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了三和的年轻人，依然在做“三和大神”

2018年，日本NHK电视台拍摄的一部纪录片让大家了解到一个特殊务工群体的存在，这群年轻人最显著的特点是做日结工，“干一天玩三天”。因为他们的主要活动区域在深圳三和人才市场附近，他们被外界戏称为“三和大神”。如今随着城市改造和政府对城中村的整顿，原来的人才市场已经外迁，但三和青年的生活状态，还在持续。

接受采访的那天，孙明刚刚从一家工厂辞职出来。他站在工厂院子里，一边等从工厂到宿舍的班车，一边思考后续的打算。工厂在江西吉安，主要生产耳机。孙明的岗位是负责耳机出厂前的性能测试。从他的描述听起来，工作的具体操作并不难，是将流水线上传过来的耳机放在测试机器上，平均每6秒测试一个。这意味着一个小时从他手里经过的耳机有600副。

原本，这是一份为期两个月的临时工，按照规定，至少要干满七天才能有工资拿。孙明做了一天就要辞职，显然没有工钱可拿。他身上没什么钱，网贷还欠了一万多。但这并不妨碍他下辞工的决心，“受不了流水线的工作，太快了。”孙明今年36岁，是湖南人，从21岁开始外出打工。他已经记不清这是他第几份工作了。吉安他是第一次来，原本他在深圳做日结工，干一天结一天的工资。来吉安是因为中介告诉他，这里每小时给的钱比深圳要高，最高能到29元/小时，深圳是20左右。

对于普通人来讲，从一个城市换到另一个城市是一件大事：要面临的不仅是陌生的环境、气候，还要重建人际关系。这些都不在孙明的考虑范围内。他已经习惯了这样的生活，在打工的十多年里，他去过东莞、深圳、厦门，重庆，在各种工厂里辗转，做过冲压工，打过螺丝，干过仓库管理员。城市对于他来讲，更多的含义是从一个工厂到另一个工厂，穿着颜色不一样但大同小异的服装，站在那里重复着机械劳作。除了厌倦之外，很难混合其他的情感进去。

在这些工厂里，孙明唯一能掌控的，就是做出不去大厂的决定。“大厂人太多了，密密麻麻地，吃饭都要排队。从车间到餐厅，时间要算着用，走路不能超过10分钟，否则便可能迟到，迟到就会扣钱。”小厂规模也不算小，也有三四百人，都贴着城市的边缘，汇聚在工业园区内。在打工的十来年里，孙明待得最久的地方是深圳一家做手机配件的工厂。他在工厂仓库做仓储工，每天的工作是往流水线送物料，手机配件用料少，轻巧，工作也自由，他干有一年多，后来被安排了流水线的活后，就迅速离开了。

深圳是孙明待得最久的地方。在离开那之前，他已经很久没有去过工厂了。他并不避讳去谈自己“三和青年”的身份。三和是指曾经位于深圳龙华区景乐新村旁的三和人才市场，在它的旁边还有包括海新信在内的大大小小的职介所。这个地域从2005年开始，逐渐形成了“职介一条街”，每年的求职人数超过250万人，换句话来讲，每天平均有7000多人在这里寻找工作。“三和青年”是众多求职者中最有特点的一批，他们大多没有赚钱的手艺，又不愿意进厂，只能靠打零工维持生活，最大的特色是“干一天玩三天”，每天干完活后就在景乐新村大大小小的网吧或者彩票站打发自己的时间，许多没钱的打工者就会选择夜宿在街头。

一个采访者现在还记得三和当年的“盛况”：那时景乐新村都是四五层的民房，到处都是小旅馆，一楼是网吧，楼上是旅馆，一个房间10多平，摆放了八九张双人床，连阳台和厨房都改造成床位，床与床之间只有一条勉强能过人的小道。一个床位只要15元，上面的铺盖物从来不洗，住的人也十天半月不洗澡，味道浓郁，臭虫除也除不掉。孙明那时就住在这样的床位上，醒来就去楼下上网，网吧不大不小，能放四五十台机器，不论白天晚上都是人，一块多钱一小时，10块钱包夜，后来涨到了15，耳机上都是黑乎乎的油脂，擦也擦不掉，“你们没去过的人进去肯定是待不下去的。”

有时没钱了孙明就会找老板娘问能不能欠一下。老板娘是湖南人，做二房东久了，认识了不少三和青年，会有中介找她来招工。她就给住不起房间的人推荐工作。三和青年、房东、日结中介就这样绑定在一个生活圈内。孙明告诉本刊，不管是床位还是网吧都是面向他们这些三和青年开的，很少有真正的务工者或者做小生意的人住在景乐新村，“觉得不安全。”

