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愿降薪一半也要朝九晚五，互联网人重返外企

十年前，人们从外企涌向遍地黄金的互联网，十年后，当互联网的发动机转速变慢，财富自由的希望愈加渺茫，人们又把职业的价值、生理和心理健康、亲密关系、个人尊严放在天平上重新考量。综合下来，外企又成了一个不错的选择，既可以是缓冲带和避风港，也可以是职业生涯的归宿。

几个月前，某跨国快消企业的HR李梦收到了一份简历，毕业院校一栏写着宾夕法尼亚大学，专业是会计。宾大是美国八所常春藤盟校之一，培养了全美最多的亿万富翁，会计专业是宾大的一个王牌。李梦已经忘了上一次看到“藤校”背景的候选人是什么时候，她甚至有种“高攀了”的感觉。

李梦在业余时间也是一位小红书上的职场博主，她每周会更新一个城市的外企信息、基本福利待遇、企业文化和管理风格，从今年开始，她收到越来越多的留言和私信，粉丝也从0涨到了10万。她的感觉是，外企越来越受到求职者的关注了。

浙大日语系的田甜刚刚收到来之不易的秋招offer，是一家日企。为了从今年竞争极其惨烈的秋招中胜出，她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前段时间，她的面试精确到每小时，安排得密密麻麻。从6月开始，她每一条微博几乎都是转发“锦鲤”，愿望只有一个——“上岸”日企，为此经常焦虑到凌晨4点还睡不着觉。为了面试，她咬牙花了大半个月生活费买了一套西装，又求着室友给她化了全妆，“日企很在乎候选人的外表和礼仪”。

最终，她如愿收到了这家企业的录用通知，第一时间把offer截图发到朋友圈，配上老早想好的文案——“我有班上了！”有人问她待遇如何，她觉得特别“香”：起薪7500元，半年调薪一次，工作时间早八晚五，休息日加班给双倍工资，三餐免费，五险一金按照最高12%的比例缴纳。实际上，这家日企的应届生薪酬标准从2017年起就没有变过，但田甜觉得，跟眼前的喜悦相比，这一点都不重要。

从互联网大厂跳槽到外企后，周语心也感受到了外企的好处。下午六点，她准时走出公司，天还亮着，导航显示回家的路堵得“血红”，“原来六点真有这么多人下班”。她习惯了互联网大厂的加班文化，还有点不适应朝九晚六，一次她写完邮件的时间已经超过了下午六点，没有注意就点了发送。这时Outlook弹窗给她一条消息：“现在已经是下班时间，是否定时明天发送？”为了避免成为团队里讨厌的“大厂人”，周语心赶紧把时间换到第二天。

不管是田甜这样的应届生还是周语心这样的大厂人，来到外企，似乎都得到了一次喘息的机会，可以暂时远离残酷的竞争和内卷。而外企像一个缓冲带，既能满足年轻人对都市白领和脑力工作者的体面想象，同时又不用他们搭上全部个人时间和健康。

尤其今年，外企正在迎来一股“回潮”。智联招聘发布的《2022大学生就业力调研报告》显示，应届毕业生签约民企（互联网企业）的比例从2021年的43.5%下降到31%，而签约三资企业的比例从12.8%上升到19.3%。

这种感觉，像是回到了十几年前。同样今年入职一家快消外企的刘萌还记得当时学姐在社团宣讲提及自己GE医疗集团管培生的身份，台下那些羡慕的声音，“那满足了大学生对白领的全部想象”。

当时成绩最好的学长学姐们无一例外加入了外企的制药公司做医药代表，就像当年上映的电影《杜拉拉升职记》里演得那样，白领们穿着套裙西装，超过4小时航程就可以选择商务舱，住的都是五星级酒店。

2013年，英国制药公司葛兰素史克被曝多名高管涉嫌在华商业贿赂和犯罪，最终罚款高达30亿人民币。刘萌清晰感知到这个“信号”，对外企的审计变得更严格，“属于外企的风光时刻可能要过去了”。

离开外企的人，大多去了互联网公司，现在，情况变了。有猎头干脆从互联网技术招聘转型去做了外企项目，“一年前互联网的职位比看机会的人多，现在供需关系变了”。不管主动还是被动，离开互联网的人重新开始考虑外企。

作为资深HR，李梦说起外企的性价比鄙视链：第一级当然是欧洲企业，钱多、舒适；其次是Amazon、Google这样的美国互联网企业，待遇比国内好，卷度和大厂持平；日企韩企加班多、钱还少，尽量别去。

