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4帖：我被大厂裁员，降薪50%还是没找到工作

随后几天，她躺在病床上，盯着天花板上昏暗惨白的灯光，这段时间的经历像走马灯一样在她脑海里浮现：碰运气摇中了新楼盘的号，首付花光了她工作几年来的全部积蓄；半个月后，她毫无征兆地被裁员，HR要求她当天清空所有物品马上离开；每个月1.2万的房贷如约而至，她本以为能在3个月内找到一份相对满意的工作，但失业近5个月，她在招聘软件上联系了全国一二线城市近600家公司，至今没有收到一个录用通知。

在摇上那套房子、交完首付的那刻，她感觉自己无限靠近了期待已久的安稳生活——孤身在异乡漂泊数年，张书瑶一直没结婚，母亲去世后，她和父亲也极少往来，她需要一间房子、一个最具象的“家”，给她抚慰与安全感。

如果没被裁员，四十多万的年薪会让这种安稳看上去顺理成章，虽然为此她需要继续忍受“996”；而一旦失业，表面的安稳会立刻岌岌可危——人到中年，工作没了，房子断供。

和很多供职于互联网大厂的高学历人才不同，张书瑶没有显赫的学历——她毕业于大专院校的设计专业。当年，她的很多同学毕业后都去了路边的打印店工作，而她拿着几百块钱，从小城市来到省会，租住在城中村里没有暖气和空调的隔断间，在一家互联网公司开启自己的职业生涯。

那是2011年，正是互联网蓬勃发展的黄金年代。一些圈内神话被广为流传：写下支付宝第一行代码的苗人凤是大专生，专业是与网络毫不相关的会计，自学的编程；阿里首席通信科学家原本只读了中专，后来通过自学考取了北京邮电大学硕士。

从第一家小厂开始，张书瑶平均每两年跳一次槽，每次跳槽都伴随着30%-50%的薪资涨幅。摸爬滚打七八年后，她加入了一家在全国处于第二梯队的中等规模互联网公司。入职没多久，公司在香港上市，市值最高曾到2021年2月的700多亿港元。

不同于以往在小公司的野蛮生长，在这里，张书瑶系统学习了设计流程、设计方法，结识了更多在业务上可以彼此交流的工作伙伴。四年多来，她的薪资随着公司发展水涨船高。公司薪酬体系和福利待遇对标阿里，在12个月工资的基础上，年底有2-6个月的年终奖，工作满两年的员工可以分到股票。站在时代的风口浪尖，张书瑶隐约触摸到行业带来的红利。

高薪，是互联网行业最具吸引力的光环。脉脉发布的《2021-2022新经济公司年终奖观察报告》显示，TOP10公司的平均年终奖均超过10万元，且大部分为互联网头部企业。OPPO、腾讯、蚂蚁集团位列前三，平均年终奖分别为21.71万元、20.63万元、17.57万元。而对女性从业者来说，互联网/IT和电子通信行业也有望成为女性打破职业壁垒和收入差距的前沿阵地。获取更高工资，是张书瑶在这个行业内一路打怪升级的最直接原因。

为了能在这套系统内生存下去，张书瑶每天一睁眼就开始工作，深夜回到家只有瘫倒在床上的力气。她所在公司的领导在年会上公开宣布实行“996”打卡工作制，淘汰与公司价值观不匹配的员工。重压之下，张书瑶没有时间参加专升本考试，没有时间在工作日请假回老家迁户口——这导致她在失业后，无法为自己购买本市社保，只能缴纳灵活就业人口的养老保险。但还在职的时候，这些似乎都不算问题，她和无数互联网人一样，有着明晰顺畅的线性人生：从中厂跳到大厂，换来更优厚的薪资和股权，在“996”的“福报”中一路内卷下去。

HR与她面谈当天，她才后知后觉，这一切并非没有征兆：年终奖从保底两个月缩水成了0.8个月；工作群里的5000多名同事在春节后消失了近千人；工作时间摸鱼的人越来越多，因为可做的业务越来越少。但大家都还是挨到深夜才打卡下班，只求保住自己的职位。