2020年左右，在政府一次次地整顿之后，三和人力市场搬迁，景乐新村的小旅馆、网吧和日租床位也被要求关闭。三和青年们没有了容身之所。但孙明说，这个群体没有因此消失，一些人转移到了距离景乐新村几公里之外的龙华汽车站，或者周围的城中村，还有些人离开了三和，去了东莞，苏州等地方。“只是没有像以前那么集中了，人还是在的。”

李平说自己到了三和之后，一下子找到了归属感。李平今年30岁，2019年到的三和，之前他一直在老家湖南那边。他初中毕业，做过很多工作，比如去长沙一家民营加油站打工，底薪1800，绩效一般在1000左右，每个月扣完五险一金，到手2400块钱左右。李平觉得这个工作钱少规矩又多，“公司规定员工站着时不能倚靠墙壁或者柱子，对待客人要使用很多礼貌用语，还要像交警一样引导车辆进站，做不到都会扣钱。”李平觉得太过形式主义。

只做了半年，他就辞了工。后来他又在老家周边打零工，也是各种不满意。他看麻将机卖得火，就在老家的县城开了一家店，专门卖麻将机。李平告诉本刊，开店的成本很大，光是转让费就花了48000，装修花了2万多，算上货，还没开张就投入了10多万，这几乎是他父母所有的积蓄——他的老家在城郊的农村，开着一个日杂店，卖些生活用品和农用工具，勉强维持生活。店开了两年，生意并不好，“我们这条街有十来个卖麻将机的店铺，竞争压力很大，有时六七月份一天都没有一个客人进店，只有过年生意还好一些。”

关了店后的李平倍感失落。他觉得自己的人生一下子暗淡了起来，找不到出路，他在家待了一段时间后，下决心去深圳看一看，到的第一个地方就是龙华汽车站。龙华汽车站挨着高速口，有近三百家客运公司，通达国内19个省，是许多打工者的第一站。李平在附近游荡了几天后，有个朋友说带他去三和转一转。在这里，李平第一次看到了一块钱一包的瓜子，小小的一袋，还不如巴掌大，还有2块钱的大瓶矿泉水。更让他震惊的是路边摆小摊卖的手机，都是五六年前的机型，从几十块到一两百块钱，“很多充电线头我们在其他地方都见不到。”李平告诉本刊那时他用的是一款国产手机，刚买了一年多，价格不到四千。

真正让李平产生归属感的是生活在这里的三和青年。“我第一次见那么多人可以这样生活，不用困顿于人生的意义，只要活着就好。”那时候，三和、海新信人才市场还没关闭，每天早上五六点和下午四五点是最热闹的时候，会有四五十个中介聚集在那里，每个人手里有数十种日结工，最受欢迎的工作是会展中心的保安，一天100多块钱，除了站着外，不用费什么力气。最不受欢迎的是工地工和物流，“工地工要看价格，一般给100多块钱的可以去做，基本就是扫扫工地垃圾，不费什么劲，还可以偷懒，如果是给300块钱，就是真的出大力，抬水泥，钢筋，还有人看着。”一个三和青年告诉本刊。

当然也有厂子里的临时招工。在孙明的印象里，2010年之后，这样的日结工在三和多了起来，“主要是年轻人都不想进厂了，所以临时工岗位也多了。”还有一种是物流分拣。李平去做过一次，只坚持了半小时就放弃了。他的工作并不算复杂，就是把卸下来的快递按照地址分成堆，并用扫描枪记录快件的信息。孙明翻捡着快递，他觉得自己已经很快了，但是新来的快递一下子堆成了山，他有些绝望，觉得永远都弄不完，就放下扫描枪赶紧跑了。这意味着，他一天又没有工资可拿了。

这样的做法并不会让李平觉得自责或者内疚，三和有太多这样的人。“这里消费挺低的，想要维持温饱还是有办法的。”一位曾经待在三和的年轻人告诉本刊，偶尔也会有落寞的时候。比如有一段时间，他好几天才洗一次头，也不理发，头发很长，耷拉在鼻子上，他的衣服也很旧，都褪色了，脚上是一双破拖鞋，“我出去走只敢去人多的地方，混着逛一逛，人少的地方就不敢去，怕被注意。我跟环境不搭，人家一件衣服四五百，一双鞋子上千，大家不是一个档次。但回到三和就很亲切，满地都是我这样的人，像回到家里的感觉。”

三和人才市场搬迁后，李平搬到了距离景乐新村几公里外的一个城中村里面，那里还有日租床位和网吧。没有钱时，他就会到龙华汽车站——不少日结中介都转移到了那里——找上一份工作，赚上一百多块钱，新的一天就又重启了。实在没钱了，有些人就会选择去汽车站广场或者公园的躺椅上凑合一晚，“刚开始有点不好意思，后来就习惯了。在三和待着很舒服，没有压力，也没有人给你定闹钟上班，其实也不是没有压力，是你不去想这个事情了，这里的人也不去想这些事情，这里的氛围就是这样。”

