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想工作，我在北京摆地摊 | 谷雨

这是《附近》栏目的第十篇。读者朋友们是否注意到，这个夏天，就在我们的附近，在城市的街边巷尾，许多年轻人选择外出摆摊，可能是兴之所至的兼职之举，也可能是深思熟虑后的全职行动。太阳还没落山，年轻人就支起小摊，挂出小灯泡，卖饮料、咖啡、五颜六色的小饰品，可能走几步就能碰到，成为一道新的城市景观。

当然，所谓摆摊，怎么都不算一件新鲜事，小商小贩，支摊设点打游击，十年前有，五十年前有，一百年前也有，古老的摆摊和新时代的摆摊到底有何区别？当我们加以讨论，其实说的是在当下，一部分本来不会去摆摊的年轻人选择了这个古老的行当，这当然有整体经济的因素，但也有更多的理由。

本文中，“我”和朋友们选择去摆摊，金钱的考量只占其中一部分，他们将之当做一次对生活的“突围”，一场并不激烈的反抗，一种兼具浪漫和勇气的生活方式。虽然现实永远坚固，但重要的是，年轻人依然获得了一些让他们珍视的东西。

今年北京疫情的时候，也许是日子实在太无聊了，也许想做点事情来转移“被困在北京”的注意力，我那段时间时常被一些奇怪的户外工作吸引，如果要总结的话，应该是一份在户外的、能见到人的、乱七八糟的、不用动脑子的、全无意义感的工作。

摆摊听起来就不错，想想就很拉风，可以光明正大在户外待着。北京的疫情消停后，和我一起摆摊的是我的朋友楚姐，她本来是一个科学编辑，因为在居家办公期间偷偷回了趟老家，她失去了工作。

这个失业理由有些过于荒唐，或许楚姐失业也有别的原因，但这不重要，我在楚姐被裁的同一时间辞职了。我原来在媒体行业工作，对之的想象是非常辽阔的，但怎么突然有一天我就得被困在家里不停打电话呢，我的精神变得奇差无比，常常电话接通着，我不知道应该问什么，也听不清对面在说什么。

有一天深夜我和楚姐，还有几个朋友出门散步，偶遇了一个招牌已经被撤掉的门面，但上面留下的钉子和锈印还非常明显，这里是“XX人才市场”，那个场景非常魔幻，我们合了一张影。一个月之后，合照里的五个人，就只剩下一个人还在为北京的GDP发光发热。我们常聚会的一个微信群里有9个人，突然也只剩下一个人还在工作。一位电影行业的朋友在今年决定辞职去留学，一位朋友从上海来北京玩，就再也没能回去，在朋友家的沙发上睡了两个月，终于开始找新工作；还有一个朋友遭遇了项目被砍，部门倒闭，集体被裁，过去几年里，她的每一份工作几乎都是这样结束的；另外的一些朋友则在不同的时间决定去打零工，或者直接在家躺平。去年，今年，失去工作已经不算什么新鲜事。

我们决定去卖咖啡。楚姐家有非常齐全的咖啡设备，五月份的时候，我经常无所事事地游荡，从东五环外一直游荡到鼓楼附近她的家，到的时候已经是晚上十二点了，她给我煮一杯咖啡，聊会儿天，我再坐两个小时的夜班公交回家。我们最早开始有点摆摊的想法的时候，她就开始在手冲的基础上添置瓦斯炉和魔改壶，那个像黑色砖头一样的玩意儿可以直接靠人手的压力萃取咖啡，这解决了户外电源的问题。

真正出摊的那天非常仓促，冰块供应商突然打来电话，说下午会有两袋冰块送过来，我们想了一下，也没有别的特别需要准备的，就决定出摊了。只卖冰美式、Dirty和手标奶茶。

支摊儿的那个时刻我有过几秒的紧张。过去人生好像所有的行为都是遵循着“有意义”这一原则，实习要是有意义的（绝不把寒暑假的时间浪费在端盘子这种事情上）、学技能要是有用的、找工作也要找意义感更强的，意义感甚至压倒金钱上的回报，也优先于快乐。这听起来没有什么不好，只是在当时，我突然发现意义感好容易跟着生活一起被毁坏，有一天你什么也不想得到，只想去摆摊，唯一的心愿是想拥有一张在户外的桌子。

晚上卖咖啡这件事遭到了朋友们的嘲笑，“谁大晚上喝咖啡”。但确实是有的。第一个来的客人是一个年轻的小伙子，我对他印象深刻是因为他当时只是路过的时候多看了我们摊一眼，他问“这个做起来快吗？”这样问的原因是他急着回去加班，这也是为什么他会在晚上买一杯冰美式。

