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上工作服，他们不是“隐形人”

沿着亭云路向东行，穿过天健大道后第一个路口左拐，就上了一条坑坑洼洼、没有名字的路。这里基本无人问津。路的一旁有个小院子，里边住着的是负责学校保洁和绿化的员工。院子外的大门上挂着两盏灯笼，灯笼上落了厚厚的灰尘，下面的底座和穗子已经不见了。不知道是谁什么时候给挂上去的。

小院方方正正，南北两侧被一堵墙和一扇大门隔开。南边地方比较宽阔，停放着工作时用的清洁车、铲车，校园里常见的大号垃圾桶、垃圾和废品堆在一角，偶尔也有几只狗在这游荡。北边生活气息浓郁一些，是居住的地方。几间房子围成半个圈，西边停着一排保洁、绿化用的清扫车。中间是个花坛，里面没什么花草，只有一棵粗壮低矮的杏树和一些半埋在土壤里的垃圾。树的东边堆着十几辆辆破旧的自行车，四周扯了几根杆子和绳儿，用来晾衣服。

此时的校园还在沉睡中，漆黑一片，走在路上，你能听到“布谷，布谷”清脆的鸟叫声。我路过院子里停着的垃圾车，一股酸臭味扑面而来。“吱吱咕咕”的声音从里头传出来，估计是老鼠。

“这天热，我12点多才能睡着，早上照样能醒来。”赵正义爷爷像往常一样准时起床，简单洗漱后就往北操走去。他没有关紧房门，透过半掩的门看，其他三位爷爷依旧熟睡着。

他习惯每天先到北操场慢跑上三四圈。“生命在于运动，你想活，你就必须要运动。我今年64了，这里同样岁数的人，看起来起码比我大两三岁。”爷爷从18岁就重视锻炼身体，一直有跑步的习惯。现在，除了下暴雪和暴雨，他都要早早起床，到去北操场跑步跑半个小时到40分钟。

赵爷爷家里有一对儿女和两个外孙，他们现在和自己的老伴一起生活在三门峡。如今还在郑州的，只剩下他和80多岁高龄的姐姐、姐夫。“我从小是姐姐养大的，也打小就生活在这里，我必须要留在郑州照顾我姐姐。”赵爷爷说。从小就生活在郑州火车站附近，赵爷爷对这片土地有很深厚的感情。在来到郑州大学主校区做保洁工作之前，他已经在医科大学干了45年的保安。郑州大学已然成为了他另一种意义上的“家”。

四点半，人们陆续起床。院子里有两盏架得很高的灯，暖黄色的柔光让人昏昏欲睡。不一会，你便能听见锅碗瓢盆和蒸汽顶着锅盖冒出的的“咕咕”声，人们已经在这个闷热的公共厨房里开始忙碌。

公共厨房在院子的东北角，还没等走进，一股十分熏人的酸臭味就扑面而来，台面上零零散散地摆着煮饭用的电磁炉和几个简陋的锅碗瓢盆，桌子下面堆满了泡沫箱子和各种杂物。屋里没有抽油烟机，墙壁黑乎乎的，地上也满是黑色的泥点，墙角的几个凳子结了几层蜘蛛网，天花板上的风扇糊着厚厚的油污，似乎从未开过。墙上粘贴着“厨房开放时间”，再上面是“公共厨房管理细则”。

早饭一般有疙瘩汤、大米粥、馒头、剩菜和榨菜之类的，也有豌豆、红枣、花生和牛奶。他们用的是买来的、或是捡来的电磁炉和小锅。巩爷爷从柜子里翻出一大袋燕麦片，抽出一小包，撕了半天没撕开。“这是捡来的。”他指着桌角上白色小瓷锅小声说，“这个也是捡来的，我没找到开关在哪，不会使。”

屋里另外两个爷爷都还没睡醒，巩爷爷走过去拍了拍他们的背，喊他们起床。水煮开后，一个塑料水瓶用来冲麦片，剩下的水灌到保温杯里，巩爷爷拎着两个杯子出了屋，把杯子往自行车里一放，“干完活再吃。”说完，他点了根烟，瘦小的身躯嵌在大藤椅上，开始抽着。“一天一包烟都不够！最便宜的4元一包，我这是10元的。”巩爷爷今年63岁，来这儿干活有一年多了。