“我怎么也没有想到有一天自己会被裁员”，在这之前，张书瑶一直认为自己是安全的，她把全部精力都用在了工作上，是业绩优秀的业务骨干。事后复盘，她分析原因最可能有两个：一是她的学历，在公司一众985名校和海归毕业生中显得过于另类；二是她已经33岁了，逼近互联网35岁的死线。尽管她对自己的规划是工作到最后一刻，实在干不动了就和朋友们抱团养老，但公司还是顾虑到她随时可能怀孕生产。

这不只是某一家公司或者某一个垂类的偃旗息鼓，而是所有大厂们的集体收缩。据统计，2021年7月到2022年3月中旬，腾讯、阿里巴巴、字节跳动、美团、拼多多等12家企业总离职人数21.68万人。此外，还有无数中小型互联网公司在刺骨寒冬中土崩瓦解。

祝清欢硕士毕业于北京一家著名财经类院校。毕业正值2020年夏天，那是在线教育行业的“高光时刻”。祝清欢通过长达六轮的反复面试，最终跻身在线教育行业的一家头部公司。

而彼时所谓的“高光时刻”只是这一行业全面覆灭前的表面兴旺。从2021年5月到2022年3月，教育部出台了一系列政策规范与监管校外培训机构，“双减”的政策打击导致众多在线教育公司急速收缩、业务转型或者破产退场。教培裁员，让一千多万从业者步入寒冬。

祝清欢也感受到了这股凛冽的寒意。她所在的头部公司，本身占据了和一所高中差不多规模的办公园区，有很大一部分办公区域还在装修。但2021年7月之后，本来每天都可以听到的恼人的装修声不见了，接着，3楼、4楼、5楼渐渐空了出来。最终有一天，HR找到了祝清欢，让她在当天离职。

这次被裁没多久，祝清欢就顺利收到了另一家互联网巨头公司的录用通知。这是一家生活服务类的电子商务平台，祝清欢从多个维度评估了这份工作的稳定性，她觉得这是一次“弃暗投明”的选择。

但她最终只在这家公司工作了7个月。2022年第一季度，因为持续巨额亏损，公司开启了过去两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裁员。每天午饭时间，同事们都在交流在脉脉上看到的公司裁员消息，他们发现会议室也越来越难订，因为几乎全部由HR占用来进行裁员谈判。但还没有裁到自己身上的时候，“大家都觉得这件事虽然与我有关，但也没有那么强烈的关联感。”

那一天还是来了。4月一个周日的晚上，祝清欢收到了领导发来的微信：明天上午我们聊聊吧。祝清欢明白，她在这家公司的“大限之期”到了。第二天一早，她拖着两个行李箱，收拾自己摆在工位上的抱枕、脚踏板、电脑支架、空调衫、绿植……“现在有一种工位风格叫‘离职风’，就是工位上什么都不摆好像随时都要跑路的样子。但我受不了这种风格，我要在自己的工位上摆上一切可以让我舒心的东西。看到它们的时候，我知道我属于这里，我没有打算过会离开这里。”

最让祝清欢触景生情的，是她的公司工牌，“因为上面的我非常好看”。她曾经戴着这个工牌在望京的快餐店、咖啡馆以及各个办公楼宇间穿梭。离职当晚，摩挲着自己的工牌，祝清欢大哭了一场，“我失去了一份非常好的工作，失去了一个对我的成长有帮助的契机。”

她在招聘软件上主动联系的近600家公司，只有十分之一给了她投递简历的机会，其中拿到面试邀约的只有三分之一，而几乎所有的面试都无疾而终。

考虑到自己的学历、年龄、未婚未育的事实，以及大厂的运行现状，张书瑶没有把目标投向一线大厂，而是务实地选择了一些中小规模的互联网公司。这意味着，她要接受30%-50%的显性降薪，还不包括公积金和其他福利的折扣。