“你们是拍纪录片吗？”在本刊发出采访邀请后，不少曾经在三和待过的年轻人都会问上这样一个问题。当我们给出否定答案时，不少人选择拒绝接受采访。在后续的采访中，我们很快明白了其中的原因。这与2018年5月日本NHK电视台播出的一部名为《三和人才市场:中国日薪百元的年轻人们》的纪录片有关系。这部纪录片让外界第一次详细而广泛地认识了三和青年群体。

孙明告诉本刊，最初纪录片导演最先找到的是他，而不是片子里的几个主角，许诺给他开双倍的酬劳，并告诉他纪录片只会在日本播放。孙明几乎没有犹豫就拒绝了对方，“我妹妹和父母都在东莞打工，离深圳那么近，他们并不知道我当时是什么样的生活状态，我怕万一他们看到之后就会来这里找我。”最终，三和青年宋春江、陈勇、东东等人接受了采访。

片子在网上流传开来以后，孙明说包括宋春江在内的人都觉得被欺骗了，很多人在网上指责他们的生活状态，他们被外界戏称为“三和大神”。甚至有人专门跑到三和来找这几个人，还有人蹲在三和拍视频，拍照片卖给撰稿人赚钱。“有一段时间，经常看到不少人因此打架。上次我跟一个叫‘傲慢哥’的人聊天，聊着聊着他看见旁边有个人拿手机拍照，直接冲上去就掐住人家脖子：“把照片删掉！不删手机给你摔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林凯玄2019年曾到三和调研半年，他回忆道。

但很快，待在三和的年轻人就体会到了流量和曝光带来的好处。宋春江是纪录片里最出名的一个，他起初在工厂打工，后来混迹在三和，还被骗将身份信息卖给了别人，对方以他的名义开了好几家不法企业。孙明说，纪录片播出后不久，就有不少人来找宋春江，希望包装他，并说要签定合同，宋春江被骗过，不敢跟人签合同。但凭着曝光量和外界对三和的好奇，他开始在贴吧直播，讲述在三和的生活，赚了一些钱。林凯玄去的时候，发现宋春江跟纪录片里的形象相比，已经完全变了个人，刮了胡子，剪了头，还换了新衣服，用三和青年的话说，已经“上岸”了。

不少三和青年开始模仿他，尤其是抖音和快手兴起以后，直播平台也热闹了起来。在去吉安之前的两年内，孙明一直在做直播。直播内容与宋春江类似，就是讲述关于“三和大神”的日常。三和人力广场已经不在了。孙明就举着手机带着粉丝们逛龙华汽车站、龙华公园等三和青年依然出没的地方。他告诉大家怎么识别大神和一般三和青年的区别：一般睡在大街的，穿着破破烂烂，走路没精打采，眼神空空洞洞的就是大神。

直播带来的收入并不高，每天的打赏只有几十块，都是生活在周边的人，对大神的生活表示好奇。有些也不打赏，会给孙明买上一些水或者请他吃个饭。但对于孙明来讲，已经够维持一天的生活。不过疫情开始以后，打赏变少了，“大家可能都没什么钱了，而且我也没有什么才艺，光是尬聊也没什么用。”就连宋春江，也没有了粉丝，这两年他又出现在街头，重新过起了日结的生活。

直播的三和青年里，最让人羡慕的是一个曾经在龙华公园流浪唱歌的男人，看着四十岁左右。一开始，他也是直播三和大神的生活，没有什么粉丝，后来有一天他开始拍摄在深圳的女性流浪者，并给他们送饭，一下子粉丝多了起来，打赏的人也多了，每天有几百块，还有人打钱让他给女流浪者买电动车当外卖员。现在，这个人在一个直播平台上有了10多万粉丝。不直播的时间段，他就去送外卖，赚上一点生活费。

李平告诉本刊，对于曾经混迹于三和的这些年轻人来说，送外卖也是有门槛的：首先需要一辆电动车，这要2000块钱左右，但没有多少人拿得出这笔钱。没有了粉丝后，孙明想过直播其他的内容，他回过一趟老家，想讲讲现代农村的生活，找的素材也没什么人感兴趣。

吴鹏是一边喝酒一边接受采访的。当时他正待在东莞的出租房里，房间不大，只能放下一张床，又小又脏，也没有空调。他并不觉得怎么苦。他习惯于这样的住所。他今年25岁，初中没毕业就出来打工，住的环境一直都是这样。他属于留守儿童，很小的时候父母就在外打工，他去过父母租的房子，也是在城中村里，除了大一些外，跟他现在的住所也没什么区别。从今年7月到现在，他都没有工作过。他将现在居住的房间称为“挂壁房”，“挂壁”是从三和学来的“术语”，是指每天无所事事，不工作。

