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报道艺术家程展纬：我在香港地铁站当清洁工

去年11月，香港艺术家程展纬穿上制服，在港铁大围站担任清洁工。不久香港爆发第五波疫情，清洁工被视为高危行业之余，连同外判制度一直存在的员工薪水太低、前线支援不足、奖金欠奉等问题一并爆发。

2012到2022年十年间，香港爆发了多场社运。2012年有反对设立国民教育科运动、2013年有货柜码头工运、2014年雨伞运动在催泪烟下诞生。伞运后沉寂的公民社会，在2016年新年旺角警民冲突再度爆发民愤，直到2019年反送中运动，以随之而来的疫情与中央颁布《港区国安法》告一段落。《港区国安法》下，多名社运人士、泛民政党成员被捕，大小公民组织先后宣布解散，《苹果日报》及不少媒体被停运或主动结束。

当时有记者提议程展纬带他们逛逛大商场，看哪间商店的收银员没有椅子坐，他反建议大家做多一些，多逛一些有椅子提供的商店。“当所有人都认为大环境里，什么都好像做不到时，那才是最恐怖的。”

“无法行动令人相当不舒服。我自己在2019后都有一段时间陷入那种状态，所以我决定要找些可以发力的地方。我关注的东西比较日常与微小，但是争取后回望，才发现那些都是一般人平常没留意到却需要改善的位置。”

他换上清洁工制服，也加入了职工盟属下的清洁工工会。自从他于去年12月公开表明艺术家身份后，外判清洁公司打算解雇他；然而他引用香港《雇佣条例》的“防止歧视职工会”章则，与清洁公司开展法律程序。他说即使本身该条例定义不清晰，过去也鲜有成功案例，但进入法律程序后，清洁公司也不敢解雇他了。这变相为他争取了时间，于是清洁公司改安排他一星期上班一天。

截至发稿，他的外判公司仍未安排好，清洁工是否必须取到核酸核测证明才能上班，还是只有快速测试证明便可上班。而政府正研究推出新一轮抗疫基金，但受惠群体不包括清洁工。经过一番争取后，港铁决定发放奖金予他们，却又架床叠屋地附加了“乘客评分制”，评分满足到他们才有奖金。

程展纬直斥此举多余。“一个人清洁一个港铁站根本沦陷，现在有几多人可以上班？奖金原意是激励前线工友士气，却又搞什么评分制。同时也反映出外判公司在疫情爆发下根本没有应变能力。所以我的行动每每都直指港铁公司本身，而非外判公司。”

港铁的车站清洁服务由两间外判公司承包，价低者得。外判清洁工分为三个时段，每段工作八小时，两间公司皆以法定最低工资时薪37.5港元聘请人手，换言之清洁工一个月哪怕做足30日，薪金仍不足一万港元。程展纬上班后很快发现清洁工人手本来就不足：一个大车站标准人手是7至8人，但人数长期不达标，某些时段甚至只得2人甚至1人当值。要是只有男性清洁工，女厕便无人清洁。时间与精力便花费于以下工序：每小时洗厕所一次、每两小时消毒扶手电梯、拖地、清洁车站大堂。

“外判制度的不公义，是（因为）港铁完全外判责任出去。现在他们会安置清洁机器人，在大堂左喷喷，右喷喷，消毒地面，纯粹做做样子。真正要清洁的地方，根本没有足够人手。过去政府宣布调高法定最低工资，外判公司第一时间削减人手，最低工资调高五毫子，削减一个人手，他反过来赚三十多元。完全厚颜无耻，没在跟工友客气。即使港铁本身有惩罚机制，也只不过罚款了事。外判公司计算过，如果罚款比增聘人手支出来得少，就干脆缴罚款了。”

当大学老师网上教学不用见人，当清洁工则曝露在公众场所，尤其车站在通勤时段人流仍不少。程展纬有一个12岁的女儿，坦言家人也担心他会在工作时感染新冠病毒，不过对他来说，清洁工最大困难还是洗厕所。

“其实我较少自称是‘卧底’当保安员或清洁工。投入一个身份成为它，正如每个人都有不同身份。第一次实践是2014年，理工大学有个项目名叫Ten Days Festival，邀请我体验做10日保安。我说，不要表演也不要体验，要做就真的做保安。当时正值雨伞运动爆发，记得那晚在铜锣湾，我见到留守不退的市民无法进入金钟，便即席占领了一段怡和街，（将那里）变成占领区。当时大家都紧张，怕警察随时赶来清场，驱散群众，我则多紧张一件事——保安制服正放在背包里，明天其实仍要上班。怎么办呢？就在那一刻我发现我成为了一个‘打工仔’，进入了一般人为口奔驰的思维领域。”

成为打工仔，与成为争取民主的人，两者身份往往重叠，却又有两种彻底不同的秩序。瑞银集团2018年报告指出，香港是全球平均工时最长的城市，每周平均工时达52小时，冠绝全球。美国手机保安技术公司KISI发表的《2020年工作与生活平衡城市》排行榜中，香港在“最佳工作与生活平衡的城市”（Cities With the Best Work-Life Balance）中排名倒数第六，同时亦是全球第一名“最过度劳累城市”(Top Overworked Cities in the Ranking)。

程展纬解释，在2011年到12年的“占领中环”，到2014年“雨伞运动”，群众透过占领一个地方，实践了另一种公共秩序——在占领区内，每个人都好像变得更加无私，各自自发设计事物、提供物资、帮忙统筹分发物资。每个人都明显为一个共同目的献身，努力营建一个共同拥有的占领区。占领区的意义在于破坏政府由上而下建立的秩序，有人在占领区生活，于是生出了新的意义与秩序。

