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起！中国流动人口子女发展报告2022（节选）

又是一年开学季，许多流动人口家庭要面对一个艰难的抉择：是让孩子在居住地城市入学，或为了升学而返回老家（原籍地）？基于户籍制度的升学系统是一道紧箍咒，这些流动家庭的孩子无论出生何处，在哪里成长，最终都需要“返乡”读书并参加当地的升学考试。生计所迫，他们的父母通常并不能随行。这些孩子像是城市里的蒲公英，到了季节便随风飘散，带着扎根城市的短暂记忆，将独自面对奔涌的陌生生活。

而疫情期间，人口流动更加困难，这些孩子和父母相聚的机会更少，同时经济下行，收入减少，整个家庭的生存更为艰辛。任何灾难下，最容易受影响的，都是这样的社会边缘群体。

流动子女教育问题一直是南都观察的一个关注焦点，2021年5月30日，南都观察与新公民计划一起，举办了沙龙《开城门，流动人口子女应该在哪里接受教育？》。

被公益同行称为“流动儿童问题数据库和活地图”的新公民计划总干事魏佳羽致力于“推动中国受人口流动影响的儿童跟父母在一起，使他们平等享有受教育权利”。

2022年6月初，国家统计局对外发布了完整的《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其中包含了分区域（城市、镇、乡村）、分年龄、性别的流动人口统计数据。魏佳羽团队整理相关数据，绘图，并比较和分析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在此基础上更新了《在一起！中国流动人口子女发展报告 2021》。

2020年，中国流动人口子女规模约1.3亿人，超过中国儿童总数的40%，其中流动儿童规模7109万人，比2010年流动儿童规模3581万人增长了一倍，平均每4个儿童中就有1个是流动儿童。2021年，全国人口14.13亿人，其中城镇常住人口9.14亿，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64.72%。全国人户分离人口5.04亿人，其中流动人口3.85亿人，比2020年又增长了900万人。

对于许多流动人口家庭来说，把孩子带在身边成为流动儿童，在居住地城市会面临各种入学、升学方面的困难；送回“老家”成为留守儿童，就不能亲自养育和陪伴孩子的成长，对于每个流动中的家庭来说，“流动”和“留守”是一个两难的选择。这群儿童中被人们熟知的是留守儿童，特别是农村留守儿童，2016年初国务院专门发文要求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留守儿童固然需要加强关爱保护，却治标不治本，只有让儿童跟父母生活在一起，从源头上减少儿童留守现象，才是根本的解决之道。

评估流动人口子女的发展情况，需要多个政府部门一起合作，将流动人口子女视为一个整体，而非孤立地看到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本文提出用“在一起”和“入公办”指数，作为评估流动人口子女发展的重要指标。

如何在居住地享有基本公共服务，依然是流动人口子女发展的核心挑战。目前，学前教育阶段，几乎没有完整可用的流动人口子女相关数据，进城农民工随迁子女入园儿童中，有70%在民办幼儿园就读。义务教育阶段，“在一起”和“入公办”指数虽然逐年提高，但是仍有近一半的流动人口子女不能与父母在一起居住、生活。义务教育阶段后，就地参加中高考依然困难重重，“返乡”、职校、打工、出路，深深地困扰着每个流动人口家庭。

学校体系之外，社区和课后服务的价值依然难以被社会看见；社区“儿童之家”，既要保证数量的覆盖，还要保证服务质量，至少应配备1名有专业能力的专职工作人员。让儿童之家能够遍布每个城乡社区，让每个儿童都可以和父母在一起居住和生活。

2.应尽快修改《义务教育法》，将第十二条，“适龄儿童、少年免试入学。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保障适龄儿童、少年在户籍所在地学校就近入学”，改为“适龄儿童、少年免试入学。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保障适龄儿童、少年在居住所在地学校就近入学”。

3.在人口流入的城市，大量新建各级学校（包括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全面增加学位供给，让更多的留守儿童能够跟随父母一起，在父母居住的城市平等享有受教育权利。

