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城打工后，迫于现实的男性妥协？

男性妥协这一概念由蔡玉萍提出，她解释“妥协”一词是针对男性理想中的男子气概，在男性农民工的理想之中，妻子不用外出上班，他们可以赚到很多钱，但在实际生活中，这些都难以实现，他们不得不对理想中的性别表现妥协。

2013年，小严在广东一家制鞋厂当车间工人，一个月工资四千元。他曾经和一位来自湖南的女孩恋爱，女孩的工作是销售，这段恋爱让他压力颇大。

小严发现，女朋友的吃穿用度比他自己贵得多，他猜想，也许是女朋友的工资比他高，也许是她的家境较好。二人一起出去购物，女孩会特意迁就小严的购物习惯——小严觉得她知道自己的经济状况。他说：“当她和我一起买东西的时候，她不会买那些她经常买的东西，都买那些她自己一个人逛街的时候不会买的便宜东西。”

对于女友的体贴，小严很感动，但是他依旧感到不舒服，在这段关系中缺乏自信。他考虑着去换个工作，赚取更多收入，匹配女友的消费标准。但还未等小严开始自己的计划，女友提出了分手，她告诉小严，自己的父母不同意。

小严认定女友父母不同意二人交往，经济条件是重要原因。若是要挽留这一段感情，也许自己应该对女友和她的父母做出承诺。可他想象，倘若对方问：你有房吗？你有多少存款？他自认无力应对。

在当下中国的婚姻规范之中，男性被期望在教育和职业收入上优于妻子（或至少旗鼓相当），男性及其家庭被期望为新婚夫妇提供住房。小严显然处于这种社会规范的压力之下。

这种挫败延续了下来。分手之后，小严的朋友给他介绍了两个女孩，但小严兴致缺缺，失败的恋爱经历让小严不得不直面自己经济实力不足的现状。他说：“当我意识到我在经济上还不能够跟女孩谈恋爱的时候，我就没有心情让自己投入到那些关系里了。”

小严是蔡玉萍和彭铟旎两位学者的研究团队在田野中遇见的访谈对象，他的恋爱故事被写在《男性妥协：中国的城乡迁移、家庭和性别》一书中。2012年到2015年，蔡玉萍和彭铟旎的研究团队走访了深圳、东莞和广州的六个“城中村”，进行了十五次田野调查，对一百九十二位男性农民工和七十四位女性农民工进行了深度访谈。二人的研究从男性农民工的视角切入，探索城乡迁移对传统父权制家庭以及男性气质产生的影响。

二位学者观察到，当青壮年从农村向城市大规模流动，面临着生活环境与身份的巨大转换。成为一位进城的农民工，不仅是在城市找到一份工作，也意味着他们开始熟悉并受到城市生活和价值观念的影响。

譬如，城乡迁移使农村男性得以结识来自其他地域的女孩，舞厅、酒吧、ktv、溜冰场这样的商业场所和城市夜生活也让农村男性有更多机会认识女孩，体验浪漫爱情。但在城市中恋爱，要面对的城市中商业化的约会和消费方式，这给他们本不宽裕的经济状况平添压力。

况且，年轻的男工并不能自主决定结婚对象。两位学者研究发现，他们依旧需要依靠父母的经济支持盖婚房、支付婚礼费用，因此常常在结婚对象上妥协，选择父母更为青睐的同乡女孩。

迁移到城市赋予了男性农民工关于都市浪漫的美好梦想，但这个梦想又被他们相对弱势的经济地位粉碎了。二位作者在书中写道，像小严这样的农民工只得发现：“没有好的家庭背景或者很强的赚钱能力，他们将永远是在被消费主义、实用主义和市场原则所主宰的城市约会游戏中不受欢迎的伴侣。”

如果说单身男工面临的是恋爱中的挫败，那么已经有小孩的农民工父亲则是在履行父职上遭遇困境。面对调研团队，许多父亲表达了对留守老家的儿女的亏欠，还有人在蔡玉萍面前因此落泪。他们的孩子大多在老家就学，由祖父辈照料。当无法参与子女的成长，父亲们担心苛刻的管教会恶化本就脆弱的亲子关系，不再扮演“严父”这样的传统中国式父亲的角色。

这不仅缘于地理空间的分隔加深了父亲对子女的牵挂。也是因为来到城市之后，他们目睹了城市男性的教养方式，自知无力成为城市标准下的“好爸爸”。

来自广东农村的出租车司机老艾的一段话被记录在书中，他说：我没有钱给他们在城里买房，我没办法给他们更多的零花钱，我不知道怎么辅导他们的功课，我也不知道怎么表达我的感受。我觉得我耽误了孩子们，他们都很聪明，他们学习都很好。如果我能给他们更多（资源和条件），他们现在会是什么样子呢？当我想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晚上都睡不着觉。

