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别处，反正不在康鹭

“就是这儿了。”房东指了指拐角后的一条窄巷。我侧身看过去时，巷口的垃圾桶突然窜出一只黑色的大老鼠，背对着我们跑向漆黑的巷尾。房东旁若无事地向前走，在第二扇铁门外停下，摸出钥匙开锁。窄巷光线昏暗，铁门有一半隐没在对面楼栋的阴影里，另一半布满了褐色的锈迹。

十分钟前，我在康乐村河边的招租小广场遇到房东。说是广场，其实只是一块很小的空地，因为贴着两块招租布告栏，中介和房东大多聚集在这里。你很容易在人群中认出他们：慢悠悠抽烟的，坐在小马扎上织毛衣的，不匆忙也不烦恼的。

一开始跟我攀谈的是一名女中介，她收了我10元“带看费”，改用粤语去一边打电话，“要干净点的，这人看着挺斯文。”然后极力向我推荐刚装修好的几间单间房，月租1400元至1600元，在握手楼里算高档的。租房押一付一，热水器和空调另外各押 500 元。“这个钱最后还是你的！”中介反复强调。

这几间房面积大约20平方米，卫生间和厨房以外的区域做两到三个隔断，有的还放着上下床。适合一家人或好友合租。没人舍得一个人住单间。

我带着行李箱去的，中介格外热情，但在我表示想月租时，她立刻拒绝了，“单间至少半年起租。”康乐的房子不愁租，她丝毫不给我商量的余地。我们一同走回小广场，她把我介绍给房东，“你跟她走，有月租的床位。”房东正穿着睡衣晒太阳，闻言起身，带着我走进弯弯绕绕的巷弄。

房东的楼靠近康乐村的罗氏祠堂，三层高，内部被分成几个独立的单元，各有一道铁门进出。我住的单元一共5间房，一、二层分别有两间，每间不足四平米，只放得下一张上下床，三楼没做隔断，两张上下床摆在一个房间里。我租的床位就在三楼，房间四周是墙，但房顶只是一块铁皮棚。

我去的时候，房间已经住了个年纪在四五十岁之间的女人。她主动问我做什么工作，我谎称是实习设计师，她听了很高兴，“你是白班吧，我是做打包的，上夜班，我们谁也不影响谁。”

之后果然如她所言，别说影响了，我甚至没怎么见过她。她非常忙碌，傍晚6点多就不见人影，到上午9点10点也没回来。有一次我特意等到中午1点才出门，还是没见到她。第二天下午我提早回去，她隔着窗帘半睡半醒地跟我说，“我太困了，昨天一直加班到下午。”

室友是安徽人，一个人来康鹭打工，在这个湖北人聚集的城中村里，属于最边缘的一类，正因为无亲无友，才会独自租床位房。我有时候想，如果她在这里遭遇不测，谁能及时发现呢？她那个在浙江学动漫特效设计的儿子会时常跟她联系吗？

但直到我离开，也没有机会跟她多聊几句。每天和我同在这个空间的，大概只有铁皮棚上的老鼠，它们急匆匆地跑来跑去，让铁皮棚发出哐当哐当的声音。

我来康鹭以后才见到这么多老鼠，印象最深的一幕是在一个清晨。那时天微微亮，两个女人一前一后地走在巷弄里，她们的脚边，一只老鼠也在贴着墙走路。前面的女人先发现了老鼠，故意跺了跺脚，发出很重的响声，老鼠受惊，往后躲，后面的女人跟着跺了跺脚，老鼠一动也不敢动了，两个女人一同笑了起来。

康鹭的制衣厂以生产低端女装为主，这些衣服不讲究档次和舒适，最重要的是有抓人眼球的样式。制衣厂老板狂豹说，“康鹭的款式是最时尚的，在交通不便利的时候，这些款式要过两三年才会传到内地。”从外形上看的确如此，服装批发商会挑选市场上最新、最火爆的款式拿到康鹭加工。