4.在流动人口聚居的城市社区，在人口流出的城乡社区，实现社区儿童之家全覆盖，让每个流动人口子女都能够容易地获得普惠（低收费、公益性）的课后和课外服务。

南都观察节选了报告的第二章，具象性地呈现当下流动儿童教育的现状与面临的挑战，期望所有人能在忙碌的脚步中稍有停顿，给予这个群体一点微小的关注。

把孩子带在身边成为流动儿童，在居住地城市会面临各种入学、升学方面的困难；送回“老家”成为留守儿童，就不能亲自养育和陪伴孩子的成长，对于每个流动中的家庭来说，“流动”和“留守”是一个两难的选择。

首先来看流动人口子女发展的挑战，按照挑战（困难）的来源将其分成两类：一类是“获得公共服务方面的困难”，我们主要关注教育和医疗方面的困难；另一类是“家庭自身面临的困难”，主要关注陪伴儿童时间、家长教育水平和家庭经济收入方面的困难。

流动人口家庭和子女方面，参考家长的工作情况、子女的随迁和留守情况，分成白领流动人口随迁子女、农民工家庭随迁子女和流动人口家庭留守儿童三个类别。

流动人口家庭应对困难的情况，考虑不同类型流动人口家庭应对困难的能力，分成可以应对、努力应对和难以应对三种情况，分别用绿色、蓝色和红色标注。

除了留守儿童在家庭陪伴方面会遇到难以应对的挑战之外，流动人口子女发展的挑战主要集中在教育方面，我们进一步展开来分析流动人口子女教育问题的全景。

在目前的教育制度框架下，一般的成长路径是，3岁可以进入普惠性幼儿园（2020年，学前教育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达到84.7%），幼儿园毕业后，在居住地附近入读公办小学，小学毕业后进入公办初中，参加中考进入一所普通高中，参加高考成为一名大学生，也就是下图中的绿色路线。

对于一个流动儿童来说，因为户口跟居住地相分离，原本普通的升学路径变得分外艰难，从入园开始，到后边的幼升小、小升初、中考、高考，每一小步，都是一道难关。如果闯关不过，还不想让孩子与父母分离，成为留守儿童的话，那么大概率只能选择图中的蓝色路线，幼儿园入读“低收费”民办幼儿园，在小学、初中阶段入读民办打工子女学校，到了高中阶段，读职校或者打工，如果想要参加高考的话，一般只能选择“返乡”去到户籍地读高中。

如果让孩子一直留在老家，或者中途“返乡”，成为留守儿童，在成长过程中虽然不会遇到教育政策方面的挑战，但是由于儿童在成长过程中，缺乏父母的陪伴和支持，在心理安全感、社会情感发展方面会遇到非常多的挑战。在初中毕业之后，会有很高的比例入读职校或者直接进入社会开始打工。

2021年，教育部等九部门关于印发《“十四五”学前教育发展提升行动计划》，提到“加强村级幼儿园建设，城市新增人口、流动人口集中地区新建改扩建一批幼儿园，完善城乡学前教育布局和公共服务网络，切实保障适龄幼儿入园。”

在保障流动人口子女接受学前教育方面，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政策都是原则性的，实际情况仍然主要依赖于区县的落地执行。相对于义务教育阶段而言，学前教育未被纳入基本公共服务范畴，流动人口子女在父母居住地进入公办幼儿园就读仍然非常困难，主要在不受户籍限制的民办幼儿园就读。

在教育部每年发布的教育统计数据中，也并不包含流动人口子女接受学前教育相关的统计数据，本文主要使用进城农民工随迁儿童学前教育数据来尽可能呈现这部分的情况。关于学前教育阶段留守儿童的情况，我们认为最核心的问题依然是如何促进留守儿童与父母在一起，而不是努力构建出一套在儿童与父母分离情况下的学前教育解决方案。

2015年，早期教育阶段（0-2岁），中国流动儿童463万人，城镇留守儿童744万人，农村留守儿童784万人，早期教育阶段流动人口子女合计1991万人，占中国幼儿总人口的39.96%。

2015年，学前教育阶段（3-5岁），中国流动儿童590万人，城镇留守儿童555万人，农村留守儿童792万人，学前教育阶段流动人口子女合计1937万人，占中国学前教育阶段儿童的40.08%。学前教育阶段，流动人口子女的“在一起”指数为30.46%，只有不到1/3的学前教育阶段流动人口子女可以跟父母“在一起”生活。

