足浴店的女孩们决定回老家

刚满28岁的晓冉总是一副睡不醒的样子，这天她刚刚接待完做足疗的客人，经理把她叫到一边，说客人投诉她哈欠连天，没劲儿，让她以后注意。

这不是她第一次被投诉“没劲儿”，自从进入足浴行业，困倦总是写在晓冉脸上。这里似乎是劳动法的真空地带，她每天需要工作超过12小时，从下午3点到凌晨3点，每个月只有3天休假。而据她所说，这已经是这家足浴店的“人性化”用工制度，其他店只有2天休假。

超额的工作量，与足浴行业的动荡有关。今年年初疫情缓和，晓冉所在的足浴店客流回暖，老板趁势招进一批技师。没想到，4月中旬疫情再次抬头，从事洗浴足疗的经营主体全部被要求暂停营业。一连半个月，店里没有收入，刚招来的技师只能困在宿舍刷短视频，7000元的底薪还是得一分不少地发给她们。等到了6月，疫情再度缓和，面对人手不足的情况，老板却不愿再招新，宁愿给老员工分配更多任务。

晓冉的工作量越来越大，甚至，她觉得做足疗按摩比在工厂拧螺丝刀更累。常客们身体耐受，吃劲，总是要求大力按摩。一天十几个小时下来，光是按摩一项，就让她累得躺在床上动弹不得。更不用说，她还需要接些“零活”增加收入。

这些零活包括店内的“擦边”服务，在足浴行业面临前所未有的经营压力之下，只要有懂行的顾客问起，经理们通常都不会拒绝提供。

工作之余，晓冉每天最多能保证5小时的睡眠，然而越是疲累，就越容易失眠，宿舍里稍有响动就会醒来。每月3天假期，她都用来补觉，开个宾馆倒头就睡。

入行没几年，晓冉落下肩周炎和腱鞘炎的病根，长期睡眠不足也令她郁郁寡欢。她知道，干这行终究不是长久之计。不只一次，她在视频电话里对母亲说想回老家，“等我实在受不了了，就回去”。

足疗店的女孩们在大城市透支着青春，却没能换来一条称心的前路，除了掉头，她们很难想到其他的选择。决定离开足浴行业的，还有比晓冉年轻几岁的达达。入行前，达达对足浴行业中的“擦边”状况做好了思想准备，但当面对现实时，还是不禁感到害怕。

入行第一天，经理就告诉她，这个工作会涉及擦边服务，一次288元。她同意了，但拒绝提供更进一步的服务。经理见她年纪小，承诺会给她分配“好一点的客人”。强迫行为时有发生，经理也挡在前面，为她隔绝掉糟糕的客人。

然而，足浴店的生意每况愈下，经理开始对“过分的额外要求”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刚入行半个月，达达就被一次强迫行为吓得萌生退意。那天她按照流程按摩，客人是位体态肥胖的男性，非要摸她，直到她大喊着要叫人，他才罢手。之后类似的事件反复上演，暴力推拉成了达达的日常。

高强度的体力和情绪劳动，缺乏保障的工作环境以及屡禁不绝的“擦边”，使得足浴女这个群体始终处于服务行业的最底层，支撑她们留在这个行业的动力是经济回报。可随着服务业的萧条，足浴女孩再也找不到坚持下去的理由。

曾在足浴行业“轻松营业”的喜文，也因为收入下滑决定离开，非正常的工作环境，也早早让她看清这份工作只能短择。

平日里，喜文是北方一所大学的研究生，勤勉有加，白天在学校学习、赶论文，晚上和周末去公务员考试培训机构上课。朋友们不知道的是，喜文同时在足浴店从事恋足服务，还运营着一个隐秘的QQ小号，用于贩卖自己的原味袜子。

喜文并不排斥提供恋足服务，面对顾客对自己双脚的迷恋，作为高高在上的女王，她甚至 “有点喜欢”，何况还有不错的收入。

从业半年后，喜文明显感到老顾客出现“消费降级”的趋势。原先喜欢做恋足踩踏的，开始寻求普通的恋足服务；原先做普通恋足服务的，则开始购买她的原味袜子。她不得不给袜子制定“实惠”的价格，棉袜30元一双，丝袜50元一双。

每当服务结束离开足浴店后，喜文的理智就开始复苏：以满足顾客的癖好为生，终究不能长久，谋求安定的职业，找个工作体面的丈夫，平稳生活才是王道。

多数女孩滑入足浴行业的初衷，都离不开财务压力和赚快钱的急迫。如晓冉所说，没有哪个年轻女孩会无缘无故进入这行，“谁没事愿意摸别人脚丫子啊？”

晓冉是哈尔滨人，初入社会，她在老家做美容，过着还算舒适的日子。四年前，她跟男友有了孩子，进入谈婚论嫁的阶段，男方的缺点却逐渐暴露。他以结婚为由，向晓冉的亲戚借了一大笔钱，最后都输在了牌桌上，还欠下一屁股债。

晓冉找他理论，对方却动手打了她。之后暴力升级，从扇巴掌变成拳打脚踢。最严重的一次，晓冉被踢到骨裂，在医院好几天下不了床。最终，晓冉毅然跟男友分手，独自承担男方留下的债务和育儿的费用。

2019年，她通过朋友得知大城市Spa按摩技师的行情，底薪8千元，提成上不封顶，做得好每月可以赚两三万元，甚至更多。她当即决定离开老家。

Spa大致分为针对女性的Spa美容院，和针对男性的Spa按摩，后者又分为清流和浊流，清流仅提供正规的养生、按摩服务，浊流则会夹杂色情服务。真正赚钱的是浊流。

绝大部分正规化运营的足浴店，会要求技师具备足疗师资格证，在招聘时也会强调主打“纯绿色”服务，但由于部分客人没有扭转对这个行业的刻板印象，“擦边”事件屡禁不绝。足浴店因此蒙上了一层色情的阴影。

