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疫情实录：被驱逐的“桥洞”骑手，生活在地下的日结零工

桥洞附近的铁门栅栏本来有几个骑手在休息，而现在已经被贴上了“疫情防控，人人有责”的封条。被赶出来的骑手，只能骑上电瓶车，载着巨大的行李袋，聚集到一个勉强能挡一点雨的角落里，戴上头盔和连衣帽相互取暖。“我们下雨天都没地方去，现在随身带着行李。我们多么难堪啊！带着行李，到处找睡觉的地方。”作者：可仔，

和小鑫聊完，已是4月23日的傍晚六点。当晚，他和桥洞下的其他二十多位骑手一样，“住处”没有着落。就在前一天晚上，小鑫和同行从桥洞下被驱逐。他们先是被告知这里的桥洞不能再住人，随后，管理者在桥洞周围建起了围栏。小鑫问这些人：我们还可以上哪去住？管理者表示，这就不是他们的职责范围了。

小鑫只身一人，已经来上海做了六七年骑手。3月28日，疫情刚开始封城时，小鑫还在租住的小区里接受隔离。后来上海市政府允许核酸检测结果七天为阴性的骑手返岗。于是，4月9日，给居委会签了承诺书之后，小鑫就随身携带帐篷，过起在居民区和桥洞间往返流浪的生活。因为回不去小区，也为了方便送货，夜里他住在高架桥下。桥洞的居住条件当然不好，但小鑫觉得，至少这里地方宽，够容纳他和他的骑手同事，比露宿街头强。

“在桥洞晚上睡觉很冷。有一天晚上下雨，桥洞很冷很冷。那个地方能够遮雨，但是不挡风，风很大的。有时候还能听到高架桥上面汽车开过去的声音。大部分人都没有帐篷，有的搞个毯子盖一下，有的连被子和毯子都没有，搞个雨衣盖一下········今晚应该不会下雨。我们现在住外面啊，就怕下雨，下雨就很麻烦，要重新找地方。”小鑫说。

也不是没想过住旅馆。但是小鑫说，“旅馆我是住不起的，何况现在旅馆的床位也已经很少了”。即便睡桥洞，小鑫每天也负担着好几笔开销：原来房子平均每天40块的房租水电，每天30块核酸检测以及每天25块的饭钱。对于独自在上海的小鑫，疫情下他只需要解决个人的温饱问题。而对那些全家都住在上海的骑手来说，他们跑单和寻找住所的压力更大。跑单就只能冒着受感染的风险。而一旦被送进方舱，则意味着失去收入。没有人为他们承担这些风险。住在外面，至少家人不会被自己感染。

相比疫情以前，外卖员的工作更加辛苦。由于市区的很多商家都不开门，骑手往往需要跑到市郊去取货、送货，来回平均要六公里。对于疫情下的每一位骑手来说，这样的送货距离已经是家常便饭。而住在桥洞下的不便捷，进一步增加了骑手生活和工作的困难。在桥洞下居住的十三天，小鑫和他的骑手朋友没有办法洗澡，只能喝自己买的矿泉水，找距离桥洞附近几公里的公园如厕。

吃饭也仍然是问题。骑手们一天一般只吃得了一顿饭，没有热水，只有方便的干粮。对小鑫来说，全家超市的便当已经是最顶级的餐食，大部分时候他只能干啃方便面饼。问到小鑫身体是否吃得消，有没有不舒服的地方，小鑫回答说：在街上常年跑，已经习惯了。

其实更困难的是，骑手白天需要用手机程序跑单，而夜里桥洞没有地方给手机和电动车充电。所以，小鑫只能四处找充电桩充电，但充电桩很有限，部分充电桩坏了也没人修，很多骑手只能围着少有的几个充电桩排队，而这浪费了大量跑单的时间。

由于充电桩大多集中在市里小区和商场的管辖范围内，很多骑手的“住处”尽量选择离充电桩近一些的地方。被驱逐后，小鑫打算继续往人少的地方走，寻找在郊区的桥洞，或者任何一个能遮风避雨的地方。对于失去了桥洞住处的骑手来说，他们优先考虑的已变成如何找到一个能固定休息的地方。

小鑫回忆起4月22日晚被驱逐的场景时，这样说道：“当时已经是晚上十点，有的骑手都睡下了，有的在吃晚饭，突然之间，来了五六辆jing车把两头都堵住，有穿着防护服的协jing，有城管，说这里不能睡了，你们必须马上走。他们先打扫卫生，消杀，然后开始建围栏。之前我们睡的桥洞因为有新闻媒体报道，来的骑手越来越多。但即便人多，管理的人可以限制这个地方能够容纳的人数，可以派志愿者巡逻，定时清理垃圾，不能一赶了之呀，上海的桥洞那么多，我们骑手也要睡觉。”

桥洞附近的铁门栅栏本来有几个骑手在休息，而现在已经被贴上了“疫情防控，人人有责”的封条。被赶出来的骑手，只能骑上电瓶车，载着巨大的行李袋，聚集到一个勉强能挡一点雨的角落里，戴上头盔和连衣帽相互取暖。“我们下雨天都没地方去，现在随身带着行李。我们多么难堪啊！带着行李，到处找睡觉的地方。”

根据网络上的消息，之前骑手占据的武宁路桥洞休憩点目前也已经关闭。休憩点容纳的骑手人数从刚开始抖音视频记录的二十多人，一度发展到4月22日的五六十人。这个休憩点本来是市属的小型文化空间，原先晚上在这里的骑手可以充电、烧水、打地铺，而现在这里也被架起了围栏。

