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稿 | 在雇主房里写作的家政女工

“谁的人生都不是一张白纸，每个人都有故事。”下岗后，尹晓炜只身北漂，17年来的家政生涯中，在39个雇主家里利用休息时间写作。

她的上个网名叫“尘埃”，寓意从遥远的天边漂来，看完尘世风景再回来时的天边。去年11月，网名换成了“墨辰”。她说“辰”代表一种希望。

尹晓炜有个愿望，因为长久的漂泊，她希望拥有一套自己的房子，可以在干不动活的时候，有个地方看书写作。“一粒尘土，也应该有自己的方向和归宿。”

我是天地间一匆匆过客，在历练人间的风雨，体会不同的风景、境遇所带来的五味陈杂。我会小心翼翼的都封存起来，让他们在记忆里陈酿。经过时间的发酵，我会在夕阳的余晖里品尝不一样的酒香。

家里是一对90余岁的抗美援朝退伍老兵夫妇。3月5日是老两口结婚71周年纪念日，子女们要来，尹晓炜比平日里忙了些。

家里还有一个阿姨，各自负责一位。老头由52岁的尹晓炜负责照料，白天帮忙洗漱、喂饭，为方便起见，尹晓炜晚上也陪在他床边。工作与私人生活高度重叠是家政工的常态。

在这家工作的时间算久，已经大半年了。总体来说，她满意这份工作。因为晚上八点，老人入睡后，有鲜少的属于她自己的时间。

她常常熬夜，从去年10月开始坚持写日记，把每天发生的事都写进去，高兴的、难过的。她也看书，最爱看何伟的《江城》，对非虚构文学情有独钟。家政女工和写作是她身上难以割舍的两个标签。

没成想三天后老人病重，匆忙入院，尹晓炜跟着去了解放军总医院，医院管控严格，门口有哨兵严守，来到医院后她就再没出去过。病房只能留一个人陪床，尹晓炜夜里需更上心些，每两个小时要帮老人翻身，不能忘了叫护士来换药。

17年的家政工作经历，练就了她适应各种环境的能力，在哪生活都习惯，只是这次走的急，忘了带书去。

基本上在每个雇主家，她都会留有至少一篇文章，或长或短，给自己留下一个回忆。可写的内容也很多，记忆中母亲的酱香，和家政姐妹的游玩，北京三月的雪景，一些人生体悟……

39个雇主家庭，要求各异，工资待遇也不尽相同，工作时间有长有短。最长的干了一年，帮助一个老太太照顾其瘫痪的儿子。老太太认字、开明，忙完了就催她去写东西，把过期的日历纸给她作稿纸。

她在雇主家写的第一篇文章叫《我不哭》。这篇文章被80多岁的雇主阿姨给到当领导的儿子看。当领导的儿子给了她两本稿纸，这给了她巨大的鼓励和肯定，成为她写作的动力。这个事发生在2007年，她来北京的第二年。

还有一次在一家做小时工，那家女主人临走送她一套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和一本东野圭吾的《白夜行》。

但更多的雇主需要的只是一个能埋头干活的住家阿姨，不是花时间在看书写作的“临时作家”，为此，她被好几个雇主找理由辞退。

在第一个雇主家打扫书架的灰尘时，有一套《三国志》很想看，但雇主不允许；在另一家，雇主不让她夜里开灯，她只能躲进卫生间用手机写。

有活的时候尹晓炜就住在雇主家，没活干暂居在十元一晚的家政公司。因为经常搬家，书和稿纸有一行李箱，常常无法安置，北师大有个读研究生的老乡宿舍放一部分，自己带到雇主家一部分。

她觉得不管生活有多累，世上没有白吃的苦，所以无论是怎样的雇主家庭，都是增加人生经验的过程，也都是可写作的素材。

尹晓炜习惯手写在纸上，有空就输到手机备忘录，觉得好的就找人帮忙转成文档。自认为“没必要的”，也会抄到本子上。她不想浪费自己写过的所有东西，把作品都存起来，方便以后慢慢翻看。“人不能稀里糊涂混这一辈子”。