蔡玉萍是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一直从事城乡迁移、性别、家庭方面的研究。起初，蔡玉萍并未着眼于男性情感，她本计划研究男性农民工进城从事的工种对他们男性气质的影响。男性农民工进城之初带着很多期待，希望可以赚钱，可以养家。但事实上，他们往往从事城市户籍人士所不愿做的3D工作(dirty肮脏，dangerous危险，difficult辛苦），甚至在工作中需要牺牲尊严。面对实际这样的落差，蔡玉萍想知道，他们是否觉得自己的男子气概受到挑战？

然而在访谈的过程中，她观察到男性农民工对于工种和工作内容的接受度比较高，他们常常会说，家庭对他们来说是最重要的。分析数据后她发现，即便是从事一些折损男子气概的工作，比如当保安——保安门槛低，收入低，经常会被顾客轻视，但只要这份工作能带来收入，供养家庭，对他们而言就可以接受。比起从工作中得到成就感，他们更倾向于从对家庭的奉献中得到满足——能够赚钱养家，他们就觉得自己还是值得尊重的男性。

这样的发现让蔡玉萍修改了研究的重点，研究团队更聚焦于农民工男性在迁移过程中，男性气质以及性别实践产生的变化。在大众认知中，农村男性有沉默寡言的刻板印象，访谈中，蔡玉萍发现他们相当健谈，不只是乐意谈论自己的感情，也擅长讲述自己的人生故事。他们所表达的情感的多样与丰富，让蔡玉萍至今印象深刻。

二位学者认为，城乡迁移有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农村家庭系统的性别和权力机制，从而挑战男性在家庭里的支配地位。父权制松动的一例明证体现在在家务劳动的分工之上。

在性别观念上的改变并不大，研究团队询问了115位男性农民工，超过80%的人认为男子气概建立在养家的基础上，男性是主要养家的人，而女性承担照料的角色。然而越来越多的女性开始怀疑这样的既定安排，她们也希望外出打工，而他们的丈夫迫于经济压力，只能妥协。

在城市打工的夫妻面临着重新划定家务范畴的问题，当妻子需要工作，有时候还要加班时，丈夫总不能等妻子回来才吃饭，因此男性开始或被动或主动地承担家务劳动，这打破了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分工。在蔡彭二位学者研究的家庭迁移的案例中，44%的男性农民工会主动参与家务劳动。

45岁的老姚来自湖南，1989年就外出打工，2004年老姚患病，无法为家里赚到足够的钱，所以妻子随他前往深圳打工。老姚不能承担繁重的体力劳动，只能做保安，收入比在工厂打工的妻子少了一半。

在农村时，他很少做家务，但妻子来到城市之后，他开始承担家务，后来逐渐包揽了家中的家务，洗衣服、买菜做饭、打扫卫生，他自认为是一个体贴的丈夫。不过，如果有人问起来，他会告诉别人，自己在家不做家务。

在阳台挂衣服的时候，他会格外小心，怕被邻居看到——他曾经给老婆洗内裤遭到同乡嘲笑。为了保护自己的面子，他对外人否认自己做家务的事实。

像老姚这样承担了家务的男性，会被同伴讥讽为“老婆奴”。为了调和父权思想和自己主动参与家务劳动之间的矛盾，这些男性会用另外一套男性气质的论述来合理化自己的行为，这种男子气概强调男性对家庭的忠诚与风险，强调老实工作，为家庭牺牲尊严。二位学者将之命名为“可敬的男子气概”。

蔡玉萍介绍，城市所崇尚的男子气概大致可以分为基于金钱的男性气质和基于素质的男性气质。前者以拥有的财富（轿车、房屋、情人）为衡量标准，体现在成功的企业家身上；后者体现在受过良好教育，拥有技能的专业人士，以体面工作的城市白领阶层为主。

两种理想的城市男性气质对于进城务工的男性而言都遥不可及。现实中，男性农民工大多从事一些地位低下的工作。他们用“靠双手努力工作”的信条为自己的平凡工作赋予尊严，可敬的男子气概肯定了他们在城市中为了赚取收入，维持家庭，忍受打工心酸，接受地位低下工作的妥协行为。

