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大学，还能改变贫困学生的命运吗？

从2017年开始，绥化学院的副教授艾苓对绥化学院毕业或者在读的贫困生进行了调研访谈，这些内容最近成书出版，书名为《我教过的苦孩子》，记录了这批年轻人的成长经历。艾苓的许多学生，觉得自己是考试公平的受益者。他们经过多年的打拼，终于过上了普通人的生活，或者说普通人的幸福生活。

我是2016年开始关注贫困生群体的。从2005年开始，我在学校教学生写作课。2016年，我根据平常对学生的观察和记录，在写一本书，叫《咱们学生》。即将出版的时候，我的爱人提醒我，他说写绥化学院的学生，一定要将贫困生群体纳入进来，否则将是不完整的。我爱人的建议，我很理解。第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学校在大学中所处的位置。绥化学院在黑龙江省绥化市城区西部，是个二本，因为是当地唯一的一所高校，绥化人就把绥化学院称为西大。无论是从地理位置、生源还是从学校设施和师资力量上，我们学校都无法同发达地区的院校相比，我一直把它称为“高等教育的神经末梢”。

1985年我读书时，绥化学院还叫绥化师专，我的同学基本上是绥化本地人，学校的目的是为了给绥化的中小学培养师资。到了2005年我来这里任教时，我的学生也都是黑龙江当地的。2004年，学校升为本科院校，几年后你会发现，学生的生源地变得丰富多了，不过除了黑龙江的以外，其他学生都是来自中西部地区的县城和农村。每年报道季，我走在校园里都能够看到很多红色面孔和黑色面孔的家长。他们明显是来自西北地区。学校曾做过统计，绥化学院的贫困生一直都是占40%左右。我教过的学生里，我的学生大概30%以上的人曾经是留守儿童；50%左右的学生需要靠助学贷款和打工完成学业。

绥化学院学生的生源地分布很容易理解。现代的学生选择大学，分数够高的话，一般会选择重点院校，名校出身是未来进入社会的第一块敲门砖；如果分数还可以，但不够高，就会看专业或者城市，选择一个社会需求旺盛的优势专业，城市的选择则是出于从眼界提升的角度，毕竟大学四年校内学知识，出了校门则是长见识；如果你的分数只能勉强选择一个本科院校、你又不打算复读的话，能选择的范围就更小了。绥化学院，就在这样的小范围内。我的许多学生往往是高考分数线刚能上二本，选择其他的地方很有可能滑档，家里的经济情况又支撑不了他们再复读，他们就只好来这里了。每年的开学季，你在校园里走一走，很容易发现，学生们很少有喜气洋洋的，不少是眉头紧皱，一脸无奈。

在这样的学校，贫困生是一个很突出的群体。我2016年的那本书里，也提到了两个贫困的学生，可都是简单的相识故事，我并没有走进他们的内心世界。这也是我爱人提议的第二个原因。他和我是同学，我家在县城，他家则在下面农村，处于两县交界的地方。我听他提过，1985年到绥化学院读书时，他只带了50块钱，这还包括来往绥化的交通费，之后再也没有跟家里要过钱。他总是说自己很幸运，如果当时学校收学费，他肯定读不起。作为一个从贫困群体走出的学生，他深深知道这个群体的不易。他曾经跟我说过，自己一直到30多岁才觉得解决了贫困带来的自卑感，那时他有了自己的朋友圈子，在工作中和朋友的交往中建立了一个新的世界。这种自卑是很隐秘的，我俩当时在一起了十多年，他如果不说，我真的没有感觉到。

在日后大量的贫困生调研和访谈中，我才逐渐意识到，对于我的学生来讲，贫穷带来的自卑会影响他们日后很多的决定，是他们背负多年的情绪包袱。我在绥化学院教书17年，当过两届班主任，与贫困的学生们打过不少交道，但回头想想，在调研前，我对这个群体的学生只有一个大致的轮廓——他们是最受关注，同时又是最缺少发声的一部分同学。

说最受关注，是因为每年大一新生入学之后，就要进行贫困生群体的评选认定。我作为班主任，参与其中。那时的评选方式是参与的学生要在同学面前陈述自己家庭的困难。十七八岁的他们站在讲台中央，羞涩、腼腆、无奈，很少去讲具体的家庭情况，他们会用“家里有病人”“遇到了天灾人祸”这样的字眼来形容家庭遇到的苦难，许多人讲着讲着就哭了。同学们的视野像聚光灯一样，打在他们的身上，多多少少能看出他们的不自在。