还在清流按摩店工作时，晓冉就对客人“动手动脚”的事情习以为常，但如果她们执意拒绝，经理们会适时出面保护。疫情爆发后，那家店在停业半个月后宣告倒闭。几经辗转，晓冉发现市面上真正的清流按摩店越来越少。

眼看儿子到了上幼儿园的年纪，每天下午三点晓冉需要去接他放学，能接受她外出一小时的只有一家足浴店，这里除了按摩，还会接触到“零活”。作为对外出时间的补偿，晓冉需要比别人早到店两小时，从中午1点一直工作到凌晨3点。

比起晓冉，年轻的达达没有养家的顾虑，有的只是对金钱的向往和青春期的躁动，她形容自己“多少有些荒唐和冲动。”

赚快钱的最初动机，是为了换部新手机。旧手机性能太低，带不动年轻人里流行的游戏。达达和一群朋友相约，去惠州一家电线厂打工，每天工作10小时，一个月有4200元。工作5天后，大家就商量着“跑路”了。没人料到工厂这么辛苦，除了高强度的体力劳动，手要不停拉扯电线，几乎每天都会留下新的伤口。

朋友们去了当地一家奶茶店工作，这次达达没有跟风。奶茶店不包住宿，其他同学都是本地人，可以住在自己家里，唯独她没有去处。偶然间，她看到路边一则足浴技师的招聘广告，抱着试试的心态，她加了联系人的微信。

到店后，经理很客气，邀请她喝完茶，填完表，把她单独叫到一边，承诺只要求提供擦边服务，并解释说“就是随便按按”。作为测试，达达还给经理按了一遍。

顾客的过分要求还是经常发生。达达不知道如何保护自己，只能忍耐，极少客人会采取保护措施，几次服务后，达达患上了尿隐痛。有时，还需要吃紧急避孕药来防范意外。

面对利益诱惑，达达渐渐迷失。有时候，一次服务能换来一部iPhone13，有时则意味着一笔超额服务费。底线一步步退守，再当客人提出进一步要求时，达达态度干脆，“那要看你给多少钱了。”

每当疫情反复，足浴店等娱乐场所总是首先被整治的对象，经常一关就是七八天。达达刚到店的第三天就遇到了闭店，经理担心发不出底薪，员工开始按单次接活计价。收入下滑的恐慌蔓延至每个人，有员工撺掇达达一起接私活，即提供过夜服务。达达做了几次就放弃了，她受不了身体的疼痛。

喜文来自呼和浩特一个单亲家庭，父母离异后，她的日常开销和学费主要由在外打工的母亲承担。她一直希望能帮母亲减轻负担。考上研究生后，不容乐观的就业形势令喜文感到焦虑，同学们都在谋求更加稳定的职业，她也准备报考公务员。

考公培训班的价格在几千到几万元不等，喜文为此一度很发愁。一位学姐找到她，说有个赚钱又轻松的兼职，做得好一天就可以进账千元。这份兼职是“恋足服务”，顾客花费388元就可以对技师膝盖以下的部位做出闻、亲吻、舔舐等动作，花费500元则可享受足恋足及踩踏。学姐再三向她保证，“恋足服务”不属于卖淫嫖娼。恋足处在法律的模糊地带，根据相关法规条例，足部尚未列入卖淫的性器官之列。

排除法律上的顾忌，喜文只需要放下心理上的芥蒂。虽然多数顾客都很有礼貌，但令人不悦的情况还是时有发生。曾有顾客执意要求要给她拍照，除了双脚还必须带上脸部，遭到拒绝后，对方冲她发了一通脾气，并拒绝付款。还有顾客用力啃咬，导致她的大脚趾肿了好几天，之后都没法接待其他顾客。

对于不守规矩的客人，喜文懂得如何保护自己。她会熟练地运用法律条文震慑对方，或者以此要求足浴店经理提供必要的保护。

当萧条的足浴行业不再能提供稳定的收入，喜文开始改变思路。她逐渐将线下的客人转移到线上，以贩卖视频、图片和原味袜子为主。几个月后，喜文赚够了考公培班的学费，决定金盆洗手。

遗憾的是，经过长时间的复习备考，喜文还是没能上岸，“在一线城市考公务员太难了，限制太多，回老家还有些机会。”她计划毕业后回老家，先加入考公培训机构做老师，为下一次考公积攒经验。

疫情期间，老家县城的足浴店接连关门，能称得上正规的足浴店屈指可数。凭借高中毕业的学历，她也能找一些其他的工作，比如美容院、导购，或是进工厂，但薪资不足以支付债务和养孩的开支。新交往两个月的男友曾邀请晓冉跟他回河南，但她觉得这份刚开始的感情还不够稳定，不敢冒险去往一个陌生的城市。

在网上浏览了一圈行业的招聘信息后，晓冉发现“没有哪家足疗店能开出比现在更好的条件”，她决定先原地不动。

达达告别了短暂的足浴生涯，带着一部iPhone 13、一辆雅迪电动车和几千元的零花钱，回到了学校，并准备时机成熟时向心仪已久的男生告白。

至于毕业以后干什么，达达没有过多的规划，她觉得自己多半会沿袭母亲的轨迹，下海打工，不排除会再度成为一名足浴女。在她看来，目前行业的衰败源自疫情的冲击，等疫情结束后，街道恢复往日的车水马龙，足浴店仍是她为数不多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