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骑手的上海伤心冒险

他34岁，原本是深圳的一名外卖骑手，3月刚经历过封城——为了继续挣钱，他带着一顶粉色帐篷，在深圳的各处桥洞睡了好几天。4月初，城市恢复正常，但他发现，因为失业，或封控解除，跑来送外卖的人越来越多，他的收入比3月少了近一半。

易强是那种对挣钱有强烈渴望的人。他每天工作十多个小时，几乎从不给自己放假。他看不上一些态度散漫的骑手，比如一位骑手一天只送了20来单，空闲的时间更愿意看看月亮拍拍花，他特别严肃地说，“这个工作又不是来享受的。我对自己要求高，看不得那种混家子。”

总之，挣更多的钱几乎是他人生的唯一驱动力。因此，当易强在各种短视频平台看到上海招募方舱防疫人员，工资2000元一天，他心动了。他加了好几个中介群，不断有人说“我拿到钱了”，还有人在群里发工资截图，2000元的到账通知，每天晚上都有，“我们就信了。”

他花600元买了一张深圳到上海的高铁票，每天只有一列。全部行李是几身换洗衣服、充电宝、干粮、帐篷，还有一套黄色外卖服。车厢空荡，几乎没有乘客。

在易强坐上高铁时，许多和他一样的人看到方舱招募，从东莞、杭州、厦门等地出发。比如39岁的单亲妈妈孟伟，原来在东莞和深圳的交界地带开滴滴，今年开始，两地疫情此起彼伏，她的收入大幅缩减。为了给10岁的女儿挣学杂费和生活费，她把女儿托付给东莞的邻居，坐上了前往上海的高铁。还有一位50来岁的农民工，在这个年纪没有更好的选择，也坐上了高铁。大家在车上互留了联系方式，想着万一出问题还能互相转告。但“一个国际大都市，能出什么问题？”

4月15日晚10点半，高铁抵达上海虹桥站。易强和几个同伴联系中介——一个只知道手机号，姓名、年龄、样貌统统不详的陌生人。中介在电话里说，时间太晚了，凑合一下，明天再找车来接。

他们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打车进城的价格太昂贵，特殊时期，几公里可能就得花掉几百块。离开车站意味着没有任何可投宿的地方，露宿街头是小事，但手机和充电宝都将失去电源。车站里已经睡了许多人，一大半也是被“方舱招募”吸引来的，却没有工作，没挣到钱，也没法回家乡了，有人干脆睡进了行李安检机，好歹能遮光，反正也没有乘客。

那个晚上，易强忽然醒悟过来，他好像把这趟务工之旅想得太简单了。从下高铁的那一瞬间起，个人命运似乎完全不由自己掌控。他只能边搭帐篷边自我安慰，“总会有工作的。”

第二天下午5点，三辆贴着通行证的大巴才开到车站，一口气接上了120多个人。27岁的小吴曾给另一位中介转了500元介绍费，那人转头就联系不上了，他只能跟着上了大巴，但这次总算见着了中介——一个矮个子，衣着普通，但自信、“有手段”的35岁女人。

大家喊她韦小姐。易强形容，如果是在一家公司，韦小姐肯定是负责管理的那类人：第一次见面，点完名，韦小姐挥舞着手臂，特严肃地说：“你们来晚了，2000元一天的工作已经没有了。”她停了几秒，人群爆发出恐慌和混乱嘈杂的议论声，她紧跟着抛出其他选择：800元一天的工作，负责在外舱搬运物资；1000元一天的，得在内舱收拾垃圾，会接触到阳性患者。两份工作都需要每天连上12个小时。

“来都来了，总比什么都没有强对不对？”易强说，大部分人接受了腰斩的工价。也有10来个人觉得被骗了，骂了几句脏话，选择离开。

韦小姐不在意，给剩下的人安排了住处。徐汇区万科中心里几个还是水泥地的大房间，21个人睡一间，不分男女，每人一张简易行军床，连床被子也没有。易强太累了，倒头就睡，满心期待着一觉醒来就到了方舱，干活拿钱。

但生活不像外卖系统里规划严密的路线图，它总出现意外。深夜12点，晚睡的人们看到两个穿西装的男人走进来，机械地发布指令：所有人即刻收拾行李集合。被惊醒的易强睡意惺忪，一看手机，韦小姐在群里不断地发同一条通知：因为疫情变化导致这个地方不能住了，医院给每人补助300元。请尽快到一楼集合。

所有人慌慌张张地抓了充电宝、洗漱用品就往包里塞。到了一楼，韦小姐宣布，“白天的核酸检测出了三个‘阳’，原来联系好的方舱医院不要你们了，全部退回。“人群一下炸开了锅，有人问，其余人和他们同吃同住了一天，是否也需要被拉走隔离？

