停运风波背后，公交司机们的围城

掌握方向盘的人发车时间前半小时到达始发站，在庞大的停车场找到你要驾驶的公交车。检查轮胎气压、充电量、车载设备、安全设施，到账务室填写当天的台账。检测酒精量、心跳脉搏、工作证，更换工作服。随便吃几口馒头、油条，揣上一杯子浓茶，准备发车。

这是疫情之前，保定公交司机卢刚每天的工作日常。现在，这项列表又多了几项新要求：每天发车前，需要用84消毒液里里外外为车厢消毒一次，如果遇到保定市内有病例，次数增加到两次。另外，司机需要每天测量体温，每周要更新核酸检测报告（如果没有病例），不然无法上岗。

坐上驾驶座，司机们原本只需要保证安全驾驶，监督乘客买票。当然，这并不是件简单活儿，城市道路复杂，光是频繁刹车，就需要消耗大量精力。一位佛山的公交司机形容，一整天车开下来，他会有种类似于溺水的感受，脑袋缺氧，一片空白。每天中午，秦皇岛一位经验老道的师傅会准备一张吊床，绑在车厢的两根扶手之间，要发车的时候再把绳子解开。那是他的流动床铺。

现在，他们的工作变得更紧张了，这种感受不仅是身体上的，精神上更是。除了安全驾驶，他们还需要检查乘客测温、扫健康码或者出示核酸报告。

不免有乘客忘戴口罩，卢刚会自备些口罩在车上，遇见没有的乘客就发给他们，然后好声好气地跟对方说，体谅一下，都是政策，大家都不容易。“尽量不要把关系弄得特别糟糕，服务这方面，你可以自己想办法对吧？”

有次卢刚碰见一位上班族，刚刚做核酸检测，结果还没出来，系统显示黄码。按照规定，非绿码不允许乘车，但他看对方特别着急，还是让他上了车。“真要轰下去也有点不通情理，这个东西司机自己也要有一定的灵活处理。”他说，自己的原则是不要激化矛盾。

一位石家庄的公交司机说，他可不敢这样做。按照公司规定，如果市民违规乘车被发现，司机就要被停岗。为了落实防疫政策，他们被公司安排“跟车”，一辆公交两位司机，一个负责驾驶，另一个专门负责检查健康码和测温。司机说，以前他们开完七八个小时的车程就可以回家休息，现在“大家超负荷工作”，开半天公交，做半天查码员。

像不断被吹起的气球，某些时刻，司乘双方的矛盾会走向失衡。2020年2月，贵州凯里，一辆警车突然被拦停，公交司机走下来，当场报警称，车内有位乘客拒不佩戴口罩，多次劝说无效，他实在没办法了。乘客也会愤怒。2021年8月，海南海口，一位公交乘客拒绝出示健康码和身份证，并威胁司机，“我记得你这张脸，你小心点啊，我告诉你，我狠起来，灭了你”。

被忽视的还有不大熟悉智能机的老年人。江苏镇江，一位老年人不懂如何绑定健康码，司机根据规定不能发车，耽误20多分钟后，老人最终被同车的其他乘客叫喊、驱赶下车。

司机是掌握方向盘的人，但他们也只是“服务者”，投诉率将直接影响他们的收入。以前，到站不停车、违章、言语不文明是司机们被投诉的主要理由，现在防疫也成了其中一种——无论是严格遵照防疫要求，还是适当放松条件，都可能会收到来自同车乘客的举报。

卢刚在公交行当干了20几年，保持着零乘客投诉记录。但他也不知道自己记录能保证到哪天，唯一能庆幸的或许是，他还没有遇上太过激的乘客。

停运、降薪、转行对公交司机们来说，更大的现实压力来自于收入下滑。他们的工资由票款、趟次和奖罚构成，通俗点讲，一个司机最理想的工作情况是，车厢满座，班次密集。疫情改变了这一切，卢刚这样干了二十多年的“优秀司机”，也没法从中幸免。

在保定，为了降低成本，公司停运了运营成本更高的混合动力车，只保留更高效的纯电新能源车。相比4毛钱一度的电价，烧天然气的混动车实在太奢侈。卢刚说，每罐天然气的价格在1000元左右，而一辆公交基本每运行两天就需要加一次气。

