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工人阶级上天堂——独立纪录片中的“劳工叙事”

最初，19世纪的马克思将人，按照是否拥有生产资料划分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无产阶级的两大主力军分别是农民和工人，前者是世界范围内的传统，后者产生的背景是工业革命与新的生产关系。在20世纪的俄国和中国，工人阶级曾一度登上历史舞台。后来，生产关系再度转变，至今已有40年。内卷，996，润，躺平等新概念是否在反映一些旧秩序？

中国独立纪录片公认的起点《流浪北京》(吴文光，1990)恰恰做出了解构式的回应：它拍摄了四位“盲流艺术家”，何谓“盲流”？为逃荒、避难或谋生，从农村常住地迁徙到城市、无稳定职业和常住居所的人们，称为盲流入人口，简称“盲流”。此片很有现实意义：几位主人公拒绝被卷入主流的生产关系，“躺平+润”的行动指南也是当今年轻人所向往的。

此后的中国独立纪录片似乎延续了关心社会边缘人的传统，这是一种媒体人的理想，是九十年代被介绍到中国的“小川绅介精神”的开花结果，也可以看作对“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士大夫精神的传承。这一传统决定了中国独立纪录片的走向。

于是，我们看到了太多《铁路沿线》(杜海滨，2000)中的流浪者，《马大夫的诊所》(丛峰，2007)里西北干旱地区的农民，《算命》(徐童，2009)里的“游民”，《犴达罕》(顾桃，2013)里总是醉醺醺的原住民；当然，中国独立纪录片不只有“穷山恶水长镜头”，也少不了徐若涛影片里的疯狂艺术家，范坡坡镜头下的酷儿，邱炯炯面对大历史的奇思妙想，我们当然不能否认中国独立纪录片在内容和形式上的多元。

但最普通的劳动者在哪里？是否因为太过主流，不够边缘而被忽视？这一现象充满讽刺性。当代语境下的工人阶级对应英语里的working class，被雇佣的蓝领和白领都属于工人阶级，是中国人口的大多数（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数据，2021全国就业人员7.465亿人）。而当我们翻开中国独立纪录片的历史，却发现我们是“沉默的大多数”：作为被拍摄对象的出现频率远低于“社会边缘人”。不过，因此对纪录片创作者提出抱怨，是幼稚且无用的。研究中国独立纪录片者，或通过纪录片研究中国的海外学者，从纷繁复杂的影像世界里梳理出一条“工人叙事”的线索才更有意义。

王兵的《铁西区》(2003)是这个序列里最高作，它也使王兵导演出道即封神。笔者出生并成长于沈阳市另一个重要的工业区，环境与此片里的较为相似，因此也更有共鸣。此片长达9小时，记录世纪之交的国有工业体系的瓦解。在笔者看来《铁西区》的三部分《工厂》《艳粉街》《铁路》呈“集体-群体-个体”的递进关系，从制度化的集体，到松散混沌的群体，再到茕茕孑立的个体，此片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以“退变”来衬托人性的光辉（尤其在第三部分），这样的创作是真正的，最纯粹的人道主义行为。

《三里洞》(林鑫，2007)有关高危工种的工作环境。“本片用15个片段记录了依然生活在当地的老矿工、已故者和那个即将消逝的时代，以矿工的群像见证了生命的坚韧和尊严。”

徐童的《麦收》(2008)是其“游民三部曲”的首部，拍摄对象为北方一个低端服务场所的女性性工作者。在马克思那里，性工作者被认为是流氓无产阶级，不是革命力量。土地革命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将这一群体作为团结的对象，主张对其进行改造。现如今，关心社会议题的年轻一代早已将对此群体的讨论引向女权主义，在此不必赘述。作为纪录片的拍摄对象，性工作者的隐私问题引发了一些争议，在2018年的香港，《麦收》在决绝影展的放映遭到社会人士的阻止，这些人认为此片的放映侵犯了片中人物的隐私权，会对她们造成伤害；另一群人则从言论出版自由，以及目的论的角度出发，宣扬此放映的合法性和正义性。关于此伦理层面的争议，笔者不予置评。

余天琪和余海波的《中国梵高》(2016)是典型的以小见大式的纪录片，讲述深圳大芬村的农民画工的生产生活。此片可探讨的话题有很多，包括如何实现个人价值，何为艺术的本质，但最有趣的是：它是一个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寓言，笔者印象极深的一个段落是：临摹技艺高超的主人公由于长期与欧洲销售商合作，向其供应梵高画的复制品，而被销售商邀请去欧洲观摩，我们的主人公在感叹欧洲的人文艺术的强大精神力量的同时，也发现了一个惊人的事实：他临摹的画作在欧洲的售价竟是销售商向其提供的收购价的数十倍。这一残酷的现状，正是中国在全球化经济里的位置的缩影。

李一凡的《杀马特我爱你》(2019)是不可多得的杰作，制作此片的工作量极大。此片极具社会学价值，也适合每一个中国人观看，观看时可以问问自己：“我与他们有何本质区别？”

曾引起广泛讨论的NHK纪录片《三和人才市场 中国日结1500日元的年轻人们》很难算作是中国独立纪录片，但也不妨把它拉进来一起讨论。此片的内容无须赘述。有意思的是，现在仍有很多三和大神在抖音发布vlog，他们分享自己的日复一日的生活这一行为，似乎是有自觉意识的。如果这种分享是自觉的，那么他们干一天玩两天的“自甘堕落”，是否也是对资本主义的自觉抵抗？

台湾国际纪录片展(TIDF)今年策划了“时光台湾：1986—1991「百工图」系列精选”，展出了《白衣天使》《动物管理员》《漫画人》等15部曾经的电视专题片。把主流（官方）影像当作考古的素材，在台湾纪录片界已司空见惯。

中国独立纪录片，作为非主流叙事似乎在题材上有意回避主流，这可能就造成了“社会上的大多数成了纪录片中的少数”的尴尬现状。如何对主流劳动者和非主流（边缘）劳动者都予以适当的关切，以致完成纪录片人内心的“主流——去主流——再主流”进程，是创作者，研究者，策展人共同面对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