韦小姐回答，“大楼已经封闭，物业要进行消杀。”但其余人既没被转移，也没被隔离。易强后来分析：“我们这一批人都是她拉过去的，还没进方舱，全部都要隔离，她也拿不到中介费。”

当晚，所有人在大巴车上将就了一晚，又熬了个白天，没吃没喝。到达上海的第三个晚上，4月17日晚8点左右，几经波折，易强和其他计划到方舱工作挣钱的工友最终抵达了目的地——上海国际会展中心方舱医院。

易强清楚地记得，从车站拉来的120多个人还剩下81个人——因为韦小姐宣布了一条新规则：所有人分成小队行动，10人一个小队。

韦小姐先是警告，“你们要保护好自己小队的人，一个小队的安全是非常重要的，有一个感染，剩下9个人都会被换掉。”又示好：“你们是来挣钱的，我也是来挣钱的，目的是一样的。”大家被说得一愣一愣的，自发分起小队来。

结伴到上海的几个人自然而然地先凑到了一起，为数不多的几个女人也很快组成了一支小队。和易强一起到上海的有位女骑手，小队里其他人不愿意带上她。易强解释，“我们队9个男的，一个女的。如果我们10个人都是男的，那可能就住一间房或者两间房。但有一个女的，她一定得跟别人住，我们生活和工作的路线就多了一个女宿舍，多了一份风险。”最后，还是易强和另一位骑手坚持，说三人是一起到上海的，不能在这个时候抛下伙伴。

但81人最终还是多出来一个人。易强记得，落单的是个中年女人，看起来有点内向，因此最开始没能进入任何一支小队。她看到易强的小队有一位女性，尝试着加入，却遭到了所有人拒绝。易强强调：“如果我们有11个人，我们的风险会多增加一个，没人愿意。”

中年女人最后被韦小姐安排进另一支队伍。具体是哪支小队，易强没留意，“这就不关我们的事了。”单亲妈妈孟伟也没留意。谁在意呢，明天的工作才是最重要的。

第二天早上9点多，老板也出现了，姓顾，50来岁，头发白了又染黑，看起来许久没打理过，发根又冒出一些白色痕迹。他喊了几个工人，让他们搬动方舱外的围挡。指挥了一会儿，他开着车走了。上海之旅似乎总算走上了正轨。

但事情隐隐有些不对劲。比如他们一直没签劳动合同，也还是没有宿舍——韦小姐让他们在旁边的高架桥下凑合一晚；再比如，搬动围挡的工作最多只需要几个人。到了中午11点多，饥饿又触发了更深的怒气，所有人都在问：工作在哪里？宿舍在哪里？食物又在哪里？

有胆大的人冒领了方舱防疫人员的盒饭，但后来，大家知道这些防疫人员是上一轮在方舱工作的人，有人检测出阳性，被拉走，剩下的人就待在方舱外围就地隔离，等待下一波人顶上他们的岗位。易强想起来还有些后怕，“后面就不敢拿他们的饭了，我们当时还进他们房间拉插线板充电。”

在上海晃荡了四天，一份工作没见着的人群围住了她。韦小姐看起来已经完全失去了管理能力，她拨出无数个电话，打了110，最终红着眼睛坐在地上，语气恳切：“我也没办法了，我已经被我老板抛弃了。”

她的样子看起来比所有人都要惨淡，连续四天没洗漱，随身携带的行李更少，只有那个挎在胸前的黑色小包。但没人同情她，39岁的单亲妈妈孟伟更是气急，她离开女儿到了上海，最开始在车站滞留了好几天，如今又被这该死的中介耍着玩，她揪住韦小姐的领子，“啪啪”给了她几个耳光。

到处闹哄哄的，没人知道该怎么办。有人报了警，在警察的施压下，韦小姐在电话里谎称，需要给几个人发工资，喊来了早上的顾老板。

顾老板说，韦小姐是今天早上找到的他，两人的聊天记录显示，他们在几小时前刚刚加上微信。韦小姐说自己手上有批工人，想请他安排些活。“这女的胆子很大的，什么都没有就敢拉人干活想抽成。”易强评论。

顾老板表示，自己给韦小姐报的工价是50元一小时，而且他也用不了81个人。他给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早上我看到有人干活了，多少人干了，我就给多少人发工资，今天算一天，8小时，400块钱。但你们的劳务关系和我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所有人都不接受。早上排列好的围挡又被拖过来，堵住了顾老板和他的黑色别克车。一直僵持到晚上，警察说这是劳务纠纷，走了。顾老板整个人蜷在地上，愁容满面地说，他只是承包了这处方舱的板房建设工作，在他上头还有三个老板，三个老板上面可能还有老板。他从别人张开的手指缝里讨点吃的，又能做得了什么主？

