酷暑里，理想的工作蒸发了 | 谷雨

在即将过去的这个酷暑里，面试，对生于1996年的千米来说，成了一种与好友吐槽的谈资，一种发小红书的素材，和一份赔钱买卖——次均约5-10g的化妆品浪费。她乘坐的交通工具排放出的二氧化碳在进一步为全球变暖助力的同时，也没能把她带上通往新工作的康庄大道。

最常见的那种她都懒得提了，无非就是坐了两个小时地铁，发现对方连她作为设计师的作品都没看过。在这些公司里，有一家通过送给她一份小礼品（公司周边）的方式让她暂时忘记了愤怒，到家后，她才回过神来，“屁都没和我谈”。一份工作试用期六个月，只开80%的工资。一位老板在她对面抽了三根烟，悠悠地告诉她这份工作需要996。她觉得委屈，“我爸都不会在家里抽烟。”一家只有70多人的公司有六条劳动仲裁纠纷，用现在流行的话说，真下头，但她还是去面试了，最后证明本文第一段说的都是真理。一份工作买一送一，意思是说再赠送一份打扫厕所的工作，证据不百分百确凿，反正她在厕所里看见了一份贴着员工名单的值日表。哦对了，这份被她称为“恶心人”的工作也没看上她。

请注意，我们的这位求职者绝不是那种矫情的、好吃懒做的年轻人。刚进大学时，被一股成为成年人的自觉推动着，她跑去快餐厅端盘子。毕业那会，租房要一口气交一万多，她没朝父母要一分钱，全靠拼命做私活攒的钱交上了。后来她正式工作，进过大厂，工资总体呈上涨趋势。如今毕业第四年，她失业了，然后再也找不到那种所谓“理想”的工作了。

诚然，找工作嘛，就像谈恋爱，每个人都有那么一段想要掩埋的记忆，每个人都有一次“老子到底为什么和你浪费时间”的面试，这也正常。只是在这个夏天，高温让一切失落、无力、丧失尊严的感受更加强烈。电话那一端，求职者们不约而同地提到“热”。千米记得自己的内衣被汗水粘得紧紧的，她和远在南京的陈哈哈同时感受到了“地是热的”，她们一位穿着皮鞋，一位则是运动鞋。Muki记得在重庆的一棵大树下跟母亲讲述刚结束的面试时，一缕汗水顺着她的腿流了下来。济南的树桃在抵达面试地点后发现自己的嗓子被高温烧干了，“发不出声”。广州的小琳待业在家，当月最大的一笔开销是空调费。在杭州，牛牛顶着太阳骑三四公里的自行车去面试，回来的路上，一场暴雨浇下来，他一手撑着雨伞，一手拿着手机看导航，“过去被热死，回来被淋死。”

我给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的副教授王行坤打了个电话，他一直很关注与“工作”相关的话题，最近还主编了一本《“后工作”理论》，试图探讨在未来，工作会有什么样的新可能性。电话刚接通，没想到他叹了口气，先谈起身边的困境：师范类院校女生多，大家都想进体制内，僧多粥少，作为老师他常被学院施压，“敦促学生赶紧就业，非体制内的、临时性的先干起来，不要让他失业。”对就业的定义也多样起来，搞个公众号，当个UP主，哪怕你不是“何同学”，那也是找着工作了。

王行坤认为，只有工业化才能提供稳定的就业，人们在工厂的流水线里日复一日的工作。但在今天的中国和世界上的许多地方，近十年，甚至二十年新增的工作岗位都是不稳定的。想想我们的父辈一辈子换过几个工作吧。机器在很多领域取代人力，产业转移带来的去工业化、互联网经济和信息化的飞速发展，劳动力，尤其是青年劳动力 “只能被推着走到第三产业”。而在近两年的疫情里，第三产业是极度脆弱的。这种不稳定又迫使人们追求有限的、稳定的工作，例如公务员、国企员工，用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付凌晖的话说，“求职期待和现实岗位需求存在落差，也影响了青年人的就业入职。”

作为一个有些大龄的青年劳动力，1993年的陈哈哈其实没有想过要考公上岸，拥有一种绝对的稳定，她是那种相信个人奋斗决定个人命运的年轻人，外界变幻莫测，她只是拼命提升自己——先是考了专升本，又花两万多积蓄上了UI培训班，毕业时，被老师评为“班上最有前途”的她独自一人来到南京，第二天就找到了一份月薪8K的工作（注：这家公司半年后倒闭了）。那时她感觉自己一定能在南京立足。

