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时代的终结：21世纪初中国的劳工激进主义

一个时代的终结：21世纪初中国的劳工激进主义

一个时代的终结：21世纪初中国的劳工激进主义

本文为自动翻译结果，原文发布于Chuang：https://chuangcn.org/2023/04/the-end-of-an-era-labor-activism-in-early-21st-century-china/

本篇文章是由文（化名）撰写的，他是21世纪头两个十年在中国从事劳工支持工作的一位内地同志。大部分内容最早是在2020年1月写就的，当时刚刚有2010年代最后一批劳工活动家被拘留、被迫更深地潜伏地下，或者无法继续之前从事的许多活动。然后，疫情让一切陷入停滞了几年。在过去的几个月里，我们通过一系列关于原稿及在大流行期间涌现出的各种形式的激进主义和劳工斗争的讨论，与文一起对文章进行了修订和更新，特别是2022年及今年初的讨论。

2023年1月以来，一波持续至撰写本文时的无产阶级抗议活动继续，由退休人员为主，反对社会保险制度的改革——包括削减医疗福利和提议提高退休年龄。我们认为，这一波抗议活动与法国反对类似改革的运动大致同时，并非巧合：两者都是对资本全球削减社会再生产成本的回应，因为人口老龄化，经济增长继续停滞。在国家用其标准的胡萝卜和大棒策略扑灭它们之前，这些零星的抗议活动似乎不太可能汇聚成全国性运动，但过去三年的许多其他斗争确实支持了我们的论点（最早在2015年的文章《无路可退，无路可进》中提出，后来在后续著作如《招摇过市》中更新），即中国已经开始加剧社会再生产领域的冲突，与传统意义上的“劳工”斗争交叠并溢出。从这个角度来看，自21世纪初以来中国出现的趋势与许多其他国家的趋势一致，反映了“资本积累普遍规律”的更深层展开。

就业结构的变化引发了中国无产阶级政治主体性和随之而来的活动的相应变化。这种双重转变为文下文中探讨的劳工激进主义形式的衰落提供了背景——我们要强调的是，这种形式在21世纪初以前从未在中国存在过，而且可能再也不会出现。除了强调这种背景外，我们还希望进一步阐明我们对工业斗争与劳工活动家之间关系的理解，这种关系已经在文的文章中得到了暗示。首先，这里讨论的专门的劳工活动家只直接参与了21世纪前两个十年数不清的工业斗争中的一小部分，这些斗争大多是“自发地”（尽管经常是由与活动家网络无关的激进工人组织的）爆发出来的。其次，正如另一位前活动家所说，“是中国工人（特别是沿海制造业部门的工人）的集体行动吸引了活动家，并推动他们与工人共同前进，而不是那些具有不同背景和世界观的活动家驱动工人的行动。然而，这些活动家……确实在工人自身内部组织网络的形成中发挥了一定作用，为[他们后来的一些]行动奠定了基础。”

因此，本文是我们对中国大规模斗争和左翼干预的持续分析的重要贡献，同时也是对一个历史上独特的干预形式的时代已经终结的一种告别。与作者一起，我们希望对劳工活动家运动的坦诚剖析将为当代无产阶级发起更适应当前条件的新型抗议提供经验教训。尽管我们的立场与下文所表述的立场之间可能存在一些细微的分歧，但本文是对中国阶级斗争历史关键时刻的宝贵第一手见解。

-闯

岁月的流逝往往创造了任意的时间边界，很少与社会和政治变革的节奏相吻合。然而，2010年代末似乎已经明确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2018年和2019年，佳士工厂组织者和学生支持者的大规模逮捕，以及与此同时对无关的劳工活动家的逮捕，关闭了劳工团体、激进学生社团和活动家网络，为这个十年画上了一个明显的悲观注脚。我们知道，我们所熟悉的劳工活动家场景——行动者、组织、网络以及他们的目标和组织方法——已经消失了，不太可能再回来。但是，究竟是什么造就了这个场景呢？

2010年代末的镇压

本文的第一稿是在2020年初完成的，这是在一段为期两年的无情打压之后。原始草稿的重点是那场镇压，谁被逮捕了，为什么被逮捕了，以及这一切意味着什么，这反映了那个特定时刻的情绪和观点。值得保留的是那个关键时刻，它引发了这篇分析。

2019年开始时，中国最著名的五名劳工活动家中有五人被拘留（最终于2020年5月被释放），年底时又有另外三人被拘留（仅被关押了15天后惊人地被释放）。然而，在此期间，其他许多劳工活动家，包括独立记者和社会工作者，也消失在安全国家的监控下数月之久，与之前被拘留的人一起被拘留。大多数被拘留的人已经被释放了，通常是在安静地保持沉默和切断与外界联系的条件下释放。到2020年，这种任意逮捕（以及同样任意的拘留期限）变得如此频繁，以至于如果几个月没有任何人被逮捕，就会产生集体的轻松感。虽然我们不可避免地推测任何一次逮捕是否与另一次逮捕有关，但到了2020年，已经发生了足够多的这种事件，以至于相信任何个别案件的具体原因已经不再重要。

回顾历史，2019年标志着这种新的国家镇压方式得以牢固确立的一个转折点。警察的行动变得更具预防性，目的不再是惩罚活动家们所做的事情，而是防止他们可能正在准备的下一步行动。随着每一层活动家被逮捕、审讯或密切监视，下一层活动家就更加暴露了，这是一种不断扩大的压制圆形。随后的两年，即2020年至2022年，进一步证实了这种趋势。2021年，至少有两名劳工活动家分别被逮捕，并因更严重的“颠覆国家政权”罪名被起诉。虽然自2019年以来受到打击的活动家和组织的数量有所下降，但这反映的不是放松，而是在一种新的地形上规范化了几乎没有几个活动家能以任何公开或有组织的方式采取行动。与此同时，除了正式的警方拘留外，无数的活动家和学生被带走并进行了更加常规的问讯。我们仍然生活在2010年代末的打压阴影之下。