选择外企，对于在职场中随波逐流的人来说，也是一个重新审视自我的机会。职业的价值、生理和心理健康、亲密关系、个人尊严都被再次放在天平上重新考量。

中国互联网迅疾发展的20年，期权变股票的造富运动是每个员工拼命加班、“卷生卷死”的发动机。但如今，这个核心发动机的转速正在下降。

周语心在离开腾讯之后曾短暂加入了创业公司，对方很直接地告诉她要接受加班，没有个人时间。她想着这家公司给出的百万总包和远处财富自由的可能性，牙一咬，“我大不了卷两三年直接退休”。

但入职的第一个礼拜，公司业务数据就陡然下滑，公司CEO解决问题的方式不是拆解环节，而是“运动式”排查Bug。要求每个岗位的人，包括设计师、行政，一起去看数据库寻找原因。

沉重的业务压力下，老板的脾气也渐渐坏起来，常常在办公室指着鼻子骂同事：“你下次再犯这种错误就别干了。”周语心在此前的职业生涯里从没有看过这样的场面，她当即有了离职的想法。“创业本身就风险很大。财富自由这个预期可能实现不了。”她说，“我得重新想一下自己到底要什么。”

另一个HR安宁大学毕业后，在大型外企和互联网金融创业公司之间，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她看中的就是这家创业公司的高成长性和上市之后财富自由的可能。

“我肯定不甘心只当一个打工人。”这家公司的融资速度也并没有让她失望。从2018年到2021年三年时间，就完成了B轮到E1轮融资，背后站着腾讯、红杉等一线资本，估值超过50亿美元，IPO似乎近在咫尺。“我是有可能实现财富自由的。”安宁想。

这家独角兽筛选员工有苛刻的掐尖标准，几乎只看C9的计算机技术毕业生。“C9指九所顶尖985高校组成的联盟，包括清北和华东五校……211学校毕业生的简历压根不看，比腾讯还严。”

哪怕是社招的候选人也要足够年轻，最好是25岁～30岁的阿里P7以上。她曾经把一个34岁的P7简历拿给老板，对方冷冷地说：“潜力不够高。岁数这么大了还没升到P8，那技术水平肯定很差。”最后，还要求英语达到自如沟通水平。把所有要求交集处理之后，剩下来的人少之又少。

吸引这些顶级人才加入一家创业公司并不容易。她常常要打电话直接联络候选人，在电话被对方挂断之前，安宁的说服术只有两句，你将拥有更快的职业成长速度和更大的财富自由可能。她也承认后面这点更吸引人。

为此，安宁也忍受了超长的工作时间。最累的时候，每个月工作时长360个小时起，绝对比996更恐怖。她经常早上9点就第一个到办公室，中午简单坐在工位一边吃三明治一边干活，结束工作一抬头，第二天就已经开始了。每年9月为了完成招聘任务，周末得做Google开发者社区的线下活动，安宁一边搬海报、搭台子，一边眼观六路抓合适的候选人聊天。她每周只有礼拜天可以睡到早上10点，醒来之后还得继续处理工作。

而对在蚂蚁金服工作了5年的李其来说，意外来得更突然。两年前，李其和父母借钱在杭州买了一套小户型，他算得很清楚，按照蚂蚁集团彼时3000亿美元的估值，半年之后李其解锁的期权，全款买下这套房子完全没问题。但他没等来上市的钟声。

就在距离IPO只剩2天的时候，他的手机推送里突然收到上交所、港交所宣布蚂蚁IPO暂缓的决定，“我已经不想知道公司之后的安排了”，他飞快按灭屏幕。深秋的杭州已经有了一些凉意，李其走在回家路上，想了想接近40%员工的持股比例，还有加了高杠杆，每月即将还3万～4万房贷的同事，又有一点从暴富云端坠落后的庆幸，局面还不算太坏，“起码我不至于断供，上失信名单”。

比起财富缩水，李其和其他互联网大厂员工更在意的是一种共识的破碎——千禧年由互联网上市开启的员工期权变现、财富自由通道变得充满不确定，在互联网公司拼命奋斗就能财富自由的希望，越来越渺茫了。随后，京东数科撤回了上市申请，抖音也搁置了IPO计划。

周语心的学长2017年加入腾讯，按照每股700港元的高点计算，他手里的股票少说已经翻了4倍，“在深圳全款买房很容易”。但轮到了周语心，已经没有高增长的可能性。

财富自由的梦想破碎，互联网大厂的光环也开始褪色。从大厂离职的人不约而同地说：“跟几年前比起来，现在进大厂的性价比很低。”当互联网公司也只能拿着定薪“卷”之后，他们重新看见了外企的优势。