在寻求一份UI/平面设计工作无果一个月后，她转换思路，投了一份运营岗。一大早，她到了那家公司，盯着宣传册看了5分钟后，她确信这是一家销售公司，主要工作是地推POS机。

随后负责人把她带上地铁，说要去实地勘察一下，她发出疑惑，不是招运营吗？对方回答，当你有了稳定的客户后就可以转。她打断了对方的侃侃而谈，“你可以给我低薪资，但是你不能这样骗我。”

一股无名火从她的脑袋上窜起来。求职的日子里，年龄是一根扎在她心上的刺。她的手指在屏幕上飞快地移动：“单身，未婚未孕，家里人没催，我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主，最近3年内没有结婚意向，若是入职贵公司，可签2年不结婚不生孩子的这种协议。”

稍作整理，她出发去下一个面试地。眼看着快进地铁，天气突变，一场暴雨从天而降，大风吹折了伞，她试图控制住局势，就像控制住最近失控的人生，结果手心被划了一道几厘米的口子。她形容那道伤口，“在正中间，所以手既不能弯曲，也不能张开。”到了面试的地方，她裹着湿透了的裙子，整个人都在发抖。她等了四十分钟。

面试官来了，请她做自我介绍，她刚讲了1分钟，对方打断了她，说，设计都是相通的，所以你做我们这个东西应该没有什么难度。这样吧，我把你的事情给我们老总汇报一下，回头我约你一个二面，她说好。面试结束了。

当我们把目光移到那些居住在互联网经济不甚发达的城市，学历也更差的求职者身上，他们遇见的公司靠谱程度还要直线下降。很多时候，求职要先倒搭钱。重庆的小云毕业于一家二本院校的服装设计专业，她听说不少同学去沿海城市做服装公司的公众号运营，但她在重庆几乎没有刷到类似的职位。她去过一家招瑜伽助教的公司，发现要先交7800元考出瑜伽证（可以贷款，那就要8000多）。公司号称考证后包分配工作。“愤怒”，她形容当时的感受，回家后，她成功把这家公司举报了，没过几天，她发现这家公司改了名字，继续在招聘软件上活跃着，“好像没有什么用”，她沮丧地说。一家招办公室文员的公司邀请她去面试，工资3-5K，工作内容是审查客户资料是否合格，去了之后她发现，是打电话劝人贷款（可能是劝那些正犹豫考瑜伽证的人）。

济南的树桃是一名护理专业的二本应届生，她立志成为一名营养师，却在面试中发现自己屡次和传销擦肩而过，每天定时开会传播“感谢公司、感谢经理”的那种。倒不是说工作有贵贱之分，只是苦读了四年后总希望可以做些符合自己专业能力的工作，而不是打着医学生的旗号去义诊，实际上是想卖给别人仪器；或者以营养师的名义卖各种代餐产品，其实是带着KPI目标的销售。

总之，这个夏天，理想的工作在酷暑里蒸发了。而当求职者的自身条件越弱势，理想的工作就越遥远。小云和树桃都提到，她们在招聘软件上刷到的岗位非常少。每当她们讲起曾经火速逃离有销售、甚至传销性质的公司时，我都想起当年李文星的悲剧，那也始于招聘软件。我请一位清华的大二学生注册了招聘软件，她只是简单罗列了实习经历，加上几句，“会Office全套软件，熟练PS、AI等软件。具备团队合作意识，有较强的计划能力，有好奇心和活力，有较强的文字功底。”几乎没怎么认真经营，她每天都会刷到互联网大厂的职位邀请。

寒气来临时，招聘网站先感受到了凉意。招聘网站拉勾网的创始人、董事长许单单告诉我，由于收入的主要来源是企业，因此他们正在经历一段相当困难的时期。“我们看到非常多的中小公司账号不更新了，那代表着倒闭了，或者说不招聘了。以前付费招聘的客户，今年断约的比例比往年增加了30%以上，我们打电话过去跟进，60%、70%，甚至80%的公司都说我们暂时没有招聘需求，或者说我们今年的招聘预算缩水了。大厂发布的职位数量也在比较明显地下降。无论是大的还是小的（公司），都看出来招聘需求在减少。”

从用户的角度，他也有所体察，“往往一个用户找到工作，他就不活跃了。我们看得见（今年）用户留在APP上的活跃时长，较往年是比较明显的增加。代表说找工作的天数变多了。还有一个维度是投简历数，单个用户找工作他要投的简历数比往年也增长了30%、40%以上，这一定程度上都反映了找工作变难了。”