2017年，他曾经在三和待过一段时间，最惨的时候就是直接躺在地上，露宿在街头。三和市场附近开始整顿后，他就离开了三和，回到老家广西一个生产饮料机器的厂里上班，工作并不累，主要是负责打包装箱，没活时就休息，也没有夜班，一个月工资三千多。可只干了一年，工厂就倒闭了，还欠了他一万多工资。2019年他跟远洋渔船出海打渔，今年7月才上岸。

出海打鱼工资不低，一年工资85000，算上各种补贴，能有10万块钱。吴鹏说渔船有60多米长，船上工人算起来有20多人，吴鹏负责拉网和后期加工。捕鱼的活很辛苦，一网接着一网的鱼，好像永远都打不完。但这还不是让吴鹏最难忍受的。最难以接受的是压抑，每天看着大海，一望无际，四面八方一个样，吴鹏更觉得生活无意义。他只好用酒精和打牌来麻痹自己，等船上了岸，赚的钱也只剩下一半。

下船以后，吴鹏回了趟老家，那是广西的一个村子，只有一百多户人家。村里都是三四层的楼房，外观看着还可以，里面却很破落，没有装修，也没人住。村里的年轻人都在外面打工。吴鹏的父母也在外面。吴鹏跟父母并不亲近，他两三岁时时候他们就出去打工了，父亲在工地，母亲在工厂里，只有过年时才会回家待上一个星期的时间。一直到现在，吴鹏并不知道母亲在厂里干什么活，他们很少交流这些，他们也很少管他，只是定期给一些生活费用。

吴鹏是初三下学期退学的。他觉得读书没有意思，他那时羡慕打工的生活。村里比他大五六岁的玩伴很早就出去打工了，回来时会请他去网吧，吃烧烤，喝酒，他觉得很潇洒，“我上学时一星期只有几十块的零花钱。”可真正到了外面，他才知道打工的苦，被禁锢在流水线上的青春让他看不到希望和未来，他不想像机器一样活着，但又找不到更好的道路。

家里只有年近70岁的奶奶。他在家里帮奶奶收玉米，干农活，还会做一下晚饭，剩下的时间就是玩手机、喝酒。没待多久，他就离开了，他觉得待不下去，外人指指点点的样子让他觉得很不安宁。他也找不到什么工作，家里就两三亩地，奶奶自己种点菜，也养不活更多的人。“父母偶尔给奶奶一些钱，让她买肉吃。”临走的时候，吴鹏也给了奶奶两千多块钱，他不觉得是孝顺，而是一种义务。

孙明今年也回了趟家。村里基本上都是60岁以上的老人。李明看着他们熟悉而陌生，“我小时候，他们都是四十多岁，年轻力壮，现在有些人都拄上了拐。”遇到他们，孙明往往会大步赶紧溜走。他不想跟他们讲话，不想被问工资和为什么还没结婚。“我才不会让他们看我笑话。”在家里的大部分时间里，他都是将大门从里面锁上，自己一个人躲在二楼玩手机。

在家的几天，他极少出门。有一次是被父母逼出去的。亲戚给他介绍了一个对象，让他去相亲。起初，亲戚告诉他，女生稍微脑袋有些不清晰。见到人后，孙明觉得很失望，女生智力只有两三岁的样子，叫着都没反应，只会划拉着手机刷视频。他逃一样跑掉了。他想到自己以前一次相亲，对方个子不高，有些矮，他不愿意。现在，女生已经是几个孩子的妈妈。“我现在已经不想（结婚）了，顺其自然吧。”身在吉安的孙明告诉本刊，他现在还是想回到三和附近去，“现在疫情那么严重，需要很多防疫保安，比打螺丝轻松100倍。”

每天只要有钱，孙明都会去买上一张彩票。他想中个大奖，能让他离开现在的生活。每次去买彩票，他看到彩票店门口贴的海报，上面写着“xx中了500万”，夺睛的字体加上艳丽的颜色，他都激动而振奋。可是一次次失望后，他觉得中大奖都是骗人的。他只中过5块，十块。可是不买又怕错过了奖。在深圳龙华的这几年，一些青年发现，每年都有不少熟悉的面孔从眼前消失，但总有新的面孔出现，一看就是稚嫩的，刚出社会的样子。“他们可能哪一年就活成了我们现在的样子。”

在采访中，能感受到这群年轻人的迷茫和无助。有人会在采访时问，“你们是如何能够好好生活的？怎么样才能找到生活的意义。”也有人想过要去换一个地方。有一个年轻人想过要不要离开龙华汽车站，换一个地方去待待，他列了好几个地方，都是他从网上看到的打工者的聚集地，比如说昆山的中华园，上海的车墩镇，北京的马驹桥。他问一个曾经去过这些地方的打工者，这些地方哪个更好一些。对方停顿了几秒，回答他：“如果手里没钱的话，还是深圳龙华这边更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