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障者冲刺在路上

无奈的选择每一个生活在安静世界里的听障人士，随随便便就能列举出一长串受挫的职场经历。哪怕是保洁、库房搬运工、饭店厨师这些不太需要交流的工作，有的公司甚至连面试的机会都不给。因为听不清，在工作中沟通不畅，被辞退的状况也不在少数。“太多了，都麻木了。”他们说。

关晓浩也是因为这样开始做外卖骑手的。他在北京联合大学特殊教育学院读的是计算机应用专业，毕业之后，在老家石家庄的一家房地产公司做业务员，在贴吧上发帖推广、打字聊天的那种，万一有客户打电话进来，就交给同事来接。那是2015年，一个月工资1800，很难养活自己。

听说外卖员来钱快，也能接受听障人士，他在2017年年底开始跑起了外卖，一开始在石家庄，后来在北京。中午11点左右是最忙的时候，国贸附近都是高耸的写字楼和商场，车道堵得水泄不通，关晓浩顶着头盔飞速穿行在非机动车道上，着急地卡着配送时间。助听器不方便戴就索性不戴了，周围汽车的鸣笛声、警哨声、人群的喧闹声、耳边呼呼的风声，他什么都听不见。

声音从童年起就消逝了。两岁的时候家人发现他听不见，带去医院检查，结论是一级重度听力损失，也就是全聋。现在他三十岁了，还是说不出话，只能从喉咙里发出微弱的声音。

送外卖是一个人的工作，免去了在办公室和同事沟通的麻烦。难免会有客人打电话，他就拜托路人或者其他外卖员帮忙接听，告知对方自己的状况，大多数时候能得到谅解，有时还会收到小费。

许多听障骑手的工作并没有这么顺利。谢昌华就遇到过客人的投诉。他的听障没有关晓浩那么严重，带上助听设备，能听见也能说，但不那么清晰。一开始的适应期里，外卖不小心搞丢后，客人听不懂他解释的“口音”，直接给了差评，一扣就是五十一百。刚送外卖那会儿，很多商家也不知道他是听障，他错过了叫号，拿手机给对方看，商家甚至不理他。

不仅是骑手，在山东一座小城的许鹏也有类似遭遇。即使积极工作，他也早早地被排除在了晋升机会之外，“听不见啊，那不行”，有领导给出这样的反馈。他从技术型的生产安全办公室，被调到工会，有一种被打入冷宫的感觉。在一家企业食堂工作的慕小玲什么都干过，保洁、超市的仓库搬运工。全仓库只有她一个女性，90斤的货物也照样扛，但合同到期之后，她还是没有等到续约的消息。

在成为外卖员之前，谢昌华做了好几年的厨师。厨房噪音太大，他的听力愈发下降，听不清同事传达的需求，菜的咸淡、辣度有时候就会出状况。被辞退后，他再也找不到厨师工作，无奈之下做了骑手，这是为数不多能接受他的工作。

越来越多的听障人士在加入外卖行业。谢昌华观察到这样的变化，他2017年在老家河南跑外卖的时候，听障骑手只有零星几个，到现在单平台上注册的听障骑手达到了几千人。去年郑州大水，一些商家受影响停业，单量下降了很多，他跟着老乡，从郑州来到了杭州，还是做骑手。“我们这样没有一技之长的听障人可选择的行业范围少，没办法。”一位听障骑手这样感叹。

能听到以后慕小玲最终找到了一份食堂的工作，同事都是大她许多的“大姐”。这个岗位很难招到合适人，因为太辛苦了。早上三四点起床，进入机器轰隆的后厨，揉面、做饭，忙到下午两三点，最多的时候，每天经过她和六七个同事手的面粉能装满六个麻袋。

委屈的时候太多了。有回她端着一大盆菜去上，厨师长大声说不用去，她听不懂，对方当场跟她翻了个白眼。她对这个白眼的理解是“这么简单一句话都听不懂”。

慕小玲常常觉得自己像是电影《隐入尘烟》里的那个女人，贫穷又困苦，甚至比她的人生更难。1996年，还在上初中的她生病找赤脚医生打了一针，从此失去听力。父母觉得她嫁不出去是个笑话，催着她二十出头就嫁人了。丈夫腿有残疾，不能出去打工，生完孩子，父亲得了肝硬化，外出打工挣钱的重担就压在了她的肩上。

就在去年，机会来到她面前，一个人工耳蜗公司为她提供公益手术，原本十几万的手术费，只用出两万。两万块要赚半年，她还是决定赌一把——她觉得，这可能是一个改变命运的机会。

