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工作这一年

手中没有一个offer，毕业后，杨波辗转山西老家、武汉和广州三个城市求职。他做过两周超市零工，负责上货、收银，当过半个月商场导购，在过年期间看店。夜晚时分，躺在青年旅社的床上，杨波忍不住想，新的毕业季快到了，自己就这样度过了没有工作的一年。

毕业即失业，这是个残酷的局面，就像是一个成长游戏，一些人成功闯关、开启了人生新阶段，一些人晋级失败，被迫留在原地。

对于应届生来说，就业确实越来越难了。据官方数据，2022届高校毕业生规模预计为1076万人，创历史新高。智联招聘的调研中，有61%的应届生感受到求职竞争“非常激烈”。尽管已经降低期望月薪，但随着往年吸纳应届生的大户——教培、地产、互联网、酒店服务等行业的招聘需求锐减，就业难上加难。

掉队、停滞、不能按部就班，外界目光与无形压力落到他们身上。面对不同以往的就业局面，在没有工作的一年里，他们不得不调整预期、寻找自洽的方法：有人拉长战线，不断地求职考试；有人回归家乡，降低工作预期；还有人义工旅行，为自己铺设缓冲期。

他学的是软件工程专业，心仪以高薪出名的互联网公司，即使是二本，他也把最低薪资设在了七八千元。但放眼招聘会，来的公司几乎都是他没听过的。硬着头皮投了几十封简历，每周参加两三场招聘会，却始终没有杨波满意的岗位。

春招时，杨波选择回到山西老家，在一个化工公司实习，工作内容并不对口，甚至“没有具体的岗位名称”。他不喜欢化学，“这方面成绩也很差”，嫌弃入职后5千元的工资太低，行业“天花板”也低，最终拒绝了转正。

临近毕业，杨波开始焦虑了，“总觉得自己慢人一步”，辅导员着急就业率，出面联系让他签订了一份三方协议，他却连公司名字都不清楚。就这样，毕业后，杨波成为了“已就业”数字中的一员，两手空空地回了老家。

阿崔想成为语言学家，周围朋友大多保研，她不想掉队，选了一个艰难的考研目标——中国人民大学的语言学专业。她从2020年2月开始复习，比大多数备考生都早很多，信心十足，就连从考场走出的那一刻，“也觉得是很稳的”。

“考研热”延后了许多应届生的求职时间与进程，阿崔与无数考研失利党一样，在上岸无望后才选择进入求职市场。为了追上节奏，她立即找了春招实习，但在收拾行李的那一天，她却犹豫了。一直以来告诉大家“没关系、我很好”，这时才发现考研失利的刺还扎在她心里。

心情不好时，她会拉上窗帘、关着门，躲在被子里，不断质疑过去的决定：如果只考普通的211，是不是上岸了？如果大四去实习，是不是有份很好的工作了？现在这样选择，会不会又走错了？

周围几乎所有人都觉得她是个自信、爱笑、活力四射的人，但在那段时间里，她变得有些畏手畏脚，不敢拍板做决定。最后只能爽约实习，先回老家待业，思考自己到底该怎么办。

这也是所有找不到工作的应届生们共同的困惑，他们有人行动慢了、春招落选，有人留学归国、求职不顺，还有更多考研失利党与考编落选者，接下来的路，该如何走呢？

此前的应届生们，多数人都能有另一种选择，考研失利，找工作也不晚，也能找到，选择二战，考上的希望也很大，工作够不上最好的，也能保底个还行的，但对于2021、2022这两届年轻人，考试、求职，仿佛是一次次失败再重来的循环。

“工作不好找，就接着读书吧”，回家后的杨波也曾想考个研究生，但备考时的各种新闻打破了他的想象，“名校硕士摆摊卖卤味、考街道办都要海外硕博”，杨波明白，形势已经变了，再读几年情况也不会更好。

放弃考研，杨波回到求职老路。去年10月，他去了武汉，蹭住在同学的出租屋里。同学有份工作，月薪只有3千多元，杨波接受不了这样的低薪，但也降低了自己的工作预期，“不用对口了，只要有岗位，都可以试试”。他投了销售、直播运营，甚至是剧本杀助理。