那天看着来往的人流，我吆喝的方式简单又朴素，直勾勾地盯着一个目标喊“喝一杯吗”，我相信这种看准目标的叫卖要比一直随便吆喝有效，有些人还蛮讲礼貌的，会回复我不用了谢谢之类的，也有人头也不回，而且你能感觉到ta那一刻或许在想，“千万别跟我说话”。

天色暗下去之后，我们有过一个进账小高峰，不插电美式吸引了很多路人的注意，有一个时刻同时有三四个人点了冰美式，他们愿意等待，然后在咖啡制作的时候默默拍了一个视频。楚姐后来回忆那个时刻，跟我感慨了一番“劳动的快乐”，做惯了用脑子的工作，真的很需要体力活来释压。

那天晚上最终的流水是十杯咖啡，营业额百来块钱，虽然不多，这足够让我们高兴一晚上了，这可是实打实靠劳动换来的呢。为了犒劳自己，我们决定去喝酒，走进酒馆翻开菜单的时候我发现，那天晚上的营业额只够两杯精酿啤酒的价格，听起来如此败家，突然没有那么快乐了。

最初对摆摊这件事有印象，是2020年疫情初起时，社交媒体上都在强调“地摊经济”，之后疫情趋于平缓，但想摆摊的人并没有消失，反而有一种越来越多的趋势。去年我在福建的一个小县城出差，发现县城中心的广场上已经被摆摊的全占上了，一对做指甲的夫妻告诉我，他们结婚后从市区回到县城，发现没有任何工作可以做，就干脆自己出来摆摊了。还有一位刚读完高中的女生，她不打算再继续念书了，但也不想去打工。她非常真诚地问我，能不能给她的摆摊计划提出一些建议，她想研究什么东西好卖，在她天天刷的社交平台上，最火的摊位是用后备箱卖提拉米苏，和去小学门口卖可爱的袜子。

这个夏天决心去摆摊的人实在是太多了，按照我以前的工作习惯，我可能应该去找一些数据来证明这件事，但现在眼睛看到的东西就说明了一切。摊儿无处不在，我有一次回湖南正巧赶上我的朋友要去摆摊，有一个客人来开了单，还跟她聊了半天，最后发现那位客人之所以有热情地聊了这么久，只是想来考察摆摊这件事的可行性。

有太多理由促使人们去摆摊，人们都在自己的生活中积累了太多不满，工作节奏太快或太慢，现实生活过于枯燥，疫情之前积累的快乐消失了，又或者单纯想增加一点赚钱的满足感，除了我之外，我认识的许多摊主都有着类似的故事。卖饰品的Elmo在摆摊过程中，还认识了一个摊主，因为碰了网贷和期权欠下两百多万而来摆摊，所有人都告诉他，摆摊还债不现实，但Elmo理解他，摆摊或许帮不了太多，但人不至于陷入完全的绝望。

Elmo在北京摆摊两个月，发现所有的摊主都特别新，“经验最丰富、最老道的那批摊主也才摆摊摆了半年”。Elmo最初想去摆摊的时候，正好处在一个换工作的休息期，从上班第一天起，他对待工作的态度就是“这玩意儿绝对不能影响我的生活”，但这么多年，没有一份工作能够符合这个标准，一直到今天，原来高强度的工作还给他留下一些后遗症，前阵子，他患上了突发性耳聋。

他原来在金融行业工作，公司提供一切福利，包括公租房，员工只需要安心上班和加班就行，他干了几年才意识到，这样的工作更适合刚来北京、还没有什么朋友和活动的年轻人，但他家就在北京，下班之后，他总想回家干自己的事情。

疫情一来，完全瓦解了Elmo原来所有的娱乐活动，KTV和酒吧都关了，在这种时刻，他即使拥有十个吃喝玩乐主题微信群也无可奈何。Elmo无处可去，无法出京的日子，同事们、朋友们跑去北京的郊区露营，徒步，也靠逛商场打发日子，但这一切对于Elmo来说都太无聊了，在北京生活了三十多年，城市的角角落落都早已经去遍，没有任何新鲜感。

没有事情可做的日子里，他每晚都靠安眠药入睡，醒着的时候，他听歌刷手机，但这样陷入更糟糕的情绪里，连听一首舒缓的歌也会让他对着朋友大喊“我又破防了！”就是这种时刻，他在小红书上刷到摆摊的帖子：卖点五颜六色的小东西，招揽游来荡去的顾客，一副热闹的景象，只要点进去一条，算法就会给他推荐更多。他想，有事情可以干了。

