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德海归博士诉清华大学非正常解聘案一审开庭，清华大学拒绝和解

去年6月底，本号发布了《质疑高校“非升即走”成思想钳制，留德海归博士吴强起诉清华大学》一文（后被删除，点此👉可阅读其他公众号转载），引发广泛关注。吴强博士为清华大学社科学院于2009年重建政治学系引进的第一名海归教员，然而由于种种原因，第二个三年聘期合同之间，清华大学以“非升即走”为由，对政治学界风评甚佳的吴强博士解除聘用。对此，吴强博士于2021年6月向海淀法院提起诉讼。

向清华大学这样一个官僚化的大学系统发起挑战，无异于蚂蚁刺大象。但是，前清华大学讲师吴强博士认为，掷出这个尖矛是必要的，它（法庭庭审）很可能无法敦促这家最著名的中国大学怎么善待知识分子，但至少借助法律程序完成一个天问：在一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风云下，知识分子该如何独善其身，又该如何体面地维护知识的尊严？

自2021年6月北京海淀法院受理吴强博士起诉清华大学非正常解聘教职之后，一直未有动静。直到今年4月中，北京市海淀区法院才指定本案法官为王琰，并确定开庭时间为5月15日。

然而防疫变数突如其来。8月14日，吴强的代理律师段毅从广州入京，与吴强会合。8月15日，段律师的健康码突现弹窗，当晚甚至出现黄码；期间昌平本地社区防疫人员多次电话告知，要求段律师与同住人员（原告吴强及家人）即刻起不得外出，接受上门核酸检测，至8月18日（第7天）居家观察两天。理由是7天前段律师曾在深圳福田区停留，而该区在8月13日被判定为中高风险涉疫区。

突如其来的疫情防控措施，令人措手不及，尽管已按规定进行多次核酸检测，仍是无法消除黄码。在与海淀法院沟通后，法院同意将开庭时间延后两天，即8月18日下午，地点仍是海淀区人民法院山后法庭。

用“如临大敌”形容法庭对本案的戒备等级，并不夸张。庭审被安排在海淀法院山后法庭。通过了一道比机场还严格的安检之后，当事人被要求除庭审相关材料外，其他物件包括水都不能随身携带。

在法庭之外，原告方（包括律师）的手机电子设备被单独锁进小铁皮柜。庭审期间，所有通讯信号被屏蔽。法庭内除了四周天花板上安有球形监控摄像头，还密布十台录像设备，庭内有两名专职摄像在工作。

下午2点正式开庭前，三名全副武装的法警突然正步列队而入，其中两名分别在书记员和法官助理两侧坐下，另一名女法警则走入旁听席，在唯一的一名旁听（原告家属）边上正襟危坐。每过半小时，另三名法警进来交接轮岗。庭外甚至有两名身穿999制服、手提急救箱的急救人员静候待命。加上两名法官和一名陪审员，一名法庭书记员和一名法官助理，本案仅法庭内配备人员就已达到十五六名之众。

这个俨然重大刑事庭审阵势，让段毅律师大为惊讶。他表示在从事劳动纠纷近40年的律师生涯里，尽管不乏引发数百名工运的敏感事件，受到今天这番“礼遇”，尚属首次。惊诧之余，猜测法院与被告清华大学方面如此严阵以待，或是联想到去年6月初发生的因不满被解聘、复旦大学姜文华手刃系党委书记命案，因而进行的过度防范？

原告方原清华大学讲师吴强博士指出，清华大学在其第二个合同即将到期之前，虽有约谈提及吴强在合同期内未能从讲师升到副教授职称，可能不予续聘（即采取“非升即走”），但从程序上，校方并未依照合同规定的送达正式不续聘通知。这期间，正值吴强本人因病在清华大学校医院（校内）住院并接受手术，但校方从未派人前往探视或当面送达通知。

吴强表示，清华在其第二个合同即将到期之前，按规定每年三月份进行职称评定，当年却被意外取消（推迟到年底），导致在他失去了当年进行职称评定的最后一次机会。对此，系领导一直含糊其辞，多次表示想办法予以其他安排，并且在第二个合同结束后，系里也继续给他的私人邮箱发送院系工作邮件（直到2017年6月）。

以上种种明示和暗示，致使吴强认为自己与清华大学的关系并没有正式解除，而是处于待岗状态。除了没有被安排教学工作，他被允许保留有清华校内的青年教师宿舍；之后的科研工作状态也没有改变，吴强一如既往继续从事做政治学研究和社会运动观察，也从未离开清华大学另谋他职，而是一直在等待校方给予一个说法。

清华大学方则坚持，双方签订的是国家机关的人事合同，非劳动合同，因此对原告方提出的解约补偿不予支持。其次，清华大学方坚持已将不续聘通知送达，并向法庭提交了快递单第一联（发件方存档）复印件以及经办人的证词——这被原告吴强方面驳斥为单方面证据，而缺乏必要的第三方快递公司的送达确认、签收证明或回执等证据。

对此，清华方又补充了一份5分钟的录音证据，表示次年（2016年5月）清华大学社科学院时任人事处长李颍打电话给吴强（李在吴不知情情况下单方面做了录音），吴强在电话里表示“我收到通知了”，由此证明吴强收到通知。

原告方对这一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是对这一偷偷录音想要证明的“吴强收到不续聘通知”这个目的提出了截然不同的意见。在这段录音里，李颍并未明确指出具体的通知，而接话的吴强误解为系里其他谈话通知，表示收到；当李颍提及“里面有说明怎么办理离校手续”时，吴强在其后立即多次地、明确地做否定回应“没有没有，没有收到离校手续这样的通知”。

值得一提的是，在法庭上有个环节是向对方出示证据原件。清华大学代理律师向原告吴强出示了时任清华大学社科学院人事处处长李颍的工作笔记本的某一页工作日志，李在上面记录了当天与吴强通话情况。

该工作日志页上，除了被复印下来作为呈堂证供2016年5月6日李颍致电吴强的那部分记录之外，吴强注意到该页下方还有几行字，其中一句是：“XX部指示：此人不得在教育系统任用。”

吴强表示，尽管已经猜测到，自己在清华大学的去留可能被看不见的手左右，但是，当亲眼看到这一行字时，仍觉得触目惊心。他在法庭上刚一表述对此证据的看法，即被法官打断，斥以“与本案无关”。

庭审最后，王琰法官询问是否愿意调解。原告方提出两个调解方案，一：清华大学重新续聘吴强博士，可以不在教学岗，比如安排图书馆管理员或其他行政岗位；或者方案二：原告吴强博士向清华大学索要因未履行合同义务造成经济损失和补偿金的60%。

诚然，向清华大学这样一个官僚化的大学系统发起挑战，无异于蚂蚁刺大象。但是，前清华大学讲师吴强博士认为，掷出这个质疑是必要的，它（法庭庭审）很可能无法敦促这间最著名的中国大学怎么善待知识分子，但至少借助法律程序完成一个天问：在一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风云下，知识分子该如何独善其身，又该如何体面地维护知识的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