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营超35年，曾经的万人大厂宣布停业！这个万亿制造大市，做选择的时候到了

过去两个月，当地两家制造业大厂先后发布公告，宣布停产停业，其原因包括疫情反复、转型新产品投入巨大、跨境电商大卖家货款拖欠、国内外订单严重脱节等。

今年初，东莞刚刚迎来“万亿”新标签。在其GDP数据统计构成中，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占据了半壁江山。这背后离不开东莞扎实的工业基本盘—— 超过20万家工业企业、2万亿工业总产值、1万家以上规上工业企业。

与此同时，压力随行。东莞指出，其将进入动能转换爬坡过坎期，面临的最大挑战在于中美经贸摩擦影响和支柱产业受打压的态势仍将持续，经济下行压力依然较大，产业结构相对单一等问题。

不可否认，在这一轮的“潮水褪去”过程中，难免会有一批经营管理不善、转型不成功的企业退场。是尽可能保存实力、延续传统，还是把握机遇、大刀阔斧地推进转型？不仅拷问着数以万计的企业，也正考验着这座万亿制造业大市。

尽管在市场经济发达的东莞，企业更新换代并不罕见。但爱高电业（东莞）有限公司（下称“爱高电业”）的一纸停业信息，仍在业内激起不小水花。

8月30日，爱高电业发布《停业通告》指出，近年来，公司转型新产品投入巨大，又恰逢新冠疫情暴发至今，对以出口型为主的公司影响极大，公司已连续多年出现严重亏损，举步维艰，难以为继。

在当地人眼中，爱高电业有几个颇具代表性的标签：它是一间经营超过35年老厂，也曾是万人大厂。 作为一家以音响制品代工为主营业务之一的港资企业，1986年爱高集团先后在东莞长安镇和厚街镇建厂投产，成为首批在内地生产音响制品的香港制造商。此次宣布关停的厚街镇工厂，当年年产量能达到300万件。

起步较早的爱高，同样也较早面对转型压力。2010年开始，其DVD代工盈利连续下滑，近年来转向平板电脑产品研发，但并没能从根本上挽回增长的颓势。 根据爱高集团不久前刚发布的年报，其营业额近一步跌至5.91亿港元。

年报中提到，为专注自有品牌笔电业务，爱高甚至放弃了过去影音产品代工的大型零售商订单。 然而，转型收效尚不如前，疫情又增加难度。

据其分析，疫情暴发之初，笔电需求增长，但设备关键零件供应链断裂推高成本；而随疫情好转，笔电需求下降，又使工厂出现产能过剩的情况，使得爱高不得不裁员求生。

今年7月，为跨境品牌代工蓝牙耳机的东莞工厂库珀电子发布停产停业通告称，公司因受多家跨境电商大卖家的货款拖欠，大量成品积压在仓，造成恶性循环，国内外订单严重脱节呈断崖式下跌。近年来生产经营年年亏损，难以为继。

在库珀电子发出停产结业通告后，其所在的凤岗镇连续多次召开专题研判会议。据当地相关负责人分析， “库珀电子的结业固然受经济大环境影响，但更多是企业自身发展瓶颈问题，内功不行、遭受市场淘汰。”

与转型前的爱高类似，库珀同样以代工为主业，是深圳知名跨境电商泽宝的蓝牙耳机供应商，且连续多年为第二大供应商。2021年以来，泽宝的线上业务受到亚马逊卖家“封店”事件影响，间接殃及库珀电子资金链断裂。

不同于爱高，库珀更倾向于“守成”。此前，凤岗镇曾动员辖区优质企业收购库珀电子，但调研后未能落地，当时给出的原因中，包括“订单大客户高度捆绑，客户、渠道结构单一，抗风险能力不强”，“在出口受挫的情况下，开拓内销市场不利”等。

2008年，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经营了13年的东莞最大玩具代工厂——合俊玩具厂倒闭。有调研显示，到2011年东莞3500多家玩具厂倒闭1800家，仅余数百家。

不少人将之视为东莞企业的“倒闭潮”。东莞当地曾出面否认，表示倒闭的企业“基本上都是规模小、档次低、竞争力弱的企业，没有对产业的整体造成大的影响”。

也是从这时起，如何打造规模大、档次高、竞争力强的企业，成为东莞转型的痛点问题。当时，东莞提出，要利用危机，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