这也契合另一家知名招聘软件公布的数据：Boss直聘在六月份重新开放注册后，迎来了一波又一波新高：二季度月活达到2650万，七月份相比六月份增长16%，日活达到历史新高（意味着很多人在反复寻找工作）。但二季度营收却相比一季度略微下降（愿意付费招聘的企业减少了）。

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千米和陈哈哈，两位设计师都被优化了。“麻了”，千米形容她四月份听说整个组被优化时的感受。毕业四年，三份工作，三次被裁， “年年干半年，躺半年”。但前两次找工作没那么难，每次都有那么三四家offer，还能涨薪20%左右。

陈哈哈不详的预感始于迟迟未能下发的年终奖，尘埃落定于手机上经典的三个字，“来一下。”老板只想给她半个月的工资，这个刚来南京时因为不敢和同事讲话而大哭一场的女孩说，“老板，您给我一个月工资，对于您来说可能也就是一瓶酒，一场饭的事，对我来说也挺多的。”她带着一个月工资回家了。

设计师，靠手艺吃饭，按理说怎么也饿不死，但千米今年接到的私活也变得充满荒诞色彩。三个多月里，一共有两个私活。朋友结婚，请她画一个婚宴门口的卡通立牌，给了一百，“其实那个活淘宝五十，我不知道她是不了解行情还是怎么着。”

一家外贸公司找她做产品图，往鞋子的图片上加货号和价格，一张五块钱，一天有一百多张。脑袋一算，一天赚五百，心动了，再定睛一看，是一块钱五张，合着每张两毛， “街边打印店都没有两毛这个单位了”。强压住怒火，把活转发到学弟学妹群里，做好了挨骂的准备，结果还真有两个人响应，一人问，五毛行不？另外一人说，四毛我就干。再把话传回去，公司没同意。这年头，谁都不容易。

在成都的就业市场，有一句打趣的话，“成都不能没有客服和销售，就像西方不能没有耶路撒冷。”毕业于本地一所双非本科的应届生Muki对此深有体会。传媒专业的她和同学们毕业后的理想工作是在互联网公司做运营，在上几届，学长学姐毕业的出路中还不乏“网易”“字节”“大厂”“MCN”“分红”这样与财富相关的字眼，理想的覆灭是她亲眼看到同届的朋友们去做了客服和销售，成为成都的“支柱”。“类似学生会主席这样老师眼里的好学生，出来做视频网站的审核，或去留学机构做课程助理。”

“最近听到有同学去做什么大客户代表，其实也是跟这种性质（销售）沾边的吧。好像他和朋友合租，自己的屋子是没有窗户的，我听着好心酸。”她没有成为客服的重要原因是她是成都人，“所以就躺平的心态慢慢找，至少找一份，打一个引号，‘正常’的工作。”

我们聊天时的八月初，Muki提到最近几次去家附近的商场吃饭，竟然感觉不到空调的凉度。如今我意识到那可能是限电的前奏。走出商场，一整条街停满了车尾地摊。这些卖咖啡的小商铺去年倒也有，但她敏锐地察觉到数量增多了，所有商家也更加用力了，每家都有精心设计的海报和logo。家楼下的冰粉去年只有一家，今年又突增了好几家。实在找不到工作时，她也在和朋友说要不要去卖柠檬茶，后来想到调味道要半个月，而夏天已经快结束，作罢了。

我所遇到的求职者中，被裁员后拿到新offer的人，没有一个获得了涨薪。当然，也有许多求职者依旧抱着涨薪的执念，那是一种对生活将继续美好的惯性期待，而破灭往往旋踵而至。几个月前，许单单遇到一位被上家公司辞退的面试者，对方提出涨薪30%，他询问理由，“其实是期望他正儿八经地回答一下”，结果对方理直气壮地说，因为互联网行业跳槽都是涨30%以上。

后来，许单单发了一条短视频，指出这种“跳槽就涨30%的潜规则”将不再存在，“工资高不是因为你能力强，而是因为行业恰好有个风口，有个泡沫，所以说风来了猪都会飞对吧？现在这个风，眼看着就没有了。”

事实是，如今能保住自己上一份薪资就算幸运，大多数人在一周又一周的失望中逐步调低自己的薪资要求。在经历了一个面试都没有的五月后，千米的期望薪资降了1K、2K，后来她豁出去了，降个4K也能接受，但她同时也发现，她去面的那些工作，应届生还能以更低的工资胜任。