有将近一周的时间，我在豹老板的厂房里学习制衣的流程。教我打包衣服的是廖大姐，河南驻马店人，今年52岁。她在豹老板这儿做长工，时薪24元，这个钱赚得很实在，她几乎每一秒钟都在忙活。我跟着她学会了怎么使用标价机，怎么用塑料绳捆包装袋，再复杂一些的工序主要靠练习，她直接放弃了教学。

衣服从熨烫工的手里搬到她这儿后，她先要给每件衣服剪线头，沙河服装批发市场的货剪得粗糙一些，用剪线器沿着缝线推一推就好，十三行的货剪得更精致，需要反复检查。剪完线头、挂好标签后，才进入正式打包环节。她双手拎起一件衣服拿到身前，比着她腰的宽度把衣服两边翻折起来，再拎到桌案上对折，衣服就叠成了一个平整的长方形。这个过程全凭手感，但她叠的每一件衣服都能刚好放进包装袋。

做服装尾部处理四年多，廖大姐经手了几万个款式，没有哪款衣服能让她惊讶，无论是露脐、露腰还是露背，她都一脸平静地把它们打包好。我好奇地问她，“你觉得什么样的衣服时尚？”她在厂里环视了一圈，指了指挂在晾衣绳上的外套。那是一件豹纹布料和透明雪纺布料拼接成的小外套，非常短，我一时想象不出它穿上身的效果，廖大姐提醒我，“搭配连衣裙呀，好看！”我要给这件衣服拍照，廖大姐嫌我没展现出它的美，放下手头的活，把它的扣子系上，衣领折好，“你得这么拍。”

廖大姐自己则喜欢穿旗袍，来康鹭前，她从老家带了一件过来，但她不怎么穿。她身材微胖，不好意思在人前穿，她在广州也没什么悠闲的时间。一年有8个月的时间，她在康鹭打工，每天从傍晚六七点，工作到第二天早晨七八点，再从上午10点睡到下午6点，几乎没有做其他事情的时间。

廖大姐和弟媳妇跟嫂子住一起，男人们另有生计，她的丈夫和儿子在云南建筑工地上干活。每年春节和七八月份是康鹭生产的淡季，廖大姐去云南和儿子团聚，那时她才会穿上她的旗袍。云南是生活的地方，而广州只是赚钱给儿子贴补家用的地方。

车位女工朱大姐的心态不一样，她今年39岁，是厂里最会打扮的人。我记不清第一次见她时她穿的衣服，只记得她戴着亮晶晶的绿色耳环和红蝴蝶结头饰。她的手装点得格外用心，戴着金手镯、银戒指，涂上红色指甲油，一天里有近15个小时，她要用这双手操作缝纫机。

朱大姐是湖北监利人，曾在武汉的制衣厂做学徒，后来康鹭打工，经历过康鹭走向鼎盛又逐渐衰退的过程。以前康鹭的订单多到做不完，招工大街上没有招客户的老板，全都在招工人，工价也就有了可商量的空间。朱大姐每天早上在街上挑选符合心意的订单，平均一天收入四百多元。2016年以后，康鹭订单减少，她于是来豹老板的厂里做长工。

朱大姐和丈夫在不同的厂里工作，她做车位，丈夫做裁床。每天半夜12点下工以后，他们才会在月租1100元的单间碰面。朱大姐的打扮更多是为了自我欣赏，她有一套“自己赚钱自己花”的新时代女性宣言。

她喜欢听音乐，买了耳机和蓝牙音响放在自己的工位上，心情好的时候就给全厂放歌。有时候她一边踩缝纫机，一边跟姐妹视频聊天，两人对着屏幕一起做工，聊聊哪家美容店文眉技术好，哪家理发店烫头划算。每天晚上睡觉前，她要喝一小杯红酒，“睡好觉，能美容。”每月有一两天，朱大姐向豹老板请假休息，和姐妹们一起吃饭逛街。她们通常去的是康鹭东边的合生广场，那是康乐村巴士的终点。