在疫情前，尹晓炜周末常去中国文学馆，那里每周会有两小时左右的讲座，她听了一个夏天。每周六晚，她也辗转两三趟公交车去皮村“工人之家”文学小组听课。在皮村，她听《北京文学》主编讲台湾作家余光中的诗，还结识了因自传小说《我是范雨素》火爆网络的月嫂的范雨素。

在我儿时的记忆中，只有过春节才是甜的。如今，我已离开故土多年，一个人在异乡漂泊谋生，时常会想起旧时的许多过往，那种苦乐相依的岁月。

北京育儿嫂范雨素，宁波余姚梁弄镇菜市场里的女作家陈慧，厨房里写作的杨本芬。相比她们，尹晓炜名气要小得多。在已有的媒体报道中，她被描述为“不那么知名的，比如一个在北京做家政工的东北中年女人，丧偶，白天替别人打扫房间，晚上为自己写作……”

作为一个群体，她们之前的人生高度相仿：大半辈子在农村度过，早早踏入包办婚姻，没读过几年书，围着农田和家庭转，作为传统乡土社会维系宗族系统的一个部件，性别为女。

尹晓炜1970年出生在齐齐哈尔市依安县，家里排行第七，父亲是工人，母亲是家庭主妇，做零活贴补家用。父亲春节才会做的炸米条和炸肉段，母亲劳累一天后花布兜里揣着的烧饼和面包，是她童年“酸涩”回忆的重要组件。

17岁初中毕业后，尹晓炜在农贸市场帮父亲卖烤地瓜，卖粉条。22岁进入国营建筑公司，先在工地搬砖，后因胆子大不恐高，当上了塔吊司机。雨后被电好几次。尽管如此，女人开塔吊，往上一坐感觉特别好，那段时间“生活像秋日的暖阳照在身上”。

1997年，27岁的尹晓炜经人介绍，认识了一个在私营企业做装卸工的男人。他话少、内向，尹晓炜谈不上满不满意，身边同龄人早已结婚生子，父母着急，两个人相处了半年左右，当年的10月1日结了婚。

婚后家里条件依然艰苦，但生活也还算安稳。可两年后，男人查出肝癌晚期，半年后走了，只留下治病欠下的5000元外债。紧接着，工厂倒闭，尹晓炜下岗。

尹晓炜先去一家私立幼儿园打工。一年后，幼儿园效益不好倒闭，她再辗转去了江苏句容。在音像店做店员，帮人卖菜，在饭店刷盘子，纸浆厂做工，还跟着两部依维柯和金龙卖车票。

那是她人生中最低谷的三年，经历过一次煤气中毒和三次车祸：被三轮车压过脚面，被卡车撞倒在马路中间，出租车的后胎贴着头飞了过来。“在死亡的边缘徘徊了一下，又回到了烟火的人间”。

回去是一种奢侈。但三年后，她还是回到了东北，在一家邻居开的火锅店，月工资拿低于她人的350元。

最让尹晓炜不能忍受的是，老板娘的小姑子在一次饭店宴请服务员时唯独漏了她。此时她一个人在地下室后厨忙碌了半晌，做好了午饭正等着大家来用餐。

她觉得生气，决定另谋生路。饭店附近电话亭有个关系好的女人说，不如去北京当保姆，管吃管住一个月八百块。交完50元的中介费和体检费后，她经妇联介绍来到了北京。父亲不希望她走远，说用自己微薄的退休金养活她。

她喜欢看书，也喜欢听故事，跟着父亲和兄长在一台老式收音机前收听刘兰芳的评书。在给一群小伙伴讲《封神榜》故事“火烧琵琶精”后，她收获了记忆中人生的第一次掌声。

上小学她一直订阅《中国少年报》，喜欢看张乐平的连载漫画《三毛流浪记》、冰心的《寄小读者》等儿童读物。最想做冰心、丁玲这样的作家。她还喜欢看《星星诗刊》，模仿着写。作文课上，老师总用她的作文当范文。