院南头是洗漱间，里面冲澡的地方堆满了清理工具，乱七八糟，只有一人站立的空间可供他们简单地拿水冲冲或是拿盆水擦擦身子。屋子一角摆着接热水的机器，一位老人抱着暖壶走出来，嘟囔着说：“水又没开。”

范保献爷爷喜欢在吃早饭的时听收音机。老式收音机有些年头了，声音还挺清晰宏亮，“这个台一晚上都唱。”几年来，爷爷最爱听河南豫剧《七品芝麻官》《卷席筒》，“我再给你搜个健康节目，讲健康常识嘛，对我们这些上年纪人有好处呀。”爷爷笑着对我说。

五点二十，院里的人多了起来，有不少人穿着工作服，提着头盔，拎着水瓶从外面赶到这里。他们不住这里，但也要在院子西南角的小屋里进行人脸识别打卡。这是规定，每天都要打四次卡，早上五点半、上午九点五十、下午一点、五点二十，一次打卡有效时间持续四十分钟，超时了就会扣分扣工资。由于年龄大了，有时也有不熟悉操作的人因为打不上卡而被扣工资。

临近五点半，赵爷爷跑步回来直奔小屋打卡，手机里放着的歌曲还没来得及暂停。他盯着打卡机器，屏幕上的“5：29”一变成扫描成功的画面，就赶紧移步到紧挨着的机器上刷了脸，这才算“打卡成功”。

校园绿化面积约134.11万平方米，各类植物400余种，是全国绿化先进单位。目前，学校后勤集团绿化共4个组，年龄在50到60岁之间，50岁的很少，大多是60岁以上的老人。

范爷爷在绿化组工作，主要负责浇水、薅草这类活。早上5点50分左右，爷爷戴着白色口罩，和其他绿化组的爷爷奶奶一起，等待别人安排绿化的具体工作。

经人介绍，他和老伴一起来到学校后勤工作。刚从农村过来时，爷爷很不适应，“生活不方便，吃的什么东西都需要买。咱没有买东西的习惯，农村人都比较节省，自己种点也不需要花太多钱，在这里油盐酱醋啥都需要买。”小孙子出生后，奶奶赶回去照顾孙子，爷爷继续在这里干活。到今年，已经是第6个年头了。

负责保洁的原来有一百多人，慢慢裁减到七十多、六十多，再到如今约四五十号人，分成了六个组，但疫情封校的缘故，其中十余人尚未返校。“我在郑大干了十几年了，现在好多活都机器干了，人少了不少。”负责松园附近保洁工作的小组长李雪玲奶奶说。原本全靠大扫帚一点点人工清扫的工作逐渐被机械取代。他们会用吹风机把垃圾聚集到一块，再由机械班的工人开车把垃圾统一清走。

巩爷爷负责厚山那片的卫生，有时干活饿了，他会捡拾垃圾桶里学生扔的面包、方便面吃。爷爷年轻时在工地拉了七八年的大石头，落下了腰疼、肩膀疼的毛病，这段日子他的牙总是疼，就这样还是忍不住一天抽一包“黄金叶”。2020年六七月份，他才经人介绍来到郑大，算是院里的“新人”了。爷爷不识字，除了买菜很少外出，生活轨迹就是厚山和小院子两点一线。

封校后，学生出不去，在校园里娱乐的人变得更多了，垃圾也更多。到了晚上，商业街附近的垃圾桶上堆满了倒扣的饭和饮料，保洁工人们要用洗洁精擦很久。厚山、操场有好多学生聚餐、喝酒，不少同学的垃圾都没有及时带走，都是这些阿姨、爷爷奶奶们大清早起来打扫的。张爷爷今年61岁，负责松园21号楼附近的卫生保洁，他说，“最近北操场那块，周末晚上学生多，留一地垃圾，都得我们早上早点清理干净。”“噫，可不是嘛，厚山的垃圾也越来越多。”巩爷爷在一旁附和道。

丁阿姨的老公负责开垃圾车，运送垃圾。夏天，很多同学吃剩的西瓜皮直接扔进垃圾桶，溢出来好多汁水，吃不完的泡面连着汤汁一并扔进垃圾桶。“每次搬垃圾袋的时候衣服上都会沾湿。”说着他指向自己的衣服和鞋子，上边有明显的水的痕迹，“特别是下雨天，垃圾袋里是水，外边也是水，就那你也得搬啊，不搬不行。”阿姨皱着眉头说。