随着镇压逐渐消退，仅仅悼念失去的东西是不够的。在我们能够继续前进并尝试打造适合“新时代”的东西之前，我们必须首先澄清21世纪前两个十年中上升和衰落的究竟是什么。一方面，2019年的逮捕标志着由农民工领导的一轮劳工斗争的最后的几颗钉子，起初主要发生在沿海城市的新型出口导向工厂和基础设施项目中，但最终扩展到整个中国蓬勃发展的私营部门。这个由农民工领导的周期始于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的零星劳工行动，形成于2000年代，于2010年代初加剧，然后从2015年开始解散，远在最后一波打击专业活动家之前，他们现在可以被理解为试图复兴早期阶级斗争的最后挣扎。这个周期的兴衰不仅仅是由其本身的劳工行动所定义，还由中期2000年代到中期2010年代间涌现的专业活动家和组织网络所构成，这些网络旨在支持和指导工人的行动，以及一些关于什么是被允许的、如何组织(同事)工人的假设和对他们的短期、中期和长期目标的理解。现在这个周期已经被埋葬了，不清楚下一个周期将如何从当前的“政治抑郁”背景中出现，这个短语已经在过去几年中出现在许多前活动家的口中，我们有责任通过回顾21世纪初的由农民工领导的劳工斗争周期来纪念逝者。已经有很多关于中国农民工自己的工作、生活和斗争的书籍了，因此本文将关注从工人斗争中涌现出来并有时影响到工人斗争的活动家群体。在这样做时，我拒绝了广泛流传的观点，即镇压主要是由于习近平的威权个性。相反，我想表明这个斗争周期有着自己的内在逻辑和节奏，与当时的更广泛的物质趋势相关。

我们正在看到一批新一代的活动家在最坏的可能情况下努力崛起，缺乏最近过去的基础设施和知识，但也摆脱了一些历史和意识形态的负担。在这方面，我们也应该寻找下一个周期可能与前两个周期有所不同的方向。

周期的高峰

虽然这个劳工斗争周期的起点可以追溯到上世纪90年代末期，但它的高峰期仅仅跨越了从2000年代中期到2010年代中期的一个多十年时间。这段时期充满了高度的希望。2010年代开始于2010年夏天的一个里程碑式的罢工——广受关注的南海本田汽车零部件厂罢工，被广泛描绘为新中国工人阶级成年的标志。接着是一波汽车工人的罢工浪潮，那一年还有超过7万工人的大连工业区罢工，堪称“工人之年”的高潮。

那些更大规模的罢工之前，珠江三角洲的劳工斗争日益激烈，迫使政府在2000年代后期通过劳工立法——从国际劳工法标准上看相当进步——以换取工业和平。在几年内，政府至少在名义上支持工人的合法权利，即使是为了获得其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社会经济基础的支持。回顾历史，然而，本田罢工并没有标志着从防御性到攻势性、更加扩张和组织化的工人斗争的转变，就像当时许多人相信的那样，而仅仅是一个主要由防御性和地方性斗争组成的周期的高峰——这在随后的几年中只会下降。

在本田罢工之后的五年里，每年都发生重大的事件，要么是在工厂之外产生更广泛影响的大规模罢工，例如2014年东莞裕元鞋厂的4万工人罢工，要么是引发广泛公众同情的劳工新闻，例如富士康的自杀事件（2010-2014年）。活动家和工人从未摆脱骚扰和监视。雇佣暴徒殴打罢工工人，警察经常骚扰并拘留活动家，劳工非政府组织被迫搬迁办公室。但是活动家对这些新情况做出了乐观和积极的回应，讨论如何最好地介入。国家试图通过立法和配套的亲劳工言论来平息劳工不安，表现出与劳工非政府组织合作的意愿，以便获得工人对正在缓慢形成的更规范的劳动关系制度的认可。国家容忍劳工非政府组织的服务工作，同时以微妙或不那么微妙的方式监测和划定它们活动的范围。

对于许多工人斗争的参与者和观察者来说，他们对日益密集的工人斗争的增长和更有组织的工人运动的出现具有过高的乐观主义。虽然经典的欧美工人运动具有更为具体的历史特定性，但多年来，活动家、学者甚至是一些改革派全国总工会领导人都期望中国的未来之路能够借鉴欧洲和美国的经验。从2010年代初的角度来看，即使是在政治空间禁止任何自主工会活动的情况下，很少有人认为工人发展成为强大的工会运动的可能性完全被关闭。相反，斗争的视野似乎是开放的，似乎可以朝着许多方向发展。人们肯定它不是一个“是否”的问题，而是“向何方”和“何时”工人将发展出强有力的劳动组织形式。那种充满必然感的兴奋，可能在今天很难回忆起，但它曾经普遍存在多年。

活动家团体

在这个周期中，出现了两代活动家，他们的行动被形成和影响了其他劳工的行动。正是在2000年代后期和2010年代初期的强大集体行动的背景下，一些最激进的中国劳工活动家在几乎从零开始锤炼了他们的组织技能。他们在很大程度上与以前一代的活动家隔绝，比如1990年代和21世纪初中国国有工厂中的激进工人，其中一些人因为反对私有化和关闭工厂而面临特别严厉的镇压。这些新的活动家的第一代出现在国有企业工人斗争逐渐平息的90年代末。而后一代则出现在2010年代初期，远远超过了此类斗争的高峰。

这些新一代的活动家并不是同质化的。我将重点关注三个具有独特特征并在组织和尝试建立工人运动中发挥了显著作用的人群。

首先，第一代农民工劳工活动家可以被称为“基层农民工”群体，他们聚集在珠三角城市深圳、广州和东莞，这些城市在上世纪90年代和2000年代仍在快速工业化。该群体的成员与前农民工具有广泛相似的背景，他们在这两个十年离开家乡到海岸工作。一些人创建了自己的劳工组织或加入了已有的组织，尽管许多人也作为非附属组织者开展活动。许多人成为中国新“劳动运动”的公众代表。他们中很少有大学文凭，大多数组织都由前基层工人组成，少量由大学毕业生组成。他们往往在意识形态上缺乏明确的立场，通常将捍卫工人利益与反权威主义以及支持市场政治混合在一起。虽然这种观点今天看起来不一致，但它在后社会主义国家中是相当常见的。在政治上更为成熟的人中，一些人将欧洲社会民主主义的某种未定义版本视为中国工人理想的未来，通常反对被权威主义统治压制的社会主义形式。许多人与对工业关系感兴趣的学者和支持他们事业并愿意冒险代表工人处理中等敏感案件的律师合作。这倾向于使这个环境朝着法律系统的逐步现代化自由于国家干预，以及以ILO风格的三方集体谈判为中心的产业关系概念发展。然而，尽管他们的政治倾向较为温和，但他们作为农民工的背景、更有组织的性质、与国际基金会通过国际基金会的联系以及正在兴起的网络的广泛性都确保了他们会被视为国家的威胁。这意味着他们通常是镇压的第一批受害者。