她用两个月整理了自己以往的设计作品集和知识库，并且每次面试都会录音，在结束后反复回听，复盘自己的疏漏与不足。在这十几次面试中，她遭遇过在今年极度炎热的天气里坐地铁往返三个小时，结果根本没有岗位名额的虚假招聘；遭遇过面试官强硬的大幅度降薪；遭遇过眼看要拿到录用通知，但因为公司自身朝不保夕而取消招聘。

因为实在找不到工作，张书瑶开始投递她之前从未尝试过的外包岗位。但她知道，在互联网运行系统中，外包员工只能处于最边缘的轨道，接触不到核心业务，转正名额、薪资福利、晋升渠道也轮不到他们。一旦外包经历出现在自己的简历上，那么今后她很可能再也无法找到一个正式员工的职位。

但哪怕争取这个委屈求全的机会也没有想象中容易。在一次外包岗位的面试中，HR对张书瑶说，“你早就该来尝试外包了”。这句话让她内心五味杂陈：原来在别人看来，自己在如今的局势下还在争取一个正职的工作机会，就好像痴人说梦一般。

当视频面试开启之后，面试主管过了好久才接通视频，并且全程表现得心不在焉。张书瑶觉得，这就是这家公司对外包员工的真实态度：眼里根本没有这个群体。这场面试，张书瑶草草敷衍了几句，最终，她没有得到这份外包工作。

连外包的机会都没有抓住，张书瑶陷入了深深的自我怀疑，“我没有做到以一个平和的心态去面对外包岗位，因为觉得委曲求全而没有控制好自己的情绪。既然已经做出了这个选择，那就没什么好委屈的了。毕竟在这个当下，哪里还有更好的选择呢？”

同样33岁的于琳和她的老公也在这次互联网裁员潮中相继失业。从北京某互联网大厂“毕业”的她，在找工作的过程中，发现大部分公司要么是给不起她原来的薪资，要么就是在用面试“骗方案”。“我觉得自己不管是从内容层面，还是产品思维、运营方式上来讲，在北京市场还是有竞争力的。但没一家公司要我的时候，我还是挺焦虑的。后来发现，其实也不是自己的问题，是人家根本没那个招聘需求。”

作为已婚未育的女性，于琳在求职市场上颇感被动。但她的老公，一位36岁的资深程序员，更是几乎彻底被互联网行业淘汰。基础的技术型岗位，薪资无法与他过去的水准持平，可能有较大降幅；而总监级别的管理岗位，大多在公司高层原本的社会关系网中筛选候选人。

失业之初，于琳和老公专门找了社保代缴机构继续缴纳两人的北京社保，每月房租加社保要花掉一万多块钱。三四个月后，他们决定离开北京，回到于琳的家乡。于琳已经在家乡买房买车，回乡就业，对暂时没有收入的两人来说会减轻很多经济压力。

家乡是一座常住人口1300多万的新一线城市，但工作机会和北京相差甚远。很多公司在招聘时明确要求只要35岁甚至30岁以下的员工，于琳的老公因为“超龄”，一直在家待业。于琳则勉强得到了一个工作机会。拿到合同后她发现，与前期沟通不同，这是一份单休的工作，但没有加班费，也没有调休补偿。

在北京工作多年的于琳对此大为不解，但公司说这是惯例，如果她不满意可以走人。气不过的于琳开启了漫长的劳动仲裁之路，一个多月跑遍了所在城市几乎所有的劳动仲裁监察大队和法律援助中心。但至今她的申请还没有后续。

“一旦失去平台，所谓的大厂中层，就会像午夜钟声响起时的灰姑娘，脱下华服和玻璃鞋，回到灰扑扑的环境里继续劳作、挣扎。”被裁掉之后，陈航在社交平台写下这段话。这个曾经年薪80万的大厂中层，如今投出的简历全部石沉大海、杳无音讯。面对同样无业的妻子、还在读小学的孩子，以及每个月纷至沓来的房贷、车贷账单，他陷入了极度焦虑、抑郁状态，不得不通过吃药来调节心情。

