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失业快递员开始写作，他如何记录打过的19份工？

[文/观察者网 王恺雯 编辑/马雪、冯雪]

社交媒体上，我们经常能看到高学历年轻人投身体力活的故事，他们或是渴望逃离职场内卷，或是在就业压力下“脱掉长衫”、“文转腿”（“腿”指体力活）。但体力活会更容易干吗？

2020年，已经失业几个月的胡安焉开始在网上发表随笔，其中有一篇《我在德邦上夜班的一年》，记录下他在德邦广东某枢纽当夜班理货员的甘苦。文章很快火了，在豆瓣收获上万点赞，被多家公众号转载。

事实上，近20年间，胡安焉做过19份工作。除了物流公司，他还在广州漫画社当过学徒、在上海做过自行车店店员、在南宁开过女装店、在云南卖过卤味。最近的一份工作是在北京送快递。

打工之外，胡安焉的另一个身份是写作者，他读穆齐尔、卡佛、塞林格，写小说、写随笔，也喜欢记录下碎片式的感悟和想法。

今年3月，胡安焉首部非虚构作品集《我在北京送快递》出版，收录了他过往的工作经历。新书目前在豆瓣上被打到8.7分。读者评论中，“真诚”是出现频率颇高的两个字。前不久，观察者网和胡安焉聊了聊，希望更多地了解他的心路历程。

采访中，胡安焉依然真诚而坦率。他害怕面试，找工作多是“有什么机会就干什么”，在他眼中，“白领”工作和体力活没什么本质区别。他承认，除了个人追求，自己的任性建立在某些“先天的幸运”上——事业单位退休的父母没给他太多赡养压力，“管好自己就行”。

作为资深“打工人”，胡安焉认为，年轻人当然可以去尝试体力工作，但不要仅仅因为对现在的处境不满意，就去美化、浪漫化另一种不同的人生，“这些工作真的没有那么田园诗意，没有那么美好、那么自由。”

有时候，同事之间就像“零和博弈”

2018年3月，胡安焉辞去德邦夜班理货员的工作，来到北京。一番波折后，他入职S快递，成为小时工。

在外人眼中，S快递堪称“快递界的海底捞”，口碑好。但对快递员胡安焉来说，主管的各种要求、工作中的“潜规则”都让他难以应付。

例如，主管常要求员工在派件时向客户提出帮忙把垃圾带走，还要请客户帮忙打五星好评，好评数排名靠后的会被揪出来。这让性格内向的胡安焉每天都很焦虑。

他还发现，有些小区好送，有些小区不好送，谁送了好送的别人就得送不好送的。他在书中写道：“同事之间就像零和博弈——要不就你好，要不就我好，但不能大家都好。”于是，不好送的小区一般会让新人去送，当新人察觉到不公平、又没有改变的机会时，就会选择离开。

胡安焉刚入组时，同事把难送的那几栋楼分给了他，他既不想和搭档闹翻，又不愿和喜欢占自己便宜的人共事。渐渐地，他“在工作中陷入一种负面情绪里”。

这年7月，胡安焉染上了病毒性肺炎。小时工没有医保，一场病连着误工费让他损失了三千多块钱。这时的他有了离职的念头。两个月后，他放弃转正机会，办理了离职手续。

2018年9月，胡安焉跳槽到品骏快递，不再是小时工的他拥有了五险，但工作依然充满着各种糟心事。他被偷过价值千元的快递，也曾自掏腰包为顾客的失误买单。他有一个“报复备忘录”，上面曾记过两个名字，都是让他“气炸了”的客户，本打算离职后上门找他们“算账”，最终还是删掉了。

胡安焉在品骏工作了14个月，直到公司解散。

在品骏的最后那段日子，胡安焉感受到了久违的轻松，他不再“把自己看作一个时薪30元的送货机器，一旦达不到额定产出值就恼羞成怒、气急败坏”。

他会尝试将原本固定的派件路线反过来走，会在送完快件后坐在商场里，打量逛街的人流和店铺里的售货员，看着送餐员跑来跑去。打量他们的举止，揣摩他们的心情。

结束全部工作之前，胡安焉发了一条朋友圈，仅客户可见，告知了品骏快递将解散，自己将不再负责有关配送的消息。很多顾客在微信给他留言，称赞他的服务态度。

有一名顾客评论道：“你是我见过的快递员里最认真负责的。”

胡安焉觉得，这名顾客的评价是真心诚意的，因为她没必要违心地奉承已经没有业务往来的自己。这也让胡安焉相信，他“曾经做得比一些客户见过的所有快递员都好。”

干过19份工作，“新环境反而让我更放松”

