你说你们这些(蒙氏育儿)都是中介公司骗人的，直接不让你用，你就派不上用场。”当遇到不接受蒙氏育儿的家长时，她会先了解和观察雇主的要求，然后将自己学过的蒙氏知识悬置，依照雇主的吩咐来照顾孩子。吴阿姨也提及，她遇到过一些育儿理念与蒙氏相悖的雇主，常常呵斥和强制孩子，“按照培训说的，这种方式对孩子不好”，吴阿姨说道，“但毕竟是人家的孩子，我们也不好说什么，(我)也就是在旁边听着，不敢插嘴”。张阿姨遇到一家雇主，虽然年轻夫妻没有明确反对蒙氏育儿，但孩子的奶奶却无法理解张阿姨尊重孩子独立性的做法。张阿姨根据培训老师的建议，让孩子自己拿一些喜欢的书或独自上楼梯，但这些做法却引来了孩子奶奶的不满。

但是，如果“蒙氏育婴师”遇到“蒙氏妈妈”，则会试探性地和这些妈妈们讨论培训中学到的知识。如果“蒙氏妈妈”希望用蒙氏教具来提升孩子认知水平和能力，阿姨们就会多使用教具。如果妈妈重视培养孩子的独立自主，她们就会尝试着将学到的知识运用于现实之中。汪阿姨说她上一家雇主就是“蒙氏妈妈”，她和雇主在照顾孩子的很多方面都能够达成共识，“她家还是比较支持(我的方式)”。在雇主的信任下，她运用培训所学的知识成功引导了孩子独立吃饭。雇主希望孩子养成自己吃饭的习惯，张阿姨就进行各种尝试，一开始孩子不会拿勺子吃，她就先让孩子用手吃饭。她做了一些可以抓的、软糯的糕点样食物，让孩子抓在手上吃。一开始孩子弄得身上、地上到处都是，雇主看见了也不生气。慢慢地，孩子养成了独立进食的习惯。她还将自己的这个经验分享给其他阿姨，并且总结道：“一个是玩，一个是吃，让孩子尽量培养自己的独立能力，这是最核心的。”王阿姨的雇主虽然不是“蒙氏妈妈”，但是在和王阿姨讨论过程中了解到蒙氏育儿，觉得感兴趣并且认同。王阿姨发现雇主家孩子具有很强的模仿能力。在雇主的信任下，她通过让孩子模仿的方式让其养成收拾玩具的习惯。

“蒙氏育婴师”们除了将蒙氏育儿知识当作“工具箱”、在具体的工作情境中工具性地运用这些知识以外，也会将这些知识工具性地运用于自己的家庭。虽然这些阿姨们的孩子都已经过了早教的年龄，但是她们仍然希望能够将蒙氏育儿知识运用于自己的家庭。有些阿姨在工作间歇也会将一些蒙氏知识传播给自己正在育儿的亲戚。郭阿姨在学了蒙氏育儿之后，开始质疑自己过去接受的教育，“我也感觉到其实小时候我们自己受到的教育真的是错误的”，“我孩子成绩不好估计因为当时没有用这些早教”。郭阿姨表示，以后带孙辈时一定要把这些学到的理念用来提高孙辈的认知能力和智识水平。李阿姨也表示，过几年她就要辞职回老家去带孙辈，已经用积蓄给孙辈买好了蒙氏教具。张阿姨在下单期间则经常与她的小外甥女视频，解决小外甥女在育儿中间遇到的问题。她说老家的亲戚都觉得她“专业”，遇到什么解决不了的问题经常会咨询她。许多阿姨在过年回家的时候会购买蒙氏教具，送给家里有小孩的亲戚。在她们看来，蒙氏育儿知识和教具也是对自己家庭最好的“人力投资”，能够帮助她们培养家中孩子的认知能力和智识水平，从而弥补农村家庭教育资源的缺憾。