相比保洁组，绿化组干得活相对繁重。行政楼前，三四个爷爷蹲在草坪里或是坐在小木凳上，一点点地徒手薅草。我走上前尝试和他们一起劳作，可没一会腿就蹲麻了。远处，绿化组组长胡杨正带着一个爷爷修剪树杈，锯掉枯死的枝干，保留下还有树叶的枝干，“接下来就看这树能不能憋出新芽了。”两人互相配合，一人扶着晃悠悠的树桩，一人拿着长长的锯子，瞄准，开锯。锯掉的枝干有的就从他们的头边擦过，有时会戳到他们的头。有些地方不好锯，胡杨便站在装树枝的三轮车上，拿着老虎钳，咬着牙用力地拽着树枝。

“再过些日子还得修剪绿林，活很多，人太少做不过来，人又不好招，只有干一点是一点，哪个活紧就干哪样。”他佝偻着背说着。以前十二个人干的活，现在只剩下六七个人分，“还是拿那么点钱，工资一点没变。2500或是2600，对他们来说都是遥不可及的数字。”

忙忙碌碌一天，割草，浇水，修剪，割绿林……来来回回。好不容易得闲了，有时也会突然通知加班加点干活。晚上六点多，一个身穿荧光黄色工装的叔叔跑进小院里东张西望。秦爷爷问干什么，叔叔说，找俩绿化的人，要去加班浇水了。

去年郑州“7·20”特大暴雨，校园里积水很深，不少物件都淹没了。遇上这样的大暴雨，员工们的常规工作基本停滞，转而投身到抗洪救灾中。从早到晚轮班上岗，排水，栽树，清理路面等等。

今年三月以来，由于疫情，学校进行封校管理。不少原先住在校外的后勤员工如今也搬进了小院，院里变得满满当当，基本没有空床。还剩一部分人，院子住不下，就在学校中心体育馆一处空间，室内打地铺，几十个人住一块。

根据学校相关规定，员工们每一周只有30%的人可以每天自由进出一次，“比如你下周想回家，这周四就得上报，上次上报过的，下周就轮到别人。”一个阿姨跟我解释道。而那些常住小院不出校的人，每天可以获得10元的餐票补贴。院里的人轮流出去买菜、给别人带菜。

上午九点五十分，员工们收工后回到小院，打卡，洗衣服，准备午饭。几位老人用铁盆盛了点儿炒面，站在院里两三口就给扒完了。“不多吃点不行，俺这活儿累。起得早，上午干完活儿，就要赶紧回来吃东西。”赵爷爷说。

绿化和保洁的基础工资是一个月2030元，比去年涨了一百元，每月15号的时候打到工资卡上，也会有一定的加班费。“有次我加班一上午，他（组长）说记上给加班费，但到了发工资的时候，没有，反映没有结果，你也没办法。” 曾经有人这样抱怨过。“这种情况现在没有了，加班费都按时打在卡上了。”范爷爷笑了，眼神深邃、明亮。

因为工资不算高，这里不少人一天要打两份工，中午下班后，他们会趁着午休时间去食堂干活。食堂一小时工资是15元，还包一顿饭。赵爷爷、丁阿姨夫妇、袁阿姨、石阿姨等五六个人，中午都会去菊园食堂打第二份工，大多是在食堂窗口给学生打饭。忙好后，再赶回小院，在一点前完成打卡，开始下午的劳作。这额外的活儿可不是谁都能应付的，像范爷爷这样年龄大的人，身子骨已经吃不消，更别说再打一份工了。

下午五点二十分。下班回到小院后，赵爷爷又会帮着运输一些院系的建筑垃圾，“想着多赚一点是一点”。打工赚的钱，他一个月花七八百，其他的都补贴家用或者存起来留着养老用。“有时候会给孙子发点零花钱，我孙子可聪明了，想家也主要是想他。”提起来家里人，赵爷爷总是笑眯眯的，“啥时候想家了我就给家里打个电话，不过闺女是当护士的，他们工作都忙，现在联系的也不多。”

接水和洗澡的地方在南边的一间小房子里，右边是厕所。洗漱间的池子里放着拖把、搓衣板，还有没洗完的衣服。水池不比地面干净，积了一层厚厚的污垢，瓷砖本来的颜色已经看不出，都是黑黑的。屋内还有一扇被锁上的门，门的那一侧，是设备早已坏掉的洗浴间。没法洗澡，他们只能简单地用水擦擦身子。

