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邹来自湖北，是珠三角某制衣村的一名裁床工人。初到制衣村，老邹还是一位年龄不到20岁的“小邹”，在跟一位制衣师傅学了一段时间手艺之后，老邹学会了如何独立完成服装的裁剪工序。由于制衣业车工、烫工、裁床等技能性岗位的工人工资更高，这坚定了老邹在这一行业赚到钱的信心。

在这个制衣村，疫情前，每到生产旺季，如果工人能忍受每天14-16小时的超长工作时间，一个月只休息一天的超高劳动强度，车间拥挤、嘈杂、炎热的恶劣劳动环境等，月收入达10000元是有可能的。这个收入对于像老邹一样的外来工来说，和农村老家种田比起来，是一个不错的薪水。

老邹在制衣村一待就是三十年，现在已经50岁，妻子早些年为照顾老人和小孩回了老家，目前留在村里的就只有自己。老邹在村里租了一间15平米的房，屋里只有一张桌子和一张床，房租每月600元。老邹说他的儿子已经成年，目前在老家省会城市的加油站工作，也在城市里买了房。但由于儿子收入不高，自己每月都需支援儿子还房贷。除了供房贷，老邹的妻子前几年生重病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外还借了一些钱，因此家里的条件一直都没有得到改善。

在珠三角，老邹所在的制衣村是小规模制衣加工厂最集中的工业区之一。疫情前，这个制衣村最繁华时有上万家制衣厂，工人也有近二十万人。这个区域制衣厂的特点是私人投资，规模呈“家庭式小作坊”的形式。这里的制衣工人不论工作多少年都永远是无社保、无劳动合同的临时工（散工、零工）。“哪里工价高就去哪里工作”是大多数长期漂泊在这里的制衣工人的择业标准，“订单没了就自动走人”更是制衣工厂裁员的潜规则。老邹虽早已被迫适应这种雇佣无保障的状态，但疫情更加无情地让他清醒认识到像他一样的制衣工人在劳动力市场上的脆弱处境。

受疫情影响，特别是今年，由于制衣村许多工厂出现经营困难，有些工厂断断续续地开工停工，有些工厂甚至直接关闭。工厂的货量变少，货期变短，老邹的收入也受到影响。老邹说他目前平均每月拿到的钱只有之前收入的三分之一或二分之一，但每月需要还的房贷和必要家庭生活开支是不变的。更糟糕的是，今年四月制衣村因为出现新冠阳性病例被封控，老邹被迫停工没有任何收入，领不到失业保险，也寻求不到其他社会救助。老邹说，在封控的那段时间，由于自己的出租屋不能做饭，因此足足吃了半个月的泡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