走到面试关的并不多。当时有个直播运营的工作，去公司面试的时候，杨波才明白原来是给网红主播做经纪人。他偷偷在网上查了这家公司，感觉不太靠谱，不肯将就着接下。

那时候，新一年秋招开始了，可选择的岗位变得更少，几乎所有非应届生的招聘都要求从业经验，“一年、两年起步，有的甚至要求三五年”。

电气工程与自动化专业的林楚琰也一直在失败中循环。备考了国家电网5个月，她在一批的内蒙古考区过线，但成绩不太高，“只能选择边远的城镇”。林楚琰决定再试试，放弃了调剂机会，在二批考区中选择了老家辽宁，可没想到只招收专科生，她直接出局了。

林楚琰曾向学姐们讨教经验，学姐告诉她，这个专业的女生，工作不好找。因为要爬电杆，有些公司的招聘要求甚至明确写明“不要女生”，别对春招抱希望，还是要“考出去”。只是她不明白，学姐们走得顺畅的路，为什么到她这就这么难。

一份东部沿海某县城引进名校优秀毕业生的名单显示，大量的名校硕士、博士通过“人才引进”的方式涌入县城体制内基层岗位，这种现象愈加普遍，进一步加剧了考公、考编的竞争难度。

考编不成，就转向考研。林楚琰一开始备考原专业，可数学一直是她的短板，拉锯了2个月，还是被折磨得举了白旗。接着她又想到了跨考，听说新传是跨考大户，就业前景也不错，加上对文字有兴趣，便在校外租了间房子，天天蹭学校的图书馆备考。

一边是坐定板凳，另一边是打零工赚钱。杨波迟迟没找到工作，为了有生活费，只能找些兼职，他先在便利店上货、收银；之后又去了商场给人看店，过年期间因为疫情，人并不多，“只要站在门口”，半个月就有两千元。父母也发过几次红包，每次一两千元。

杨波排斥回老家，他家在山西的一个小县城，完全是熟人社会。在家待着的时候，常有人问，在家里干什么？现在他在外面，父母也会被问，孩子在哪里，在做什么？为了躲掉盘问，杨波甚至没有回家过年。

林楚琰的考研之路也再次失败，差14分过线。今年，考研报考人数达到创纪录的457万人，分数水涨船高，“卷王”新传更是高得吓人，400分的高分此起彼伏。说到这里，林楚琰也想不到今年能这么卷，她只觉得“人生无常”。

第一站是北京长城下的一间民宿，只有短短7天，早晚班轮换，每次1至6个小时。工作很简单，整理被褥、办理入住和退房，在吧台做饮料、带着客人玩桌游……用劳动换取三餐与住宿。阿崔把经历写成帖子，反响很好，她有了灵感：可以尝试做自媒体博主。

为了寻找好故事，阿崔将第二站定在拉萨。进藏的决定，父母并不支持，他们希望女儿尽快找一个稳定的工作。阿崔还记得，下定决心的那一天，她和母亲大吵一架，她跑出家门，蹲在单元门前吹冷风，是父亲跟过来告诉她，妈妈只是担心未来她会抱怨，父母当时没能给她提出好建议。

但阿崔还是想趁着年轻闯一闯，她说服父母，推掉了公关公司、中国日报和美食编辑等多个正在推进的offer，坐了40多个小时的火车，中途经历上海、西安的两波疫情检查，才抵达了正值旅游淡季的拉萨客栈。

上午，阿崔在客栈里帮忙；下午，拿着相机四处溜达聊天。她始终以他者的目光观察着：16岁就出门闯荡的摄影师、开广告公司的退伍老兵、96年的裸辞小哥、纪录片拍摄团队……这些人都出现在阿崔的故事里。

过完年后，阿崔选择了不一样的第三站，她去了湖南宁乡的扎染工作室，老板叫做“兰姐”。在那里将近2个月，阿崔跟着兰姐学习植物染布、加工染布的木板、参与直播。这些经历让她这么一个风风火火的人，渐渐变得平和。

调整好预期，找到新出路的还有沈潞。文科专业的她一直把考公当做就业归宿，但这并不比考研轻松，今年，国考通过资格审查的人数与计划录用的人数比为68：1。沈潞国考差一点几分过线，省考面试没过，她这人比较内向，父母也说她“不够闯实”。她把这当做失利的原因，沉浸在挫败感里。

回老家后，沈潞每天待在自己屋里，一整天不出门，父母看不下去，总是不停念叨。为了让自己看起来有事可做，沈潞开始打零工。她先去了猫咖，喂食、打扫猫窝、在吧台做咖啡……她并不觉得累，反而感到治愈，一坐就是整个下午。

