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习律师困在「精英版」流水线上

最近几则跟年轻律师有关的新闻，让行业里最初级、资历最浅的实习律师的处境有所显露。围墙外部，符号漫天。高跟鞋、西装、金碧辉煌的写字楼和办公室——这一行业曾最大程度满足了人们对精英的想象。成为红圈所或者精品所的高薪律师，也是很多法学生想要伸手够到的天花板。

她去一家律师事务所面试时，一排西装革履的男合伙人毫不避讳地告诉她：「我们团队一般不招女律师，因为女律师受不了压力，一般待了两三年就去考公了，而且要休产假，你能够接受压力吗？」卢可可点头说：「是的是的，我可以。」她知道，这是「规矩」——「每个律师不都是这么过来的吗？凭什么他们受罪我不受罪」。

广州的实习律师黄丽娜还能清楚想起自己加班到凌晨4点，抬起头看到周围人满面油光，眼中无神，有的同事看起来甚至「快要倒下了」。没关系，她告诉自己，毕竟带教律师也在一起加班，他看起来更努力。据她所知，这位师父「浑身上下都是病」。「自己的苦相比之下也不算什么」，她这么想。

「非（常）人的。」实习律师曾娜这么形容自己实习律师生涯里的某些时刻。有一次她在家加班到凌晨2点时被带教律师叫去打印文件，由于打印店没有开门，她只能去律所打印。而在律所通宵一夜后又赶早班车去外地出差，对她来说也如同家常便饭。

作为实习律师，也是律所最底层的一个角色，他们大都可能经历过大大小小的职场挫伤。轻一点的，像是黄丽娜收到被打回来的全是红字的材料，重一点的可能是卢可可发现自己情绪有点不对劲，每天都在不自觉地流泪，内心感到崩溃。

实习律师王通有个爱挂断电话的老板。一个周末他在另一个县城找朋友玩，老板紧急让王通出差，当王通解释自己还在外地时，这位老板直接挂断了电话，后面的话都懒得听下去。为了让律师们「always stand by」，老板规定，以后出了所在市，就必须报备。

对实习律师来说，离职是困难的，这意味着彻底离开或是重新忍耐。根据《律师执业管理办法》，律师在执业前必须实习满一年，在这个过程里，无证的实习律师需要挂靠某个律所来开展工作，而一旦中途离职，一年的实习期将重新计算。

几乎没有退路，因为沉没成本丢不起。法学生齐淇说，自己高中努力了三年，高考考上了全中国最好的法学院，毕业以后进了一家红圈所，「我付出了这么多，一定要熬下去」。

「你知道吗？那个地方真的很夸张。」卢可可嗓门拉大，回忆起那座处于市中心的办公大楼，和那位帮自己按电梯键的电梯服务生以及从律所门口就铺开的红色地毯。

她穿着白衬衫和高跟鞋经过律所工位，左右张望，其中一个合伙人办公室敞开，就像是故意要给大家展示那样——办公室就像是个园林。

从国内某个顶尖法学院毕业后，卢可可尝试去做一名律师。动机非常简单，「作为一个顶尖法学院正儿八经的毕业生，就应该去律所」。从进入法学院的那一刻开始，与律师有关的信息就不断地填满卢可可的大脑。

想象很具体。在学校，某个法学生求职咨询平台会时不时发布「律师起薪3万元」、「成为合伙人后月入百万」的故事，这让职业理想变得丰满起来。

大部分法学生在还没毕业时就知道律师行业如同一个金字塔。金字塔顶尖的律所叫做「红圈所」，这些律所的吸引力强、薪资高，也因此被称为「2万元俱乐部」甚至「3万元俱乐部」。国内最顶尖的几个法学院校和院系——「五院四系」的学生是红圈所人才仓库。往下是一些「精品所」，虽不及红圈所的知名度，但规模、管理制度、薪资、律师要求等要素都向红圈所靠齐。最后才是小所。

通向天花板的道路很长，从入门开始就竞争激烈。对于想成为普通律师的年轻人来说，通过率低于20%的法考甚至都算不上普通律所的敲门砖，更何况天花板级别的律所。二本毕业的黄丽娜曾拒绝过一家律所的offer，但不是因为更有底气。合伙人直接告诉她，「985、211的学生很多，像你这样普通的本科生，是否愿意先排队实习一段时间再挂证？」黄丽娜心想，挂靠都要排队，于是选择了离场。