然而，为何香港不能成为一个占领区？程展纬疑惑，在占领区外，一般群众仍然被固有的秩序拘束着，而职场正是当中对人影响最大的秩序，令占领区的新秩序无法进一步传达出去。“难道我们只有在占领区时才变做好人？伞运之后好多人说运动失败了，然后说要‘伞落社区’，延续运动。但是他们以为在社区派传单，参加区议会选举，便是延续。”

“对我来说那都不是最核心，反而职场最为重要，因为无论你有多热爱自由民主，每日上班八小时都好容易被拉入极权下的状态，下班后才做回自己。当时社运陷入低潮，我开始刻意将很多无足轻重的题目转化为campaign，像垃圾桶的烟灰缸设计令清洁工很难清理、超市商店没为收银员提供椅子等等，我以一个刚放工、有闲暇观察、争取的打工仔身份介入，最理想是每一个人都怀有同样的思路，放工的打工仔懂得关心其他打工仔。香港工运传统上分开组织者与参与者，有人到来组织大家抗争，但我是投入那个身份，只是我走得较前，或者我只不过下了班，你未下班，大家都每日上班八小时。香港工会本身限制较大，工会本身累积的能量与成果往往缺乏法律保障，可能结果是组织一次算一次经验无法长远累积，所以想试试其他方法。”

今次在港钟车站当清洁工，程展纬对工友的印象是工友普遍很怕事，即使明明有很多不满，但是一提到“抗争”、“反对”等字眼便变得畏首畏尾。他对外判清洁公司开始法律程序后，公司不敢解雇他，这不但使他争取到更多时间组织工友，也变相不像其他工友般怕事忍让。他记得曝光身份后，再次回到大围站，一众工友都沉默起来，不敢随意和他聊天。

“喂，不要这样啦，你看我现在还不是照常上班。”他忍不住对工友说，后来便有些工友问他：你是艺术家？身为基层，他们大多都不明白程展纬的身份，以及他成为清洁工的动机。

“我想艺术有所谓的表演性、演练性，放到职场秩序里，便是我们要怎样演练自己身体与意志，更好地觉察到那套秩序隐藏的暴力与不公义，然后反复演练，改善自己体质到可以建立新的秩序。”怎样日复日地演练？程展纬举了个例子，他最初入职时发现，清洁工要帮车站站长买午饭，每人都好像内化了这个指令。他便站出来问车站经理，帮站长买饭是否列明在合约内？如果工友出去买饭时发生意外，保险受不受理？如果不受理，之前工友帮忙买饭算是什么？结果车站经理只说：“现在未能回答你”。然而之后，站长就不再叫清洁工帮忙买饭。

随后他专攻清洁工领取最低工资的问题。他说，其实外判公司哪怕是订明的时薪比最低工资只多一毛钱，他也不会太愤怒。与其与外判公司纠缠，程展纬决定透过媒体集中火力专攻港铁，港铁受压力，外判公司必然要作出改变。港铁公司随后因此拿出2000万奖金，但又要加设乘客评分制，于是他再发起签名运动，争取推倒评分制。

“结果相处数个月的同事都不愿签名，怕枪打出头鸟。觉得大家一边很不满一边又不愿争取，很是失落。然而当晚有两个工友特地偷走出自己负责的车站，到大围站找我签名，然后我们一起到其他车站找工友签名，最后集齐到二百个签名。要知道当时疫情严峻，人手本已不足，二百个工友签名其实很难达到。同时我也建立了与其他车站工友的连结。事实上每个车站清洁工多则七至八人，小则一两个人，所有东西就是围绕那几个人。很难要求他们知道什么是想像，什么是连结，亦欠缺工具与平台。他们多数是基层、来港十多年的移民，不太懂得用手机，即使会用手机，他们长期处于职场的极权秩序下，很难反思及作出行动。”

另一个程展纬自觉与传统工运不同之处是，他组织的对象并不仅限于清洁工。与港铁交手，他会乘机与港铁公关打交道；政府劳工处中，一些中层公务员也知道他大名，暗中给予建议与鼓励。正因为他觉得每个人都是上班族，每个人都有其职场困境，每个人都值得帮助，帮助前线清洁工也可以令他了解到如港铁公关、记者及劳工处的情况。

当下香港疫情严峻，人心惶惶，不少人都选择留在家中，而程展纬选择冒染疫风险继续到港铁站上班，他认为人本应该帮助其他人，因为当下的香港也确实只剩下人与人之间的连结，并持续面对疫情与国安法的威胁。

“最大的价值不是破坏旧有的秩序，而是建立到自己相信的秩序。虽然现在公民社会很多团体都解散了，没有什么地方可以帮忙发声。于是我要想像，作为一个个体，要怎样在这个环境下做串连。有很多东西我做不到，但做不到不如先放下？我想，力所能及的事情就尽量做，也就是说，2019年后有很多人入狱，他们就像那些下了班的打工仔，走在我前面，我走在后面便要想想怎样回应他们。内疚也没有用的。虽然对我来说洗厕所是一个关口，但正如2019年反送中抗争时，好多人会做一些事情，从而超越自己以为的极限。如果说2014年雨伞运动最美好的部份是我们怎样重建‘共同’，2019年则是我们怎样超越自己的极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