2020年，流动人口规模大幅上升到3.76亿人，推测0-2岁流动人口子女规模超过2200万人（参考《2015年中国儿童人口状况，事实与数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公报》等进行估算），超过中国早期教育阶段儿童50%，0-2岁流动儿童规模808万人，占中国早期教育阶段儿童的19.39%；3-5岁流动人口子女规模超过2500万人（同0-2岁的估算），超过中国学前教育阶段儿童总人口的45%，3-5岁流动儿童规模1147万人，占中国学前教育阶段儿童的21.73%。

从2016年开始，国家统计局在每年发布的《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中，都有披露农民工随迁子女接受学前教育的情况。2016年-2020年，农民工随迁子女进入公办园就读的比例略高于25%，近3/4的农民工随迁子女在民办幼儿园就读，在普惠性幼儿园（公办园+普惠性民办园）就读的比例在60%左右。

2020年，3-5岁农民工随迁儿童入园率（含学前班）86.1%，比全国学前教育毛入园率略高0.9个百分点；在公办园就读幼儿占入园儿童的28.9%，比全国公办园占在园幼儿比例低21.7个百分点；在普惠性民办幼儿占入园儿童的66.10%，比全国普惠性幼儿园占在园幼儿比例低18.6个百分点。

我们将进城务工人员子女与父母一起随迁的比例称为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在一起”指数；进而我们可以算出，2020年义务教育阶段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在流入地公办学校就读的比例只有42.1%，这一指标比“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在流入地公办学校就读比例”更加有效反映出流入地公办学校在解决进城务工人员子女教育问题上所承担的责任，我们将其称为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入公办”指数。

2020年，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1999.88万人，其中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1429.74万人，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中，在公办学校就读的比例为80.0%。“城镇”等随迁子女（还包括少量迁入地是乡村的随迁子女）570.14万人。义务教育阶段留守儿童约2674万人，其中农村留守儿童1289.67万人，“城镇”等留守儿童约1384（±508万人）。

随着城镇化水平的提高，流动迁移人口中从中、小城市向大城市迁移的人口也在不断增加，也有很多流动人口家庭，外出打工之后，会将孩子留在户籍所在地的城镇地区就读，但是目前教育部并未对这部分留守儿童进行统计，本文参考人口普查数据和教育统计数据对其进行估算。

2010年-2015年，义务教育阶段进城务工人员子女规模不断增长，占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生比例不断增加，农村留守儿童规模一直在2000万以上，占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生比例在15%左右波动。2015年-2020年，义务教育阶段进城务工人员子女规模增长缓慢，同期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生总量继续增长，占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生比例不断下降，农村留守儿童规模迅速下降，平均每年减少146.2万人。

关于教育统计数据中农村留守儿童情况的补充说明，《中国教育监测与评价统计指标体系 2015》中对农村留守儿童的定义为：农村留守儿童是指外出务工连续半年以上的农民托留在户籍所在地家乡，由父、母单方或其他亲属监护接受义务教育的适龄儿童少年。

2016年2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意见》，将留守儿童定义为：留守儿童是指父母双方外出务工或一方外出务工另一方无监护能力、不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此后山东省、河南省等也对留守儿童相关定义进行了调整。

我们认为：2015年-2020年间，农村留守儿童规模的迅速下降，一方面受益于国家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成果，另一方面也受部分省份对农村留守儿童定义调整的影响。

2010年-2020年，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公办学校就读比例一直在80%左右徘徊，但是义务教育阶段进城务工人员“在一起”指数和“入公办”指数却在逐年提升，2010年-2015年主要是因为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规模逐年增加，2015年-2020年则主要受益于农村留守儿童规模的快速下降。

2020年，中国流动人口规模3.76亿人，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包括城镇、乡村户籍）规模1999.9万人，其中，在小学就读随迁子女1447.6万人，每十万流动人口小学随迁子女在校生3852人；在初中就读随迁子女552.3万人，每十万流动人口初中随迁子女在校生1470人。