第二个是“公民社会”阵营。这个阵营的形成是与广州作为一个自由派大学和商业化媒体中心相关的。该地区的民间社会发展源于这些大学、媒体和香港边境检查站附近的公民社会活动家。这些领导非政府组织的劳工活动家可能并不认为自己是左翼或激进分子，但实际上他们并不一定反对有时作为志愿者或与之合作的学生和工人的明确左翼立场。他们共享随着广东省委书记王阳主政下的改革转向而蓬勃发展的社会和政治自由主义。他们在本地大学参加志愿团体、接触自由派媒体或参与表演艺术和小规模示威活动等活动的过程中被政治化。由于政治环境更加宽松，他们有机会参与存在于这些年间的众多民间社会组织，与从事其他社会和政治问题的活动家形成网络。其中一些人最终选择为这些组织工作，而其他人则继续学术道路，有时与民间社会保持联系。

最后，有一个“激进左派”团体，最初主要出现在北京。这个团体以明确的马克思主义学生和毕业生为基础，通常以“学习小组”的形式出现，受到一种在一些更为精英的大学中形成的毛泽东主义影响。这种毛泽东主义不是一个一致的政治纲领，而是对毛泽东及其被视为进步和亲工人的政策的怀旧和捍卫。这些学生通常受他们的教授和年长的毛派倾向网络的影响，通常与在上世纪90年代的重组中失去生计并感到受骗的老国企工人有联系，这些学生激进分子的思想训练通常先于他们的劳工活动。在思想训练过程中，许多人开始朝向劳工组织的方向定位自己，受到更年长的学生激进分子的指导。这些团体往往变得思想上统一和高度纪律，通常会进行调查（针对校园工作人员或附近工厂或建筑工地的工人），以了解组织情况，并建立学生工人联盟。这样做，他们对国家构成了双重威胁，既有思想上的异端，又有这些跨阶级联盟。但是，直到后来，他们的活动，主要局限于讨论和一些基本的组织形式，才被国家严肃对待。一个转折点出现在2017年末，当局拘留了一些学生激进分子，共同被称为“左翼八青年”，他们组织了读书会并在广州向学生和工人进行了宣传（其中一些人为此从北京搬到了珠江三角洲的这个曾经的外来务工者斗争的温床）。[8]尽管他们后来被释放，显然是在党内曾经倾向于左翼的领导人的干预下，但这使得马克思主义学生普遍受到国家的关注。可能由于他们基于精英大学（由于大学生通常比工人和非学生活动人士受到更宽松的对待），直到2018年的Jasic事件及其随后的事件，才发生了严重的全国性打压行动。[9]自那以后，大学生受到了更严密的监视。

脱离中国早期的劳工传统，涌现在全球公民社会运动高潮期，鼓励非政府组织的形成，同时背景中有国家镇压独立工会组织的因素，主要的劳工行动组织形式就成了非政府组织。前两种团体在这种框架内运作。这些非政府组织虽然并不完全同质化，但从未发展成历史上的工会或政党这样的大规模组织，我们也不应该期望他们会这样。

虽然“公民社会”和“激进左派”在意识形态上分歧，但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有着共同的背景。他们都属于大致相同的受过大学教育、理想主义和执着的青年一代。他们中的许多人在2000年代末和2010年代初就读于中国最高级别的大学，如广东和北京。在这些精英大学的教育下，他们的生活虽然不一定舒适和地位高，但却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但他们不一定来自精英家庭，其中许多人受到他们的农村和移民家庭背景的影响，因此认同在工厂和建筑工地上受苦的弱势移民工人。2000年代下半叶和2010年代初，新工人斗争的高涨，包括本田罢工和富士康自杀事件等两个关键事件，进一步激发了这些学生的激进思想。然而，他们在哪里（北京和广州）变得激进可能与他们变得激进的原因（如劳工斗争）同样重要。实际上，“草根移民”和“公民社会”团体之间也有很大的重叠，因为他们在形式上占据了同一个政治空间，即劳工非政府组织，尽管他们的个人背景截然不同。我要强调的是，在现实中，随着时间的推移，不同团体之间的关系也在演变，有时会疏远甚至互相敌对，而在其他时候则会合作并保持联盟。

劳工斗争中的不同参与方式

为了理解2010年代末期打击这些专业活动人士和支持网络的重要性，以及这些打击与中国广泛的劳工斗争世界的关系（虽然这些活动人士只参与了其中一小部分，但由于媒体关注等因素，这些斗争有时变得更加重要），有必要借鉴梁根（Parry Leung）对南中国珠宝行业罢工和劳工行动的研究中发展出的罢工类型及其相关参与者的分类：

一型罢工——自发罢工：大规模行动是自发的，没有组织者或任何准备，缺乏战略规划，也没有工人代表与管理层谈判。

二型罢工——活动家领导的罢工（单次行动）：由少数劳工活动家计划和组织，得到普通工人的支持，工人代表与管理层进行非正式谈判，但未达成正式协议。罢工后，工人活动家面临报复和解雇。活动家组织核心通常在罢工后被解散或解体。

三型罢工——活动家领导的罢工（具有持续的活动家核心）：罢工不是一次性事件。领导罢工/抗议行动的活动家核心在发起罢工之前有经验。工人活动家核心网络能够反复发起或支持罢工行动。活动家核心由“准领袖”领导。

三型罢工可以进一步分为两个子类型：

三型甲——持续的活动家核心是跨工厂的活动家网络：来自不同工厂的工人活动家进行跨工厂协作；活动家的组织结构可以在罢工行动后得以维持，但是在特定工厂内运作。活动家核心由来自不同工厂的工人活动家组成。

三型乙——持续的活动家核心在特定工厂内维持：活动家核心可以在罢工后维持和在工厂内运作，通常在罢工期间选举工人代表，并在谈判后达成正式的书面协议。

四型罢工——领导者领导的罢工（目前在中国不存在）：组织起来的劳工运动，跨工厂或跨地区行动，促进工人的阶级利益，可以向工人社区明确展示运动愿景。运动领袖有决心将愿景付诸实践。