为了生存，毕业于C9高校理工专业的他，通过自己老同学的关系去某成人教育学院做老师，年薪18万。到学院报到的第一天，他看到自己的直属科级领导穿着老旧的涤纶运动服，在休息时间和同事分享人均100元在海底捞吃到撑的点单攻略。

“我过去也是能带着团队把一个产品从无到有做起来的，现在呢？在给连顺丰快递都不会下单的人打工！”他在网上的吐槽，收到了网友清一色的批评和嘲讽，有人说：“你税后80万年薪不就拿了那么几年吗？而你科长的20万年薪可以拿到退休，还能有增长空间，这就是区别。要不怎么说宇宙的尽头是编制呢！”

被裁员之后，张书瑶找到开发商，希望能够退房，哪怕已经交出去的5万元定金打水漂也可以，但开发商不同意。在朋友的建议下，她咨询了律师，律师表示基本的风险代理费要10万元，但不保证诉讼成功。多方权衡后，张书瑶只能咬着牙把房贷继续背下去。

但有一次，她去和楼盘开发商交涉的时候，发现她所买的楼栋有一户房主成功地退了房子。这时她意识到，自己无法退房的原因，归根到底因为她没有任何可以借力的社会关系，甚至连一个可以陪她来和开发商谈判的人都没有。她能依靠的只有自己——一个身高一米五、长着娃娃脸的女孩子。

她一直想证明，娇小可爱的女孩子也有无穷无尽的能量。也因此，她在工作上拼尽全力，在日常生活中喜欢拍摄自己服装搭配的照片分享到社交媒体上。那些衣服大多价值百元左右——她一直精打细算地攒钱，从不敢过度和超前消费，只求换来一个安身之所。

被裁员后，她已经4个月没再买过衣服。“之前不是有被大厂裁掉后跳楼自杀的人吗？当时我还不理解，现在我懂了。谁不想好好活着呢？可谁又允许我活下去呢？”她想好了，如果真的到了不得不因为断贷自杀的那天，她要写好遗嘱，把自己的器官捐给需要的人，“我活着的时候没有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温柔善意，希望死了可以让这世上有人好过一些。”

现在，她把希望寄托于上家公司在巅峰时期分给员工们的股票上，虽然这批股票已经跌得只剩一毛钱，“和废纸没有什么区别”。但她还是祈祷前公司能够起死回生，“这样这批股票还能救我一命，让我苟延残喘、多活几年。”

她的兼职瞄准了北京现在最火热的市场需求——家庭教师。“双减”之后，北京有学龄儿童的家庭补课需求有增无减，但补课班几乎销声匿迹。于是，家长们开始潜入各大高校学子组建的家教群发布需求公告，祝清欢精准对接了其中一个家长。

这份工作的性价比并不算高——她需要一周四天往返通勤两个小时去到学生家里授课，一次授课时间一小时，能赚到100块钱，有时家长还会以“沟通孩子学习情况”为由再和她聊上将近一个小时。因为目前家庭私教没有明确的政策性规定和行业规范，祝清欢经常被白白占用很多时间。但一周400元的收入，对她来说也算是可解燃眉之急。

除了家教外，祝清欢还开辟了第二副业，在社交媒体上做简历修改师，主要客户是应届毕业生。她发现虽然互联网大厂内外交困，但年轻人普遍还是想跻身这个行业，“哪个小孩不想进大厂啊？说白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

祝清欢的父亲去世后，她和母亲各自处于独居生活的状态。因为担心对方遇到不测，她们给彼此的家里安装了摄像头，说好了如果通过电话联络不到，就打开摄像头看对方有没有遇到什么意外。一个工作日的白天，母亲通过摄像头看到了她，质问她为什么这个时间居然在家，她以请假带猫看病为由搪塞了过去。在这之后，她调整了屋内摄像头的监控视野，小心翼翼地保证自己只在监控盲区内活动。

