苟住，大厂人的鸡肋生存

在互联网公司开启一系列降本增效、去肥增瘦的改革后，大厂员工的心态开始发生变化。鲜有人可以确保自己在一轮接一轮的裁员中不受波及。这样的预期之下，很多人在心理上会把“毕业”当做一个随时会到来的“节日”，但又不敢、不能在实际行动上果断自弃。

所以在工作上依旧要卷起来，目的是向公司展示自己还有剩余价值，借此在末位淘汰中持有一些优势，不至于立马毕业。

领导今天请假没来，没人管着反而多少让他心慌。时局之下，如果领导一旦“毕业”或跳槽，他所在的部门恐又要动荡调整，不排除被集团“连锅端”的可能。在此之前，这个新成立没多久的部门已经进行了一波调岗和裁员，调整比例接近50%。

瘦身并非只发生在公司的一个组织器官上，这家杭州大厂的其它部门近来也有相当大的人员变动。有的部门领导比较人性化，会让HR给员工留一个last day期限。有的就很杀伐果断，员工接到通知时还没来及反应，人就被送走了。

瘦身也具备群体传染性。今年上半年，阿里的员工人数少了1万3千多人，腾讯二季度比一季度少了超过5千人，减员数量为近十年之最。

对于员工而言，“苟”也极大地改变了人生预期。王畅听说公司下半年晋升和加薪的窗口全部关闭，并且会伴随新的一波裁员。他盘算着，公司在裁员的时候会衡量“裁员成本”，老员工虽然工作能力不一定过硬，但在“死亡名单”筛选时往往能被网开一面。而自己入职2年时间，裁他不用付出太多成本，从公司角度看性价比很高。

尽管如履薄冰，王畅依旧不敢轻举妄动。他今年新婚，房贷和车贷加起来每月1万5千元。他分析了一下时下的外部环境，想要换工作的话，且不说找不找得到，即便找到了薪资也很难谈。

人员减少了，工作量却基本没变，因此分摊到每个人身上的事情增加不少，大家确实比以往更忙了；王畅所在部门是新兴业务，全部从零启动，工作量笃定完不成，所以相比完成工作，更重要的是做好向上管理。上班时间，没活儿也要创造活儿干。非必要不加班，加班最好要让领导知道。

潜台词很明显，“我还能为公司贡献价值，我乐意被压榨”。不过值得庆幸的一点是，同事们心照不宣地达成共识——有机竞争，和平发展，到时间准点下班。王畅将称其为“有危机意识的躺下，着急了也能卷起来”。

在不断裁员之后，基层员工越来越少，中层领导也需要下场搬砖。企业降本增效，但发展还要继续，意味着减员的同时又要增加效率，这个无米之炊的任务最终是由每个部门的领导扛下来。一旦KPI完成不好，他们本身就会成为企业降本的目标人群。

一位大厂的朋友很明显地看到了部门总监的变化。在公司一系列降本增效的措施之后，她开始不断向下属灌输要加油工作以防被淘汰的价值观。

但是，团队活力并没有因此被点燃，基层员工似乎对渲染焦虑产生了耐药性。反倒是她自身焦虑难耐，每天加班到十点以后，40+的年龄，时不时会大哭。

面对裁员，中层领导的压力更大。朋友口中的这位领导，拿着百万级别的公司期权，一旦有风吹草动，财务自由就要成幻梦一场。

过去十年，年轻人挤破头想要进入互联网公司，期望值一度超越进体制。这里面夹杂着年轻人许多动机。

通过加入上升趋势的互联网行业实现“财务自由”是不少年轻人规划的人生路径。彼时，“互联网+”成为风口，成功学充斥市场，靠一个PPT就能实现大额融资的故事口耳相传，“白手起家，批量造富”的神话不断被造出。

2014年起，大众创新、万众创业的“双创”政策被端出，在充足的市场流动性背景下，互联网+教育、互联网+工业、互联网+医疗等领域，垂类公司批量创立。求贤若渴，以期快速实现用户一年破千万、两年破亿的互联网公司，拿着投资人的钱，对人才“负责给够”，刺激着各赛道年轻人奔赴互联网赛道。

健身瑜伽下午茶，五星级自助食堂，数千元的人体工学椅，年轻人只负责在岗位上挥洒才华，一切后勤保障都安排的明明白白。另外还有一些极具人性的隐形福利，例如子女医疗，家庭保险等，也在价值观感召上让年轻人趋之若鹜。

一位字节员工家属朋友通过字节的员工关爱系统进行了两次心理咨询，类似的专业心理咨询师在北京便宜的一小时收费千元，略贵的收费两千元一小时。而在字节，这项福利免费向所有员工及家属开放。

地铁上，走路带风的阿里人会有意无意地露出工牌，而字节具有代表性的小鸭子背包被标价上百元在闲鱼上转卖，成为Gucci般能够象征身份的流行单品。

这种“职场面子”甚至在相亲领域也享有绝对优势。优质女青年要托人才能在互联网公司内网发征婚帖。2017年阿里巴巴的云栖大会上，一位阿姨在现场张贴征婚启事，寻一位“性子踏实、沉稳、靠谱的程序员”女婿。大会现场，CEO、CTO以及顶尖技术人员云集，阿姨的部署有的放矢，令人赞叹。