她曾有一个小书箱，收着她从小学到中学的作文、喜欢的文科书、写的第一首诗、和小姐妹出去玩的游记，还有每年的岁末总结。

只编了一段的《东游记》讲的是，唐僧师徒四人取经回来，途中又遇妖魔鬼怪，有个凡人的心肝成精，要吃唐僧肉，被孙悟空识破，打回原形。选择凡人的心肝，情节取自她读过的魏巍所著《东方》第一部《山雨》。

《一只破布包》的故事写的是，一户穷苦人家的女儿名叫彩凤，长得漂亮，但被恶霸地主看中，最终逼得彩凤自杀，竟变成一只金凤凰，被破布包驮走，寓意得救于仙人。

和很多人一样，尹晓炜起初的写作只是嫁接模仿，取材多来自平时阅读，再依据个人想象，通过老师的肯定汲取力量。直到初中毕业那年，她给自己的外甥女和侄女写了第一首小诗《四个小宝宝》。

写作是奢侈的。“你都不读书了还要这些干什么，放着碍事”。尹晓炜的小书箱被母亲给卖掉。“一年三百六十五日，在我的记忆里，几乎看不到母亲停歇的身影，而忙忙碌碌永远跟母亲都是形影不离”。在尹晓炜心里，对母亲的感恩还是远远胜过了责备。

尽管如此，离开学校后，她没有放下手中的纸和笔。休班的时候在家写，开吊车的时候在吊车上写。“历练人间的风雨，体会不同的风景”，她的写作呈现出另一种面向。她用父亲厚厚的记账本，写《人在旅途》的剧评，为第一次出游写《乡村行》游记，也在奇怪的梦醒后写下题为《怪梦》的随笔。

她写生活的不公。在帮助父亲支摊卖粉条期间，她把对“上面”强制收走杆秤的质疑和愤怒写进《大搜捕》里。在江苏句容一个下着暴雨的七夕，尹晓炜在一间由鸡舍改成的出租房里拿起了笔，哭着把孤独和悲伤写了下来。后来到了北京，她又把公司和雇主对“保姆”的歧视和不公写进公众号里。

“我的生命是一本不忍卒读的书，命运把我装订得极为拙劣。”这是《我是范雨素》中的名句。尹晓炜眼里的范雨素朴实、平易近人。但比起范雨素，尹晓炜尚未成名。她的文稿也因三次搬家，四处漂泊，多半遗失。即使发表，文章也大多刊登在一个面向女工的公众号上。

20世纪初的诗人、小说家尤瑟纳尔女士说：“当我计算或写作时，就超越了性别，甚至超越了人类。”有文章评论说，当农村中年妇女开始写作，她们就开始从贫穷粗鄙、深陷不幸婚姻中脱离，变成了诗人和作家。但尹晓炜认为，“出不出名我不在乎，我只写给我自己。”

2006年，尹晓炜孤身来到北京，成为当时23万家政大军中的一员。工作不好找，尹晓炜换了好几家公司，钟点工也干，私单也接。“怎么养活自己”，是最大的问题。

直到2017年，她在望京找活时，碰见鸿雁在地下超市张贴的海报。北京鸿雁社工服务中心是全国唯一一家在民政部门注册的专门服务家政工群体的公益组织。它如今是尹晓炜在北京暂时的“家”，尹晓炜把鸿雁比作“孕育亲情的大树”。

有个老乡知道尹晓炜喜欢写作，向她介绍了女工权益与生活资讯平台“尖椒部落”。她从未想过，自己平常写的东西能被别人看见。最先是在“尖椒平台”，后来是《新工人文学》杂志和《南北文学》。有时候发小诗，有时候是散文。第一篇回忆性散文《童年的绿荫》发表后，她获得了人生中的第一笔稿费，100块钱。

为了圆梦，她报名参加了工人大学，为期半年的线上课上，尹晓炜第一次听说“城乡问题”“乡村建设”，第一次读到《苏菲的世界》《大灭绝时代》。她还参加了鸿雁组织的线上写作培训课。忙碌间隙通过听回放学习，深夜待雇主睡下写作业，凌晨交上去，免得耽误第二天干活。