而进入红圈所，则更像是一场高级别考试。在二手网购平台上，红圈所简历修改350元，求职面试指导260元，一套顶尖律所真题只要9.9元可以打包带走。

齐淇描述了这样一个微妙的场景：在进入红圈所前，绝大多数法学生都不会主动透露想要进红圈所的想法，但最后通过简历筛选、面试和笔试后，自然会在朋友圈看见他们晒出照片。「恰恰是因为太『卷』，大家都憋着，害怕把这个机会告诉别人。」

卢可可曾经一天投过80份简历，如此重复，最终获得了一个精品所的面试邀请。她把团队信息、合伙人信息和办过的案子都搜罗了一遍，然后背了下来。她告诉自己一定要抓住这么好的机会。

每个法学生心里都有一个天花板，红圈所只是其中之一。毕业前，黄丽娜班上大部分人去考公了，只有不到10个人选择做律师，她是其中一个。她不认为自己能在激烈的公务员考试中胜出，而律师的成长空间尚可。

她对这个职业始终抱有期待。这来自于某些律师讲座或者活动上，一些年长的女律师能够侃侃而谈自己的独到见解，分享办案子的经验。「有点韵味在身上。」她形容。

在三线城市老家一家精品所地方分所做实习诉讼律师的王通，喜欢律师那种时刻变化的生活，和接触更多的人。更重要的是，「你至少能看见钱在哪儿」。「律所的合伙人，我的老板，一个案子能够赚100多万，而另外一些刑事案件，他收取了30万的律师费，开的车也是奔驰。」这些可见可闻的薪酬收入，吸引着这个从顶尖法学院毕业的年轻人。

也有中途放弃别的工作去做律师的人。中国政法大学毕业的李铁第一份工作是某个公司的法务，月薪3万元，尽管衣食无忧，但当他看到做律师的同学们到处出差去处理案件时，他觉得律师和法律更沾边。「3万元的薪水不会再涨了，而且业务上更像是行政，我很怕做法务继续五年十年的话，待遇不再会有很大的变化。」他说。

卢可可通过了精品所面试。拿到offer后，她第一时间给母亲打了个电话，母亲也很高兴，觉得女儿成为律师，「要出头了」。

入职之前，卢可可定制了好几套西装，在社交平台上找到「女律师穿搭」的帖子：温柔小香风的外套、精致的黑皮高跟鞋，配上一头大波浪。她开始学习化妆技巧——以靠近完美的天花板女律师形象。一个周一，她兴奋地脚踩着高跟鞋进入写字楼，伴随清脆的响声蹬进律所的现实。

事实上，大多数实习律师无法得到过万元的工资待遇，他们第一次感到挫败恰是在看到工资条的那一刻。在北京，从法务转行做实习律师的李铁月薪5000元，王通和黄丽娜的月薪为3000元，而且社保还要自己掏，公积金「交着玩」。但黄丽娜说这很正常，比起别人她觉得自己「还要好」。她听过更低的实习律师薪资，2000元。那是她的一个朋友，只能住在广州城中村几平方米的小出租屋里，裹着毯子睡觉。

实习律师们普遍地被赋予足够低的价格，以至于几乎所有人都认为，实习律师确实就值这个价。「这就像是行业普遍的共识，不成文的规矩。」王通说。

厦门的行政诉讼律师张子浠曾在执业前被派去单位驻扎，除了他以外，还有其他律所的实习律师派驻在那里。他和这些实习律师聊天得知，律所和单位签订的服务合同里，律所可以拿十几万一年的派驻费用，但最终被派驻的实习律师只能拿4000元，大部分的钱都被上头拿走。「这些所每年都招这样的派驻实习律师，用完一年就『丢』，也不会有人留在这些律所。」张子浠说。

很少人追究过这种「廉价」是如何形成的。王通有一个观点，他觉得实习律师会干的工作太少了，低廉的工资似乎是情有可原的。从法学院毕业，大部分实习律师接触到的实务和在象牙塔里学习的理论关联度都非常小，许多实习律师对带教律师依附性强，入行初始都需要跟着带教律师一起学习。

王通还记得自己第一次翻开建筑工人施工合同的场景，他在法条上看过无数遍这个名词，但当真正打开时还是会有「原来真的有这种合同」的感慨，「法学生是真的什么都不会」。

即便低廉也是有工资的，而一些律所不仅不发工资，甚至需要缴纳实习费用才能入所实习。2021年，公众号「刑事专业律师何忠民」发文称，何忠民律师招聘律师助理（学徒）一名，至少要有实习律师证，待遇0元，2年学费30万。在招聘要求中，何忠民还写到：熟练使用办公软件（帮我做课件等），至少有C证、能熟练驾驶小汽车（帮我开车）。此事一出引起舆论哗然，何忠民删除了文章，对外回应说，这是一个玩笑。

