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气不好”的聋人骑手们，困难重重的外卖之路

因为行业变化，也因为居家办公带来的沟通障碍，曾做了三年聋人骑手的张胡军发现，今年以来，越来越多的听障人士进入外卖员群体。因为骑手这份职业，很多聋人首次在健听人圈子里工作，也是首次面对与健听人士的大量沟通。他们被隔绝的不只是声音，还包括一整个语言体系和命运走向。

当时车茂讲刚结束答辩，必须搬出上海市徐汇区业余大学600元一学期的宿舍了。车茂讲学的是平面设计，但疫情一来，“原来招工的设计公司，今年很少到学校招聘”小车的班主任李妮说。招工减少的原因，除了岗位缩减，也因为疫情居家，聋人员工的沟通会变得更困难。

李妮举了个例子，设计稿一般都需要改动，同在一个空间时，其他员工跟聋人员工沟通，只是“用手指点一下的事情”，但通过网络，就需要文字沟通了，而大多数聋人并不擅长文字沟通。车茂讲后来去了上海徐汇区一个配送站，整个站上10位聋人骑手，其中一个跟车茂讲一样，也是学设计的，疫情后面试过十几份工作，都无果而终。

不能按设想做设计工作后，车茂讲本来已经找好了苏州的一家工厂工作，具体是拧螺丝，结果也因为疫情，推迟入职了。车茂讲最终决定，注册成为骑手。

车茂讲是云南腾冲人，在家乡人的眼里，作为聋人，他已经很有出息了。因为在老家，听障人士的工作一般只有两个选择：按摩店，餐馆后厨。小车高中时就在腾冲街巷的

车茂讲是在三岁失聪的，当时全家在缅甸开小饭馆，因为打预防针时，药水伤到神经，车茂讲失去了听觉。父母用尽几万积蓄诊治后，他的听觉仍然不能恢复，就把他送去了昆明上特殊学校——在老家村庄里，其他健听孩子，包括车茂讲的弟弟，都没得到去省会上学的机会。全家人希望他读书，越久越好，不要急着工作。

高中毕业后，车茂讲入读徐汇区业余大学，也称徐汇区社区学院。这是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政府主办的一所成人高等学校，也是上海市第一个设立聋人特殊高等教育的学校。学校涵盖了中专、大专到本科学历教育，车茂讲读的是专科，他的同学大多是高考落榜之后，经由熟人圈子里介绍而来的。像车茂讲这样，自己在网上查资料，然后独自咨询，报考就读的是少数。

成了全职骑手后，车茂讲每天早上6:30出门，工作到晚上10点，每日车程200公里左右。下班时，电瓶车基本都没电了，只能推着回家。入伏之后，上海气温动辄38度，8月11日，车茂讲在被火辣太阳烤得头晕眼花后，回到家空调开到最大档，结果次日就重感冒。

车茂讲的工作区域在徐汇区东安路一带。作为听障骑手，车茂讲遇到的困难包括送餐途中的意外沟通，比如顾客写错电话、写错地址，系统就叮叮当当一声声催促“即将超时，即将超时”。但再焦灼，车茂讲也只能手忙脚乱打字沟通。和大多聋人骑手一样，小车打字多用五笔，或者手写，速度很慢，为了提高效率，就经常使用输入法联想，结果呈现出的句子又成了乱码状态。

进了居民区，如果需要跟客户电话沟通，车茂讲一般会打着手语走到陌生路人跟前，指指电话，眼神恳切。路人倒是很少拒绝，往往会接过电话帮忙跟对面沟通，虽然沟通的话，车茂讲听不见。

虽然困难，但从冬到夏，车茂讲如今已是站点里的“单王”，一个月配送1200单，准达率97%。原来在按摩店、餐馆做暑假工，只能攒下一些零用，做骑手之后，车茂讲可以时不时给家人发几百元红包了。车茂讲说，自己曾经一直好奇，富人和穷人有什么差别？跑单的五个月，让他有机会看到不同人的生活，他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富人大多都很低调” 此外，两者看起来没有多大差别。反而是通过动作，衣着，车茂讲说，他能感觉到一些人“经历很多吃苦”（吃过很多苦）。

和入行半年的车茂讲比起来，张胡军算得上聋人骑手圈的一个“人物”：他在某短视频平台上有5万粉丝，还建了一个“全国聋人骑手群”，目前群里已有接近500人。

张胡军送外卖是为了还债，2019年，有个聋人圈子的熟人给他介绍了一个生意，他不但把积蓄砸了进去，还网贷了一笔钱投入。后来朋友因为非法集资进了警察局，他才知道自己决策失误。