在可敬的男子气概的论述之中，家庭和谐是衡量男性的最重要标准。老姚会用自己对妻子和孩子的爱来解释他的家务行为，通过表明自己顾家、视家庭重于事业，来维护自己比妻子赚钱少而受损的尊严。所以他们一方面会谴责富有的商人陷入婚外情导致家庭破裂，另一方面也无法理解受过高等教育却不愿结婚的都市男性。

男性一直是进城务工人员中的大多数，譬如《2021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农民工中男性占64.1%，女性占35.9%。然而在城乡迁移的研究中，为数众多的男性情感研究却长期处于空白状态。

两位作者猜测这也许因为男性被视作父权制的获益群体，以性别为切入口的研究更常关注女性作为受压迫者的体验。然而关系产生于具体而微的互动之中，如果不了解男性在迁移过程中的个人经验，就很难了解城乡迁移如何影响父权制家庭。

男性妥协这一概念由蔡玉萍提出，她解释“妥协”一词是针对男性理想中的男子气概，在男性农民工的理想之中，妻子不用外出上班，他们可以赚到很多钱，但在实际生活中，这些都难以实现，他们不得不对理想中的性别表现妥协。城乡迁移挑战了许多男性在家庭中的性别角色，比如说，未婚男青年在亲密关系中不一定比他们的女友有更多话语权，而已婚的男农民工开始承担家务劳动。

尽管目睹了迁移对男性在家庭中地位的影响，以及其中父权制的松动迹象，但二位研究者也指出，城乡迁移在照料老幼、劳动分工、权力分配等方面促进了家庭的性别平等，但这些改变并没有唤起与之对应的性别平等观念。比如说，男性做家务的时候并非认为男性理应承担家务劳动，而是将之称为“重活”“体力活”，以此作为自己做家事的理由。

这种男性气质的妥协是实用主义的产物，而非文化价值观念变迁的结果。换言之，男性农民工并非对于两性不平等，不合理的家务分工有反思，而自愿承担家务劳动，其实是在家庭经济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实行的一种权宜之计。

访谈中也有许多男性并不愿采取这种权宜之计。有人因为需要做家务而不愿回家，住在宿舍；更有人在家庭地位受到挑战，反而采取暴力行径以彰显自己的男子气概。

34岁的工人小苏在访谈中坦诚自己和妻子因为金钱问题产生争执时，会对妻子家暴。妻子通过加班，赚到的钱比小苏多，她生活节俭，但小苏喜欢和朋友出去请客吃饭，还会购买电子产品。妻子对小苏的这些行为感到不满，认为这是没有必要的消费。

妻子更高的收入形成了对小苏家庭地位的威胁，也让她拥有了指责小苏的话语权。小苏很难接受自己赚钱能力不如妻子，也不愿改变自己的消费习惯，采用家暴的方式维护自己在家庭中的地位。

在《男性妥协》的结尾，两位学者总结，悲观来看，一旦迫使男性农民工妥协的条件消失，比如当迁移家庭回到乡村，更传统的性别分工可能会复辟。但她们也尚存乐观的念头，男性妥协的操练，长期之后也许会成为个体的行为习惯，长久下去可能会对性别机制产生影响。

蔡玉萍原本计划继续研究当这些农民工男性结束迁移，回到老家时，这种男性妥协的情况是否会发生变化。但是在疫情影响下，田野的难度增大，目前还不能如愿。

书中的田野调查时间已经过去了7年，近年来她观察到，即便是进城务工的农民工中，因为年龄、生命阶段的不同，也出现了多种男性气质。尤其值得指出的是，她发现年轻农民工在城市发展出了一种边缘化的男子气概。当他们发现再怎样努力，也无法达到城市中产男性所主导的那种男性形象时，他们选择了躺平。

早期的农民工认为工作很重要，但躺平一族的年轻人很多是移民二代，一直暴露在城市男性气质——要有体面的工作，要成功，要做老板——的影响之下。可他们无奈发现，仅凭自己已经无法实现理想。那为什么还要辛苦工作？他们要很轻松地在城市活着，有钱的时候就玩，没有钱就去打零工，比如说曾经活跃在深圳龙华区的“三和大神”，就是其中一例。

这种男子气概把“会不会玩，生活得爽不爽”作为衡量标准。但与此同时，依然有农民工付出更多的劳动时间和劳动力，非常卖命地工作，比如说零工经济下的外卖员。同样三十岁的农民工，一位已经结婚，一位依旧单身，他们的性别实践和对男子气概的定义都会大不相同。

蔡玉萍认为，由于年龄、人生阶段、个体经验的不同，现在去讲农民工群体，他们已经慢慢发展出多种不同的男性气质的文化，不再有一种统一的男性气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