小鑫观察到大部分公共空间都已经封锁。地下停车场，烂尾楼，废弃的商场······骑手们正努力在这些不被看见的地方寻找今晚的住处。志愿者和骑手试图找寻商场的地下车库，因为相比其他场所的车库，商场的地下车库容易进入，也暂时不存在被驱赶的风险，但目前不少的商场地下车库仍未开放。找合适车库的过程就像在城市荒原里面探索，完全依靠骑手的个人运气。

疫情前，小年白天做日结零工，晚上睡在火车地下停车场，每天接受核酸抗原检测。4月11日，小年接到街道办的电话，告知核酸阳性，被送进了方舱医院。4月18日，小年从方舱隔离出来就搬到了这里。当时，地下通道是上海少有的能充电和烧上热水的免费开放空间。几天之内，他发现从方舱隔离完来到地下通道居住的人越来越多，其中大约一半是做建筑等行业的日结工以及小鑫那样的外卖骑手，还有一半是残障者。住在地下通道的三十多人中，还有五六位女性。据小年讲，住在这里的女性很容易产生不安全感。小年曾试着给通道中的一位女性提供睡袋，但对方拒绝了，睡觉时宁愿只在地上垫一层塑料薄膜。

小年是2019年从家乡内蒙古来到上海的。“刚开始到上海，过的是真正的流浪生活······后来在车站附近认识了一些人，开始到建筑工地工作，偶尔也做群演。”在建筑工地上，小年主要负责搭架子，架子的管道有小年的胳膊粗，小年要爬上去，在十米高的架子上开始搭建工作。疫情以前，小年在工地上做日结，工地每天会提供中午的盒饭。封城后，他立刻失去了稳定的收入来源，原先日结攒下的钱也已经快要花光了。

即便是住在地下通道的生活也越来越难以为继。4月23日，地下通道里来了一位电工，切断了这里的人们赖以生存的电源。这种“软驱逐”，让小年失去了热水，泡面也需要省着吃。最近一顿像样点的餐食来自公益机构NCP志愿者分发的物资，但也只能是几个馒头和几包生菜。而外卖的价格实在太贵，两份已经将近百元，小年也不舍得点。

4月20日，上海曾发布四项工作提示要求，针对因封控造成停工的劳动者做出了专门的街道工作安排：“对因务工场所封控造成无处居住的人员，按照属地原则，由各区、相关街镇落实安置场所。”在社会救助方面，上海市街道办享有全国少有的审批权。疫情下，街道办更是和当地居住者、露宿街头者关系最密切的一层。但小年在方舱隔离结束之后一直没有接到街道和居委会的安置电话。小年说，小区居民都能得到发放的物资，但除了志愿者偶尔的捐赠外，没有任何物资发到自己手上。

另外，尽管上海人社部门在3月底出台了《本市人社领域全力支持抗击疫情的若干政策措施》，规定企业应该按正常劳动支付被隔离劳动者在隔离期间的工资，但对于小年这样的日结工来说，隔离期间他们甚至找不到企业作为雇佣单位来给他们提供工资收入。在隔离结束后，小年也没办法参照疫情期间的有关规定，从用工单位按最低工资标准获得基本生活保障。

当被问及现在疫情工地的状况时，小年表示他只跟包工头有接触。而包工头也是外地人，被困在小区，目前吃饭也比较困难。在用工链条中，他无法找到包工头之外的负责人，更无法找到分包体制上游的企业。在这种被救助街道和用工方双重忽视的境地中，小年只能在上海街头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

而对于小鑫这样在多个平台接单的众包骑手来说，平台也并不愿意承担用工责任。疫情开初，小鑫注意到美团和饿了么在提供免费的住处，但他是众包骑手，而美团和饿了么的住处只提供给专送骑手——即便是专送骑手，由于酒店床源紧张，也很难获得入住资格。另外，由于大部分酒店位置偏远，一些图送货方便的骑手宁愿选择住在街边。

通过网络和朋友互助的渠道，小鑫也仍然没有找到能够收容他的住所。目前，由徐汇区商务、市场等部门建立起来的小哥驿站多数已经满员，有空床位的驿站不收容像小鑫这样的单个骑手。而要住进小哥驿站，骑手必须先将申请上报到公司，再由公司反馈给小哥所在的行政区，区里的驿站统一安排接收。区驿站只能接收所在行政区的骑手。小鑫给平台客服打过电话，但至今没有收到回音。

小年说，当下急待解决的问题是自己和地下通道里的男女同伴都有度过上海夏天的衣服，有保障每日基本生存的物资。接下来，他希望自己能够有机会到别的城市找到工作。此外，通道中还有一些人没有电子设备。“我至少可以在社交网站上求助，但这些人什么都没有。”小年说，“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生存下去的。”

小鑫打算继续从内环搬到外环去住——他每日从郊区市场赶来，给市里的居民运送蔬菜，但夜里却不得不反方向迁移到更远的地方。小鑫最大的希望，是找到一个稳定的临时安置点：能洗上澡，冲好电，晚上睡得安稳，不用一天换一个住处来躲避驱逐。

而今晚的地下通道中，小年身边身穿制服的骑手仰卧在地下通道一旁，旁边放着几瓶矿泉水，绝大多数人的“床铺”仍旧只由几个纸板铺成。几位骑手和工人围着唯一的充电桩充电。在小年发来的视频最后，他走出通道，指着外面露天的广场说：“通道外面也住着几个人，因为外面可以看见太阳。”感谢小李，阿文，阿初，翠翠，安妮和受访者对本文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