算上求学期间的实习，品骏快递员已经是胡安焉的第19份工作。

这个出生于广州的75后，大专读的是广告专业，“但我读的是夜大，也就是一边工作一边学习，文凭含金量不是很高。”胡安焉说。

他坦言，在学校时没有刻意想过将来会从事什么工作，当时正好看到广州冬日漫画社有本叫《漫画家》的杂志在招学徒，“我画了个短篇寄过去，就被录用了。”他觉得自己“水平比较低”，“可能当时刚好遇上非典，他们想招外地学徒也不太方便，那一年招的人大多来自广东省内。”

当学徒的日子枯燥乏味，每天要练10多个小时的基本功，打排线、画人像、临摹场景。半年后，胡安焉和几个朋友因为不认同漫画社对待他们的方式，选择了离职。

此后近20年间，胡安焉走南闯北，足迹遍布广东、广西、云南、上海、北京。

他说自己找工作时不会考虑太多，也没有明确的目标，一般先打开招聘版，看看自己的学历、工作能力可以满足哪些工作，“能满足我就勾出来，再研究这些招聘简章的措辞，看哪个工作的要求相对不高。工作地点、收入甚至工作内容都不是首要考虑的因素。我最看重的是不要‘丢脸’，不要等到去应聘时才发现自己根本达不到别人的要求。”

“我害怕面试，也不擅长面试，所以我找工作都是随波逐流的，有什么机会就干什么。”

在胡安焉眼中，工作并无高低贵贱之分，所谓的“白领”工作和体力活没什么本质区别，前者不过是平常待在办公室里，“我看待工作很少会区分他是‘白领’还是体力，或者说是复杂劳动还是简单劳动，我也不觉得自己更喜欢复杂的劳动。”

胡安焉是个低物欲的人，生活开销不大，事业单位退休的父母都有保险和退休金，他“管好自己就行”。这种生活看似坦然，但10多年前，30出头的他面对财务自由的老同学，也会自卑。

2012年，他从广州搬到云南下关，在当地的商场找了一份保安工作，后来又被调到烘焙店做学徒。“其实这些工作我在广州也能做，但在广州我有从小到大认识的人。当时我已经33岁，我的一些同学已经财务自由了。面对这种落差，我还是会怯惧。”

“尽管我知道一个人无论做什么工作，或者收入多少，跟他本人的尊严是无关的，但在33岁那个年纪，我克服不了这种自卑心理。相反，我被自卑克服了，我会觉得羞愧，尽管我不该羞愧。”

胡安焉认为，自卑感是内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受到外部环境或者身边人的影响，尤其是比较熟的人，“在一个已经混熟的环境里，我受到压力要比在一个生疏的环境里大得多。假如我换一个地方，去了云南，没有人认识我，不要说33岁，就是我66岁去做保安也不会有这种压力。所以，当我去到一个新环境、一个陌生地方，我不仅不排斥，反而会更放松，更自然。”

胡安焉至今很怀念第一次去北京的那段日子。

那是2004年，他辞去了动漫杂志美编的工作，和朋友到北京“流浪和创作”，但他没有真的去流浪。为了生计，胡安焉先是在文印店打工，后来又在早餐店做帮工，住处也从通州搬到更远的河北燕郊。尽管如此，他还是无力负担房租，只能向父母求助。说好的创作漫画也没能坚持下去。

不久后，领头的朋友去了上海，“晃了半年膀子”的胡安焉也回到广州。

尽管这些日子看起来是在虚度光阴，但胡安焉认为，这段经历给了他一个起点。“当时我交往的人都是之前在漫画社认识的，他们都不是社会化的人，可以说是游离在社会边缘，但在他们之中，我能得到一种鼓舞。他们就像给我埋下了一颗种子，让我意识到那些跟社会格格不入的人也能够自得其乐，也能在精神上、在价值上获得认同。”

“哪怕我并没有在2004年之后就立刻沿着这条路去追求个性化、边缘化的生活，但他们塑造了我最初的价值观，给了我力量，起码缓解了我的焦虑。”

“这种影响可能在十几年后才真正显现出来，让我在做一些决定的时候，更尊重自己的本性。如果没有这段经历，今天的我肯定是两个不同的人。”胡安焉说。

为什么开始写作？

2006年，胡安焉曾短暂地写过几个月。当时他的父亲中风，身边需要有人照顾。另一方面，工作上遇到的烦心事也让他暂时放弃了上班。

胡安焉想试试能否通过写作解决经济问题，“我跑到书报摊买了一批很low的故事书，比如山寨的《故事会》，还在起点中文网开了连载，写校园小说。”