虽然这听上去是有些荒诞的玩笑，但对实习律师来说，这可能也是现实。在实习律师内部，有一条有名的「段子」：「你不能请一个3000元的司机，但你能请一个3000元的能开车的律师。」

更多时候，廉价背后有一套来自带教律师或合伙人的「合理」解释。曾娜还原了带教律师灌输给她的价值理论：「我们（实习律师）接案子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为了锻炼。」她还说，行内人都知道，「家里没钱不要出来做律师」，因为有人可能由于收入太低熬不完实习期。

法学生们不得已才要接受初入律师行业的低廉市场标价。根据麦可思研究院《2022年大学生就业报告》，法学位列大学生就业红牌专业名单，已经是连续第5年上榜，而全国有超过600所高校开设了这一专业，律所的低薪资永远都不怕吸引不来人。

那天，卢可可收到过一份非常紧急的任务，要求第二天早上就要上交，合伙人本交给卢可可和另一个级别更高的律师，但那个级别更高的律师又将任务全部转交给了卢可可，而她无法拒绝。卢可可憋着一口气，做到凌晨3点，她生气了，「老子不做了」。但第二天她还是早上7点就到律所把工作完成。

年轻人们并没有成为想象中的那个在庭审席上做辩护的律师，迎面而来的是枯燥、看不到尽头的工作。参与非诉讼业务的齐淇回忆了她在某红圈所做过的工作：两个月做一个案子，写尽调报告，中间穿插几份合同，审合同会有模板，看最重要的几个板块有没有问题，「基本上是重复性和可替代的工作」。

从法务到诉讼实习律师的转型之路，不如李铁原先想的那么顺畅，他发现自己每天都在打印材料，写审查意见。「哪怕工资低，但如果让我参与一个一千万或者一千万以上的案件，我会觉得学习到很多。但每天都做这种工作，我觉得没有任何意义。」而在自己写的意见书里，被修改的句子经常超过90%，他说那是他实习律师生涯里最挫败的时候。

在这条被圈内人自嘲为「精英版」的流水线上，高压是原生的。比如，律师绝不能犯错。无论是非诉讼还是诉讼律师，犯错都是可怕的。「非常小的错误，在律所都是大错。」案例在律所内部会被反复地警示，最近一次是今年5月，一家上市公司聘请一家红圈所出具法律意见书，标题中的「临时股东大会」写成了「临死股东大会」，深圳证监局随后介入调查。这个案例在多个实习律师口中出现。

「对非诉律师来说，每一个文件都要上会，客户融不到资，白白损失几千万怎么办？我会对自己定一个极高的标准，然后告诉自己，我就是在走钢丝，我不能掉下去，掉下去就完了。」卢可可说。她变得小心翼翼，生怕出错，出了错就赶紧道歉。

有一天卢可可加班到很晚，头脑已经发昏，上级过来说她把某个系统的名字打错了，她惊了一冷颤，赶紧道歉。第二天她缓过来，想起来系统有登记记录，她才发现这个失误是上级操作的。她没有澄清，默默咽下了这口气。

过度劳累也是标配。实习律师们都经历过加班，即便是正常下班，抱着电脑在家工作到凌晨的也不在少数。有一整月，黄丽娜每天都加班到凌晨一两点，她一方面要面对客户，一方面又要面对更高级别律师的催促。她对自己的工作没有信心，经常晚上12点发信息给另一位做实习律师的大学同学，请求她的帮助。

黄丽娜唯一一次动了离职的念头是在一次凌晨4点加班后。第二天早上上班前，黄丽娜坐在小区楼下，打电话给父亲说：「爸，我觉得好像坚持不住了，工作好累，我想去做点简单的。」

清醒了一点之后，她选择待下去，觉得自己有着这个行业所需要的耐受力。她也期盼着未来的某一天能够和那些女律师一样侃侃而谈。

卢可可第一次在职场流下眼泪是在她生日那天，团队给她订了个蛋糕，她很高兴，端起来刚没吃几口，合伙人说，「快吃吧，活还没干完」。卢可可被泼了冷水。那晚她加班到晚上10点，等到交完材料，上级批评她写得不够认真，她又边哭边改到12点。