似乎在中国的大多数罢工中，都属于前两种类型：自发罢工和活动家领导的罢工（单次行动）。在一些情况下，它们发展成为第三种类型：活动家领导的罢工（具有持续的活动家核心），这种罢工能够维持网络，但仍限于一个工作场所。梁根指出，跨工厂和地区的最后一种类型尚未在中国出现（除了2010年的罢工浪潮和2018年吊车司机和卡车司机的全国性罢工等少数可能的例外）。

然而，我认为这三个活动组织，每个以自己的方式，并具有不同的成功和失败，都试图建立最后一种类型的斗争，即构建劳工运动，而不是一系列无关的罢工活动。在最终的打压之前的几年中，“基层民工”和“公民社会”团体专注于推广他们各自版本的集体谈判和工人代表制度（这些并不是某些非政府组织和劳工律师的发明，而是在工人发起的临时谈判形式的基础上出现的新趋势），以正式化工人代表的代表性，并且尽管各种组织并不总是相处融洽，但他们正在成为一个网络，在广义上具有广泛的共同目标和方法。同样，左翼激进分子也在组织上越来越有条理地建立学生工人联盟，以意识形态上的方式激进劳工斗争，也在工厂内扩大他们的网络（佳士事件只是许多学生和其他左翼活动家试图嵌入工厂的尝试中最著名的一个例子）。

尽管这些活动家经常夸大自己在所有这些努力中的重要性和成功水平，但他们的影响并非可以忽略不计。来自三个团体的活动家在凝聚更大范围的劳工斗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连接不同工作场所和部门的工人，使他们与其他地方的活动家和学生支持团体联系起来，试图在短暂罢工之间保持并转移经验，并指导工人在斗争中的策略。通过网络以有组织的方式凝聚斗争的努力成为近几年镇压的焦点。这些网络确实已被清除。与认为镇压是习近平或任何其他国家领导人威权人格的想法相反，驱动镇压的一个关键因素，也是其时机的解释之一，可能是活动家团体实际上正在朝着将第二种和第三种罢工凝聚为第四种：更接近“劳工运动”的东西。

然而，这样的活动家太少，无法将斗争巩固为运动，他们在从斗争中有机培育出领导力方面的记录——工人自己的领导力——通常很差。活动家团体仍然主要是“外部”干预的努力，正如贾斯克事件所显示的那样。少数例外都在它们有机生长之前被扫除了。这反映出一种认识，即如果国家能够镇压劳工组织者和组织，劳动叛乱本身发展成为有组织的运动的可能性将大大降低。在劳动研究方面，学术研究日益受到限制，也没有学术空间来讨论劳动组织策略。

中国政府通常能够管理由工人自发组织的劳工不满情绪，但对于外部煽动者却格外警惕。打压劳工活动家并没有阻止工人罢工，因为工厂组织很少依赖于此类活动家。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移民工人的闹工潮和抗议活动中，工人很少被集体拘留。部分原因是因为没有工会或其他组织领导罢工，因此那些存在的头头往往是自然而然涌现出来的，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而不是被正式选拔。因此，即使当局确定了头头的身份，也很难对他们进行定位。然而，每当任何被当局确定为头头的人组织了超出他们自己工作场所的罢工时，他们被针对进行强制镇压的机会就显著增加——尽管有时会向罢工工人本身做出让步以平息罢工。

我所强调的这些行动主义组织，并不是说它们代表了工人的斗争，甚至也不是塑造斗争的最重要因素。毕竟，在过去的二十年里，中国的工人斗争并没有依靠外部组织者来组织罢工。工人们通过个人和家乡网络动员自己，在集体行动中组织起来。这种自我组织，在更多被去工业化的经济体中的劳资直接斗争中是令人羡慕的，它既是一种福音，因为不需要经过工会的官僚机构来进行，又是一个阻碍阶级作为有组织力量发展的障碍，因为缺乏任何组织巩固。尽管如此，这些活动家正以自己的方式，试图将斗争的循环推向特定的方向。

周期结束

然而，到了2010年代中期，这一轮劳工斗争正在走向尾声，这一点当时并不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上，2013年和2014年是自2000年代初国有企业斗争以来最大规模的罢工之一，当时的学术讨论谈论了从防御性到攻势性劳工斗争的转变。然而，中国的工业化（以工业就业占劳动力比重来衡量）在2013年左右达到峰值，正好是工人斗争也达到高峰的时候，随后出现了明显的去工业化，表现为制造业从珠三角等中心地带向内陆甚至中国境外的关闭和搬迁。包括一些最大规模罢工在内的工业行动的性质在这些事件中变得守势明显，要求雇主提供更好的离职补偿和未支付的养老金。即使获得胜利，这些行动也很少能建立持续的斗争。换句话说，这一轮劳工斗争在2010年代下半叶的衰落和最终结束是由正在进行的结构性经济和就业变化所决定的。

这十年的希望和兴奋很快让位于失望和绝望。在整体衰落和结束的背景下，到2020年，镇压的浪潮已经席卷了这三个组织。他们早在2010年代初期就分享了不同程度的空间，在这个空间中，他们学习和实践了他们的行动。在2015年之后，这个空间迅速消失。2019年的逮捕只是那十年沉沦的高潮。这在2012年就有预兆，当时深圳政府骚扰房东，以迫使劳工非政府组织搬迁他们的办公室。虽然当时这件事令人震惊，但是当我们回顾一下即将到来的事情时，这种间接的压制几乎是可爱的，显然只是想发出警告，旨在破坏但不阻止活动家的工作。从2015年开始的劳工行动的刑事化标志着一个定性的飞跃。