说他们缺少声音，是因为他们很少在课堂上发言。我们那时，要求每堂课提前五分钟进教室。你站在讲台上往下看，会发现前面两排全空着，后面两排和边角的座位上坐了不少人，大部分是贫困的学生。我那时经常会说：我有一个请求，后面两排的同学能否起立，坐到前面两排，我想尽快地熟悉大家。他们也会来，但不爱讲话，你如果不主动与他们互动，他们永远是不会跟老师和同学互动的。

我最初的想法是做一个小的调研，将调研的结果补充进我当时的那本书。我2016年在微信和微博账号上发了一个简单的调研内容，主要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针对贫困生，一部分针对普通学生，问题设计也很短小，想要了解三方面内容，一是贫困生在同学面前诉说自己的困境，内心是否抗拒；一是普通学生给贫困生的投票依据是什么。有一个共同的问题是，他们认为贫困生应该如何认定。我留下了自己的联系方式。

没想到，这个小调查收到了很热烈的反馈，声音也比较复杂。有来自校外的一个学生跟我讲，他说艾苓老师，看到你做这个调查，我很激动，没有人关心我们的内心生活，我们的痛苦和快乐，没有谁知道。也有校内的声音，有的学生说想找我聊聊自己的故事；也有普通学生说，换作自己，宁可出去打工，也不会参与贫困生的评定，所有参与的人都要在同学面前表演痛哭流涕。有一个同学则提到自己的一次经历，说曾经跟一个家境很好的同学一起逛超市，他觉得对方一定会买很多的东西，怕被对方看不起，他买了100多块钱的零食，结果结账时，发现对方只花了50块钱，30多块买的是洗发水和沐浴露。同学问他为什么买这么多，他不知道怎么回答。

这些反馈，让我觉得，普通学生和贫困生之间是有隔阂的，但隔阂有多大我并不知道。我想着应该再深入一步。我那时委托绥化学院的团委下发了300份《在校贫困生调查问卷》，回收223份，有效问卷219份。从有效问卷看，2016级大一学生182人，是填写问卷的主体，2015级36人，2013级1人。在“上大学以后，你遇到的最大问题”的调查项中，85人把“经济困难”作为唯一选项，18人作为选项之一，总计占比47%。

这之后，我开始了自己的访谈，访谈的学生不限于在校贫困生，还包括已经毕业的贫困生。聊得学生多了，你就会发现，即使作为班主任，你也经常会对班级的学生关系是有错觉的。比如说，我的班里30多个孩子，我总觉得他们这个年纪，青春洋溢，相处得很好。但事实上，有一个2013年毕业的学生告诉我，大学毕业走出校门的时候，心里特别轻松，因为终于摆脱了贫困生的身份，不用在乎谁说什么了。

这是个女孩，父母靠收破烂为生，父亲的右手、右腿不听使唤，肌肉萎缩，母亲也有病。有一天，母亲告诉她，父亲的病很严重，他听到病情后不想治了。为了减少家里的负担，女孩参与了班级的贫困生评定，拿到了一等助学金。有的同学拿到助学金，会请宿舍的人吃饭或者买点小礼物，女孩没有。宿舍的人有些不高兴，会在寝室里议论她。她那时有件李宁牌的运动服，同学们会讲，“贫困生还穿名牌。”在访谈中，女孩告诉我，自己的这件衣服从初中就开始穿，衣服上早就有洞了。她每个月的生活费只有400元，有时候母亲忘记给她打生活费，她一个月的钱要分成两个月花。所以你就知道，这个助学金对她有多珍贵。

关于贫困生的调查让我进一步了解了我的学生，他们来自什么样的家庭？他们的大学是如何度过的？他们以后的生活是怎么样子的？我们总觉得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贫穷离人们越来越远了，但对他们来讲，贫穷的每一笔每一个形象都是真真切切的。有个女生告诉我，2017 年她一学期的生活费不到 1000 元，其中伙食费 600 多元。早餐 2 元，两个煎馒头片、一碗豆浆。午餐和晚餐都是 1.7 元，面向贫困生的档口菜很便宜，土豆丝、大头菜、豆腐都是1元两勺，可以换着打，二两米饭7毛钱。

在访谈中，他们经常跟我说的一句话是，“老师，我太痛了。”我很感谢他们愿意向我开口讲述。我也知道，对他们来讲，这是需要莫大的勇气的。所以，有时候关于他们的故事写完了，我拿给他们看，有的学生会说能不能回避一些小秘密，但这些东西如果去掉了，故事就不完整了。我会尊重他们的意见，我理解他们，也心疼我的学生。