几个月下来，他只成功发表了一篇文章，是在一本叫《今古传奇》的刊物上，拿到了8、900元稿费。

这次尝试让胡安焉意识到，自己无法仅仅依靠写作养活自己，于是再次外出工作。此后有两年时间，他和朋友在南宁开起了女装店。胡安焉认为，这段经历堪称他人生的“分水岭”。

“生意上的竞争是丑陋的，尽管这种丑陋是被迫的，大家不得不表里两套、虚与委蛇、尔虞我诈，否则就生存不下去。我也没办法光明磊落。在这样的竞争环境下，每天要承受各种流言蜚语、恶意攻击、诽谤中伤。”

竞争对手的诽谤让胡安焉愤怒，但和此前“说走就走”的工作不同，女装店他是投了钱的，不得不硬着头皮扛下去。直到2009年9月，胡安焉才摆脱这个让他严重不适的环境。

“当时我的精神状态已经不是很好了，已经出现了幻听，还有一些妄想，当然现在已经好了。我在2007年去南宁之前，只是一个不喜欢社交、比较害羞、孤僻，不爱说话的人，2009年离开南宁时，情况是比较糟糕的，产生了一种逃避心理，对现实厌恶反感。”

胡安焉说，促成他写作的正是这种逃避心理，“我把写作的价值看得很崇高，把现实看得一文不值。一开始，我的心态就是那么幼稚的。尽管这时候我已经30岁了。”

在女装店的最后几个月，胡安焉经常利用空闲时间阅读小说，读陀思妥耶夫斯基、雷蒙德·卡佛、塞林格。这让他更加坚信，应该做自己喜欢和擅长的事，比如写作。

经营女装店的经历并不愉快，却让胡安焉攒下了几万块钱，这也成为他“脱产”写作的资本。

在胡安焉看来，他的写作生涯真正开始于2009年10月。当时他写了一批取材自真实经历的小说，贴到一个文学论坛上和其他写作者交流。不久后，有些作品被发表在文学期刊上，但稿费很低。

这段写作的日子持续了两年多。胡安焉觉得，写作不能算一份工作，但他对待写作的认真和投入要超过自己做过的所有工作。

2011年，胡安焉再次被拉回到工作中。此后几年，他又换了很多工作，也去了很多城市，反复地处在打工和写作两种状态中，“当我去打工的时候，我就无法写作，光是工作本身就极大地占用了我的时间，同时它还透支我的情绪，令我在下班后也只想放松和减压，而无力思考其他。”

“很多人可能误解了我的经历”

2019年11月25日，是胡安焉在品骏上班的最后一天。之后，失业的他回了趟云南和广东。等到2020年春节再次回到北京时，新冠疫情已经暴发。赋闲在家的胡安焉干脆重拾写作。

他开了微信公众号，也重新开始更新豆瓣日记，发的大多是随笔。胡安焉没有把这些随笔看成“作品”，他的目标是长篇小说，随笔只是热身，但其中有一篇《我在德邦上夜班的一年》却出乎意料地火了。

这篇随笔记录了他2017年5月到2018年3月在德邦物流广东顺德陈村枢纽干夜班理货员的经历，到目前为止，在豆瓣获得3700多次转发，10000多个点赞。

文章得到热烈反响，胡安焉震惊之余，也想过大家为什么会喜欢这篇文章，“大多数从事这类工作的人缺乏文字表达能力或不善于表达。我在德邦的时候，一些同事除了自己的名字之外，可能其他字都写不好，还有人甚至小学都没毕业。我描写的那种工作方式和环境，对很多人来说是陌生的，他们可能觉得这是一个新的信息。”

在胡安焉看来，很多人可能误解了他的经历，认为他是一个没读过什么书的人，为了生计被迫从事体力劳动，并出于爱好去写作。“不少读者给我的反馈是报以同情，觉得像我这样干体力活的人，肯定是没有接受过太多教育，没有受过写作训练，所以能写出这种文章就是天分。实际上我都写了10多年了，我从事体力工作也是最近几年才开始的。”

“我没有主观地去误导别人，我之前写的日记都没有隐藏，只要网友想看都能看到，但大多数人不会特地去看，可能只读到这一篇文章，对我产生了一种错位的同情，从而对我报以更大的关注或热情。”

这让胡安焉有些惶恐。

过去，他在豆瓣发文时都会顺手把赞赏功能打开，但在《德邦》之前，他从来没有被打赏过，也没想过真能收到打赏。《德邦》发布后短短几天，他收到了1000多元打赏。

从这以后，胡安焉再也不敢开赞赏功能了，“我怀疑有些给我打赏的人，可能收入都不如我高，我接受打赏就像骗人一样。我在品骏快递的时候，一个月工资有7000左右，公司还给我买五险。”