自2015年初开始，一股强力镇压潮涌现，针对的是各种形式的行动主义。首先被抓捕的是“女权五人组”，他们因计划在两天后的国际妇女节发起一项反对公共交通性侵的活动而于3月6日被拘留[12]。紧接着，从3月下旬开始，广泛清剿疫苗监督网的活动人士，他们的主要工作是反对歧视，但也雇用了本月早些时候被逮捕的女权主义者。7月9日，逮捕了200多名人权活动人士和律师，最后在12月5日逮捕了广州劳工活动人士[13]。这些镇压事件是否有联系呢？一方面，这些组织和网络之间的相互作用可能导致了对多个民间社会领域的整体打击。但是，对于镇压劳工活动人士的情况，也存在着独特的背景。因为2014年和2015年见证了围绕社会保险缴纳和工厂搬迁的大规模罢工浪潮的出现，这些罢工特别激烈，并且由于工人的绝望和决心，很难平息。[14]此外，一些劳工非政府组织也介入了这些罢工，他们认为这是推动工人在工业谈判中发挥更强大声音的机会。在导致广州劳工非政府组织活动人士被拘留的第一个案例——立得制鞋厂罢工中，其中一些人帮助工人组织成了准工会结构，并协助他们组织罢工，导致了数月的持续混乱和与管理层的谈判。[15]这些非政府组织明确拒绝当地政府和政府附属工会的干预。当时，作为国家结构的全国总工会在处理工人不满情况时，与劳工非政府组织相比，发现自己处于竞争的劣势地位，难以赢得工人的信任，并代表他们参与大规模劳动纠纷案件。

2015年的打压行动奠定了以刑事化权利为基础的劳工行动的先例，而这种行动在过去大多只遭受警方的骚扰。2016年针对三名被针对的劳工活动家的审判影响一直持续到2016年末和2017年初，当时外国非政府组织管理法的出台让人们更加担忧自己的安全。中国不是唯一一个出台这种法律以保障自身安全的国家：俄罗斯在2014年引入了一项类似法律，印度则在2020年引入了一项法律。该法旨在阻止国际资金流向中国的民间社会组织（它们已经严重依赖这些资金），同时为未来声称活动家干预与外国利益有关提供了法律基础和政治合法性。该法于2017年1月生效。然后，在同一年，三名与纽约总部的“中国劳工观察”有关的工厂调查员在调查一家生产伊万卡·特朗普品牌鞋子的工厂时被短暂拘留。这一事件引起了人们对工厂调查的刑事化的担忧，许多劳工团体在中国境内外都会进行此类调查以收集工作条件的信息。在年底，随着大规模的北京和其他地方的农民工被驱逐，协助被驱逐的农民工的团体和个人也遭受到当局的骚扰，并收到严厉的警告。在同一时间，上述八位年轻左翼分子要么被拘留，要么被迫躲藏。这是对学生激进分子的首次大规模打击。这个十年以对深圳佳士工人组织者及其全国范围内的学生支持者的镇压开始，持续到2019年中期，吞没了数百名各色活动家和左派人士，包括许多与该运动无关的人。

除此之外，过去几年还有其他劳工组织被以较安静的方式关闭和压制，没有逮捕，因此没有引起太多公众关注。自几年前以来，活动家们面临的风险已经大大增加，不再仅仅是警方的骚扰和询问，而是面临数月的拘留和刑事审判，这极大地提高了从事活动主义的人的风险。在2020年和2021年的有限几起案件中，指控范围也普遍升级为更为严重的“颠覆国家政权”。此外，这还没有包括那些因抗议活动而经常被拘留的工人，他们通常不会接受审判，我们很少能得知他们的名字。从2015年开始，每年都伴随着一种越来越沉重的氛围，一种感觉事情正在变得越来越糟糕，而没有任何希望的迹象。

中国政府治理的根本方法似乎在2014年和2015年左右发生了转变。在那些年里，政府不再对权利团体交际和分发足以保持人们希望的渐进改革感兴趣。被认为是政治自由化不可避免的进程被证明只是中国治理方法演变的短暂时刻。许多关于这种转变的叙述都指向2012年后胡温政府和习政府之间的转变。把大规模政治经济事件简化成一个关注政治阴谋和政治家策略的故事情节，在中国历史的写作和今天的主流政治报道中都是一个常见的手法。这种过度简化在中国和西方的宣传机构中都很普遍，因为它符合这两个地方的统治阶级的利益。但是这种规模的变化几乎永远不能仅凭政治领导人的决策来解释，因为这些决策本身是对超出宫廷阴谋范围的问题的回应。镇压加剧不能仅仅归因于习近平的威权个性。

从回顾的角度来看，“公民社会”是中国特定发展阶段的产物。在经济“开放”需要和受益于相对政治开放的背景下，政府认为支持权益组织为农民工提供福利和法律服务有利于填补政府的服务空白。此外，通过由全国总工会协调的集体谈判平和地提高工人工资，而非无序罢工造成的工资增长，被认为是提高国内消费的解决方案。这种经济背景是理解这些决定背后逻辑的关键。从21世纪初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的短暂十年间，中国经济增长率一度是最快的，危机后的初始放缓也得到了刺激政策的缓和。但随着刺激效益递减和增长率持续下滑，国家对劳工权益保护的支持开始撤回，镇压也逐渐加剧。这不仅仅是增加了针对劳工行动的镇压，随着其治理基础开始动摇，中国政府开始专注于在各种社会领域重新确立对异议的控制。

尽管相比其他一些团体，如人权律师，劳工活动家的打压一般来说较为温和，但它降低了拘留的门槛并扩大了范围，涵盖了更多类型的劳工活动家和左翼人士，现在甚至包括支持工人组织的学生和社交媒体记者。长期监禁和提起刑事指控并不是主要手段。相反，大多数人被“拘留”了很长时间，期间他们基本上无法与家人、律师或外界联系。有些人会因为刑事指控而被拘留，但数月甚至更长时间都没有审判。其他人最终被转移到未知的地点，接受长时间的“指定居所监视”（RSDL），这是一个臭名昭著的手段。这种缓慢的打压避免了严厉的公开判决带来的必然惊愕和愤慨，并通过数月拖延过程、无新进展来耗尽任何团结运动和媒体的兴趣，同时达到了相同的目的。结果是广泛的恐惧和绝望。