对方说，“是的。”他气不过，回了一句，“祝贵司早日找到合适的牛人”。几个小时后，他想，这家公司做美妆，是他喜欢的领域，降薪2K也能接受，又问：“初级的我也想去，可以吗？”

工资反而是年轻人最能妥协的东西，我吃惊地发现了这一点。对此年轻人给出的答案通常是“降低欲望”，或者“不出门了，也没什么花钱的地方”。固定的支出是房租和社保，如果恰好刚交了半年或一年的房租，也就暂时不需要顾虑——通常在每月15号前最为焦虑，如果找不到工作，当月的社保就要靠自己了。

他们更在意公司的规模大小、靠不靠谱，也就是我们反复提到的“稳定”。毕竟入职时还蓬勃发展，没过几天就江河日下——从“靠谱”变“不靠谱”，两年疫情的经验告诉他们，一切只在转瞬之间。要善用企查查和天眼查对公司进行背调，这是找工作的年轻人们口耳相传的，也是必备的技能。

如期为打工者上缴五险一金，也是公司“稳定”的一种象征。我依稀记得自己刚毕业时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公积金和社保。但生于2000年的牛牛告诉我他对《劳动法》和公积金都颇有研究。刚毕业的树桃称那些不缴纳五险一金的公司，“猖狂”。

最常被提到的，也是最被坚定反对的，是996和单休。当然，这里存在一种幸存者偏差，不反对的人或许找到了工作，因此不会再出现在招聘网站上。应届生Muki在互联网上关注了不少讲劳工权益的博主，她也说不清身体里的哪一部分基因告诉她，“996和单休是绝对不能接受的，那一定会特别累，耗尽人的所有。”千米则说得更直接，“我不明白为什么有人可以接受。我二十啷当岁，一个人养自己就行，我可以接受降薪，可以接受公司比较次，我不接受单休，不接受996，我宁愿去开滴滴我也不接受996的打工。”在知道一家公司试用期不缴纳公积金时，她反过来告诫HR，“公司公然违法，您离职可以仲裁公司的。”对方回复，“谢谢”，她说，“客气了，都是打工人。”

小琳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是广州一家公司的行政前台，同时兼顾招聘、活动策划以及接听业务电话，经常加班，最后，她凭借自己出色的业务能力转岗到了运营。她谈起这段经历一半是骄傲，一半是教训——她每个月只能拿到3K的工资。付出和回报的不成正比让她日后再也不接受996和单休了。后来，她辞职了。这个说话声音很柔弱的女孩在电话里说，“希望我们这一代去反对996和单休之后，以后就是不卷嘛，希望职场的环境能够好一些。”

一场精彩的劳资对决。王行坤教授在网上看到过不少吐槽“00后整顿职场”的帖子，并不觉得这种“对决”在中国已经成为普遍现象，但他承认，“这种两方力量的冲突变得更多了。老板觉得你不干总有人来干。劳动者受过一些网络和社会的洗礼，维权意识在增加。以前可能没有这么较真，我觉得是一个好现象。”

许单单提到，2020年以前，互联网公司辞退员工给N+1的比例极低。“因为大家没有这个概念。但是2020年以后，尤其是2021年下半年开始，大家形成了维权意识，法律意识越来越强，所以这一波公司减员，一些体面的公司，绝大部分公司都是给了N+1的。极个别的公司要倒闭了，他们实在是没有钱了，给不起，大家就诉讼。”

王行坤提到60年代的南欧国家曾有过类似的现象，一方面，年轻人失业率很高，面临的社会压力也很大，另一方面，年轻人认识到，与其做一些糟糕的工作，那我宁愿不做。“当时有一个词叫‘出走’，就是《出埃及记》那个词，exodus。这个出走什么意思？就是说我不玩你这套雇佣的游戏了，我就逃离，它有点类似逃离。”

年轻人对996和单休的反抗，包裹着对工作产生的一种倦怠感。很多人会提到，初出社会时也经历过996或单休，但那绝没有给他们带来巨大的财富或阶层跃升，只有无尽的疲惫。他们身边也鲜少有奋斗带来正向结果的范例，反而他们常提起某位朋友，做着一份被“老板PUA的工作，不快乐”。当我问起为什么不接受单休时，很多人哀嚎着一种可能不被认为正确的价值观：每天什么都不做我就很累了。