“蒙氏育婴师”对知识的“工具性”使用，与一般“育儿嫂”对技术的灵活化使用有所不同。大多数“育儿嫂”所接受的育儿技术培训是标准化的，与儿科医学知识息息相关，往往更具有“确定性”。“育儿嫂”在学习和使用过程中往往较能按部就班，针对具体情境进行灵活化处理，甚至还会因对技术的掌握而获得权威感，得到客户的信任和依赖。但相比更加具有确定性的“儿科医学”，蒙氏育儿知识更加抽象，与具体情境之间的距离更大，再加上每个家庭的教育理念不同，对蒙氏育儿知识的接受和理解情况不同，使得“蒙氏育婴师”无法像使用儿科护理技术一样有一定的规律可行，且更难从中获得权威感。这些特点也进一步体现了“不专业”的“蒙氏育婴师”的矛盾之处：一方面农村务工女性通过蒙氏育儿知识来投资自己和重塑自身；另一方面她们在具体工作情境中则难以运用这些知识，只能根据自己的理解和经验来工具性地处理这些知识。“不专业”的“蒙氏育婴师”的矛盾也体现了农村务工女性在面对外来蒙氏育儿知识与本土社会经济环境之间张力时的能动性。

在蒙氏育儿知识中国传播的“本土市场化”机制中，虽然不同阶层的女性在本土社会经济环境(激烈的教育竞争和兴起的育儿市场)中，都根据自身经验对来自西方的蒙台梭利育儿知识进行理解、部分吸纳和运用，但来自不同阶层的她们在本土社会经济环境中的位置不同，受到教育竞争和育儿市场的影响不同，与蒙氏育儿知识之间的关系存在阶层上的差异，其形成的性别与劳动主体也不相同。这些阶层差异不仅没有因“本土市场化”机制被弥合，反而因育儿知识占有和分配的不均衡而导致文化资源的阶层分化。与“蒙氏育婴师”相比，“蒙氏妈妈”在蒙台梭利育儿知识的本土化传播中占据更加主导的位置。“蒙氏妈妈”是育儿市场的消费者，其在激烈的教育竞争中将蒙氏育儿知识作为一种文化资源主动占有和运用，而“蒙氏育婴师”是育儿市场的服务提供者，其在市场的推动下被动地参与蒙氏育儿知识的“本土市场化”进程。在“蒙氏妈妈”和“蒙氏育婴师”之间存在着育儿知识分配的不平等。“蒙氏妈妈”们掌握着更多的育儿知识，并将之转化为使孩子在激烈教育竞争中胜出的文化资源，而“蒙氏育婴师”对育儿知识的工具性使用主要为城市中产家庭提供更好的育儿服务，而较少转化为自己家庭的文化资源。在某种程度上，育儿知识分配的不平等在“本土市场化”机制中并没有被弥合，而是在教育竞争和市场的推动下不断被再生产。

此外，“蒙氏妈妈”和“蒙氏育婴师”这两个女性劳动者主体的分化，不仅体现了“照料劳动链条”上的劳动分工，也体现了教育竞争和市场推动下的女性育儿者之间的阶层分化。这种阶层分化不仅没有挑战育儿的性别劳动分工，还通过育儿外包的形式再生产了传统性别分工。对于城市中产女性来说，她们更关心的是自己的孩子能否在激烈的教育竞争中胜出。这种愿望既使她们转向蒙氏育儿知识，又使她们由于蒙氏育儿与中国应试体系逻辑、中国传统育儿观念、家庭协作育儿模式存在张力而充满矛盾和焦虑。而对于农村务工女性来说，她们更关心如何获得更多的报酬养家糊口，支付孩子的教育费用。当她们被育儿市场推动着接触蒙氏育儿知识之后，学习这些知识成为她们获得更高收入的人力资本投资。在接触蒙氏育儿知识的过程中，她们也在市场中形成了对专业性的认同，获得了建立在专业知识基础上的女性劳动者认同。“蒙氏妈妈”和“蒙氏育婴师”，前者强调从事无酬再生产劳动的母亲身份，后者强调从事有酬再生产劳动的女性劳动者身份。二者的差异源于她们不同的阶层地位。阶层地位的差异也使其在接触西方育儿知识过程中的反应不同。当“蒙氏妈妈”通过社群支持来“选择性吸纳”蒙氏育儿知识，缓解自己的焦虑和矛盾时，“蒙氏育婴师”则“工具性使用”蒙氏育儿知识来完成工作和支持家庭发展。前者处理的是自我的困境，而后者则要处理雇佣关系和应对家庭发展中的弱势地位。在蒙台梭利育儿知识的“本土市场化”过程中，不同阶层女性都面临着性别分工的困境，而她们之间的阶层分化只是将城市中产女性的困境转移到农村务工女性身上，并没有真正解决问题。