像刚才那个女生，在她工作后，我曾经问过她工资不高，她是怎么生活的。她讲都是自己做饭，早餐是一碗玉米粥、一个煮鸡蛋，午餐是面条加卤子。她说自己从不做米饭，因为米饭还得炒菜，太浪费。她总是吃面条。我说面条吃多了不腻吗？她一脸天真地告诉我，她会经常换面条的种类，比如挂面吃够了，买几次手擀面；手擀面吃够了，买几次方便面；方便面吃够了，再重新轮回来。吃面条配的卤子，都是她爸爸给她做的，从家里带回来放进冰箱里。她不吃晚饭，也很少吃水果，对她而言，水果是奢侈品。

我以前一直以为网贷跟贫困学生没有关系，他们花钱不多，也缺乏理财常识。但在我跟学生聊天时发现，有的学生就陷进去了。有一个学生，他是从大学开始接触网贷，最早是因为手机丢了，需要买新手机，每个月分期付款。用这样的方法，他在大学买过不少东西。工作后，当他跳槽到房地产公司做销售时，他想到带客户看房子需要用车，就贷款买了车，首付1万多，月供1200元。各种消费算起来，他欠款最高峰时，总额有18万元。其实后来想想，这些消费像是他对过往匮乏生活的一种弥补。他跟我讲述他小时候的日子，他生活在单亲家庭，父亲打工，他跟着爷爷奶奶生活，从小别的孩子吃什么用什么，奶奶告诉他的都是“买不起”。有一次，他甚至跟同学比赛，把纸塞进嘴里，咀嚼墨水香。

我的许多学生，在毕业后，会选择考公务员或者事业单位，他们被称为“考碗族”。很多人会觉得他们观念守旧，但我特别理解他们。在来绥化学院之前，我在小学工作过，还在报社当过记者，也曾在一家机关单位待了9年。小地方给年轻人提供的就业机会是非常有限的，创业的机会更少。尤其是贫困家庭的孩子，要往前走一步，真的很难。就像我和我爱人，我们从绥化下面的县级市安达走到绥化，用了十多年的时间。如果算上老公上大学之前的时间，那就更长了。那还是上世纪80年代，教育竞争不那么激烈的时候。

我有一个学生，她的故事特别曲折。她是在参加了18次笔试、6次面试后才进了一家基层法院。有几次，她的笔试成绩都是第一，我觉得她没有什么悬念，肯定会“上岸”，可是最后都败北了。她说的一句话，我现在还印象深刻，她说，“我的背影终究没有背景来得强大，我只能等待下一次机会。”

选择“考碗”到本地的贫困生，除了稳定之外，原因要比我们想象的更为现实。第一个就是，这对他们来讲是一个低成本的就业方式。他们往往没有太多财力和物力支撑他们去大的城市去闯闯看看，所以只能选择离家比较近的地方。我采访的一个学生，2013年毕业。父母打工，他高中暑期，就去工地上做小工，跟着工程队高空作业，安装玻璃幕墙，一天工资 70 元。大学实习时，他想去北上广实习，但租房对他来说就是个大问题。后来辅导员推荐他去一家基层电视台。他边实习边考编，他那时报考了黑龙江西部某县的人社局，笔试成绩第四，马上要面试了，他却没钱报面试班，只好向参加过面试的同学求助，对方告诉他了指导用书。他去了一家小书店，买了教材，花了十三块五。

第二个原因则是源于孩子们的眼界。当别的孩子在度过快乐的大学时光时，贫困孩子他们在做什么呢？有一个河南农村的孩子，父亲工作时伤了眼睛，母亲既要谋生，还要照顾父亲，他周末做家教，讲数学和英语。假期在江苏打短工，电子厂物料员、保安都做过。还有个学生告诉我，他做过家教、服务生，发过传单，摆过小摊儿，最让他获益的却是收破烂。瓶子薄的三分钱，厚的七分钱。他发现寝室、走廊、卫生间有很多废旧瓶子，就捡起来，凑到一堆卖到废品收购点。后来他又扩大业务，开始在学校里捡废品，还自己买了个弹簧秤收购。有一段时间，他收着废品，还做着两份家教，还要兼顾学业。靠着这些钱，大学毕业前，他还了 5000 块钱助学贷款，剩下的那些钱毕业第四年才还齐。

我们学校的毕业生，在招聘市场本来就不占优势。我跟你讲，如果我在超市碰到我的学生在超市当促销员、收银员，我一点都不吃惊，他们可能毕业很久都找不到一份有成长性的工作，但他们能够自食其力地养活自己，我也为他们高兴。我也有不少家庭条件还可以的学生，他们会选择去大的城市闯闯，按照自己的想法去找工作，像这些贫困的孩子，在别人学习的时候，他们在努力地为生活和生存奔波，很难去考虑和思考未来的可能性，考公务员或者事业单位对他们来讲，是最稳妥和最看得见未来的选择。不过最近这些年，一些变化开始出现，互联网拉平了一些差距，不少孩子离开黑龙江，去大城市闯荡，从事互联网行业，做自媒体。当然，这些往往是起点很低的工作，但没有人放弃努力。