流动人口中，从乡村流向城镇的人口为2.49亿人，占流动人口总数的66%，而中国乡村人口的出生率是高于城镇人口的，也会导致每十万流动人口中同年龄段的子女数会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因此我们可以用全国每十万人口中小学、初中在校生人数来估算每十万流动人口中小学、初中阶段子女人数的下限。据此我们可以估算，2020年，小学阶段流动人口子女（随迁+留守）的“在一起”指数不高于50.28%（=3852/7661），初中阶段流动人口子女（随迁+留守）的“在一起”指数不高于41.88%（=1470/3510）。

无论是从义务教育阶段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在一起”指数，还是义务教育阶段流动人口子女“在一起”指数来看，距离让更多的流动人口子女能够与父母“在一起”居住和生活，在居住地城市享有公平、优质、适宜的教育，都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

2021年11月，教育部公布了《对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第8368号建议的答复》，对“关于让外来务工者随迁子女都能公平享受九年义务教育的建议”进行了答复：按照教育部要求，从2021年起，各地均不得要求家长提供计划生育、超龄入学、户籍地无人监护等证明材料，精简不必要的证明材料，鼓励有条件的地方仅凭居住证入学。居住证暂行条例自2016年1月1日起施行，如今5年过去了，在很多的城市，“居住证”依然只是随迁子女入学证明文件之一。

关于义务教育阶段流动人口子女的性别比，其中随迁子女与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之间的差异很小，以下主要将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农村留守儿童与全国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生的性别比进行比较。

2011年时，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和农村留守儿童的性别比均大幅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无论是随迁还是留守，都是男孩更多。此后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和农村留守儿童的性别比逐年下降，至2016年，农村留守儿童的性别比与全国平均水平已经完全一致。2016年，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性别比仍高于全国平均14个百分点，此后继续下降，至2020年，仍高于全国平均水平8个百分点。尽管性别选择的偏好在不断下降，但是10年了，流动人口家庭依然更倾向于把男孩带在身边。

2020年，小学阶段，随迁子女（含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校生人数，呈现出两端低、中间高的分布，一年级和六年级在校生人数较少，二年级到五年级在校生人数较多，小学三年级达到最高，随迁子女在校生人数256万人，其中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182万人。初中阶段，分年级随迁子女（含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校生人数，比小学阶段减少了15%-20%，并且随迁年级的升高，在校生人数持续减少，初三年级，随迁子女在校生人数172万人，其中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124万人。

2020年，小学阶段，农村留守儿童在校生人数，呈现出低年级少，中高年级多的分布，小学一年级最少，农村留守儿童在校生人数125万人，越来越多的流动人口家庭，在入学低年级会陪伴儿童在一起，避免让孩子成为留守儿童。在小学阶段所有年级中，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人数均高于农村留守儿童人数。初中阶段，初一年级最少，农村留守儿童在校生人数141万人，在初中阶段，各年级农村留守儿童人数仍高于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人数。关于“城镇”等留守儿童的情况，我们只知道有相当规模的存在，但是难以了解到更多的数据情况。

以上仅仅是2020年静态的分年级的统计数据，无法反映流动人口子女入学、升学过程中的在校生人数的变化情况。因此，我们追踪2012年小学入学，2020年初三在读的流动人口子女，观察随着年级升高流动人口子女在校生人数变化的情况。

2012年，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一年级在校生202万人，二年级时在校生人数下降到172万人（2013年开始，全国统一学籍登记，各年级在校生人数平均下降5%左右），二年级-五年级在校生人数基本保持稳定，受小升初升学因素影响，六年级时比五年级减少了14万人，初一在校生人数比六年级又减少了19万人，此后继续逐年小幅下降，至2020年，初三时在校生人数只有124万人，比2012年小学入学时减少了78万人。“城镇”等随迁子女方面，一直在50万左右波动，总体趋势是在小学入学之后逐渐增加，至小学四年级时达到最多为55万人，此后缓慢下降，至初三年级下降至48万人。

2012年，农村留守儿童一年级在校生268万人，此后随着年级的升高，在校生人数逐年减少，至2020年，农村留守儿童初三在校生人数147万人，考虑到近年来流动人口规模仍然在逐年上升，随迁子女规模又没有同步增加，因此农村留守儿童规模的减少，很大概率会转化成“城镇”等留守儿童，虽然离开了农村，留守的状况却并未改变。

2012年进入小学就读的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校生人数，随着年级的升高而逐渐下降，在小升初阶段减少最快，我们对不同年度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小升初时的情况进行比较。