后来，她又去了奶茶店，不做全职，跟一个大学生轮流换班，每次半天。一开始在机器上收银，后来学着做不同的饮品，每个月两三千元，沈潞吃住都在家里，几乎没有花钱的地方。

一次偶然的机会，沈潞产生了写网文的想法，她从高中开始就喜欢看小说，大学读的也是文学相关专业。沈潞决定试试看，她换了兼职，只周六日去画室工作，剩下的时间全部用来构思作品，列大纲、查资料，看许多相关的书和纪录片。

开始动笔后，顺利时一天写一万多字，枯竭时两千字也写不出来，直到积累了几万字的存稿，她才敢投递给网站。不用应对面试、也不需要擅长说话，可以沉浸在一个人的世界里，沈潞难得在接连的挫败后，“找到了新的成就感”。

这些年轻人，都成了全国两亿灵活就业者中的一份子，还有更多人选择了直播、送外卖等多种多样的互联网新兴职业。

几个人的故事背后，是一个群体的境遇。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1年毕业季，大批应届生进入求职市场，带动了我国青年失业率明显上升。“最难就业季”的说法年年有，但直到如今，才是不同以往的最难一年。

疫情过后，经济的不确定性增加，新的就业趋势已经来临，出于对“稳定”的期许，新一轮“考公热”“考研热”再次爆发。近20年来，曾出现过的三次考公考研浪潮，都与经济周期息息相关。

第一波是2004年前后，正值“非典”疫情过去不久，后来的考公龙头老大华图与中公也是在那时开始布局公务员培训领域。第二波是在2009年前后，受金融危机风波影响，国考人数首次超过百万。第三波浪潮，就是2020年至今。

前两波考试热情，最终被房地产和互联网所承接。在过去，“抢人大战”是6月份的保留节目，不仅房地产、互联网正值开疆扩土的时代，还有教育培训、销售顾问、酒店餐饮等行业也是吸纳毕业生的就业大户。

这1000多万毕业生们在互联网世界里长大，随处可见行业天花板的辉煌，听的也都是入职即高薪和充满机遇的故事，眼看着前人奋斗几年便“财务自由”，设想预期是“只会越来越好”，却不知，情况早已改变。

房地产已进入“黑铁时代”，神话不再；“双减”政策正式实施后，曾经招聘2021届毕业生数量最多的教培行业，也被泼了一大盆冷水；挤破头的高薪互联网，频频传来裁员的声音，离职工牌堆满一大箱，半层楼的人转眼走空。

我们常用CIER指数，来衡量就业市场的景气程度，以1为分水岭，指数越大，说明就业信心越高。今年，高校毕业生的CIER指数已降至0.71，与2019年同期相比几乎腰斩。京津冀、长三角及珠三角地区的CIER指数分别降至0.49、0.64和0.66，更是缩水几倍不止。

过去，这三个地区就像庞大的蓄水池，吸引无数毕业生流入它们的热门行业里，但现在新的寒流吹散了大家的信心与热情。骤然改变的现实，往往会打得应届生们措手不及，不得不用更多的时间给自己缓冲。

有的人缓过了劲，调整了工作预期，找到新出路。阿崔已经报名了外派泰国的汉语教育项目，准备用10个月的时间，再增加一份难忘的工作经历；沈潞放下了对大城市的追逐，在父母的帮助下，做了一名基层事业单位的合同工，下班后的时间继续构思小说。

没有工作的一年，也会带来遗憾与代价。考试接连失利的林楚琰终于决定找工作了，她顺利通过一家央企的笔试，却被一纸档案困住，HR在电话里告诉她，“档案不在学校，不能被录用”。她想解释，自己只是一直在考试，没交过任何社保。对方的回答很直白，“我理解你，但规定就是这样的”。

杨波面对的是所有非应届生找工作时的共同难题：如何解释简历中一年的空白期。今年3月，他又去了广州找工作，几乎每次面试都会被问“这段时间在干什么？”他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任何说法都是打哑谜，“我就是被迫待业了啊”。

广州物价高，杨波没选择租房，躺在青年旅社的床上，他开始后悔，当时拒绝了老家5000元的转正offer。现在，他的求职标准已经降到最低：交得起房租、吃得上饭，能过一天算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