更让她感到寒意的是有一次她临时不得不搬家，但合伙人让她留下来加班。搬家公司已经到了，但她只能继续坐在工位上。她当着合伙人的面打电话给一位亲戚，不好意思地让亲戚帮忙搬家。合伙人看见了，但眼神冰冷，什么也没说。

那天，她加班到晚上11点。还没回温的北京下起了小雨，她打车到新小区。找不到新家的路，没有带伞，衣服湿透了，脸上也全是雨水。到了家，光秃秃的一片，一张床，没有被子，她打了杯开水冲了药，没有洗澡就昏睡过去。

关怀感稀薄，在律所里屡见不鲜。卢可可的一个同事在疫情期间被要求居家隔离，而且周边地铁站也停了，合伙人说，「那你开车来」。卢可可觉得有点好笑。同事和她一样刚毕业，地铁和共享单车才是主要的通勤工具。

不断地被否定，似乎也是实习律师不得不接受的一种职场文化。黄丽娜说，她在这一年实习律师期里最无法忍受的是「自己太烂了」。一年以来，她写的任何材料经常是交上去后，返回来的修订版本上是一片红字，行与行之间找不到属于自己的内容，带教律师就像是从没有收过这篇材料一样不发表任何评论。「只有当他觉得有点价值的时候才会说一些话，比如『再琢磨琢磨』。」

卢可可说，几乎任何一个执业律师都能够使唤实习律师，无论在律所内外，实习律师都是「等级」上最低的人。在律所内部，合伙人-各年级的律师-实习律师，或者主任律师-部长律师-律师-实习律师，排序井然。

王通就有好几次帮同事开车，或者出差跟同事换着开，或者同事应酬他陪同开车，好在他并不是专职打杂，老板雇了专职司机是他的幸运之一。他听说过一个朋友的故事：一个十几个人的饭局，吃完饭后合伙人让那个朋友把碗收了，顺便洗了。「他还是照做，越想越无辜，越想越糟心」，最后这个朋友忍受不了被随意使唤而离职。

尤其是对非诉讼业务的律师而言，「你的遭遇怎么样，待遇怎么样，完全取决于合伙人」。离开红圈所的齐淇解释说，合伙人是负责拓展案源的那个人，团队所有人都靠合伙人的案源养活。这种前提下，合伙人拥有最大的话语权，包括对实习律师的定价权和掌控权。

诉讼律师也能感受到实习律师在某些时候的「卑微」。李铁曾拿法院批示的调查令到某个国企取资料，国企负责人以「实习律师不能独立办事」为由拒绝出示材料。「大环境对实习律师不太友好。」他说。

从中国政法大学毕业以后，张子浠尝试考公没考上，回到东南沿海城市成为一名实习诉讼律师，工资6500元，在实习律师里算中等偏高的水平。带教师父快60岁，资历老道，几乎所有案件都会亲手办理。每每有案件，张子浠都会被师父叫去讨论研究，商量策略，张子浠负责写一稿，然后他再审核做出批复。

好的氛围不会让人想要逃离。不久前，张子浠刚拿到律师执业证。他打算以后工作几年后出国留学深造，成为一名「有全球视野」的律师。

黄丽娜逐渐在挫败里感知到自己的错误好像没以前那么多了。她的忍耐力和钝感力支撑她走了下去，「烦恼一直都在，但烦恼也会一直被解决」。她实习期已经满一年，正在等待考核，很快就会用一张执业证书来洗刷过去的辛酸。不过，最近的体检报告显示，有几项指标变红，医生紧锁着眉头告诉她，「年纪轻轻就有了脂肪肝」。她看着镜子，觉得自己变得「沧桑」了。

对很多年轻的法学生来说，离开律师行业也是一种理性的选择。击碎卢可可美梦的那天，律所合伙人问她，最近忙不忙，卢可可说，「最近的工作都很饱和」。她期待一句关心，哪怕是表演性质的，她都会待下去。但没有，合伙人说，「那你先把我工作优先做了。」

离职当天，她穿着露脐的上衣、一条水洗牛仔裤和运动鞋，在律所西装革履的律师前拿到了她的离职证明，她觉得自己很酷，终于把那些压抑的东西释放出来。她的下家是一个初创公司的法务，同事亲和，按时下班。她说，现在反而好像离法律更近了。

只不过，后遗症依然还在。卢可可还是会时不时收到社交平台上推送来的律师穿搭和实习律师备战经验的帖子。看到这些，她都会毫不犹豫长按「不感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