作为山东人，祝清欢的母亲期待着女儿能有个标准“山东孝女”式的生活路径：考入家门口的体制内单位、早早结婚、儿女双全。对体制内毫无兴趣的祝清欢为了表明自己的态度，把一些女权主义的标语文到了自己身上——文身，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和考公彻底绝缘。

雀跃之后，她面对的依旧是矛盾丛生的现实：这家公司处于初创阶段，规模非常小，产品发展前景不大，也许朝不保夕。并且她知道，在那座一线城市，三四千块钱都租不到一间像样的屋子，早晚班地铁上挤满了沙丁鱼一样疲惫的打工人。同事提醒她，如果想确保不迟到，每天要有半个小时的预留通勤时间。

但此时的她没有更好的选择。求职碰壁后，她考虑过国企和公务员，因为自身学历不过关，连尝试的机会都没有；她考虑转型成为设计方面的知识付费博主，但这需要长期的时间成本和运营资源积累；她还看到有很多前互联网人去成都摆摊，在社交媒体上分享自己在地摊上光鲜亮丽的自拍，但张书瑶深知，这不过是擅长追风口和营销作秀的互联网人集体演出的一场盛大自嗨而已。“互联网失业的人的确很多，但大部分从业者要么年轻学历好，要么有充足的财富积累，要么有家庭有伴侣支撑，即便我们面临同样困境，因个体情况不同，也都有不同的境遇。而每个人的故事，不应该被变成脸谱化的事件和一堆冷冰冰的数据。”

邓欣就是一位即便不工作也无生存之虞的互联网失业女性。今年31岁的她刚结婚没多久，丈夫的收入足以支撑家庭在北京的房贷、车贷以及日常花销。但已婚未育在某种程度上也成了她职业道路上的阻碍。还没被裁的时候，邓欣在职场上对生育这个话题总是避之不及。领导在的饭局上，有同事直接问她备孕计划，她急忙回答“还没有这个计划”；平常同事聊天，有人旁敲侧击问她什么时候要孩子，她会明确回复：“不考虑这个事情。”

被裁员前，邓欣在某互联网大厂做到了P7，中文名称是“高级产品经理”，年薪超过70万。但从大厂“毕业”后，找了四个月工作的她，至今还没有收到一个offer。

因为找不到满意的工作，丈夫建议她把孩子生了，“他说就算这两年不工作，你要是能够把一个娃生下来，其实你也完成你的KPI了。”但备孕一段时间后，邓欣发现自己是不易受孕体质，她觉得此前近十年晨昏颠倒的生活，也极大损耗了自己的身体。邓欣担心，自己如果四五年还生不出孩子，又中断了工作，那未来该如何呢？

她也担心，无业会影响自己的家庭地位。事实上，失业以来，她已经极尽所能地省钱，出门能坐公交就不坐地铁，非必要不打车，她不想被丈夫认为是“不赚钱还喜欢乱花的人”。

考虑再三，邓欣决定继续求职。她把目标投向自己毕业时嗤之以鼻的公务员、国企，但发现有着极高的跻身门槛，“国企月薪8000的岗位，大都需要你满足北京户口、名校硕士、中共党员这几个硬性条件；而且公务员的考题非常难，根本不是轻松能通过的。”她又把目标转向了性价比较高的外企，但因为没有拿得出手的语言能力证书，被拒之门外。于是，邓欣开始每天背新概念英语课文、打卡单词背诵软件，还约见了哈佛毕业的前同事，向她请教“该怎么搞个哈佛的学历”。虽然看不清前路，但她觉得坚持学英语准没错，“据说人在低谷的时候，总是会想到要学英语。”

张书瑶很快就要动身去那个一线城市工作了。临行前，她认真回顾了自己十几年来的互联网沉浮往事，觉得自己也算得上搭乘了时代快车道，只不过泡沫终将破灭而已。未来，她希望抛开那些普遍意义上的成功定义，“之前认为工资越高就越成功，不能晋升就是失败的人生。但其实，工作的当下是否愉悦，生活的当下是否快乐，才是我真正该思考与追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