更加恶化的是，中国大陆内部普遍缺乏团结。过去，当此类逮捕发生时，其他活动家、左翼人士或学术团体会立即涌现出来，表达愤怒，签署声明并公开谴责这种骚扰，呼吁释放被拘留的活动家。但自2018年以来，这种情况已经很少出现。经过几年持续的打压，劳工活动家网络受到了如此大的恐吓，以至于他们无法在不自己担心警察来访甚至被拘留的情况下团结起来为被拘留的活动家发声。与此同时，对已经被释放的人的持续监视和骚扰旨在使他们失去作为活动家的能力。一度富有希望的劳工活动家场景今天几乎无法辨认。在这方面，中国政府成功地增加了在法律限制范围内成为倡导者的成本。随着大陆支持的日益萎缩，团结的中心转移到了更远离的国际网络，除了传统基地香港。在2019年香港的抗议运动之后，香港政府采取的一系列措施迫害和刑事化活动家，现在也影响了仅仅或主要关注大陆社会问题的组织，包括香港的几个劳工非政府组织以及香港工会联合会（HKCTU），后者被迫于2021年解散。对于基于香港的活动家来说，为他们在大陆的同行组织团结组织已经变得异常困难，这已经侵蚀了长期以来为大陆活动家提供最强有力的外部支持的堡垒。

在短短几年内，文明社会建设的崩溃残酷地揭示了一个事实：这些团体根本未能发展出任何强大的社会基础，缺乏这种基础，他们无法抵御国家的镇压。许多劳工活动家无疑一直在试图建立他们的社会基础，但结果却是参差不齐的，总体上受到了自我限制和国家镇压的限制。尽管多年来一直在努力建立工人网络，但这些团体最终证明自己无法在他们试图建立营地的工人社区中扎根和深入。在极端情况下，以北京为中心的激进学生在各个方面都与工人阶级联系不紧密，与广州和深圳的学生形成对比。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有些人选择了“产业化”作为策略，希望通过在工厂里找工作来组织工人。但这种意识形态的干预存在着超过工人准备去做的风险。它往往以学生的意识形态热情代替工人的活动，并最终使活动家与同事以及大学以外的任何潜在支持基础疏远。其他人，如自由左派的公民社会活动家以及具有农民工背景的经验丰富的基层活动家，大多在广东担任劳工非政府组织和准非政府组织。这些活动家在地理上和有机上更加嵌入到工人阶级中。但他们中的大多数都受到其非政府组织服务模式的限制，该模式侧重于帮助工人而不是赋予他们组织的能力。一种熟悉的悖论出现了，即最根深蒂固、工人参与度最高的组织也是最不政治的，而最具意识形态意识的团体，如“产业化”的学生，几乎完全未能在工人中建立有效的基础。最终，在最成功的案例中，广东的非政府组织能够发展出工人网络，但从未形成像大规模组织那样的东西。少数已经或至少已经开始朝组织模式迈进的组织很快就被关闭了，这意味着在面对国家的镇压时，工人无法被动员起大规模支持那些面临国家攻击的劳工活动家。

时间性很重要。后社会主义移民工人的斗争只是在1990年代才开始，与先前的劳工传统几乎没有联系，持续不到三十年。相比之下，国有企业工人在1990年代和21世纪初反对私有化和工厂关闭的抵抗更像是一个“劳工运动”，即使在移民工人行动的高峰期，也是如此。这是因为国有企业工人通过几代人的经验建立了组织能力和一定的群体身份，并受到国家意识形态的支持，至少自1950年代以来开始——在一些情况下，甚至可以追溯到1949年以前——并且具有强烈的以东北为中心的地区特色。相比之下，移民工人斗争的周期达到了一个不那么戏剧性的高峰，然后更快地下降，这不仅是国家镇压的结果，也反映了他们的无产阶级化和融入新的工业部门（特别是私营出口加工部门）的时间较短，这些部门在开始后的二十年内达到了自己的区域就业高峰——随着中国制造业就业总体上的下降而开始在21世纪初下降。这种模式与许多其他国家发生的类似情况相似，对无产阶级斗争产生了类似的影响。由于我们在此讨论的劳工活动是在沿海出口加工区的移民斗争背景下出现的，因此当它失去了自己的物质基础时，无法在国家的镇压下生存，这并不奇怪。

随着中国工人斗争周期的结束，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个事实：工人的斗争在组织上和政治上从未巩固，因此在罢工潮逐渐消退时，他们几乎没有任何依靠。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个黯淡的未来。多年来建立的组织和网络本身需要多年的时间才能重建。但除此之外，政治空间已经不存在了，学术界日益增加的意识形态控制正针对着潜在的活动家。我们面临着失去两代中国活动家的可能性，他们致力于改善社会。一些最好的活动家已经被拘留，其他人一直受到密切监视，即使是非常小的行动也可能导致骚扰，甚至是反复的拘留。对于那些成功培育出工人中有机领导的少数活动团体来说，情况尤其如此。那些留在中国并且没有放弃的人必须面对越来越艰难的选择，涉及到巨大的个人风险。

上一个劳工斗争周期中的一些假设需要重新考虑。工业工人阶级在这个十年初升起的想法也受到了动摇。工业工人仍然占中国无产阶级的相当大一部分，他们的集体力量不容小觑。我们一次又一次地感到惊讶，就在我们变得悲观的时候，一个新的工厂工人罢工浪潮突然爆发。但是在就业结构的结构性变化和服务业的崛起的背景下，工业斗争越来越被推向背景。这也反映在学术研究中，跟随这一趋势，现在对服务业工人、工业升级和平台经济进行研究。然而，这不仅是关注焦点的改变，而且是更基本的视角转换，摆脱了通过工业斗争的镜头看待劳工的方式。

新的劳工斗争周期？

在2020年代，中国国家可能无法再管理在国内表现为住房危机、政府债务上升或产能过剩加剧，以及在与美国的贸易和地缘政治冲突中表现出来的资本主义矛盾。在经济上升期间，劳工斗争局限于获得更大的利润份额，并没有采取反国家的立场，尽管经常抗议政府未能承担责任。但当工人的经济要求与其他冲突相结合时，出现的群众运动可能会将焦点扩大到经济利益之外。然而，如果没有公认的组织和领导，任何大规模运动可能采取的形式都是不可预测的。时代的结束摆脱了我们的旧确定性，但也迫使我们认识到一个新时代的出现及其新的斗争视野。

