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六七小时横穿两次上海，三位上班族曾经的极端通勤

尽管每天坐这趟车，金萱对它的印象还是很模糊，因为她一上车就睡，直到一个半小时后，车辆到达终点，金萱醒来，随着人流走入地下。在虹桥2号航站楼站，为了在早高峰的地铁上找到座位，金萱通常会往回坐一站到始发站，因为接下来一个小时，列车要驶过26个站，把她送往上海市区的东北面。他们总是一有机会就选择逃离这样的通勤：汪家昊两年后在市区租了一个700元的单间；沈静宜两年后找到了合租的伙伴；金萱则在近一年后，离开了原先的公司。

除了身份证开头的数字，家人世代生活在上海金山区朱泾镇的金萱觉得，自己其实很难与“上海市民”这个身份产生联系：30岁的金萱不会说上海话，她所生活的地方，出了门是一条两车道的马路，把一个又一个建着低矮小屋的镇子串起来，每个镇子之间，还有成片的工厂和绿油油的农田——也有新建的商品楼盘，挂着“公园级生活”的广告吸引买家。

如果从家门口出发，前往印象中那个上海，金萱要先骑上一段电动车，来到镇汽车站，在这里换乘高速巴士，到达50公里外的虹桥机场站转地铁，坐26个站，出站搭乘园区班车，下了车再步行一段距离，总共走上100公里，单程花费近3个半小时、票价18元。

2019年5月，金萱决定转行，从金山区工厂里的质检员变成杨浦区的写字楼白领，这段100公里的路，是她要跨越的第一步。一周5天，每天往返200公里，至少6个半小时，她走了近一年。与之对应的是她每月拿到手的工资：4125元。

她原以为自己只是这个超大城市中一个小小的褶皱，直到2022年9月2日，她把这段上班经历发上社交网络，立刻登上微博热搜。“之前看网上其他人分享的通勤时长，都是来回2-3个小时，当时觉得，应该没人比我的通勤更长了。”她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但很快，金萱的朋友认出了她，将她拉进了一个金山的通勤群。她才意识到，原来周围有很多同龄人和她一样，都经历过或正在经历极端通勤。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发布的《2022年度中国主要城市通勤监测报告》（下文简称《报告》）显示，2021年，中国44个主要城市中，单程通勤时间超过60分钟的“极端通勤者”总计超1400万人，占比达13%。而在上海，这个数值达到了18%。

在“北上广深”4个超大城市中，平均通勤的空间半径为38公里，这代表了城市交通能够到达的最远距离。对个体通勤者来说，平均通勤距离为9.4公里，远超单程距离不高于5公里的“幸福通勤”标准。报告统计发现，2021年，上海市的平均单程通勤耗时为40分钟，较2019年减少两分钟，平均单程通勤距离则达到9.5公里，两项数据均居全国第二。

该报告的负责人、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城市交通研究分院数据应用与创新中心主任付凌峰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极端通勤，不仅降低通勤者自身的生活品质，也在增加城市运行成本，如加重交通拥堵或者更多的基础设施投入，在城市的规划、建设或管理中，应该去关注和改善极端通勤。

从朱泾镇通勤的每个清晨，金萱的时间表都会精确到每一分钟：5点20分起床，5点45分必须出门，等待6点从朱泾汽车站开出的、前往虹桥机场的公交车。这趟为机场旅客设立的公交车，此时承担了更多周边居民清晨通勤的任务。

金山区在上海的西南边缘，与浙江省嘉兴市相邻。作为上海唯一一个没有通地铁的城区，居民若要乘坐公共交通前往市区，通常会选择长途巴士。

当然也可以选择坐火车。金山通勤群的另一位群友沈静宜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她通勤会在7点前起床，收拾完后出家门搭乘7点58分从金山卫站出发的火车，到上海南站后再换乘地铁，赶在10点30分前到公司。

但坐公交的人还是更多一些。朱泾汽车站通常排了数百号人，金萱把自己融在人群里。车辆排着队驶入站台，大家都有座位。尽管每天坐这趟车，金萱对它的印象还是很模糊，因为她总和其他通勤族一样，一上车就睡，直到一个半小时后，车辆到达终点，金萱醒来，与同行的人一起下车，再随着人流走入地下。