《德邦》一文让胡安焉受到了更多专业人士的关注。2020年4月，文学机构“副本制作”的两位编辑联系上胡安焉，跟他约稿，鼓励他尝试非虚构写作。

胡安焉坦言，当时他对非虚构这种形式知道的不多，也一直没弄清楚非虚构到底是什么意思。

“我和‘副本制作’的两位编辑沟通，想了解非虚构大概要怎么写，有没有模板，有没有好的案例。他们并没有这样的东西。但他们告诉我，我的写作能力、经历、性格，这些因素单拎出一两样，可能会和其他人重合，但结合在一起，可能就不会再有另外一个人。”

在和编辑沟通之余，胡安焉也专门去找了一些书来读。不久后，他写下了反映自己在北京送快递经历的《派件》，这个版本有3万字，主要在文学爱好者中传播。2021年6月，《派件》以《我在北京派快件》为题，发表在了《读库2103》上，更多读者看到了胡安焉的经历。

等到2023年新书出版时，胡安焉已经把这篇文章扩写到4.7万字，文章也有了新标题——《我在北京送快递》。除了这篇，胡安焉扩写了早前发在豆瓣上的《我在德邦上夜班的一年》和《在上海打工的回忆》这两篇，并重新写了一篇关于自己早年工作经历的自述。这些内容一并收入在新书中，《我在北京送快递》也成了新书的书名。

“这些工作没有那么田园诗意”

离开品骏快递后，胡安焉没有再去工作，这三年来他靠着之前攒下的十万多元存款和稿费生活。

他最近刚和女友登记结婚，妻子是早些年在文学论坛上认识的，也喜欢写小说。“我们生活习惯都很节俭，没什么家庭负担，经济方面的压力不大，可以有更多的选择空间。”

“在一般人看来，我肯定是任性的，这种任性可能是建立在我先天的幸运上，那就是父母没有给我什么赡养压力。”

“但我们现在的生活状态，其实也放弃了一些东西。”胡安焉说，“首先，我和我妻子价值观比较一致，我们都认同没有回报的写作的价值。其次，我们不打算要孩子，我们的收入根本养不起孩子。第三，我们登记结婚没有通知任何朋友，一分钱没花，也没有摆宴席，没有金钱投入。我们把这些钱都省下来了，大多数人可能省不了，只能硬着头皮去扛。”

接下来，胡安焉有一个长篇小说的计划。他坦言，相比非虚构，自己还是倾向于写小说。“非虚构对我来说，只能写自己的经历，但我的经历是有限的。我不能像何伟（Peter Hessler，美国非虚构作家、记者）那样，可以为了写一个主题，专门去体验或者做采访，我不具备这种条件，主要是我没钱，也没那个能力。”

“到目前为止，我写的全部都是自己的亲身经历，是已经结束了的经历，这些经历包括现在出的这本书的内容以及另外写的大约20万字，已经差不多把我想写的都写完了。接下来我还是只能回到小说，因为小说的可能性是无限的，天地也是无限的，只是读者很少。”

胡安焉说，他不会把写作当成职业，目前的存款和新书版税收入尚能维持他和妻子的生活，要是将来经济条件不允许了，他还会再找工作。

近20年的时间里干了19份工作，胡安焉在打工人和写作者的身份中来回切换，网友也在他的经历中读到了另一种人生。

近年来，越来越多学历尚可的年轻人渴望逃离职场内卷，去体验不同人生，或是出于就业压力“脱掉长衫”。在豆瓣，去年11月才成立的“轻体力活探索联盟”在半年内就拥有了4万多名组员；在微博，“保安已经当得不想离职了”“985毕业生选择去做体力活”等话题频频冲上热搜。

但在胡安焉看来，体力活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容易。

“我之前做的那些工作，我怀疑普通大学生根本干不了，当然能干的也有。事实上我看到很多从农村出来，过得很苦的人到了德邦也适应不了，试完工后，真的能留下来的不到一半。这些工作真的没有那么田园诗意，没有那么美好、那么自由。送快递可能没有半夜分拣那么累，但也是日晒雨淋。”

胡安焉认为，如果年轻人真的喜欢从事简单的劳动工作，当然也可以去尝试，“干了之后发现自己喜欢这份工作，那就最好，如果发现和自己想象中不一样，就说明他之前没有看清楚自己。真到了这一步也没什么大不了，人生是需要不断地犯错，在错误中成长，咬咬牙扛过去就行了，但是不要去抱怨。”

“每个人都有责任去看清楚自己，对自己的选择负责，不要仅仅因为讨厌眼下自己所拥有的工作，对现在的处境不满意，就去想象、去美化、浪漫化另一种不同的人生。”胡安焉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