也许，有一丝希望：在最困难的情况下，新的活动家阶层正在兴起。记录在此处的活动小组及其支持基础设施，包括社交团体和校园社团的破坏，剥夺了年轻人学习组织的空间。但是，在疫情早期，曾经短暂出现过活跃，当时中国当局没有准备好应对疫情，人们大多被迫自行保护自己和彼此。混乱为人们提供了必要的组织机会，也促进了社会团结互相支持。出现了各种互助倡议，有些是完全自发的，而其他倡议则借鉴了现有的活动家及其网络。例如，围绕劳工权利的倡导工作暂时恢复，聚焦于需要防护装备的医疗和卫生工作者。还有女权主义活动家围绕家庭暴力组织，这在武汉和中国其他地区的封锁期间急剧上升，LGBTQ活动家则围绕LGBTQ人士的需求进行动员。公民记者开始进行自己的报道，因为他们相信当局没有说实话。当然，社会活动的复兴并没有持续很长时间，在2020年中期政府打压此类努力之后就逐渐消退了，也不应夸大此次活动复兴的程度和深度。尽管如此，这是新活动家尝试活动的关键时期，也是其他人更新自己承诺的时期。

我们是否正在见证一个新的劳动斗争周期的出现？一些因素可能最终构成一个新的周期。一个相当令人惊讶的发展是，仍然有限的白领工人动员，主要集中在曾经繁荣但现在可能正在崩溃的科技行业。即使在2019年的镇压中，公开讨论劳工问题也并没有完全消失。2019年，技术公司员工的反“996”动员揭开了年轻中国职业员工之间酸性工作文化的真实情况，包括长时间工作（每周6天，从早上9点到晚上9点），然后“内卷”成为流行词汇，反映了不仅是过度工作，而且还有幻灭的认识，认识到过度工作只会导致个人停滞不前。[22] 最近，这演变成了一种被一些观察家称为中国“反工作”运动的“摸鱼”和“躺平”[23]。所有这些都标志着一种初步的阶级意识，因为人们开始认识到他们的困境超越了个人经历。几乎在同一时间，我们看到了2020年对送货员的公众关注的爆发。

服务行业中转向零工的转变，由去工业化、结构性就业变化和风险投资投资于平台公司所引发，已经导致了一些工人动员。在日益增加的问题和抗议动员中，快递司机自发组成了网络。曾是快递工人现已成为维权倡导者的陈国江，昵称“盟主”，成为领袖，但没有组织支持。像前几代劳工领袖一样非常自信和策略性，盟主促进互助，通过在线聊天组连接工人，并通过他在流行的中国网站上托管的短视频吸引了关注。但是偶尔，盟主动员工人，领导一些协调行动，针对送货平台对工人的虐待。这项组织工作使他从2021年2月被拘留到2022年1月。[24] 这在很大程度上符合近年来劳工活动家被捕的模式，尤其是镇压的越来越预防性的性质。过去，活动家通常会容忍数年，只要他们保持在限制范围内，就不会面临刑事指控的可能。相比之下，在2000年代到2010年代的模式下，只需要进行了几年的低级别组织工作，甚至不被立即认为是“劳工组织”，盟主就面临了这样的命运。由于送货工人的条件和集体行动，一些年轻的活动家和学生激进分子仍然对这个领域感兴趣，但是他们的参与空间有限。[25]

展望未来的劳工斗争周期，如果有的话，似乎大部分前两代劳工活动家可能无法继续他们的工作，不管是因为放弃还是被迫停滞。我们需要寻求新一代年轻的蓝领、白领和粉领工人，他们正在试图表达自己的阶级经历，其中一些人正在学习在工作场所内外组织起来。对于他们中的许多人来说，例如快递员，他们的主要工作场所是街道；而对于其他人，例如在疫情期间远程工作的办公室工作者，他们的主要工作场所是家庭和网络空间。他们在公民社会组织和马克思主义学习团体方面的缺失也意味着他们免除了某些意识形态的负担，被迫尝试新的组织方法，或许更自由地阐述自己的政治主张，以迎接即将到来的时代。

注：

Notes

[1] Discussions of labor activism in China and elsewhere often make two mistakes that this article avoids: they conflate workers’ struggles with labor activism, and they conflate the early 21st century sense of “labor activism” with earlier forms of left intervention into workers’ struggles.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an forms of worker self-organization emerged from guilds, secret societies, martial arts clubs, hometown associations, etc. When first anarchists and later Communists and others began organizing workers in the 1910s-1920s, they had to collaborate with these existing traditions to establish organizations more closely resembling the Western model of unions. (That Western model itself had also emerged from forms that were less centered on labor issues, and more organically connected to the lives of peasant-workers and early proletarians.) After 1949, certain unions were incorporated into the Chinese state under the All-China Federation of Trade Unions, while other types of worker organization were outlawed. When workers tried to fight for their interests against the state from the mid-1950s up through the restructuring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in the 1990s-2000s, they generally did so through informal networks, or in the late 1960s under the rubric of Cultural Revolution organizations. It was not until the late 1990s that a few migrant workers, labor lawyers, social workers, leftists and academics began cooperating to set up labor-support groups and eventually NGOs that became the main vehicle for what we now refer to as “labor activism.” Of course, throughout this whole period from the beginning of China’s industrialization to the present, whenever workers have fought collectively for their interests, their actions have often been initiated or coordinated by certain more militant coworkers, who may happen to have some more relevant experience than others. In the Republican period some of those militant workers would go on to join unions with ties to political parties, or form their own. That was not an option in the early 21st century due to a variety of historical conditions (not limited to political repression, which also existed in earlier times and other places that had independent unions). These conditions gave rise to the new categories of “labor activist” and “labor NGO,” attracting a few militant workers (whose counterparts might have joined unions in the Republican era or red guards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longside activists from more privileged backgrounds. These activist networks never grew to anything like the number or influence of those earlier organizations, but they became the main model for migrant labor support until conditions changed again in the late 2010s.

[2] See, for example China on Strike: Narratives of Workers’ Resistance, edited by Hao Ren (Haymarket 2016), and Striking to Survive: Workers’ Resistance to Factory Relocations in China, by Fan Shigang (Haymarket 2018).

[3] See “The Awakening of Lin Xiaocao A Personal Account of the 2010 Strike at Nanhai Honda” (including translators’ preface on the strike’s often misunderstood significance, and the sources cited in footnotes) in Chuang #2: Frontiers (2019).

[4] Just the year before, Time magazine had chosen “The Chinese Worker” as one of its Persons of the Year.