Elmo开着他的车去摆摊，后备箱一打开，再支一张桌子，卖东西的地方一下子就宽敞起来。一些更有经验的摊主会说，食品饮料是最赚钱的，但Elmo白天要上班，没有更多时间去准备原料，所以他卖的都是不怎么需要加工的东西，比如饰品，进货过来就能卖，最省事，而且小红书告诉他，这些花花绿绿的小玩意儿也好卖。为了使摊儿更显眼，他特地加了一串小灯泡，还定做了带自己名字的桌旗。有时候，看见隔壁摊主埋头玩手机或者串珠子，他还会忍不住上前说两句，“客人来了你好歹站起来呀。”

阿鸦，一个85后的国企员工，每天早上八点出门，坐一号线，从传媒大学站到西单站。过着最符合“国企刻板印象”的那种生活：每一天都是固定且重复的：打卡上班、聊天、午饭、下午茶、打卡下班。只有同事间不断变化的时政话题还能让他确认日子在流动。原来他在一个私企上班，偶尔加班，手上一直有项目，到了这里之后，不仅项目的节奏进展缓慢，一个项目做完之后，再也没有工作接上。

几年前转正谈话的时候，领导问他在公司有什么感觉，他很坦诚地讲了很多问题，“节奏太慢”，以及“很多岗位形同虚设”。但现在，他基本已经适应了这样的生活，学会了和同事们聊天来混过这一天。

他最初想去摆摊是在6月份，在封控区里过了大半个月，这更加剧了他的“无聊”，完全躺平的日子也不是那么好过的，虽然不用无休止的加班和内卷确实是一种幸福，但阿鸦在自己的生活里看到的是另外一重困境，国企的合同第一次签2年，如果没有犯下什么大错，第二次再续签的时候就是一份终身工作，再也不担心失业，但生活的滋味也就止步于此了。阿鸦总是感觉到人要废掉，尤其是同事圈子里一个同龄人都没有，这件事让他惶恐，出来摆摊，他期待重新获得跟人打交道和处理复杂事件的能力。

阿鸦的同事们在知道他去摆摊之后，第一反应是：“我们工资虽然少，也没有到那份上吧。”但阿鸦发现，也有很多同事在这两年对自己的经济状况显露出一种紧绷感，以前，单位里并不鼓励员工有副业，但今年，他发现同事们都已经管不得那么多了，大大方方谈起下班之后去开网约车的事。

尽管阿鸦一再强调，不指望摆摊这件事赚多少钱，但你仍然能感受到，这也是阿鸦坚持出来摆摊的一部分原因，阿鸦的小孩刚出生，妻子白天在家全职带孩子。他也提到很想开一家店，但疫情下的环境实在让他不敢踏出这一步，只能先摆摊试试。

实际上，阿鸦一直有“重新做生意”的愿望。2016年的时候，阿鸦曾经拥有过一个小小的档口店，那时候阿鸦还没进国企。在那个店里，他第一次拥有一份小小的事业，他挑选供应商，付出加盟费，买设备，研究怎么把食物炸得更好吃。

他最喜欢自己店里的门头招牌，会闪五颜六色的霓虹灯，是他花了几千块钱找人做的，但那家店只持续了7个月，街道要进行改造，所有的档口店都要被清除出去，他的整个店面都被砸掉了。

我就是在当初被清理的这条街上遇见阿鸦的，和几年前相比，所有门面的招牌被统一了风格，网吧和档口店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绿化带，到了夜晚，绿色就变成浓黑，呈现孤寂之色。夜里一点多的时候，街上黑黢黢的，只有一家营业到深夜的瓦罐汤店给阿鸦的摊位提供了照明，他在露营车上面架起来了一块桌板，燃气炉和烤盘占据了大部分空间，四罐调料挤在桌边，这时的阿鸦不再是一个故作老派的国企员工，他戴着鸭舌帽，给烤肠翻面时，显得既专心致志又胸有成竹。

也许是因为摆摊真的成为了疫情之后新的零工经济潮流，有一篇专门写摆摊的文章，标题就足够惊悚，《辞掉互联网大厂年薪60多万的工作，我去摆摊卖凉皮》，那篇文章里提到的摊主们带着互联网思维去摆摊，要拉人，要直播，要赋能，还要记录用户画像，甚至给自己定下来一天要拉多少人进群的KPI。