本文通过“本土市场化”框架来分析不同阶层女性在与蒙氏育儿知识的互动中形成的主体，及其在本土情境中对蒙氏观念的吸纳和运用，从而对既有的中国育儿研究做出以下拓展。第一，本研究是对既有的性别视角下育儿研究的一种补充和拓展。既有研究大多关注母职想象对女性的影响，而本文则从“知识”传播、生产、吸纳、运用和改造的角度来思考育儿知识对女性的影响，以及女性对这些知识的吸纳和运用，即“育儿知识”与女性的互动。既有研究中“密集母亲职”、“扩展母职”、“超级妈妈”和“经纪人母职”的概念，都较少涉及有关“育儿知识”对母亲们的形塑，以及母亲们对这些知识的阐释和吸纳，而本文的研究从这一层面对既有的研究进行拓展。但是本文所发现的城市中产妈妈面对西方蒙氏育儿知识和本土情境中所形成的“蒙氏妈妈”身份，并不与“密集母职”的概念相冲突。一个“蒙氏妈妈”完全可能将大量时间和精力投入育儿之中，践行“密集母职”或“经纪人母职”。因此，本文的研究并不是对既有研究的否定，而是对既有研究的补充，从另一个层面来分析女性母亲身份与知识生产之间的关系。第二，本研究也在尝试与西方育儿知识传播研究——全球化视角——进行对话。本文对不同女性与蒙氏育儿知识的互动分析发现，作为西方育儿知识代表的蒙台梭利育儿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并不是一帆风顺、线性和单向的。其对中国家庭尤其是中国女性的影响，受到了本土情境中的两个因素——激烈的教育竞争和兴起的育儿市场——的影响。激烈的教育竞争和兴起的育儿市场形塑了不同阶层女性的特有经验，使她们与来自西方的蒙氏育儿知识的互动中形成了不同的身份认同，也使她们根据自己的不同经验吸纳和运用蒙氏育儿知识。第三，本研究在“本土市场化”分析框架中所展现的蒙台梭利育儿知识本土化过程并不是一个停留在“应然”问题上的理论辩论，而是一个对“实然”问题的社会学分析。在蒙台梭利这个西方育儿知识的本土化过程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到宏观的本土情境——激烈的教育竞争和兴起的育儿市场——的作用，也可以看到微观层面不同阶层女性的积极行动。这些女性并不是被动的西方育儿知识的接受者，而是具有能动性的、根据自己的经验对西方育儿知识进行理解、阐释、吸纳和工具性使用的主体。她们在中国本土情境中对西方育儿知识的吸纳和使用，也助推形成了一种糅合了西方知识和中国本土实践的新型育儿方式。最后，本研究不仅将目光停留在蒙台梭利育儿知识影响最大的城市中产女性群体，而是通过对比接触该知识的不同阶层女性的不同体验、不同身份形成和知识加工，从而体现西方育儿知识在中国传播的阶层分化。对“本土市场化”机制中阶层分化的考察，也为我们思考如何进一步改善中国不同阶层女性的境遇提供了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