晚饭后，人们会拉来电线，在院子里架起灯和电扇，下棋的、喝酒的、打牌的、唠嗑的……王爷爷是绿化组的员工，今年61岁，个头很高，一米八几，总是驼着背。晚上10点多，屋里闷热难耐，爷爷搬出来一张凉席，一个大电风扇。他穿着红裤衩，坐在凉席上，腹部贴着大腿，头靠在膝盖上，整个人像是折叠了，没过一会，又平躺下，不知何时才能睡着。

段奶奶搬来一把椅子，也坐在屋子外面，闭着眼打盹。“这里晚上热的，屋里根本睡不着，就搁外面坐着、玩会，要不就绕着院子遛弯。”人们借着这些老旧的、日复一日的乐子来抵抗难挨的热浪，等到困意来了，眼皮打架了，才直起身子站起来回到屋里去睡觉，燥热的天气就不那么难熬了。

去年快入秋时，院子里终于安上了空调。到年前，暖气也安上了，但不知效果到底如何。倒是听他们抱怨，“这暖气冬天不暖，空调夏天不冷，好像也没啥用。”

“我们这里味道不好闻，最主要的就是我们老百姓觉得什么东西都有用，都想拾回来。”和其他床位相比较，范爷爷的床位收拾得很干净，他笑着说，“床位最起码是要收拾好的，人一看你这个床位就知道你这个人怎么样。”

屋里塞满了他们捡回来的东西，床底下和上铺塞满了各种尺码的鞋子、破衣服、瓶瓶罐罐、临期过期的事物，上铺还放了好几个行李箱。门内，范爷爷的床架上挂了一枚金色的奖牌，床里也挂着一个小玩偶，“这都是在校园里捡的”“我是好这东西，好玩儿。”

东南角的桌子上放了个捡来的小冰箱，没插电，范爷爷单纯用来放东西。冰箱后面放了两壶油，基本没怎么用过，是过年过节的时候学校送的。“我们没啥假期，逢年过节了就发一点油啊米啊。我也吃得清淡，比较节俭，油还剩很多。”两张床中间悬挂了个小架子，上面挂了七八把各式雨伞，大多也是捡回来的。

一本厚厚的字典，一副泛黄的眼镜，丁宝安爷爷正坐在靠里的床边一笔一划地写诗，这本草稿本已经用去一大半了。爷爷高中毕业，曾当过乡村教师，平日里他喜欢通过写点小诗来抒发情感。每次去，他都会作诗一首送给我们，虽然他也自嘲“诗也不算啥诗”，但还是苦于这些诗无处可投，也得不到高人的指点。

疫情严峻的这段时间，爷爷写了首《沁园春· 赞中华》，在我们到小院去的时候热情地分享给了我们，“我中华民族，英豪辈出，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万众一心，恶魔滚跑！惟我中华数英豪，捐巨资，舍命救同胞！医德崇高！”这是他最喜欢的作品之一。

丁爷爷床边的桌子上放着一些药瓶和药盒，说是一些补钙的药，还不便宜，算下来一片就一元，但买药不能买太便宜的，一分价钱一分货。前两天，爷爷下班回来带回来一盒“舒筋健腰丸”，是在荷园一个药店买了，花了750元，一大盒是一个月的药量。

这里的年纪最大的老人已有68岁。大多数老人不会用智能手机，会用的也只是刷短视频。前年，巩爷爷的大女儿给他寄了个智能手机，平时没事儿干就刷刷抖音，看一些家长里短的小视频，其他诸如健康打卡爷爷每次还得让女儿帮忙，有次女儿忙忘了，没打卡，据说扣了不少工资。

范爷爷在屋子外面的窗台上摆满了绿植，大多是仙人掌。范爷爷前几年也会在院子里种菜。他自己买了种子，搭了架子，栽了豆角。“人不能懒知道吧，人要勤奋，自己给自己找点事干，这毕竟对你自己有好处。”后来，总有人“素质不高地薅走豆角”，加上学校明面也不允许这么做，范爷爷就不再种了。“没办法，这里什么人都有，有的素质低，唉，忍忍就过去了。”