听起来就煞有其事，仿佛存在一个“摆摊风口”，人们不是因为无聊去摆摊，而是因为其中有着财富密码。这当然是一种更加契合时代情绪的叙事：不肯承认无聊，只想彰显野心。毕竟，摆摊怎么都不算一件新鲜事，所谓小商小贩，支摊设点打游击，十年前有，五十年前有，一百年前也有，古老的摆摊和新时代的摆摊到底有何区别？当我们加以讨论，其实说的是在当下，一部分本来不会去摆摊的年轻人选择了这个古老的行当，这当然是非常典型的中产视角。我和我的朋友们去摆摊，金钱的因素只占其中一部分，我们将之当做一次对生活的“突围”，一种兼具浪漫和勇气的生活方式，但也有另一些人，想的就是“煞有其事”，大家做的梦有所不同。

在网上，有人专门汇总了109个在北京可以摆摊的地点，其中大部分是某个地铁站出来的天桥、学校某个门口的街，提供的信息细致到“下午的时候没有城管”，“管的不严，看摆的方式，可以拿在手上卖”。

还有人专门总结了摆摊的经验：“不要卖网红的捞汁小海鲜，因为很少有人敢在外面吃海鲜”，“同一个市集上摆摊，选品超过三天就要换新的”，“不要在摊位上卖比商店里更贵的东西”，“不要相信月入过万的摆摊神话”……

在疫情之前，我曾经实习过的一家公司会每个月固定组织市集，来的大部分摊位主都是手工艺人、设计师、艺术家这样光鲜的角色，喜欢逛市集的也都是高素质人群，他们不会对价格敏感，我至今对一些商品印象深刻，定价55块钱的起泡酒（250ml），88块钱一个的手工香薰。

但这个夏天，当我走过许多市集的时候，我看见和以前的市集完全不一样的情形，摆摊的年轻人们在市集上卖鸭屎香柠檬茶、捞汁小海鲜、还有各种“义乌小商品”，稀稀拉拉的饰品区里，卖手工耳环的老板在摊位上写着“均价二十，欢迎试戴”。

Elmo申请去市集摆摊的时候，起初还会遇见一些尴尬，市集主办方要求提交的内容里，有一项是品牌LOGO设计理念，Elmo一看，“我这不仅没有理念，我甚至压根没有设计”，但越到后来，市集越开越多，主办方的要求也越来越低，几乎到了交摊位费和提供身份证信息就能入场的程度。7月底的一天，Elmo记得，央视《新闻周刊》报道了后备箱经济，一位受访者在报道里提到后备箱经济是新的潮流，“年轻人可能对经济环境的信心下降，想要通过副业增加收入。”之后，不仅有组织的市集多了起来，许多原来和他一起摆摊的人开始转型成为主办方。市集也开始涨价，亮马河蓝色港湾附近的一个市集摊位费甚至涨到了490元一天。

相比我和楚姐选择的野摊儿，正规市集的摆摊，虽然失去了一些自由（连物料如何摆放也有规矩），但胜在不需要跟城管斗智斗勇，也有稳定的客流，在这个夏天呈现遍地开花的趋势。

但骗子也很快加入了进来，他们打着某地市集的名号收摊位费，说一次性交齐一个月的摊位费，会有折扣，但收完钱就直接拉黑。Elmo隔三岔五就听到同行被骗的消息，他干脆拉了个群，如今，群成员数量已经增长到73个，被骗数额大多数是几百块钱，相当于一两次摊位费，也有人被骗了三四千。由于大部分人被骗数额不大，也没有聚集起来去报警，如今，骗子们还在不断换微信头像和名字，混迹在各种市集的群里，总有摆摊的新人在受骗。

我们对摆摊赋予了很多想象，但想象固然美丽，现实却更加坚固，这也是老生常谈。Elmo已经摆摊两个月了，跟上班相比，不仅收入骤降，而且更累，选货进货、布置摊位，他都得亲力亲为，他不否认这一点，只是不断安慰自己，“工作的累跟生活的累是不一样的感觉。”

而经济的逻辑总会在恰当的时候出现，左右这些追求自由的摆摊人，忙忙碌碌一个月，眨眼间又变成另一份机械的工作。在参加过几次市集之后，Elmo很快发现，在同一个位置摆摊，第一周会卖得很好，第二周就只能挣一点摊位费了，几乎每隔一两周，他就得重新考虑地点和选品的问题。和很多摊主一样，他在网上兢兢业业预告自己出摊的时间，还会为此做精美的海报。

阿鸦每一次见到我都会强调，虽然现在只是卖烤肠，但之后还会研发别的新品，他也不错过任何一个拉人入群的机会，他给自己的群取名为“肠来肠往烤肠群”，每天晚上七点，他准时在群里播报出摊的消息。

