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3月劳工新闻重点：沿海电子厂“找工难”；广州北京外卖骑手饱和

《第一财经》报道，今年头两个月的外贸出口总值同比按美元计价下降6.8%、按人民币计价微升0.9%。由于2021、2022年疫情下外贸出口总值增长率要大许多，今年外贸相关企业压力较大。不同制造业的压力不一，汽车的出口总值增长78.9%，但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及其零部件的出口总值下降26.7%。劳动密集的制造产品出口总值普遍下降，如纺织品下降15.9%、服装及衣着附件下降7.5%。

据《工劳小报》整理，东部沿海多家电子厂招工人数减少、工价下降。以法定最低时薪18.1元的东莞为例，疫情前工厂临时工工价还可常见到每小时20元甚至更多，而现在17-18元已算高薪，13-15元也有很多人排队等录用。

《做工台》指出，虽然广州康鹭片区制衣厂出现“招工难”的情况，但这只是因为年后纺织业订单多、工人尚未全部返穗，而且康鹭更需要熟练工人。另外，康鹭的制衣工人，不管长工散工，都没有劳动合同，劳动保障完全缺失，而且需要日做十几个小时赶工。相对而言，电子制造业等行业大厂工作规律、收入稳定，更具吸引力。电子厂普工职位通常不乏应聘者，今年“找工难”更给了企业压低工价、按性别/年龄/族群筛选工人的底气。

《界面新闻》报道，广州多年来首次出现专送外卖员不招人的情况。一位主管天河区、番禺区、白云区三区站点的负责人称，由于目前涌入广州就业的外来人口较多，美团骑手出现爆满情况。为保证骑手接单量和月工资不被挤压缩水，当地美团骑手站点不会扩招。《红星新闻》记者也发现北京多个站点满员，但美团回应称部分站点日常会根据单量及骑手表现作人员增减，属于正常现象。

坊间对外卖员不招人的消息有所反应，是因为社会感受到外卖员人数急增。《半熟财经》一篇文章采访的工人指，同龄人的心理发生了变化，以往普遍认同“踏实在工厂当几年工人、打下积蓄后出来单干”，如今获得“第一桶金”路径已经从工厂变成送外卖，“感觉周围70%的人都在送外卖。” 《红星新闻》的文章引述广州一名饿了么专送骑手说，“人实在是太多了”、“路上看得到新人，新装备、新车”。站点现时需要控制人数，因为骑手单量减少令工人收入下降。

根据国家统计局及公开数据整理测算，《第一财经》指出中国现时有超过5000万低龄老人仍在就业，当中超六成从事农林牧渔行业，其余则可推断在城市和乡镇工作。该文引述的另一组数据指，目前农民实际发放的养老金水平为每月平均188元，只相当于城镇职工养老金平均发放水平每个月3577元的5.26%。社会保障的缺席，使大部分农村老年人仍在劳动，除种植业外，从事建筑、制造和批发零售业的工人也不少。

不过，农村老年人即便被迫重投工作，但城市却不欢迎他们。政府近年更为积极地管理建筑行业，要求建筑企业清退超龄工人，变相这批老年人陷入尴尬局面。即便农村老年人愿意从事城市中最没人做的清洁、保安等工作，现时一些雇主也愈来愈不想雇用超过60岁的工人。雇主的观点是：工人年纪大不仅劳动速度降低，发生意外时还容易让他们陷入法律争议。

即便是在城市生活的退休人员，重投工作亦不见得被接受，他们能找到的工作跟其拥有的技能全不匹配。《谷雨实验室》描述了一个求职网站的情况：老年求职者中既有中学教师、大学教师，又有曾经的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但面向他们的岗位，则大多是养老院看护、医药保健相关，又或者麦当劳服务员。受访老师分享，虽然她有意在退休后重新任职教育工作，但一些雇主只招35岁以下的工人。即便转行到服装店应征，对方同样以年龄限制来拒绝她。该老师最后只找到与其能力最不匹配的一份体力劳动工作（超市蔬菜部理货员）。

全国16-24岁人口城镇调查失业率持续攀升，在2月到达18.1%，高过1月的17.3%，以及去年12月的16.7%，相比去年同期的15.3%高出近三个百分点，整体而言，青年人失业率上升趋势未停，但相比去年秋招前高达19.9%的失业率则已有所回落。《时代财经》报道指出，相比起半年前秋招的“地狱模式”，互联网春招回暖。牛客网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2023年春招计划扩招的企业占比35%。

3月中旬，国考笔试成绩放榜，首批面试名单正式对外公布。本次国考计划招录3.71万人，152.5万人实际参加考试，实际参加考试人数与录用计划数之比约41:1，“一岗难求”现象普遍，考公上岸，进入体制内仍是许多青年的热门选择。报考研究生方面，根据教育部新闻发布会，今年全国共招收研究生124.25万人，比上年增长5.61%。而考研人数也继续缓慢增长，达到474万人，较上年增长3.72%。

投考教师资格的人数虽每年增多，2022年教师资格证报名人数达1144.2万人，比十年前的17.2万人翻了66倍；但编制内教师的数目日减。《中国新闻周刊》访问到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高等教育研究院副教授乔锦忠，随着人口负增长、出生人口由2017的1723万人下降至2022年的956万人，接而令全国中小学的学位下降，农村小学生预计从2020年到2035年减少67.45万人，预计在2035年所需的农村小学只有3.55万所；预计在2023年有150万小学教师、37万初中教师过剩。