工作虽然辛苦，但是“闲着没意思，出来找点事情做。”这也是不少老人选择留下来的原因。这里人多，老人们休息时会在一起聊聊天，打牌或者下棋，心情也会比在家没人说话好一些。

对这里干活的老人来说，他们的年纪已经很难在校外谋一份工作。在这耗着，还能赚点钱补贴家用，“不想给孩子们增添负担。”王奶奶以前在家带孙子，现在他们长大了，吃住都在学校，“也用不到咱们了”。来这干活，起码自己挣点钱自己用，不用向孩子们要。“等我小儿子结婚了，我还得回去帮忙，到时候也就不在这边干了。”

这些员工们没什么节假日，对寒暑假更无概念。疫情原因，他们春节也基本不回家。一周仅有半天调休。封校前，很多人会趁着这个空闲出去买菜、洗澡，稍微年轻点的人会选择出去多逛逛、到处走走。老年人要么蹬着三轮车再去捡拾点破烂，要么就去住附近的子女家中看看。范爷爷每周都会去看他的小孙子，“你不去看看不行，当老的这个心都是这儿。” 爷爷总说孩子们不容易，谈到小孙子，更是红着眼眶哽咽了。

有几位四五十岁的中年人也在这里干活，虽然年龄有差距，但是家庭、孩子是他们选择耗在这里的原因。“打算等儿女工作稳定下来，收入稳定了，自己就不干了。”石阿姨说道。

袁阿姨和石阿姨是好姐妹，俩人都十分健谈，每次我们来到小院，她都愿和我们分享了很多故事。记得我初次来到小院，袁阿姨怨言很重，指着身处的环境说，“河南省最高学府，就是这样对待我们这样最低层最低层的工作人，都不看在眼里。你想想在这里多辛苦，我们这从农村来的多，还能干得了，要是城里人根本干不了。”

阿姨刚来时也不适应，一来，这里几乎都是老人，没什么人可以说上话。二来，擦垃圾桶的活儿也让她拉不下面子。因为封校，现在她也在小院住下了。阿姨有两个儿子，一个正在读高一，一个小时候因病得了脑瘫导致语言障碍，有时爸爸会给儿子送过来和她见见。现在封校了，孩子们也进不来，她只能和丈夫轮流申请出校照顾他们。

在郑大久了，他们有的看校园里的学生也跟“看自己孩子一样亲”。赵爷爷早上五点多在文学院院办附近干活，有时候太累，想在里面歇一歇，但看到楼里有学生在学习，赵爷爷犹豫着也就不进去了，“怕进去打扰到孩子们学习”。

“这经常有学生在这背书，大部分学生也都很友好，挺热闹的。”巩爷爷在厚山打扫卫生，偶尔也有路过的学生们和他聊聊天。爷爷感慨现在学生们压力挺大的，有时候在厚山看到学生坐那儿一个人哭，很心疼，但也没敢去问怎么了。

张爷爷在干活期间，经常热心地帮同学的忙。学生请爷爷搬书，行李很重，他骑着三轮车从东门送到了松园，又一路驮着书上了五楼。学生给他买烟以表谢意，张爷爷摆摆手不要，学生又过意不去，他就只好让学生退了已经买来的25元的烟，换成了一盒4元的。

2022年4月29日，时隔数月，我和好友重访小院，带的水果又被爷爷们原封不动地退了回来。“你们能来看看我们，我们就很开心了，很满足了。”丁爷爷又作了一首诗，通过微信传给了我，“希望你们常来往，莫要客气别如故，无功受禄心难受，何况您还受家助！”

夜色渐晚，我们准备离开。张爷爷追了出来，捻着一根快燃尽的烟，他大概只有一米五的身高，还驼着背，脸上带着憨厚的笑意，打算骑三轮车捎我们回去。我们婉拒了爷爷的好意，他又从上衣兜里捏出来两三张上面写着“十元”的餐票，要塞给我们。“食堂东西不便宜，这是之前发的，你们拿去买饭吃，省点钱。”我费了半天口舌劝阻他，爷爷才支支吾吾地，把餐票又揉进了自己破旧的上衣口袋里。

“其实像我们这些人呢，也是希望你们能关注一下。”我想起和胡杨叔叔道别时，他感慨的那些话，“但有些人不愿意让别人知道谁谁谁说了什么，因为很有可能第二天就让他走了，毕竟你是临时工嘛，随时随地都可以叫你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