2019年5月的一天，张胡军在一张纸上算了一下自己的所有债务，累计达到十一万，分别来源于七个网贷、一张信用卡和三个朋友。列完债务表，张胡军在白纸上又添了两行字，一行是“我的敌人只有一个，就是债务！”另一行是“坚定地和它们战斗，制服它们”。张胡军说，后来他认识的聋人骑手里，80%都有债务，网贷偏多，欠债金额几万到几十万不等，有的是为了买婚房，有的是网络博彩，负债原因都很具体。

大家选择做骑手的原因也很简单：成本最低，来钱最快。买个电动车，办好租房就可以开始了。张胡军工作的城市在杭州，根据他的了解，杭州的聋人骑手大多租的是600元一月的上下铺，3人一间。

做骑手的三年里，张胡军一般是做六休一，或者七天全勤，第一年通知顾客都用短信，一个月短信费都得200元；第二年他学会用手机AI语音系统打电话给顾客，能把手机里打的字翻译成语音；第三年，他自己组了同城核心骑士长，带队有50多人，只有5个是聋人，其他都是健听人。2022年春节，张胡军还完所有债务，连本带息15万。

张胡军总结，相比其他聋人骑手，自己“升职加薪”快的主要原因是，此前在聋人圈卖过电话手表、加入过聋人摄影工作室，社会经验足，跟人打过交道多，甚至打字时，能做到基本没有语病。而这背后的代价是，张胡军随时都在字字斟酌，还常常在发送后撤回消息。

网上常有人分享，自己碰到聋人骑手发来的短信语气不好。但实际上，这是因为大多数聋人日常使用的语言是自然手语，主要是基于情景还原，并不像成体系的汉语那样逻辑结构严密。中国标准手语才是对汉语的翻译，逻辑也与汉语基本一致，但其词汇量有限，只有5000字左右，除了在学校课堂上，听障人士用得并不多。

正是看到聋人跟外界沟通的障碍，2020年开始，张胡军开始短视频分享自己的外卖经验。他主要是通过手语，给其他听障人士讲解外卖平台的操作及规则，需要熟悉的路线、商圈、送货区域，遇到超时如何申诉等。顾客沟通不上时，怎么操作以损失最小化，也在张胡军的分享之列。其实，这些教程外卖平台本来都有，张胡军只是把它们“翻译”成了手语。

随着今年各地暴发疫情，张胡军在短视频平台上的粉丝，已经从年初的2万涨到7月的5万。他能明显感觉到，前来咨询能否做骑手的聋人变多了，在他自己的微信里搜索“招聋人”这一关键词，密密麻麻的聊天记录里，大多都是前来咨询能否做外卖员的。他甚至遇到有聋人辗转几个城市寻找工厂工作失败后，拖着一堆行李来杭州找到他“学外卖”，结果因为“悟性不高”，又拖着行李回了家。

不过即使顺利入行，外卖也不是能长久做下去的行业。张胡军身边的聋人，基本做了一两年后就陆续离开了，有的去了工厂，有的买了车做起了网约车司机。也有运气不好的，在头几个月就发生了交通事故，摔倒骨折后卖车回家，负债更多。

采访时，张胡军一再强调，除了听力，聋人骑手与听人骑手没有任何区别。但我问他，“如果没有区别，他们为什么还要看你的视频来‘学外卖’呢？”带骑手团时，张胡军的队伍达标率和业绩常常是冠军，连健听人士也纷纷加入，联系不上顾客或申诉时，都找他处理。有新加入的骑手甚至以为，他说自己听障是开玩笑，情况着急就弹个微信语音过来，他只能挂断，告诉对方：我是聋人，你打字。

短视频有了起色后，张胡军依然身着标志性的骑手服装，在快手分享聋人外卖相关经验，但还完外债的他已经决定不再送外卖了。和所有视频博主一样，他也带货，目标客户是聋人，身边的同事也大多是聋人。他还是想回到自己的圈子。

在北京通州见面之前，我跟阿亮在网上说好，次日下午2点一起送外卖。等我准时到达通州，他回复说自己正在西站接一个聋人朋友，安顿之后马上就到。此后，“马上”这个词每隔一小时出现一次，直到下午6点，阿亮终于匆匆地出现，但因为核酸问题进不去商场。我这时才注意到，他衣服背面有轻微泥渍，手臂有擦痕，看起来是摔过。

随后，他叫好车，径直把我带去了一家徽菜馆的后厨。我一头雾水，为什么要去那里？今天为什么不送外卖？他对我的疑问置若罔闻，只是不停点头。在餐馆后厨里，一个瘦弱的中年女人本来蹲在地上洗菜，见阿亮带我进来，开始跟他激烈地比划起来，我只好坐在一侧等待。