时至2015年，诺基亚关停东莞工厂，作出类似举动的还有台资企业万事达、联胜等。时任东莞台商协会顾问袁明仁分析，东莞电子制造业正面临严峻形势，而与2008年相比，更加严明的生产、环保法规让企业难以抵御经济形势疲软的困难和挑战。

时任东莞市长袁宝成曾回应，严峻的经济形势事实上造成了企业的分化，确实有企业仅能勉强维持订单、有企业选择转移到东南亚，但是，创新型企业却在同期经历了快速成长，有上市企业业绩甚至上涨数倍。

2022年上半年，东莞2106家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企业合计完成规上工业增加值755.1亿元，同比增长1.9％，占全市规上工业增加值的30.5％，拉动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0.6个百分点。

聚焦眼下的问题，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经济学系教授林江告诉城叔，由于疫情下供应链受到影响，企业面临类似的经营难题。

以上述两家关停企业所在的电子信息制造业为例，根据启信宝提供的数据，今年上半年，东莞注、吊销的电子信息制造企业为1816家。

就在上周（9月6日），东莞印发《东莞市发展新一代电子信息战略性支柱产业集群行动计划》，再度指向转型升级的短板：

我市电子信息产业发展过程中，仍存在关键领域“卡脖子”、核心技术攻关持续性投入不足、部分领域处于产品价值链中低端、产业链协同联动发展不足、高性能芯片被欧美公司垄断缺芯等问题，制约了全市新一代电子信息产业的发展。

转型的问题很复杂，如林江所说，对于单个企业来讲，因转型不利造成的倒闭时有发生，仅靠市场作用，企业不一定能找到最合适的转型方式，转型路径也可能会出现问题。

对于志在转型的东莞而言，面对当地已然趋于成熟的市场文化，可能首先需要一场更大层面的转型。其中一个问题是，如何在新局势下重新定义政府角色。

当强大的制造业推动东莞成为“世界工厂”的同时，却未能使其培育出足够支撑制造业进一步转型升级的生产性服务业。

直到今年东莞“两会”期间，市长吕成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仍指出，东莞创新能级有待提升，除规上工业企业有研发活动的占比较少、仅为1/3外，生产性服务业等新动能培育尚需时日，也限制了制造业的进一步转型升级。

生产性服务业的影响正被越来越多城市注意到。此前，同为制造业大市的苏州、宁波、无锡和青岛，曾先后明确将生产性制造业发展摆在更重要的位置。他们瞄准的是一组乘数效应：研究显示，将生产型服务业发展程度提高1%，制造业效率可以提升39.6%。

林江曾分析称，东莞的企业多数是一些中小企业，是“新莞人”创造出来的。他们原来是外来务工人员，在东莞积累了一定经验后，选择自己开场做老板，但问题是，他们对经营管理、人才、市场运作、税收、产业都缺乏深度了解，对宏观形势、转型升级更没有研究。盲目转型，可能只会适得其反。

在他看来，此时，政府需要更主动地站出来，对企业转型给予有效引导。在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同时，政府也不妨发挥自身资源优势，让企业能够与“懂行”的专家、人才进行交流、研讨，甚而组建相关研究院，对产业短板给予“补位”。

当然，这也是为东莞“补课”——过去，高效的市场足以让东莞高速发展，也不乏“散装城市”“镇不听话”的问题。对于眼下的东莞，政府更需要突破自身局限性，以妥善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向外看，同为制造业大市的宁波，正在挑战东莞的传统外贸强项。从数据上看，过去5年，尽管东莞仍占有绝对优势，但其与宁波外贸进出口总额的差距， 已从2016年的近5000亿元，缩小至2021年的3000余亿，今年上半年，二者更是迅速拉近至仅600余亿距离。

在林江看来，宁波和东莞的外贸发展模式不尽相同。与东莞对外贸的强依赖相比，宁波“内需和出口同等重要，内源性经济的引导作用比较明显”。此外，作为浙江的第二大市，又身兼计划单列市、沿海开放城市，宁波产业聚集度、大项目倾斜度均优于东莞。

眼下，立足“双万”新起点，面对转型的选择题，再度求变的东莞，迎来了自身定位的升级。就在不久前，广东省委、省政府发布的《关于支持东莞新时代加快高质量发展打造科创制造强市的意见》，这意味着东莞或将迎来更多政策倾斜。突破天花板，东莞势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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