人处在幸福之中不会察觉，大厂人在这些物质保证和身份认同中淹没太久，以至于容易忘了它们的存在，而在寒气逼近的时候，大厂人又重新认识到了这些福利的珍贵。

上海某大厂的员工告诉真故研究室，她所在小组下半年的销售考核目标破天荒地达到600万，而整个小组目前就她一个人。一个月内，她独自完成了十几个项目。不逼自己一把，她都不知道自己有这样的潜力。

在北京某大厂的一位员工同样深有体会，过去一段时间，他的KPI上涨到往常的3倍。即使下班后电脑也要放在手边，随时听候命令。前两天和朋友一起吃火锅，突然接到领导需求，一边捞着牛肚，一边改文案。

曾经互联网公司以扁平化管理而著称，奉行直言文化，年轻人敢于challenge，领导不耻下问，团队里的人自由赛跑，以达到个人能力最大化发挥。但随着大厂组织的膨胀，VP不断增多，总监批量生产，高级经理、资深经理多如牛毛，最终还是难逃人员冗杂迂腐的命运。

发福体质带来的一个问题是打工人的原子化。由于许多大厂业务分得过细，每个人的能力发挥范围被圈在一个格子间里，一旦成为产业链上的一颗螺丝钉，久而久之就对自己的身份产生怀疑，认为自己只能做这件事，最终失去跳出去的勇气，只能苟住。

曾几何时，意气风发的大厂人不屑于苟。稍不如意，跳槽就对了，互联网赛道上不缺岗位，缺的是待价而沽的青年才俊。真正能实现升职加薪的，从来不是在一个岗位勤勤恳恳地经营，而是跳槽。跳一次槽，就是更上一层楼的价值认同。

微博的一个初级算法工程师，先是被内推到了抖音，薪酬涨了一倍；3个月后从抖音被挖到了百度，package涨了50%；半年后从百度跳到快手，又涨了30%，还给了不少期权。一年间什么都没干，不过是围绕后厂村转了一圈，薪酬就翻了3倍。

然而，这样的上升通路已经成为过眼云烟，市场上可供选择的岗位像成熟的蒲公英，一阵风都吹没了。不止一位大厂员工向真故研究室表示，自己所在的部门一旦有人员离职或被裁，HC立马关闭，人员只减不增。

这背后，有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互联网大厂的发展模式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相对地从规模扩张转向追求盈利。

在过去10年间，互联网大厂在内通过不断追求扩大用户规模、挖掘用户需求、提高用户价值来增强生意基盘，对外不断通过投资并购来扩大产业生态。

但随着流量红利见顶、资本市场波动、政策预期调整等诸多因素叠加，互联网大厂进入了另一个发展周期。

3月，年初刚获任命快手首席财务官的金秉，首次提出盈利目标，表示“对今年内实现季度国内业务调整后净利润转正很有信心”。

几乎同期，B站管理层在2021年财报电话会议中指出，中期目标于2024年公司实现non GAAP盈亏平衡。

爱奇艺创始人兼CEO龚宇也公布了爱奇艺的盈利时间表：目标在2022年全年实现non-GAAP运营层面盈亏平衡，并尽快实现季度non-GAAP运营层面盈亏平衡。

这三家同属于视频行业。龚宇认为，视频行业进入新的转折阶段，特点就是追求效率，追求减亏，追求盈利，而不是过去的追求高速增长和市场份额。

除了已上市公司外，小红书、Keep、喜马拉雅等这些上市后备军也在为盈利“殚精竭虑”。今年8月，累计融资9轮、估值超200亿的喜马拉雅首次明确盈利计划，计划2023 年实现全年盈利 2 亿—3 亿元。5 年后，实现年收入 200 亿元、盈利 40 亿元。

截至目前，爱奇艺宣布连续两个季度实现运营盈利。8月，快手公布2022年二季报和上半年财报，快手国内业务分部经营利润达到了9362万元，这也是快手首次实现国内经营利润层面的盈利。

不过所谓盈利的背后，除了有会计的巧思等因素外，成千上万的大厂员工也在“正常组织调整”的罩衣下为公司“减肥增肌”做出了牺牲。

据晚点报道，在纽约和香港上市的中国互联网公司，过去半年的销售和管理费用少了 217 亿元，这笔节省下的成本都变成了利润。

其中降本的措施除裁员外，还有取消或降低房补餐补等福利、减少营销费用，以及停止扩张、取消战略投资部门。

同时，对于短期内不挣钱的项目，大厂也显示出了快刀斩乱麻的气概。据Tech 星球不完全统计，今年 1 月到 8 月，各互联网大厂总共有 60 多款 App 密集下架，一切不赚钱的产品都在被撤回。

在北京一家大厂，一位员工曾“悲伤地”告诉真故研究室：自从免费的自助早餐开始要交钱后，早起来公司的动力就减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