[5] Not only was the workers’ movement historically specific, many of today’s leftists in China and elsewhere who take it as a model have fundamentally misunderstood how the movement took shape and played out. See “A History of Separation” from Endnotes #4 and Old Gods, New Enigmas by Mike Davis.

[6] Chuang may have been one of the only groups arguing that it was structurally impossible for anything closely resembling the classical workers’ movement to emerge in China, or anywhere else, after the secular trend toward global deindustrialization had begun to play out by the 1990s (among other historical changes), with even booming China’s industrial employment entering its final decline around 2013. When “No Way Forward, No Way Back” made this argument in 2015, fleshing out what Endnotes had already suggested in “Misery and Debt” (2010), it was highly controversial, but by the time “Picking Quarrels” added empirical weight to an updated elaboration of the same argument in 2019 (for Chuang #2), this trend and its effects on the nature of proletarian struggles—and the limits it imposed on labor organizing that took the classical workers’ movement as its model—had already become clear for all to see.

[7] A complete history of China’s migrant worker struggles and related labor activism still needs to be written. Here I am attempting no more than an impressionistic generalization of these groups and their defining characteristics.

[8] See translations and analysis on the Chuang blog: “Let the People Themselves Decide Whether We’re Guilty” (June 2018), “Locked Up for Reading Books: Voices from the November 15th Incident” (January 2018), and “The Mastermind: A Third Young Leftist Speaks Out on the November 15th Incident” (January 2018).

[9] For a general overview of the Jasic Affair, followed by a collection of more detailed sources in English and Chinese, see “Critical Perspectives on the Jasic Movement – Suitable tactics of intervention?” (Nao Qingchu, 2020). One more recent analysis worth highlighting is “Leninists in a Chinese Factory: Reflections on the Jasic Labour Organising Strategy” (Zhang Yueran, Made in China, 2020).

[10] Parry Leung, Labor Activists and the New Working Class in China, 2015, pp.161-2

[11] By contrast, en masse detention and police violence was more common in the suppression of state-sector worker protests in the late 1990s and early 2000s. This was probably because those protests were usually larger scale and more clearly organized than most migrant struggles at the time.

[12] See “Free the Women’s Day Five! Statements from Chinese workers & students” (March 2015), “Gender War & Social Stability in Xi’s China: Interview with a Friend of the Women’s Day Five” (March 2015), and “Women’s Day & the Feminist Five a year on” (March 2016), all on the Chuang blog, and Betraying Big Brother: The Feminist Awakening in China by Leta Hong Fincher (2018).

[13] See “The Guangdong Six and the rule of law (of value): Theses on the December 3 crackdown” (December 2015, Chuang blog), and “Making Sense of the 2015 Crackdown on Labor NGOs in China” (July 2017, Shannon Lee blog).

[14] See Striking to Survive: Workers’ Resistance to Factory Relocations in China by Fan Shigang (Haymarket, 2018)

[15] “Another shoe strike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Lide, Guangzhou” (Nao blog, 2014) and “Lide shoe workers beaten and arrested during assembly in Guangzhou” (Chuang blog, 2015).

[16] “Activists investigating Ivanka Trump’s China shoe factory detained or missing” (Guardian, 2017)

[17] “Beijing Evictions, a Winter’s Tale” (Made in China, 2018); “Adding Insult to Injury: Beijing’s Evictions and the Discourse of ‘Low-End Population’” (Chuang blog 2018).

[18] Editorial note: It’s often forgotten that rural-to-urban migrants not only formed a significant lower stratum of the industrial workforce in the socialist era, but also staged major struggles that arguably influenced the course of history at key moments such as 1967. See Chinese Workers: A New History by Jackie Sheehan (Routledge 1998), and The Communist Road to Capitalism by Ralf Ruckus (PM Press 2021).

[19] For example, see the discussion of China’s 1990s deindustrialization, 2000s reindustrialization, and 2010s deindustrialization in relation to global trends and Marx’s “general law of capitalist accumulation” in Automation and the Future of Work by Aaron Benanav (Verso 2020), pages 22-23.

[20] This courageous and inspiring self-organization is explored in Chuang’s latest book: Social Contagion and Other Material on Microbiological Class War in China(Charles H. Kerr, 2021)

[21] Editorial note: As this article was being revised for publication in 2022, a series of struggles related to Zero-COVID measures emerged throughout China, most spontaneous but some involving various types of activism organized by both seasoned and new activists. Some of those struggles were staffed by workers fighting in their workplaces against “closed loop” measures as well as pay issues, and after the abrupt end of Zero-COVID in December, layoffs resulting from closure of pandemic supply plants. Other proletarian struggles of that year took place in the sphere of reproduction, fighting the effects of Zero-COVID measures on commuting, education, access to housing, food and medicine, etc. To our knowledge, all of these were basically spontaneous, but it is also possible that some participants developed skills and ideas through their involvement that will be carried over into future mobilizations. We hope to examine the 2022 cycle of struggles more comprehensively in future writings, but meanwhile see our blog posts “Struggling to Survive in Shanghai and Beyond”; “White Terror, Attacks on Women, Bank Protests, Falling Wages”; “Three Autumn Revolts”; and “Beyond the White Paper: An Interview on the Social Elite in Shanghai’s Protests of November 2022.”

[22] Both 996 and involution are explored in “Involution: Wildcat on China’s 2020” (Chuang blog, 2021).

[23] See, for example, “Lying Flat: Profiling the Tangping Attitude” (Made in China, January 2023), “Disarticulating Qingnian” (Made in China, March 2022), “The Tangpingist Manifesto” (Agora, 2021), and ‘Why Chinese youngsters are embracing a philosophy of “slacking-off”’ (Quartz, 2020).

[24] On Mengzhu’s organizing activities and arrest, see “Leader of Delivery Riders Alliance Detained, Solidarity Movement Repressed” (Labor Notes, April 2021) and “Free Mengzhu! An interview with Free Chen Guojiang” (Asia Art Tours, May 2021). Like many of the activists detained since 2018, there has been little word of Mengzhu since his release (as far as we know, just an ambiguous video on his WeChat channel)—probably due to a gag order.

[25] Some of this interest was stimulated by an in-depth report on delivery workers’ conditions published in the popular magazine Renwu in 2020. For a translation, along with a preface on some delivery worker struggles from that year, see: “Delivery Workers, Trapped in the System” (Chuang blog, 2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