一会，她向我走来，用手机打字问：你是谁？怎么认识阿亮的？通过文字向她解释了一番后，她犹豫了会，打下：“我是他的女朋友。也是聋人。”在后厨轰鸣的风机里，阿亮给我拿了个小板凳，和我对坐着用微信“讲”了起来。

通过他混乱的语序，我确认了一些事。阿亮年纪43岁，主业是在这家徽菜馆的后厨打杂，已经3年，每月收入4500元。今年五月，北京餐饮业禁止堂食期间，虽然有老板发的工资3000元，阿亮还是决定去送外卖。一开始是跑了一个月，后来餐饮业复工，变成每月三天时间去兼职跑单，当是打两份工。

两人2007年在广州打工就认识了，2009年阿丽离开广州，回到四川老家结婚生子又离婚，阿亮则一直未婚。兜兜转转，两人在北京又遇见后才正式交往。在阿丽眼里，阿亮很活跃，她还向我展示了一张照片，是阿亮在长城上给她拍的，我说照片拍得好，阿丽低头写下：“嗯，他什么都会”。

在徽菜馆的后厨，厨师长是阿亮的直属上级，两人经常一起抽烟，即便如此，厨师长仍对阿亮也一无所知。阿亮说，他还有个亲戚，“在北京海淀单位工作”，但两人连微信也没有。这种隔阂显然是沟通困难造成的，我自己和阿亮沟通，也常有一种彼此使用不同语言的感觉，例如他道歉，会说“不好意思，你好久等我”，大概是想表达“你等我好久了”。理解健听人群的语言，对阿亮来说可能同样困难。阿亮所在的聋人外卖群里，时不时有人分享和健听人聊天的截图：“这是什么意思？谁翻译一下？”。

跑外卖时，不像年轻胆大的车茂讲，阿亮一般不会抄小路，所以总是超时。打开他的外卖骑手后台，几乎每天都有2-3单超时或者取消的申诉，而大部分申诉都无法通过，跑一天下来，收入通常只有100元左右。虽然阿亮说，自己送外卖是因为“有时间，无聊，送外卖”。但实际上，他的生活负担并不小。去年他的二哥肝癌去世后，他需要独自赡养母亲。此外，今年二月，他和阿丽正式交往，阿丽有一个 9岁的儿子，阿亮时常帮衬。

我问阿亮，为什么不回家乡长春辽源送外卖，毕竟北京没有房子，怎么留下来？他没有回答，双手挥了挥。我又问他，现在存了三万块钱了，有没有考虑做点小生意？或许是没有看懂，也或许是他没有计划，他回复：“我打荷”。打荷的意思是后厨帮工。

做了骑手大半年，7月，车茂讲得到另一个机会。班主任给他推荐了一份上海的室内设计实习工作，实习期间月薪3000元，转正后6000元起步，唯一不确定的是实习时间，可能两个月到半年不等。

出乎老师和家人意料的是，车茂讲拒绝了。家人让小他两岁的弟弟去劝说，结果车茂讲反而教育弟弟，“脑子要灵活一点”。车茂讲的妈妈告诉我，高中毕业时，车茂讲参加了五所学校的高考，都落榜了。在妈妈看来，那是因为他当时打工分了心，但车茂讲说，那是自己的问题。看起来，相比于需要长久积累的设计工作，车茂讲更在意眼前快速反哺家庭。

不过他也有自己的计划，车茂讲说，等到一定的时候，他会搏一搏，转行做游戏3d建模工作，具体计划是 “读完专升本，更换设备，提高自己的绘画基本功”。但更进一步的具体步骤，他说“先做着，到时候再说”，这也是他和身边人对话中高频出现的语句。

对于3D建模设计，班主任李妮告诉我，这对绘画基本功和综合理解能力的要求都很高，学校也没有相关的资源对接。班主任记得，没送外卖前，除了专业课，车茂讲还会去附近的老年大学蹭课，常常独自画到教室关门。但大半年的骑手生活里，车茂讲几乎很少有时间动笔画画。

此前，由于语言沟通限制，小车的骑手生活，在家人眼中是显得有些模糊。反而这次采访，让小车的妈妈意外了解了他的现状。九月初，在妈妈的劝告下，小车最终正式辞去了骑手工作。目前，他正在投简历，目标岗位是原画师，如果不能如愿，去广告公司修图他觉得也可以。他想离开外卖这条将会越走越窄的小路，去另一条赛道上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