临时的“作家”身份，与永恒的“家政女工”身份的社会学冲突，吸引着外界的目光。每次媒体采访，记者们总以书相赠。她给皮村的《新工人文学》写稿，编辑也送书给她。书太多了，时间又有限，现在手里还有三本书没读完，分别是何伟的《寻路中国》，《人物》杂志记者送的《瓦尔登湖》，某编辑送的余秀华的《月光洒在左手上》。

2019年，尹晓炜和另外六个姐妹创办了鸿雁社区报。3月25日召开了第一次编委会线上会议，确定了社区报的定位：为家政姐妹服务，力图改变打工女性的生存状况。每季度刊发一期。最近刚出第六期，成员从开始的7个编委，到现在的23个。

去年年终，腾讯新闻发起“加油！打工姐妹”创作活动，邀请打工姐妹讲述自己的故事。腾讯新闻芒种特训营为此开展了专项培训，邀请尹晓炜讲了一节《打工姐妹为啥要创作》的分享课。那是她最近一次去鸿雁。

3月5日有一次编委会，但那天忙着准备雇主的结婚纪念日。后面又因为疫情，编委会改在了线上。在这之前的除夕夜，她留在鸿雁过年，与其他“家政姐妹”一起看春晚，做年夜饭，开联欢晚会。

2019年，尹晓炜曾参加“落地生根”家政女工写作计划。年末，认识的一位老师看完她已写的《北漂》一万余字初稿后，建议写一本纪实性的《北漂》，并帮着提炼出了十八个章节的写作方向。现在，这本书稿在第39个雇主房里，写到了第十一章。

她的上个网名叫“尘埃”，寓意从遥远的天边漂来，看完尘世风景再回来时的天边。去年11月，网名换成了“墨辰”。她说“辰”代表一种希望。

尹晓炜有个愿望，因为长久的漂泊，她希望拥有一套自己的房子，可以在干不动活的时候，有个地方看书写作。“一粒尘土，也应该有自己的方向和归宿。”

我是天地间一匆匆过客，在历练人间的风雨，体会不同的风景、境遇所带来的五味陈杂。我会小心翼翼的都封存起来，让他们在记忆里陈酿。经过时间的发酵，我会在夕阳的余晖里品尝不一样的酒香。

家里是一对90余岁的抗美援朝退伍老兵夫妇。3月5日是老两口结婚71周年纪念日，子女们要来，尹晓炜比平日里忙了些。

家里还有一个阿姨，各自负责一位。老头由52岁的尹晓炜负责照料，白天帮忙洗漱、喂饭，为方便起见，尹晓炜晚上也陪在他床边。工作与私人生活高度重叠是家政工的常态。

在这家工作的时间算久，已经大半年了。总体来说，她满意这份工作。因为晚上八点，老人入睡后，有鲜少的属于她自己的时间。

她常常熬夜，从去年10月开始坚持写日记，把每天发生的事都写进去，高兴的、难过的。她也看书，最爱看何伟的《江城》，对非虚构文学情有独钟。家政女工和写作是她身上难以割舍的两个标签。

没成想三天后老人病重，匆忙入院，尹晓炜跟着去了解放军总医院，医院管控严格，门口有哨兵严守，来到医院后她就再没出去过。病房只能留一个人陪床，尹晓炜夜里需更上心些，每两个小时要帮老人翻身，不能忘了叫护士来换药。

17年的家政工作经历，练就了她适应各种环境的能力，在哪生活都习惯，只是这次走的急，忘了带书去。

基本上在每个雇主家，她都会留有至少一篇文章，或长或短，给自己留下一个回忆。可写的内容也很多，记忆中母亲的酱香，和家政姐妹的游玩，北京三月的雪景，一些人生体悟……

▲ 尹晓炜在第39个雇主家厨房写《北漂》因为可以书写个人心理感受，文字是尹晓炜“最有力的精神支柱”。有家老人等她出门后，经常在她房间翻包，甚至搜身，但老太太只注重财物，不干涉她看书写作，她在这家坚持干完了两月。