2014年，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小学毕业生人数为108.1万人，初中招生人数为118.1万人，如果忽略双向流动数据，意味着有约10万名农村留守儿童，在小升初的时候，可以来到父母居住的城市，跟父母生活“在一起”。

2016年，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小学毕业生人数达到130.0万人，比2014年增加21.9万人，同期初中招生人数126.5万人，忽略双向流动数据，2016年，在小升初阶段，约3.5万名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返乡”，变成农村留守儿童或者“城镇”等留守儿童。此后随迁子女“返乡”规模逐年增加，至2020年，在小升初阶段随迁子女“返乡”规模为15.6万人，平均每10名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小学毕业生中就有一名要离开他们居住、生活的城市，仅仅为了一个升学的机会，不得不“返乡”变成留守儿童。

从根源上解决留守儿童问题，需要让更多的留守儿童可以来到城市跟父母生活“在一起”。但是，近年来越来越多的随迁子女，虽然能够在父母居住地所在城市进入小学读书，但是随着年级升高，由于初中学位供给和未来中考、高考的限制，很多孩子却不得不离开现在居住、生活的城市，返回陌生的“老家”（所谓返乡，实为离家）继续就读。

关于流动人口子女义务教育阶段后参加升学考试情况，留守儿童在户籍参加升学考试并不会遇到政策方面的困难，主要的挑战仍然来自家庭的支持和陪伴，因为本文主要关注随迁子女在流入地参加升学考试的情况。

2012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关于做好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后在当地参加升学考试工作的意见》，要求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有关随迁子女升学考试的方案原则上应于2012年年底前出台。截至2020年，除西藏外，全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不含港澳台）均相继出台了随迁子女在流入地参加高考的相关文件，不同地区政策差异很大，既有像山东、河南、河北等几乎完全开放的省份，也有像北京、天津等只开放报考中、高职，不能报考本科院校的地区。关于随迁子女在居住地参加中考的相关文件更是要深入到市和区县，本文将不会对各地的政策情况进行更多分析，而是聚焦于在目前的政策环境下，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阶段后教育的招生、在校生人数、在流入地参加高考人数的变化情况。

2013年—2020年，普通高中随迁子女招生人数从25.5万人逐年增长到58.4万人，初中毕业生中随迁子女在居住地升入普通高中的比例也从2013年27.77%逐年增长到39.64%，依然大幅低于全国初中毕业生升入普通高中的比例，这还没有考虑到很多随迁子女受政策限制，无法在流入地参加中考，只能提早“返乡”继续就读，而无法在居住地作为随迁子女毕业的情况。

2013年——2020年，普通高中随迁子女在校生的性别比，与义务教育阶段情况类似，随迁子女在校生的性别比一直比全国普通高中在校生的性别比高10-20个百分点。2016年以后，随迁子女在校生性别比逐年下降，至2020年，普通高中随迁子女在校生性别比仍然高于全国平均14个百分点，这一结果更像是早期随迁子女性别比的情况，在升学过程中的自然延续。

2013年，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就地高考”政策陆续出台，随迁子女在居住地参加高考人数逐年增加。2013年只有0.44万随迁子女在居住地报名参加高考，2020年，已经有25.6万人随迁子女在居住地报名参加高考，占当年高考报名人数的2.39%。

我们对2020年参加高考的25.6万名随迁子女的升学历程进行回溯，他们应该2014年进入初中、2017年升入高中。2014年，全国初中招生人数1447.82万人，其中随迁子女155.5万人，占当年初中招生人数10.74%。

2017年，高中招生随迁子女人数42.81万人，只占2014年初中招生随迁子女人数155.5万人的27.53%，同期2017全国普通高中招生人数占2014年初中招生人数的比例为55.26%，随迁子女在居住地升入高中的几率只有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

2020年，随迁子女高考报名人数25.6万人，占当年高考报名人数的2.39%，2020年，流动人口规模占全国人口比例超过1/4，从以上数据中不难看出，目前随迁子女在居住地报名参加高考的人数，还远远不能满足需求。

*欢迎给南都观察投稿，投稿邮箱 [email protected]；本文已加入“留言赠书计划”，优秀留言将有机会获得《十种人性》（中信出版集团 ）一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