但阿鸦并没有从卖烤肠这件事里得到什么，和他预想的不太一样，卖烤肠也没有什么复杂事件要处理，他遇到的问题不过是突然下雨；烤肠上的淋酱如果没有挤好，会掉在客人的衣服上；也许是太久没有跟人打交道了，一些说话很凶和要求比较多的客人也会让他记很久。才卖了几天，外地定好的燃气罐就无法发货到北京了，本地的进货渠道，价格比原来看好的翻了一倍，他只能通过涨价把成本补回来。摆摊到第二周的时候，他感受到累。

我在摆摊的时候也会觉得累，客人多起来的时候，我要不断的往杯子里装冰块，盖上盖子打包，同时还要照顾瓦斯炉上的开水和处理上一杯咖啡留下的咖啡渣。我曾经想象过要遇到些有趣的人——作为一个写字的人，是会对这种时刻抱有想象的。但事实上并没有，大家总是买完咖啡，一句话也不愿意多聊就走了。

我偶尔会想起摆摊时候的一个画面，一个男生曾经在摊上看到我手忙脚乱地烧水，然后发问：“你们不是专门来摆摊的吧？你们摆摊为了什么呢，为了快乐吗？”

第一反应确实是快乐。有那么一刻我在想，如果“被困住”快乐就要消失，那我能不能去获得一种“在地”的快乐，而不是永远指望出差、旅行和流浪。

要快乐，就不能考虑其他东西。我甚至压根不考虑这件事能不能赚钱，我们摆摊的流水归楚姐，因为所有的设备都是她添置的，咖啡也是她做，我只能做一些简单的工作，比如烧水、往杯子里加冰块，往煮好的手标茶里面加奶和糖浆，打包，而我能获得的东西是跟着她学做咖啡，以及下一次搬家的时候，把她的意式咖啡机搬回我家。这是一门令我非常满意的生意，在摆摊的时候，我真的拥有了一张在户外的桌子，还有无限续杯的咖啡。

楚姐和我出摊都很随性，要做就做一个完全自由的个体户，冰块到了那就出摊，心情好那也出摊。我们后来也没有买小推车，因为有一天经过胡大饭店，发现他们有好多小推车堆在后厨，楚姐跑上前去，跟保安大哥说想借一会儿推车，结果对方没有一点犹豫就答应了。习惯了被拒绝、被阻拦、被检查，这种时刻让我有些感动。

夏天快过去的时候，楚姐还去云南摆了摊。这件事原本不在她的计划之中。她本来只是想去云南躺一阵，但刚到云南，她就被那边的市集和摊位包围了。云南的摊主们卖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有人卖拥抱，有人卖自己写的诗，有人卖日落——摊主的手机里有据说非常好看的日落，想看就花钱买。楚姐和我感叹，我们的想象力是不是被北京限制住了，北京所有的摊儿都是物物交换，卖咖啡、卖酒、卖手工艺品，都是实实在在的商品，想象力如此匮乏。和楚姐打电话的时候，我能听到电话那头的蟋蟀的叫声。

到如今，我和楚姐已经有两个月没有见过面了。因为体会到久违的正常生活，她回京的计划一再后延，直到昆明有新增病例，她才在“回不来”和“要隔离”的提心吊胆中买了返程机票。眼下，她还没有新的人生计划。

即使摆摊并没有那么美好，但我的朋友们依然还在摆摊，他们总归获得了一些什么，这才是重点。Elmo说自己从摆摊这件事里获得了极大的满足，“每天都在见新的客人，认识新的摊主，这种不断认识人，观察别人的生活的感觉太好了，你懂吗？”

他最近常去的是前门的一个市集，包月的摊位费六百多，主办方还提供晚餐，在前门，游客并不像以前那么多，但他打算一直摆摊下去了，只要后备箱经济还在流行，他也想好了，“如果有一天市集在北京不再那么受欢迎，可能的原因就是大家都恢复正常的娱乐生活了，那我也可以出去玩了。”

这个八月，我已经很少在北京见到野摊儿了。有一天晚上我正在一个烧烤摊上吃东西，卖烧烤的老板突然骑着自己的三轮车掉头走了，走之前还一直朝我喊，“去马路里面吃，城管要来了。”我并没有当一回事，结果过了十分钟，真的有一辆白色的执法车停了下来，对着我一顿拍照，拍完就走了。

阿鸦后来告诉我，那几天城管检查得很严，他也被迫停了几天出摊。如果被抓住就要罚款。我想，如果是我们被抓住，那就直接丢下东西跑吧。 （来源：腾讯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