虹桥2号航站楼站位于上海主城区的西面。通勤的每一天，虹桥枢纽都川流不息，它连通飞机、高铁、城铁、高速、地铁、公交车等多种交通方式。为了在早高峰的地铁上找到座位，金萱通常会往回坐一站到始发站，因为接下来一个小时，列车要驶过26个站，把她送往上海市区的东北面：新江湾城。那是离她公司最近的地铁站。

8点35分，金萱走下地铁；10分钟后，她搭上8点45分开往园区的班车；班车行驶7分钟，停在公司附近的站点；她再步行5分钟走到公司，直到8点57分，她打上卡，终于可以在工位坐下。往往这时候，她早已精疲力竭了。

若要开车上下班，单程两个多小时的耗时不说，一个月下来，公司附近的停车费1000元，全程高速过路费2000元，半高速过路费740元，还需额外负担一个月将近5000元的油费。而她每个月拿到手的工资只有4000元出头，“承担不起”。

相比之下，刨去一个月780元左右的公交通勤，金萱还能剩下约3300元的可支配收入。这也是经过她精打细算的：从朱泾镇前往虹桥机场原本有两种选择，一趟车走一半高速，另一趟全程高速，快20分钟，票价也贵1-2元，到地铁站后也不一定会有座位。金萱自然选择了前者，除了可以坐着，“对通勤的人来说，每天多花几块钱，一个月下来也会是一笔很大的支出”。

她也做到了尽可能省时。例如在虹桥站换乘，对比普通旅客要做3次安检，金萱和其他通勤族一样，摸透了虹桥机场的规律，学会抄近路，只排一次队，过一次安检机。“普通旅客是不知道的。”她显得颇有些心得。

实际上，来市区上班前，金萱在当地也过了好几年开车半小时就能上班的“舒适”生活。2019年5月，她所在的护肤品工厂计划在杨浦区组建新公司，金萱就主动报名，成为新公司的001号员工，岗位是销售和策划。

面对这份收入不高的工作，金萱的家人很难理解她的选择。“哪怕去家门口的奶茶店做一个服务员，也不止只有4000元的工资。”她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家人的劝说。

但相比于奶茶店服务员或工厂工人，她还是希望自己拥有一项“不可替代”的技能。“作为奶茶店员，你很容易就会被别人替代，但我觉得化妆品行业发展很蓬勃，总可以学到新的东西。”此前几年，金萱觉得自己一直困在“执行”中，她也在金山区找过其他文职工作，只是目之所及，很少有工厂之外的就业机会。“创业公司很多工作不会划分得太清晰，或许我就有机会参与一些企划、策划类工作。”她于是决定，用通勤距离换取履历上的工作经历。

金萱说，对于金山区的年轻人，工作选择实际很有限，除了去本地行政单位或国企的，更多人要不留在本地工厂，要不就因所学专业或职业规划，去市区里的公司。朱泾镇的汪家昊比金萱大3岁，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2012年自己大学毕业时，也像金萱那样，每天通勤6小时，斜穿上海，从西南角的金山区去东北面的宝山区上班。

汪家昊在学校学的是平面设计和摄影，但金山相关工作机会较少，自己也缺乏工作经验，只能去上海市区找对应工作，头两年他每天通勤往返。“一开始工资三千多，连公司附近六七百元的隔间都租不起。”

根据《报告》，单程60分钟以上的通勤距离被称为极端通勤。报告认为，降低60分钟以上极端通勤人口的比重，可避免超长通勤带来的身心伤害与社会问题，也是城市风险防范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

付凌峰解释，从通勤角度来看，5公里之内的通勤可称为“幸福通勤”，45分钟之内的通勤是“合理的”，而将极端通勤设置为60分钟，是因为这个时间可被称为通勤的“生命值”，“也就是超过这个时间的通勤，都值得特别去关注和改善”，因为这不仅会增加城市运行的成本，对个人健康也会造成一定负担。

2018年大学毕业后，沈静宜开始在设计公司上班，有一定的弹性工作时间，但从金山区前往黄浦区的单程通勤距离接近75公里，下了火车，她还要倒3次地铁。“早上还没醒过来就一直在赶路，整个人脑子里面什么都没有，转地铁的时候人挤人，即使我什么都没做，还是会觉得自己很累。”