与此同时，部分地区开始实行中小学＂教师退出机制＂，去年11月份，宁波市教育局发布关于教师退出机制的意见公告，拟对未能聘任上岗、考核不合格、违反师德等教师予以退出机制，此例一出编制教师变相每年都要经过考评，有教师担心机制因应人口变化而推出，担心日后即使进入编制，亦会影响工作稳定。

《财新网》亦有一篇关于厦门市报道，内文指一、二线城市愈来愈多学校教育岗位和编制“脱勾”，在厦门市市属学发布的招聘毕业生公告中，招聘1409名教师，全部均属非编岗位。文中访问到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陈先哲，陈教授指取消教师编制可能与人口负增长的大环境相关，为未来负增长、学额减少下的人事安排做好预备。

三月八日国际妇女节，女性劳动者的权益保障受关注。多篇调查报告指出结构性的性别不公在中国职场无处不在。薪资水平上，男女同工不同酬问题仍严重，智联招聘平台上的数据显示，女性平均薪酬为男性的88%；拉勾招聘的数据显示，一线及新一线城市中，女性薪资为男性的84.5%。就业性别歧视上，超六成女性会在应聘时被问到单身和生育的问题，五成曾经历求职岗位性别歧视。家务责任上，68.8%的女性每天从事家务劳动1小时以上，远高于男性的47.2%，且只有不到10%的女性认为，丈夫在家务和育儿方面不比自己做得少。工作与晋升机会上，根据贝恩公司发布的白皮书，在中国，只有19%的高管是女性，比例低于英国、美国、澳大利亚的平均水平，后者约25%；丁香园对于医生群体的调查结果显示，七成女医生认为男女晋升不平等，想要与男性获得同样的薪资酬劳和职业路径，女性往往要付出更多努力。随着生育率持续走低，官方对女性承担生育责任的社会期望愈发强烈（大部分省市女性产假已由三个月延长至150天以上，而男性陪产假仍为15天），女性因生育而受就业歧视，职场晋升受阻的情况恐难改善。同时，针对女性的职场性骚扰问题仍严峻。厦门法学院教授蒋月研究147件性骚扰相关案件，发现只有不足三成职场性骚扰指控能够获得法院确认。

更被边缘化的残障女性群体同样缺乏足够的社会支持，并且被排斥在劳动力群体之外。上海有人公益基金会联合浙江师范大学残障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共同发布《残障女性发展报告2022》，对残障女性的教育、就业、经济状况以及社会支持等多方面进行调查。就业年龄段的残障女性有超过半数未工作，占比达54.3%，更有约 33%的残障女性遭遇过残障与女性双重身份的就业歧视。

蓝领工人方面，随着经济下行压力增加，许多女性劳动者或主动或被动地从工厂制造业以及餐饮、家政服务业等传统产业出走，再加上来自农村的女性和全职主妇需承担更多赚钱养家的责任，越来越多的女性加入男性主导的骑手、配送员、网约车司机等行业。在主流被“外卖小哥”、“司机小哥”等称呼遮蔽的女性基层劳动者的境况也逐渐受到关注。根据T3出行发布2023年度女性司机就业数据报告，到今年三月已有超过5万名女性加入T3出行，比去年同期增长超过3.2万人，同比增幅达到150%。外卖女骑手占比也逐年攀升，根据《三联生活周刊》报道，2020年北京外卖骑手女性占9.04%，到了2021年这一比例达到16.21%。

在外卖行业中，男女同工不同酬的问题更为明显。平台会根据骑手的表现，设置不同的单价，送单越多，单价越高。在这样的规则下，因为需承担更多家务责任以及每月固定生理期造成工作不便等多重原因，女骑手的平均单价整体低于男骑手。根据《三联生活周刊》报道，女骑手中，单价10元以上的占20%，单价5元以下的，则达到44.38%，最终，超过六成的女骑手每月薪资在5000元以下；相比之下，男骑手中，单价10元以上的占30%，单价5元以下的仅为24.29%，因此七成的男骑手每月薪资都能达到5000元以上。同样，在这些女性占比仍较少的行业，女性劳动者更容易受到“体力活不适合女的”，“女司机开车技术差”等污名化对待，企业也不重视只有女骑手会面对的种种困境，不会着力改善她们的劳动条件。网约车女司机会因为不好找厕所在日常的工作中尽量少喝水，每逢生理期，则会尽量维持坐着不动。以外卖骑手为课题的研究员孙萍采访了30位女骑手，只有三个人提到自己会在生理期休息一天或半天。女骑手往往连“卫生巾也没时间换”，甚至还有因为路上找不到厕所，只能咬牙坚持跑的情况。

“中国劳动趋势”以《2023年“两会”劳动提案回顾：基层工人视角缺乏，聚焦养老生育就业》为题对今年两会劳动者权益相关的提案作出整理总结。文章指出，老年退休者、大学毕业生就业、平台劳工、生育家庭、休假等社会热点今年两会劳动提案的关注重点，而人数众多的服务业、制造业与建筑业等基层蓝领工人则在提案中被忽视。在六十六则与劳动相关的提案中，仅有三则建议与改善基层工人的劳动条件相关，文章认为，这样的结果或与基层劳动者在政治上缺乏更代表有关，尽管人大代表中一线工人、农民代表497名，占代表总数的16.69%，但57个与劳动者相关的提案大多来自于教育学术界或是企业高管、董事长，工人出身的代表仅只有2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