客流量肉眼可见地减少。卢刚说，保定有条公交线路特别火爆，从火车站发车，一路穿过市区，到达保定学院。学生们是这条路线的常客，但后来疫情封闭校园，他们不能出门了。“客流一下就断崖式下跌”，车厢里明显冷清了许多。“我们真正的票款收入很少，疫情坐车的人减少了，根本连气都烧不起，更别说车辆维护、人员工资了。”卢刚说。

对公交司机来说，这相当于直接降薪：车少人多，每个司机的工作量变少了。卢刚现在只需要上半天班。他理解公司是要考虑到让所有员工都“混口饭吃”——每个月发给你2000多块钱，保证基础的生活。人民网“领导留言板”上，过去两年兰州、邹平、包头等多地的公交司机们都在上面反映过工资拖欠问题；公交司机贴吧里，吐槽这份工作快要干不下去的帖子越来越多。

卢刚听说，有位家里小孩比较多的同事辞职去跑物流了。还有两位同行短暂地跑到北京开滴滴，试了一阵子又回到了公交集团，“可能还是太累了，（开滴滴）工作时间要十几个小时，一般人受不了，也影响身体。”

混动车的停运让整座城市的公共交通陷入迟缓。发车频次变少，间隔时间更长。以往市民等十几分钟就有一趟的公交，如今等待时间延长到半小时以上。这直接影响了每位市民的生活。

今年6月，张城城有次和家人出门办事，按照经验，他们需要乘坐9路公交，但在路牌下等了半小时，还没见班次。他用“掌上公交”查了才知道，原来9路已经停运了——2022年4月，保定出现疫情，全市公交停运，直到现在，仍有十几条线路还未恢复运行。这座900多万人口的城市，卢刚说，目前只有三百多台公交车投入使用。

“我真的非常无语，年轻人还可以通过手机查询相关营运信息，很多老人没有智能手机，不清楚一些线路有没有恢复，只能通过站牌判断。”张城城说，他并没有在站牌上看到临时停运的标识。“夏天酷热，老人如果长时间在室外等车会有中暑的风险，到时候谁来负责？”

最开始，张城城的兴趣仅限于公交摄影，他记得初中那会儿，保定街头还是柴油车，如今这种车型已经被时代淘汰了。大学他读网络工程，但对公共交通的兴趣浓厚，干脆转了专业，如今是北京一所大学交通运输专业的研究生，公交与城市成为他的研究对象。

在他看来，保定公交陷入经营困局的原因复杂，而单一的盈利模式是不可忽视的因素。“如果没有政府补贴，公交集团就是完全的亏损”，他记得，几年前保定曾尝试过“共享巴士”，乘客可以提前预约，类似于“包车”，票价比普通公交要高一些。但很快，这种方式就被取消了：在保定这样的小城市，有相关需求的乘客有限，没办法撑起线路运行。

另外，公交集团向来缺少竞争，这几年遭遇滴滴、共享单车的冲击，自身调整的步伐也不够快。“就像企业管理一样，公交也要不断优化运营。”张城城说，他和导师在做有关如何吸引客流回归的研究，但公交公司现在可能顾不上这些，“他们连自身运营都很困难了。”

公开数据显示，2021年，全国公共汽电车客运量为489.16亿人次，比2019年减少了约200亿人次。今年6月和8月，广东阳江和河南郸城县的公交公司发出告知，称无力经营，将全面停运。在引起关注后，公交公司都恢复了运营，但人们也看到了停运背后的严峻问题，因为经营困难，许多司机已经被拖欠工资几个月。

卢刚所在的公交公司之前给员工开过会，董事长承诺大家工资会按时发放，不足的部分由政府补贴。疫情延续到今年，公司又给出新方案：允许员工暂时离开，去外边找活干，但每个月需要自己缴付1000块钱的社会保险。公司仍然为你保留职位，如果有天公共交通恢复生机，大家还可以再回来。

一位秦皇岛的公交司机已经三个月没收到工资了。和保定一样，他们的工作量也大幅缩减，目前的状况是，干一天休两天。为了维系生活，他开始做起修锁生意和外卖员。上个月，他的工作排表是，跑十天公交，二十天外卖，不定期修锁。“现在已经成功把我从一个优秀的公交司机逼成一个合格的外卖骑手了，生生把开公交干成了兼职。”