而让汪家昊印象最深刻的画面是，有一天通勤的巴士在高速公路上抛锚了。他和车上其他乘客站在路边等待救援，“当时正下着雨，我觉得非常尴尬”。

金萱公司规定的上班时间是9点到18点，因为家住得远，她特地申请工作日每天早一个小时下班，并在周六上午，去金山的工厂补回5小时的工作时长。

但在创业公司，加班对金萱而言是常态：公司人少项目多，高峰时间，她同时执行着26个不同的项目。最晚时，她在公司留到22点，赶着最后一班公交回家。若是还有工作，就得到家后继续加班至凌晨，第二天依旧5点45分出门。

她发现自己的身体在通勤和工作压力下，开始变得脆弱：容易又困又累，有时还恶心想吐，一爬楼梯就心跳加速，此外，自己还有了肠胃不好、偏头痛等毛病。

后来，她只要一加班，就开始盘算晚上回家还能睡几个小时。这个答案很明显，工作日8个小时的工作时间和6.5个小时的通勤，即便不加班，每天最多也只有9.5个小时属于自己。她要在有限的时间里睡觉、吃饭，与家人交流。如果继续加班，回到家的她已经精疲力竭，连手机都没力气看，而到周末，她也只希望在家中睡觉，不愿意再出门见朋友。

因此他们总是一有机会就选择逃离这样的通勤：汪家昊等两年后工资上涨，在市区租了一个700元的单间；沈静宜通勤两年后找到了合租的伙伴；金萱则在工作近一年后，离开了原先的公司。

“当时我没有时间去学习，困在基础执行工作中，实际上学到的东西也很有限，加上通勤时长和工资问题，我还是决定离开。”金萱回忆，在有了一份市场类的工作经验后，她需要找到进一步的上升空间。

辞职后，金萱搬离了金山区，与丈夫一起到离中心城区更近的松江区租房。她依靠之前的工作经历找到了第二份工作，上班地点与丈夫所在的公司很近，平时他们一起开车通勤。后来，金萱又跳槽到第三家公司，公司在静安寺周边，她每月的工资也上涨至一万多元。单程一小时左右的通勤时间，尽管仍算远距离通勤，却让她的幸福感大大提升：“现在七点半起床我都来得及，但原来这时候，我已经坐了一个半小时的车，到虹桥机场了。”

付凌峰发现，租房的年轻人，在通勤距离的选择上会更具有灵活性，但是随着他们年龄的增长，家庭结构发生变化，通勤者在购房时，就会更多受到居住、教育环境、交通便利度等多方面影响。

不久前，为了孩子上学和夫妻二人的工作方便，金萱夫妇在松江买了一套房。工作日，他们把孩子留在金山交给父母照看，周末他们再回金山生活。在她看来，市区与郊区的生活状态差异是明显的，市区效率高，工作忙碌，回到郊区，“整个人都会放松下来”。

但如果没法缩短通勤距离，摆在很多大城市郊区居民面前的选择题就成了：选择更长距离的通勤，得到更高的工资，还是在家附近的岗位，接受较低的收入和相对平淡的工作前景。

汪家昊在2020年之前，在市区换过几份工作。几年来，他居住的地方，要不在公司附近，要不就在朱泾镇的家中。8年里，他的工资一度涨至每月8000元，房租最高时，每月需支出两千多元。“家里人一直想我回去工作，但合适的机会很少。”

汪家昊此前一直想在金山区找到合适的工作机会，也面试过很多公司，直到2020年结了婚，他才终于决定回来，与妻子住在一起。

汪家昊现在的通勤时间缩短为单程半小时，他不用再忍受超长距离通勤或在市区租房，不过代价是，除了降薪，他也降低了自己的工作发展前景。“现在到手六千元左右，毕竟金山整体工资水平就在这，不可能跟市区相比。”他说。

沈静宜也决定搬回金山。租房两年让她发现，住在市区尽管通勤时间减少很多，但每天做家务、做饭同样需要精力。2022年6月，上海新冠疫情形势缓和后，她想更多与父母待在一起。为方便她上下班，父母给她买了一辆新能源车。算上高速费和公司周边的停车费，现在每个月沈静宜通勤的花销在1500-2000元之间。

自己开车后，沈静宜出发的时间灵活了一些，尽管每天仍需要4小时左右的往返通勤时间，她还是觉得轻松。“我还挺享受开车上下班的这段时间，路程很长，但我会选择听歌、听播客等，形式丰富很多，精神也会集中起来。至少这是属于我自己的独处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