失业当然让人焦虑，但很少有人提到工作的意义——一些人的工作完全符合最近流行的一本书《毫无意义的工作》中所说的狗屁工作，若要展开来讲，这又是另外一个话题了。

陈哈哈拒绝了两个能维持上一份薪资的工作机会，或者说，老板没通过她的面试。第一家是高级西装定制公司，“我特别喜欢，进去有一种上层社会的感觉”。第二次面试时，老板说单休，她打了退堂鼓，老板看出来了，试图激励她，“一面我觉得你挺有理想和抱负的，没想到第二次你就有点想偷懒和放松的感觉。”

第二家面试时，老板主动提到，公司有个小男孩，每天准点下班，他觉得和公司文化不匹配。陈哈哈问他，“难道这个人工作没做完就走了吗？”老板说，“做得挺出色，就是准时走有点不好。”紧接着又告诉她，“平时6点下班，你手上随便处理一下别的东西，加加班不就6点半了嘛，这都6点半了，那你再加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好了，你又有15块钱了。”

Muki在谈到自己理想的工作时，反复提到尊重。她的朋友在一家国企工作，做材料到凌晨三点，领导没有一句类似“辛苦了”的话，最近这位朋友辞职了。她向往的一家互联网教育公司最近减免了餐食费，公司的做法是由leader亲自开会告知每一位员工，还会给大家做心理辅导。而她曾实习的另外一家公司是“悄咪咪地扣”。她觉得前一家公司的企业文化，“让我有幸福的感觉，你知道把你当成人。”

找到工作也不等于解脱。在南京街头暴晒没哭，在大雨中被淋透没哭，唯独找到工作的那天，陈哈哈的眼泪不太听话。那是一个周一中午，她的手机里再也没有面试邀约了，上家面试的公司发来offer，薪资少了3K。对方请她在一个小时内回复，“后面还有14个人等着”。出租屋里只有她，室友去长沙玩了，邀请过她，她扫了眼手机里的积蓄，没去。

她又想起当年花两万多上的UI培训班，老师说，她是班上最有前途的一个，和一条俞敏洪的视频说，“如果你现在没有工作，临时找一份不喜欢的也没关系，简单过渡一下，同时不能就此沉沦下去。”

牛牛的第一份工作倒是找得挺快，老规矩，问清楚五险一金、双休，愉快地上班了。这是一个有点洁癖，朋友圈发图要精心配上滤镜和文字的男孩，他走进工区，很快注意到椅子没有头枕，抽屉和桌面也不够整洁。他的工位还没分配好，工作倒是先分配下来了，人事给他拿了台笔记本，说之后再换台式，这打破了他拿到电脑要先换好看的壁纸、整理所有软件的习惯。

更大的“惊喜”埋在入职时发放的员工手册里，上面白纸黑字写着五一休一天，国庆节休三天。他看完后，立刻给HR发信息，得到回复可以给他特批，也可以写在合同里。他听了还是觉得不太踏实，坐在工位上犹豫了两三个小时后，“我想，如果一进来就这么抵触，之后也很难做好。”然后他辞职了。

在网上，我还认识了32岁的凤梨，已婚，孩子今年一岁多。上一家公司受到疫情和购房政策的影响大量裁员，她失业了。随后在两个月的找工作经历中，有着九年工作经验的她逐渐丧失自信，她主动降薪40%，不停强调自己没有要二胎的打算，最终在八月初找到了一份设计的工作。

三天后，HR通知她，她不适合这份工作，因为她不会3D渲染，无法配合其他同事。而由于她没签劳动合同，她没有拿到一分钱赔偿，“这是我做过最错的选择。”后来，我试图和她再聊聊，但她总说自己忙于带娃，没有时间。

留在原地的人要跟失业带来的精神伤害作斗争。Muki开始了强烈的自我怀疑，怀疑自己能力不行，怀疑自己没有魄力和勇气离开成都，到北京去闯荡。但当谈起她的一个好朋友去了北京的一家教育机构做运营时，她的语气也充满悲伤，“能感受到她特别焦灼，觉得能力跟不上。有次我们成都的同学发一个冰箱堆满了的照片，她就很羡慕，因为北京合租，冰箱里都不敢放很多东西。”

“我就安慰她，董宇辉在北京也要和别人合租。”看来，新东方的沉浮故事在这个夏天抚慰了不少人。另外一些被提到的名字是Papi和罗翔，他们在成名前都曾有一段不被赏识的经历。