晚上9点半，他发来一张截图，外卖员系统显示，他正在配送一单“活鲜”。配送倒计时16分钟。这位公交司机正开着电动车在街道上狂奔，已经顾不上红绿灯了。

中年司机的围城作为一个“上有老下有小”的44岁中年人，卢刚觉得自己比起一些同行来说，已经算是非常幸运了。早在2013年，他就在保定买了房，通过拼命上“整班”、高负荷工作的方式把房贷还清。就算现在收入下降，他也没有直接的现实压力。

对他来说，最大的影响或许是突然闲置下来的时间。公交行业是某种意义上的围城，卢刚觉得自己和外部世界之间形成一种微妙的界限。方向盘和安全带是他的舒适区，在这里，他理所当然地可以不和人群打交道。也不用强迫自己抽烟、喝酒、打牌，参与“好多男士聚在一块”的社交场。

20多年了，他整日在保定的街道循环穿行，熟知每个大型商场、医院、学校的位置，“得心应手”，也拥有作为“优秀司机”的敏锐观察力。之前有几年，他跑27路，那是保定客流量最大的线路之一，从火车站开到客运中心，沿着裕华路一直走。经过最繁华的市中心，中医院、省医院也在附近。这也同时意味着，小偷特别多。

根据他的经验，在这条线上的都是小偷界的“熟手”。一般作案方式是两人合作，一个人假装在找钱，堵在前车门口，另一个人在后边堵着的人群里下手。他一般会高声提醒乘客，往后门走一走，或者在合适的时候故意踩一脚刹车。

不过那都是好几年前的事了。他说，现在摄像头笼罩车厢，已经很少有小偷了。乘客们也在变化，以前还会有陌生人聊聊家常，现在车厢里往往安静得很，大家各自闷头耍手机。

跑27路的时候他还算年轻，性格也比现在开朗些。卢刚记得，那会儿他特别喜欢运动，下了班会和几个同事一起约着去打打球。后来他调到了别的条线，离当时的活动区域很远，大家的关系也慢慢消散了。他偶尔会觉得孤独，“司机一个人在那开，乘客都不能怎么跟你讲话”。

做司机这些年，他的身体和精神都在发出示警信号。“我司机累了一天了，晚上多少想喝点，想多吃点，但又长时间坐着，都堆积成了脂肪。很多司机都有高血压和糖尿病。”他说，公交司机经常看着比同龄人显老，和经常抽烟、喝浓茶有很大关系，“都是为了提神，没办法”。前段时间，市里边有羽毛球比赛，他们所在的单位组织人参加，他觉得自己“有心无力”。

他对自己所在的行业仍然抱有朴素的热情，并坚信它的价值。他忘记在哪看过一篇报道，讲巴西一座城市，公交车的时速在七八十迈，半个小时能通过发达的线路抵达你想去的地方，那是当时最发达的公交城市。

他说自己理想中的社会就是那样的，人们坐公交出行多过私家车，减少拥堵，节省能源。更重要的是，他认为一座城市应该让掌握不到任何特权的普通市民，永远有快捷、实惠的通行方式。公交车就是这样的存在。

但现在，愿意进入这个行业的年轻人越来越少。卢刚也想不出，这个行业里还有什么可以吸引年轻人。“00后谁来呢？考不上大学的，去干外卖也不愿意做公交司机，又苦又累，精神紧张，出了事还是自己的。”他说，每个新人成长为老师傅都需要漫长的过程，你要熟悉道路状况，知道哪块儿容易出事，哪块儿人多，需要控制车速，才能做到“人车合一”，预判信息，维护公共交通的安全。

在他刚进入这个行当时，这些东西从老师傅那里听来，他觉得很酷。那时候国企公交司机也算体面职业，收入和福利都有保障，让人觉得未来充满希望。现在这些理由，似乎都不存在了。整个行业给人一种“老气横秋”的感觉。前段时间他，在社交平台刷到视频，有些大城市的年轻公交司机，会给车厢按照自己的喜好布置风格，贴满卡通贴纸。他希望保定也能多些那样的公交，“一个行业只有吸引年轻人，它才是一个比较良性的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