我调研选取的学生都是在2000年以后绥化学院的毕业生。他们有的是我的学生，有的是相熟的朋友介绍过来的。之所以选择这个节点，是因为，从这一年开始，高校毕业生包分配制度全面停止。大学也从1999年开始扩招，作为一个高等教育的受益者，我眼看着高校的入学率一路走高，扩招前，毛入学率为9.8% ，2002 年达到 15%，2019 年达到51.6%，这意味着高等教育完成了从精英化到大众化、普及化的过渡和演变。这跟我们那个时候很不一样了。我跟爱人毕业的时候，都是直接分配工作。我的学生们，面临的是更大的竞争。听他们讲述自己的经历，这群孩子的承受力让我特别惊讶，你听他们讲述时，总觉得某个阶段他们好像要被生活压垮了，但是他又挺起来了，百折不挠。

我的书出来后，有些朋友读了书稿，他们跟我反馈自己的阅读感受。他们会提到，2010届之前的毕业生，有些学生过得还不错，一些人的生活已经算是名义上的“中产”。我听到这个词觉得有些陌生，在我采访的这群学生里，我看不到中产的影子。比如说，有一对夫妻，都是2010届学校的毕业生，男生在一家市级单位担任副处级干部，女生在一家事业单位，两人毕业后先后买了两套房子，车子也有了。在外人看来，这是令人羡慕的生活，可我去采访他们时，我在他们的家里看不到任何上档次的家电。

女孩跟我说，她总觉得自己和同事面临的是两个世界，她们琢磨的是美容、减肥、出国游，而她想的是怎么过日子，怎么不亏待孩子。她把工资卡一直放在男孩那里，年初男孩就会把工资收入和计划支出列好，一年基本按照计划执行。在他们买了两套房子后，同事曾经问她是怎么攒钱的。她说每次男孩约她上街，她从来不去。女孩对自己的日子很珍惜，他们两个都是苦孩子出身，男孩的父母很早就去世了，是大哥供他和弟弟读书，一路勤勤俭俭走出来，女孩也是农村孩子，家里日子也过得紧紧巴巴。但两个人很少对生活抱怨，相反他们感谢考试，觉得自己是考试公平的受益者。

我的这些学生，可能在物质上确实比以往改善了不少，但我能够感受到他们内心的紧迫感，他们很难松弛下来。他们背负的东西太多了，就像我的爱人当初面临的情况一样。我们结婚时没有房子，靠着学校废弃的砖头盖了一个小小的房子，只有一个房间，做饭和卧室都是在一起。隔了几年，我们左挪右凑买了一个我们在县级市能买到的最便宜的房子。房子很旧，进房间要先下几个楼梯，遇到下大雨就会淹。之所以换这个房子，是因为它有独立的厨房，还有两个卧室。房子买下来，我爱人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他的父母和妹妹接过来住。作为家里的男孩子，他要担负赡养父母、照顾弟弟妹妹的责任。

我们有一个孩子。一直到妹妹出嫁，我们家里一直保持着一家六口生活在一起的长期状态，妹妹找工作、学技术我们也都要帮忙。妹妹嫁出去后，我们一直跟爱人的父母生活在一起。当然，除了我们几个之外，我们家总有亲戚来来往往或者短住。我的学生们也一样，他们有不少是全家出来的第一个大学生，他们工作后的第一件事不是谋划自己将来的住处，而是想办法给父母改善条件。有一个2001级的学生，2005年到了北京工作。在北京，他送过快递、送过桶装水，一桶水能赚1.5元钱。这样的生活持续了两年多的时间。后来北京一家媒体招聘，他进入了这家单位。工作稳定后，他先是还了家里的外债，然后给父母在县城买了有电梯的房子。

所以，你说我的学生算是中产阶级吗？不算。我觉得他们更像是一群年轻人经过多年的打拼，终于过上了普通人的生活，或者说普通人的幸福生活。在一次采访中，我跟我的一个女学生聊完后，她一定要带我去婆婆家吃饭，说她婆婆人特别好。老人家住在农村，我们去了，两个人忙里忙外，又是煮玉米，又是给我烀饼子，菜都是地里现摘的，特别新鲜好吃。那顿饭我现在还印象深刻，我为我的学生而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