面对宾夕法尼亚大学会计专业的候选人，李梦一口气说完了自己公司的全部劣势：起薪只有互联网企业的50%，晋升时间不确定，“一个萝卜一个坑”，想要升职就得看高级别的“萝卜”什么时候走。李梦说完，旁敲侧击地问对方是不是同时在考虑大厂财务部门的机会。对方听完立刻笑了，“你放心，比起让字节跳动，我还是更想保持自己的心脏跳动”。

2021年下半年开始，这个老牌互联网公司也卷了起来。在办公区挂上励志条幅是“卷”起来的第一步，挂在汤琳工位上方的条幅用加粗黑体写着：年轻，不要躺平！

“卷”工时是第二步，HR会根据每个人上下班打卡记录的时间差，再减去午休一小时，算出每个人实际在工位的时间。部门领导每个月都会收到HR发来需要特别关注的名单——工时排名的最后10%员工。部门例会上，领导告诉大家，工时排名和年底绩效高低、优化先后顺序有关。因为有排名，谁也说不出安全的时长是多少。她一边觉得只有大势已去的公司才搞这套，另一边心里也打鼓“八小时工时肯定很危险”。

这还不算什么，汤琳在TikTok跨境电商部门工作的朋友，最常给她发信息的时间是夜里3点，经常在早晨7点，汤琳醒来打开手机就会看到一条留言——“真的受不了了。”对方在这家员工平均在职时间7个月的公司，工作了18个月，跨境电商业务GMV性感增长曲线的背后，是员工高强度的劳动。

汤琳的朋友因为配合海外团队工作时间长期熬夜而患上了惊恐症，急性发作时会心悸、颤抖，引发过度通气和强烈的濒死感。但她从不敢告诉其他同事，怕别人觉得她太脆弱，“连生理问题都不在乎更不要说心理问题，大家只会说些场面话劝她，你心大一点、想开一点，频繁请假还会让领导怀疑她是不是工作态度有问题”。汤琳想不起这是第几次劝她：“你赶快换工作。”

午休时间一般在中午12点开始，她有一次在11: 50想和同事沟通项目进展，信息刚发过去，对方就在办公软件上把状态调整成离线（off-line）。1点半之后，对方才回复：刚才是午休时间，现在我们可以聊项目了。汤琳觉得不可思议，“这如果在大厂，宁可晚点下楼休息也要听我把工作说完”。

她不自觉保持着互联网公司的节奏。直属领导布置一个调研题目，3个小时之内，汤琳的PPT就已经做好了。她习惯性地发邮件实时同步给海外团队，对方显然被“中国速度”吓到，立刻回复：“放松点（Relax），没有什么事情需要这么着急。”

作为留学生，她原本不觉得英语会成为工作的障碍。直到她看见同事把自动回复设置成了“ooo”(out of office)，汤琳第一眼看到还以为是同事养的猫碰了键盘。

在组里做方案汇报的时候，刘萌全程声音都微微发抖，她知道自己完成效果不会好。会议结束，她面对上司就开始道歉和自我批评，“对不起，我可能真的不会做PPT”。她预想中上司的愤怒和否定并没有到来。相反，领导肯定了她之前的工作成果。“上一次方案的PPT就很好，这次你只是还没想清楚方向。别紧张。”

勉强按下沮丧的情绪，当天晚上7点，她就更新了一版方案发给上司。对方收到后没有评价工作，只是回复：“快回家休息，不要总加班。”收到消息的时候，她还等在工位上，突然想到了自己在大厂的最后一个绩效面谈现场。

这些话术很容易在职场社区中找到，但刘萌没想到真的发生在自己身上。上司直接告诉她，去年给她打了3.75分，在大厂361（30%优秀、60%合格、10%待改进）的评价体系里，这已经是前30%员工能拿到的绩效。“但你要知道，你不值这个分数。”她没想到上司会直接这样说，大脑空白了两秒，她才追问，“为什么？”

上司用活动策划没能上热搜，也没能盘踞各大榜单来证明自己的结论，刘萌试图解释团队已经复盘过的诸多原因，但在对方看来这只是在找理由逃避责任。否定是全方位的，“我觉得其实你没什么传播上的能力”。刘萌听完，声音一下高起来，“我全部工作围绕传播展开，如果我没有这个能力，我不知道留在这个团队还能做什么”。

领导偶尔的激励也可能是包裹着糖衣的否定。有时候，对方会把刘萌单独拽到小会议室里说：“你KPI完成得怎么样呢？这个季度要加油，你得用P8的标准要求自己才能通过升职答辩。”她听完明白了上司的弦外之音——她现在能力达不到标准。