39个雇主家庭，要求各异，工资待遇也不尽相同，工作时间有长有短。最长的干了一年，帮助一个老太太照顾其瘫痪的儿子。老太太认字、开明，忙完了就催她去写东西，把过期的日历纸给她作稿纸。

她在雇主家写的第一篇文章叫《我不哭》。这篇文章被80多岁的雇主阿姨给到当领导的儿子看。当领导的儿子给了她两本稿纸，这给了她巨大的鼓励和肯定，成为她写作的动力。这个事发生在2007年，她来北京的第二年。

还有一次在一家做小时工，那家女主人临走送她一套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和一本东野圭吾的《白夜行》。

但更多的雇主需要的只是一个能埋头干活的住家阿姨，不是花时间在看书写作的“临时作家”，为此，她被好几个雇主找理由辞退。

在第一个雇主家打扫书架的灰尘时，有一套《三国志》很想看，但雇主不允许；在另一家，雇主不让她夜里开灯，她只能躲进卫生间用手机写。

有活的时候尹晓炜就住在雇主家，没活干暂居在十元一晚的家政公司。因为经常搬家，书和稿纸有一行李箱，常常无法安置，北师大有个读研究生的老乡宿舍放一部分，自己带到雇主家一部分。

她觉得不管生活有多累，世上没有白吃的苦，所以无论是怎样的雇主家庭，都是增加人生经验的过程，也都是可写作的素材。

尹晓炜习惯手写在纸上，有空就输到手机备忘录，觉得好的就找人帮忙转成文档。自认为“没必要的”，也会抄到本子上。她不想浪费自己写过的所有东西，把作品都存起来，方便以后慢慢翻看。“人不能稀里糊涂混这一辈子”。

在疫情前，尹晓炜周末常去中国文学馆，那里每周会有两小时左右的讲座，她听了一个夏天。每周六晚，她也辗转两三趟公交车去皮村“工人之家”文学小组听课。在皮村，她听《北京文学》主编讲台湾作家余光中的诗，还结识了因自传小说《我是范雨素》火爆网络的月嫂的范雨素。

在我儿时的记忆中，只有过春节才是甜的。如今，我已离开故土多年，一个人在异乡漂泊谋生，时常会想起旧时的许多过往，那种苦乐相依的岁月。

北京育儿嫂范雨素，宁波余姚梁弄镇菜市场里的女作家陈慧，厨房里写作的杨本芬。相比她们，尹晓炜名气要小得多。在已有的媒体报道中，她被描述为“不那么知名的，比如一个在北京做家政工的东北中年女人，丧偶，白天替别人打扫房间，晚上为自己写作……”

作为一个群体，她们之前的人生高度相仿：大半辈子在农村度过，早早踏入包办婚姻，没读过几年书，围着农田和家庭转，作为传统乡土社会维系宗族系统的一个部件，性别为女。

尹晓炜1970年出生在齐齐哈尔市依安县，家里排行第七，父亲是工人，母亲是家庭主妇，做零活贴补家用。父亲春节才会做的炸米条和炸肉段，母亲劳累一天后花布兜里揣着的烧饼和面包，是她童年“酸涩”回忆的重要组件。

17岁初中毕业后，尹晓炜在农贸市场帮父亲卖烤地瓜，卖粉条。22岁进入国营建筑公司，先在工地搬砖，后因胆子大不恐高，当上了塔吊司机。雨后被电好几次。尽管如此，女人开塔吊，往上一坐感觉特别好，那段时间“生活像秋日的暖阳照在身上”。

1997年，27岁的尹晓炜经人介绍，认识了一个在私营企业做装卸工的男人。他话少、内向，尹晓炜谈不上满不满意，身边同龄人早已结婚生子，父母着急，两个人相处了半年左右，当年的10月1日结了婚。

婚后家里条件依然艰苦，但生活也还算安稳。可两年后，男人查出肝癌晚期，半年后走了，只留下治病欠下的5000元外债。紧接着，工厂倒闭，尹晓炜下岗。

尹晓炜先去一家私立幼儿园打工。一年后，幼儿园效益不好倒闭，她再辗转去了江苏句容。在音像店做店员，帮人卖菜，在饭店刷盘子，纸浆厂做工，还跟着两部依维柯和金龙卖车票。