科技的普及的确为听障者带来一些改变。对于喜欢社交的许鹏来说，打电话也不再成为一个问题，专门的“畅听王卡”让他能即时看到对方的语音转成文字，也能把他的文字变成语音。不需要朋友和家人帮忙接电话，省去了“看人家眼色和不耐烦”。也有不好使的时候，今年他为了订机票，给机场打电话咨询防疫政策，对方听到机器人语音，以为是恶作剧，挂断了他五六次。他无奈之下换成自己含糊的声音，还是没能沟通成功。

去年九月谢昌华所在的外卖平台系统升级，增加了专门给听障骑手使用的电话，到达之后语音系统会直接给客户打电话。和慕小玲一样，他也在平台的资助下完成了一个人工耳蜗的手术。他小心翼翼地保护这个耳蜗，随身带着备用电池，生怕突然没电又听不见了。八月的杭州一直高温，他生怕汗水影响了耳蜗的功能，每次回去都要拿下来干燥。最怕的是下雨天，他就和站长说好少派些单。

慕小玲没有想到的是，比手术费更贵重的是时间。手术完成后一周，还没来得及恢复，慕小玲就回到了那个隆隆作响的后厨，半边脸还是肿着的。生活的重担不允许她拥有哪怕两三个月的恢复期。

更多的声音涌了进来，她忍着剧烈的头痛工作。她已经失去听力26年了，很多词语代表的含义、不同事物发出的声音，都已经消失在了她的记忆中。从再次听见声音到唤起理解，原本需要人一对一教她，每个词如何发音，代表什么内涵，这样的条件未免太奢侈。

只有在下班之后的时间，她跟着小学生学古诗的软件，一遍一遍地听、跟读——“鹅，鹅，鹅，曲项向天歌”。她在一个名叫“同一片蓝天”的听障群里，群里将近30人都和她类似，他们在群里展示自己学说话的成果。她因此结识了一个境况类似的好朋友，交流彼此的生活和说话训练的经过。“我家门前有一条小河”，点开对方的一条语音，一个女声传出，她听着，跟着模糊地吐出来几个字。

更多的追求去年十二月，关晓浩在石家庄认识的听障骑手朋友去世了，33岁，因为过度劳累染上了重症肺炎。关晓浩见过他两次，印象中他为了挣结婚的彩礼，挣钱特别拼命。听到这个消息，关晓浩有些心酸。

他今年也不好过。因为公寓出现了一例确诊病例，他经历过两次共24天的隔离，一下少了七八千收入。支出倒是还好，他过着一种极其节俭的生活，每天吃饭30块左右，商家还给外卖员打折，一顿二十多的饭，十几块卖给他。

越来越多的听障人士在加入骑手这行，关晓浩却想要离开了。2020年初武汉疫情暴发，单少了，他挣不到钱回了石家庄。也不是没有想过找别的工作，回本专业做程序员？有些力不从心。要知道同样的专业，特殊教育学院教授的内容要更简单，他没学过Java（一种计算机语言），满足不了市面上对程序员的要求；如果是考编制，寻求一个“铁饭碗”呢？他达不到最低的四级听力障碍标准。还是无奈回到了外卖行业。

“找不到工作，我一辈子送外卖吗？”他不知道能做什么，还是迷茫。前不久参加了教师资格证考试，他在等待那个结果，通过了就能去特殊学校当老师，至少这是一份稳定的工作。

三十多岁时，许鹏逃离过小城。跟着一个朋友来到北京，在一家出版社工作，在他的回忆中，那是一段美好的记忆，他终于获得了他想要的尊重和友善——没有人再对他的耳朵指手画脚。然而在大城市工作的另一面也显露出来，他的收入不足以让他在这座城市买房定居，几个月后，他还是选择回到了老家的小城里。

在山东的小城，“听障”是一个太显眼的、人尽皆知的标签，甚至同一个办公室的同事在私下里偷偷议论，“他是个’聋人’，为什么还要来上班？”楼下阿姨问他的朋友，“为什么要和他交朋友？”他甚至一度陷入抑郁的状态。

许鹏决定再次逃离。这次的目的地是云南大理。一个朋友夸他视频拍得不错，邀请他去做一些摄影的工作。他总对新鲜的、外面的世界充满向往，比如最近他和朋友筹划着，在这座小城第一次办音乐快闪。

遥远的地方一切都还是未知，去了云南之后会怎样呢？不知道，也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但四十岁的他准备再次出发了。

对慕小玲来说，更理想的生活是开个小的早餐店，自己做老板。“赚得更多，也不用打工受别人的气”。她的两个孩子还在甘肃老家读中学，女儿视频的时候总说想吃妈妈做的红烧肉，她一年多没回家了，也没能满足孩子的心愿。

她还是对生活保持乐观的。能听到声音之后，生活也有了更多希望。“刚开始打扫卫生的时候才800块钱，我都干下来了，现在一个月能挣五千了，慢慢努力，都会好的。”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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