刘萌也曾经反馈过这种否定带来的压力，但对方不以为意。“我给你一个好的绩效，当然比我红口白牙肯定你，但害你绩效不达标好。”在领导口中，绩效和肯定下属只能二选一。

从大学毕业就在外企工作的宁燃，曾经见过在公司供职了25年的女主管，司龄比当时宁燃的年龄还大，那一刻她感受到从未有过的安全感。“你不是一个用完即弃的耗材，年纪不是缺点，反而代表着经验。在一家公司工作一辈子是有可能的。”

如果说互联网大厂男性工程师的焦虑顶峰在35岁，那么属于女性的时钟走得更快，“29岁就是一道坎”。李梦迟迟不敢结婚的原因并不是和男友的感情出了问题，而是因为她还没有拿到心仪的大厂offer。她担心已婚未育的身份会阻碍她实现职业目标。“你等我跳到腾讯，过了试用期咱们再结婚。”她这样安慰男友。

今年汤琳30岁，在过去一年里几乎面试过所有第一梯队的互联网公司，每个人都要问她同样的3个问题：你结婚了吗？你有男朋友吗？那你打算什么时候结婚？

女性HR问到这个问题，她已经感到不适，同样身为女性，怎么愿意配合明显的性别歧视？直到某个国内知名快消创业公司的男性总监问她：“你有男朋友吗？”汤琳给出否定的回答之后，看着对方还一脸不可置信的表情，她决定不再考虑本土互联网企业。

而在此后所有跨国企业的面试中，没有任何一个HR问及这类私人问题。“外企会对你有一个基本的尊重，而不是把你当工具看待。”汤琳说。

2019年，她以50进1的淘汰率加入了这家互联网企业，参与了整个跨境业务从无到有的全过程。尽管她一个人要做三四个人的工作，但“那种成就感很难形容”。

在大厂里推动新的业务，背后是无数杯咖啡、无数个会议。周语心的同事们不愿意放低身段迁就一般体量的客户需求。“我们Brand（品牌）这么好听，应该有很多人排队来跟我们合作。”但周语心在一线了解到的现实是，让客户愿意听产品介绍是一回事，敲定合作细节是另一件事。更棘手的是说服后台支持部门，“上线一个业务的第一年通常不会给财报带来亮点，反而会让整个公司暴露在风险中”。

但周语心还是乐此不疲，她用“欣欣向荣”来形容这个全新的业务。她依然清晰记得交易网络搭建完成，交易量超越竞品的那天，“事儿成了”。她把握住了每个大厂人梦寐以求的机会，也因此拿到丰厚的回报。周语心连续4次绩效评定都是最高等级5星，而她还只有26岁。

她几乎把整个世界握在手里。如果一切顺利，30岁之前，周语心就可以拿到百万年薪，成为整个产品小组的负责人，顺理成章拥有属于自己的房子、家庭。她亲手打碎了这个想象。P10晋升答辩的前几天，她提出了离职。“我怀疑要不要为了所谓稳定的中产生活，努力到除了工作只有力气睡觉的地步。”很多朋友为她可惜，但就在离职的第二个月，她所在的小组传出了裁员的消息，大家又转过头称赞她的先见之明。

来到外企之后，大厂的经历更像是上辈子的事。时间才过去不到一年，周语心已经想不起自己怎么会那么热爱加班。“每天10点到公司，晚上10点半回完最后一封邮件，在健身房待到12点才走。虽然请假只是换个地方工作，但也不想请，我会内疚。”

“我会担忧在制度化的企业里做不出什么新的东西了。”为此，她特意在众多外企的offer里选择了老牌酒旅外企的新产品岗，“在很多场景里，它是有机会的”。但她也承认，业务短时间内很难起量。制造上亿用户量的全新产品，大概与她无缘了。

物质上的落差也真实存在。刘萌从杭州来到上海，虽然相较于大厂的基础薪资有一定比例上浮，但算上转换城市的搬家成本和她放弃的期权。这笔换工作的经济账怎么都算亏了。光是疫情后上海租房的成本，一个月就超过5000元。“外企跟大厂的薪水和期权肯定不能比，但我没有那么在乎这些，我还是更喜欢好好工作，然后得到身边人的肯定。”

外企不是养老的地方，在酒旅企业，周语心每天和4～5个团队开产品会议是常规状态，“只要想把工作做好，没有人可以躺得那么平”。一个月之后，她即将踏上去泰国曼谷的飞机，驻外工作1年。相比起这样世界各地游荡式的工作，大厂和创业公司快节奏的4年反而更像是一段岔路。

2019年刚刚进入互联网大厂的时候，周语心在朋友圈许愿：即便跌跌撞撞，也要见到更大的世界。现在，她才真正收拾好行李，准备出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