那是她人生中最低谷的三年，经历过一次煤气中毒和三次车祸：被三轮车压过脚面，被卡车撞倒在马路中间，出租车的后胎贴着头飞了过来。“在死亡的边缘徘徊了一下，又回到了烟火的人间”。

回去是一种奢侈。但三年后，她还是回到了东北，在一家邻居开的火锅店，月工资拿低于她人的350元。

最让尹晓炜不能忍受的是，老板娘的小姑子在一次饭店宴请服务员时唯独漏了她。此时她一个人在地下室后厨忙碌了半晌，做好了午饭正等着大家来用餐。

她觉得生气，决定另谋生路。饭店附近电话亭有个关系好的女人说，不如去北京当保姆，管吃管住一个月八百块。交完50元的中介费和体检费后，她经妇联介绍来到了北京。父亲不希望她走远，说用自己微薄的退休金养活她。

她喜欢看书，也喜欢听故事，跟着父亲和兄长在一台老式收音机前收听刘兰芳的评书。在给一群小伙伴讲《封神榜》故事“火烧琵琶精”后，她收获了记忆中人生的第一次掌声。

上小学她一直订阅《中国少年报》，喜欢看张乐平的连载漫画《三毛流浪记》、冰心的《寄小读者》等儿童读物。最想做冰心、丁玲这样的作家。她还喜欢看《星星诗刊》，模仿着写。作文课上，老师总用她的作文当范文。

她曾有一个小书箱，收着她从小学到中学的作文、喜欢的文科书、写的第一首诗、和小姐妹出去玩的游记，还有每年的岁末总结。

只编了一段的《东游记》讲的是，唐僧师徒四人取经回来，途中又遇妖魔鬼怪，有个凡人的心肝成精，要吃唐僧肉，被孙悟空识破，打回原形。选择凡人的心肝，情节取自她读过的魏巍所著《东方》第一部《山雨》。

《一只破布包》的故事写的是，一户穷苦人家的女儿名叫彩凤，长得漂亮，但被恶霸地主看中，最终逼得彩凤自杀，竟变成一只金凤凰，被破布包驮走，寓意得救于仙人。

和很多人一样，尹晓炜起初的写作只是嫁接模仿，取材多来自平时阅读，再依据个人想象，通过老师的肯定汲取力量。直到初中毕业那年，她给自己的外甥女和侄女写了第一首小诗《四个小宝宝》。

写作是奢侈的。“你都不读书了还要这些干什么，放着碍事”。尹晓炜的小书箱被母亲给卖掉。“一年三百六十五日，在我的记忆里，几乎看不到母亲停歇的身影，而忙忙碌碌永远跟母亲都是形影不离”。在尹晓炜心里，对母亲的感恩还是远远胜过了责备。

尽管如此，离开学校后，她没有放下手中的纸和笔。休班的时候在家写，开吊车的时候在吊车上写。“历练人间的风雨，体会不同的风景”，她的写作呈现出另一种面向。她用父亲厚厚的记账本，写《人在旅途》的剧评，为第一次出游写《乡村行》游记，也在奇怪的梦醒后写下题为《怪梦》的随笔。

她写生活的不公。在帮助父亲支摊卖粉条期间，她把对“上面”强制收走杆秤的质疑和愤怒写进《大搜捕》里。在江苏句容一个下着暴雨的七夕，尹晓炜在一间由鸡舍改成的出租房里拿起了笔，哭着把孤独和悲伤写了下来。后来到了北京，她又把公司和雇主对“保姆”的歧视和不公写进公众号里。

“我的生命是一本不忍卒读的书，命运把我装订得极为拙劣。”这是《我是范雨素》中的名句。尹晓炜眼里的范雨素朴实、平易近人。但比起范雨素，尹晓炜尚未成名。她的文稿也因三次搬家，四处漂泊，多半遗失。即使发表，文章也大多刊登在一个面向女工的公众号上。