大家中途还友好地交换了几支香烟，但走是不能走的。早上6点，易强惊醒，抬眼一看车子还在，顾老板不见了。易强气笑了，“他车子都不要了，跑了。”

又是一轮循环，有人打110，有人打12345热线，有人逼着韦小姐打电话喊顾老板出面。这天是4月19日，易强到上海的第五天，天气很好，阳光称得上热烈。所有人被晒得头晕目眩。

单亲妈妈孟伟还抱着找工作的幻想，和其他人向顾老板提出，“给我们安排宿舍，我们能上班就行了。”顾老板不同意，“我只结算昨天几个人的工钱。找工作去找把你们拉到上海的劳务公司。”

她在那一刻感到绝望，在上海的几天像是电视剧《开端》里的场景，每到一个关键节点，清零，重新开始：每天一睁眼，和韦小姐周旋，喊老板出面，打110，被大巴车拉过来又扔下，就是进不了方舱。

僵持不下。最后是顾老板上头的一位李老板出面了：每人给一笔隔离费，做完核酸后，送到车站，各谋出路，整件事到此为止。隔离费争执了几轮，最终定为每人一万元。

孟伟还想在上海找份工作，毕竟不管回哪，都需要隔离14天，1万元还能剩多少呢？然而没等离开方舱，她先等来了阳性的核酸检测结果。她在隔离群里道歉，生怕李老板就此反悔，取消所有人的隔离费用。过去几天被怒气和怨声包裹的人群第一次平静下来，所有人都在安慰她：“别这样说，你也不愿意”，“不怪你，都是受害者”。一直没能进去的方舱医院，她最终以患者身份进去了。她在电话里忍不住哭了：“这都算什么呀？”

易强打定了主意回深圳送外卖，并发誓再也不踏足上海。他买了机票，一再被取消。铁路页面更是一片空白。最后只能买上海到杭州的高铁，计划从杭州回深圳。

所有人做完核酸，被送到车站是4月21日了。有人不死心，跟着下一个中介走了，最后去了小区当防疫保安——群里最新传来的消息是他被感染了，工资没拿到。易强买了4月24日出发的车票，他哪都不想去了，只守在车站，盼着这趟荒诞的行程早日迎来结局。

但一个致命问题是，车站没有食物。自动贩卖机已经被滞留在车站的人砸开了，所有能吃的东西被抢夺一空，旁边躺着一罐展示用的八宝粥，易强惊喜地捡起来，发现八宝粥生产于2018年。

饿得实在没办法，易强和另外三个男人组队，四个人步行了5公里多，在深夜的上海找到了一家开了一点门缝的商店。进去一问，可乐6块钱一瓶，矿泉水3块，泡面8块。几个人心思一转，想起车站还有那么多人，这些低价物资完全可以倒手转卖。

商店老板还给他们指了路，不远处还有一家包子铺在悄悄营业，包子还是日常价格，他们一口气买了150个包子。最后又给了商店老板50块钱，带着一堆泡面、槟榔、自嗨锅、卤蛋，坐着老板的车回到了车站。

四个人转手开始卖物资，所有食物价格提高了一倍多。“我们卖得属于很便宜的，车站附近其他搞得到物资的人，泡面卖25，我们只卖20。”易强说。第一天，每人赚了400多块。

易强想起坐高铁到上海的那天，他特地带上了外卖服，在短视频平台上加了两个上海的外卖员。他们说，在上海有的是挣钱的办法，但不是靠接单，而是找物资再卖出去。易强当时觉得人生地不熟，倒卖物资不稳定，还不如到方舱工作，干一天活拿一天的工资。

现在，他确实是感到伤心的，“我本来也是一个受害者，慢慢也变成了一个为了利益去冒险的人，成了中间商。”车票到期那天，他没有一丝留恋，毫不犹豫地上车，离开。

他新加了许多中介群，在群里分享自己的经历，告诉其他人，“都是假的，不要上当。”中介不断把他踢出群。他后来学会了，每次发完消息，马上换头像和昵称，静悄悄地藏在几百人的群聊里。

他如今停在了杭州，接受十四天的隔离。隔离期将满时，他在群里看到中介发了一张“上海新冠检测实验员招聘启事”，1500元一天，做满30天另奖励1万元。他又心动了。离开时做下的决定被抛到脑后，“只要敢招，我就敢去。”他说，“富贵险中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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