很多人在家过起了日夜颠倒的生活，与这个正常运转的世界错开了。Muki总是在半夜三点睡去，做梦给HR发消息说自己第二天去不了了，然后在早上九点爬起来，化妆，坐地铁，去面试。陈哈哈则是在每一个工作日晚睡早起，“大家都在工作，我心里不踏实”，到了双休日，她能一觉睡到中午。

千米吃不下饭，睡不着觉，还要面临一种不工作，或者说找不到工作带来的耻感。谈到这，她瞬间开启了北京人的话痨模式，“比如我前同事两个月前问我找没找到新工作，可能开始还聊一聊，后来觉得找不着挺丢人现眼的，就不太想说。我父母也没逼我，但就给一些是没有用的建议，要不然你就考个研。这个话没有错，但是我为什么不去考呢，我不上清华是因为我不喜欢吗？或者跟我说要么你学学摄影，你去学装修房屋设计，他又不懂，又瞎建议，其实父母也没有什么错，但就觉得很烦嘛。对象谈了一年半多，怎么说呢，有一半时间我都在失业，也没分手，也没有对我很不好，但是反过来你说他要失业了，我能高兴吗？”

唯一可行的零成本副业是当网络博主或up主。千米给自己起名为“秃头设计失业日记”，现在手机里还攒着十几篇奇葩面试素材等着发。她试过在招聘网站上发这些，得到的评论都是，“是你的问题，你的作品不好。” 只有在一个社交媒体上获得了最多的安慰，“姐妹，你懂的。”

千米的欲望一向不高。她提起刚毕业的时候，早10晚9地工作，拼命接私活，周六教小孩画画一天赚300块钱，就是为了在北京一个月可以赚够一万块钱。那是她理想的，可以在北京生活得很舒适的薪资。“房租三千多，我从来没喜欢过上万的包、名牌鞋、首饰、大几千的化妆品，我没有什么欲望，我不怎么费钱。就喜欢吃吃海底捞，养个小破猫。一万块钱我能活得很好。”

陈哈哈也说她是那种对物质没有要求的女孩，在南京，只要有8K，她就可以过上自己理想的生活。从小到大，她被父母管教得很严格，下午五点钟没有回家，父母就要打电话来催。来到南京后，她才在人生中第一次享受到了夜晚出行的自由，她觉得她拥有了对人生的掌控权。在老家，她从来不知道，夜晚的城市可以有那么多霓虹灯。

这是她为什么宁可降薪，也不愿离开南京的理由。她喜欢这座充满着历史古韵的城市，盛夏的晚上五六点钟，她常在城墙下一个人散步，高大的梧桐树为她带来一丝凉爽，“你就感觉心特别特别地轻快，觉得没有什么烦心事。那一刻就想着无论什么事情，都特别漂亮。”她也常买一杯奶茶，坐在热闹的新街口看人来人往，有时候一坐就是几个小时，“也不会觉得自己特别孤独。”她不想离开南京。

夏天要结束了，我们的主角们有人找到了工作。牛牛如愿去了他喜欢的美妆公司做私域运营，早九点半，晚六点半，双休，跟之前平薪。目前部门还只有他一个人，但他电话里的语气充满了跃跃欲试，“我干得好，有了说服公司的理由后，就可以让他给我配人。”小琳也发来好消息，新工作“目前看来一切都OK”，之前待业在家时候，她还学了一段时间的日语。

为了不让自己沉下去，陈哈哈报了一个小班网课，试图把以前学的UI技能再巩固一下，还接了一些兼职，想多赚点钱。她在微信上发来一段话，想要在结婚前攒够五万块钱，给自己一些微薄的底气。她相信自己的状态只是暂时的，8K，或者更多，“才是我的未来。”我常在朋友圈看见她发南京的晚霞，看起来，她还在自己热爱的城市奋力生活着。树桃也相信她以后可以找到更好的工作，为了那份想象中的光明，每天下班后，她回家继续学英语，努力攻克单词、长难句和阅读理解。

千米依然失业，但她的心态比一个月前好了不少。最近，她听说了两个给她带来些安慰的小故事。朋友的姥爷在动荡的年代里蹲了二十几年监狱，出来时已经接近70岁了，“但他活到了90岁，还活得很好。他同龄的很多同学都去世了。”另外一个故事来自她的母亲，“她20多岁的时候，工作也是东一榔头西一棒槌的，生完我之后还是流水线上的工人，后来被提出来坐办公室，50岁退休时也是小领导了。相当于她在我这个年纪也是相当不靠谱，但是一辈子也还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