20世纪初的诗人、小说家尤瑟纳尔女士说：“当我计算或写作时，就超越了性别，甚至超越了人类。”有文章评论说，当农村中年妇女开始写作，她们就开始从贫穷粗鄙、深陷不幸婚姻中脱离，变成了诗人和作家。但尹晓炜认为，“出不出名我不在乎，我只写给我自己。”

2006年，尹晓炜孤身来到北京，成为当时23万家政大军中的一员。工作不好找，尹晓炜换了好几家公司，钟点工也干，私单也接。“怎么养活自己”，是最大的问题。

直到2017年，她在望京找活时，碰见鸿雁在地下超市张贴的海报。北京鸿雁社工服务中心是全国唯一一家在民政部门注册的专门服务家政工群体的公益组织。它如今是尹晓炜在北京暂时的“家”，尹晓炜把鸿雁比作“孕育亲情的大树”。

▲ 尹晓炜参加鸿雁组织的手工活动家政姐妹们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组建了舞蹈队、手工组，一起学习写作、刮痧、学用手机、拍短视频。在这里，大家可以大声说话，平等、毫无顾忌，每个人的表达也都被尊重、被聆听。北京鸿雁为流动女性提供娱乐场所、交流空间和精神居处。

有个老乡知道尹晓炜喜欢写作，向她介绍了女工权益与生活资讯平台“尖椒部落”。她从未想过，自己平常写的东西能被别人看见。最先是在“尖椒平台”，后来是《新工人文学》杂志和《南北文学》。有时候发小诗，有时候是散文。第一篇回忆性散文《童年的绿荫》发表后，她获得了人生中的第一笔稿费，100块钱。

为了圆梦，她报名参加了工人大学，为期半年的线上课上，尹晓炜第一次听说“城乡问题”“乡村建设”，第一次读到《苏菲的世界》《大灭绝时代》。她还参加了鸿雁组织的线上写作培训课。忙碌间隙通过听回放学习，深夜待雇主睡下写作业，凌晨交上去，免得耽误第二天干活。

临时的“作家”身份，与永恒的“家政女工”身份的社会学冲突，吸引着外界的目光。每次媒体采访，记者们总以书相赠。她给皮村的《新工人文学》写稿，编辑也送书给她。书太多了，时间又有限，现在手里还有三本书没读完，分别是何伟的《寻路中国》，《人物》杂志记者送的《瓦尔登湖》，某编辑送的余秀华的《月光洒在左手上》。

2019年，尹晓炜和另外六个姐妹创办了鸿雁社区报。3月25日召开了第一次编委会线上会议，确定了社区报的定位：为家政姐妹服务，力图改变打工女性的生存状况。每季度刊发一期。最近刚出第六期，成员从开始的7个编委，到现在的23个。

▲ 2020年”鸿雁之声“编委会团建 前排左二为尹晓炜在“鸿雁之声”社区报的首发仪式上，尹晓炜致辞说：“我们家政工就是一颗被深深埋在泥土中小小的石头，独自品尝泥土的芬芳，与外界疏离，被社会边缘化，鸿雁社区报记录着我们工作生活的苦与乐，多年以后，它将是我们打工生涯的一个有力的见证！”

去年年终，腾讯新闻发起“加油！打工姐妹”创作活动，邀请打工姐妹讲述自己的故事。腾讯新闻芒种特训营为此开展了专项培训，邀请尹晓炜讲了一节《打工姐妹为啥要创作》的分享课。那是她最近一次去鸿雁。

3月5日有一次编委会，但那天忙着准备雇主的结婚纪念日。后面又因为疫情，编委会改在了线上。在这之前的除夕夜，她留在鸿雁过年，与其他“家政姐妹”一起看春晚，做年夜饭，开联欢晚会。

2019年，尹晓炜曾参加“落地生根”家政女工写作计划。年末，认识的一位老师看完她已写的《北漂》一万余字初稿后，建议写一本纪实性的《北漂》，并帮着提炼出了十八个章节的写作方向。现在，这本书稿在第39个雇主房里，写到了第十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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