康乐村用无牌照的游览车运营着一条巴士路线，票价2元，线上支付多收0.2元。巴士的起点是靠近中大布匹市场的康乐广场，经过招工大街后驶出村道，沿着叠景路向东行驶至终点。无论道路多么拥挤，村巴都能随时停下上车客，中途上车票价不打折。即使在叠景路上，也不受交通规则的束缚，随时压线占道。

朱大姐只在签租房合同时见过她的房东，平时毫无交流，房东只在每个月收租的日子，用微信提醒她交租。如果房子有问题或家电坏了，房东也不露面，直接打电话叫维修人员上门。2022年10月至12月，康鹭因疫情防控封村了39天，房东没少要一分钱房租。聊起这些事情，朱大姐没有表现出明显的情绪，只说了一句，“外面肯定不如家啊。”

在康鹭的前几个晚上我都睡不着觉，周围实在太吵了，闭上眼睛后觉得四面八方都是人，夫妻吵架的叫骂声、孩子的哭声、短视频的音乐声，这些嘈杂的声音中还混杂着两种均匀平稳的机器声，一种来自缝纫机，一种来自钉扣作坊，“滋滋滋”、“哒哒哒”的声音和抖音神曲融成了城中村交响曲。

好几次我快要睡着的时候，二楼做车位工的夫妻又下工回来了，整栋楼共用三楼的卫生间，于是他们在和我隔着一道墙的位置洗漱、聊天，互相拍打后背。女人边拍边轻笑着说：“拍拍更健康。”

这句话把我快说出口的“能不能小点声”给堵回去了，我想起白天要在缝纫机前工作15个小时的朱大姐，想到她和丈夫每天晚上回家后才能碰面，我突然不忍心打扰这个温馨的时刻。

每天我从出租屋去豹老板的工厂，都会路过一条河。河水深绿浑浊，但河面算是干净，清洁工会划着木船捞走河里的垃圾。河流东岸是村里最有人气的地方，一端是招租小广场，一端是康乐桥，中间连着一个个卖湖北小吃的小推车、挑担剃头的师傅，卖老鼠药的老头也会把摊摆在这里。

我并不觉得这条河好看，却被一扇临河的窗户吸引了，窗户后面的河水和绿树，就像挂在墙上的一幅风景画。画前坐着一个给腰带穿钉扣的中年女人，她抬头看了我一眼，于是我走进去和她聊了起来。

女人姓刘，老家在湖北荆州，她和丈夫是家乡最早一批南下东莞打工的人，2008年后，他们从东莞来到广州康鹭，在小制衣厂做长工。刘大姐形容那时的自己“手脚快，眼睛精”，2019年她年满50岁，制衣厂老板嫌她干活慢、不能熬夜，把她辞退了。她盘下这间临河的铺面，二楼住人，一楼当作坊，从工厂接点散活，一个月勉强能赚个五六千元。

她不喜欢康鹭，这里不如东莞市容干净——“东莞巷子大，街道宽，工厂也有规模。”也不如老家生活闲适——“家里不用租房，在这里每天早上一睁开眼睛，就要给人一百块。”

2022年因疫情封村，她和丈夫被关在这间铺面里，到最后没有菜，没有油，连吃了几天素面。过年回家后她想留下来，种地养老，可是以前南下打工时，他们把耕地给了亲戚，暂时收不回来了，亲戚让她至少再等两年。她只能回到康鹭，过“做一天算一天”的日子。

她喜欢安静，可康鹭实在太闹了。我们坐在窗前聊天时，铺面外不时传来电动车颠簸的声音，那是布匹市场往这边运送布料。“是不是很吵？”她无奈地说，“这些电动车开得很凶，前段时间还把一个女人撞倒了，半边脸都是血，骑车的撞完人就跑掉了。”

我们聊了一下午，直到浓绿的河水泛出淡金色的光。临走前，我又回头看了一眼，那一刻，她和窗户是寂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