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PE歪楼 vol.10 | 要我说，职校生更适合做调查记者

根据教育部公布的数据，2022届高校毕业生规模将首破千万。除了这1076万毕业生外，还有不少人因疫情、政策等各方面原因需要重新进入求职市场。复杂严峻的就业形势下，学历内卷早已成了公开的秘密。

这些年来，互联网上被关注到的是一众本被认为在职场理应顺风顺水的985、211毕业生，TA们「被迫」考研、考博、留学，以求一条相对安稳的出路。

学历内卷，这股风同样刮到了职业教育赛道上。中职升高职，高职升本科，本科升研究生，越来越多的职校生意识到职校的学历不能够给他们带来允诺的未来，决定通过提升学历来获得更体面的工作。

前调查记者，《流调中最辛苦的中国人》的作者赵呦呦或许是那个“异类”。他直言自己因学历而求职碰壁，但也想用自己的经历去挑战“唯学历论”的社会。

他曾是个职校生，前后辗转做过9份工作，获得过媒体业内认可的成绩。成绩背后，他是如何把这道门「撞开」的？他一路经历了什么，又是什么在推动着他前行？为什么即便考虑过且正在考虑转行，他依然说「我相信新闻理想，相信调查记者」？在「看不起自己」和「极度膨胀」之间反复跳跃，他如何逐渐靠近适合自己的平衡点？

赵呦呦，毕业于宁夏职业技术学院，曾任中新社《中国新闻周刊》、《新京报》调查记者，参与创办长江日报《九派新闻》。主要从事社会、法制、政经调查。

代表作：2022年1月突发新闻《流调中最辛苦的中国人》，该文为《中国新闻周刊》成立以来最流量最高、影响力最大文章；摄影作品《花海》，2021年郑州水灾时使用无人机拍摄于沙口路地铁站，该图获得2022年亚洲新闻摄影大赛铜奖，2021《记者的家》（中国）公共服务奖。获亚洲新闻摄影奖后，应邀加入新加坡亚洲艺术协会、全球艺术家委员会。

赵呦呦：我是2013年的时候进入职校，因为当时中考是没有考上高中，算是被普职分流了。当然这个决定也是父母给我做的，他们当时给我还选择了3+2的机电专业，他们觉得如果说我机电学出来了以后，还能在我们家那边儿给我开一个修车铺。

在整个中专的学习期间，打架留给我的印象往往要比学习多很多。在我印象中是没有看什么书的，天天大家聚在一起就各种游戏各种玩。等到晚上熄灯之后，大家就从二楼的这个窗户翻出去到网吧里面玩游戏。在这期间，其实我非常想去改变自己，当时就正好有个契机。一个华为的售后，我去学了修手机，学了大概三个月，回来之后就在学校里自己摆了一个修手机的摊。做些小生意，修手机，倒二手手机，合伙开电信营业厅、菜鸟驿站等等。

当时还是更喜欢我在校外的身份，所以经常就在外面跑着。大专之后更自由了，我基本上就所有课都不上，每天都在外面，还跟人合伙去开了这个轰趴馆。但是后来因为各种各样的因素吧，我觉得还是太年轻了，各种风险没有考虑清楚，后来就干不下去了。

从2017年的冬天开始，就回了老家在保龄球馆做服务员，期间老板教我运营公众号，我自己又注册了一个公众号写一些算监督类的文章。我会搜集这些素材，给这个店家或者是给相应的这些人打电话了解好情况，然后大概写一篇，然后我当时就发现，每篇基本上都能有个将近7000的阅读量，还能有个100块钱打赏，可能从那会儿开始就觉得说我可能是比较适合。

真丽：加上你是创业嘛，可能学历对这个没有太大的影响。但是后来转到比如说记者行业，尤其是这几年也是越来越卷了的情况，那么在入行的时候有没有遇到一些什么阻碍呢？

赵呦呦：我觉得阻碍还是非常多的。当时是在成都打算要做记者了，我就打开各种招聘软件海投，但是投了很多家都不管用，后来也都很绝望了。我还提着简历去了红星新闻和封面新闻，直接就去找TA们人去了。混到楼里面，但我找错人了，其实应该直接去找总编辑说明情况，说说不定人家还能让你做一下实习生，但我去找人力。我想实习生做不了，我就来试试别的，就开始找自媒体。

本来我都要打包行李回家了，有一家拖延就跟给我打电话，就让我写那个碧桂园的2018年中期财报。最后，大概两天内就睡了三个小时，在网吧里面写，写完之后发过去，TA觉得还行。

当时有一公众号写了一篇稿子《疫苗之王》，当时看了这稿子，我觉得写太好了，而且这种传播量我一下就能get到，后来我就买了很多本写特稿类的书籍。一遍一遍去看，一遍一遍去套用，大概可能就那么钻研一个月之后自己写了一篇，也是一家房产公司的稿件。写的人家负面，但人家贼开心，说没有人把这个公司企业史写得这么生动感人，后来就继续打磨这块手艺。

2019年4月我去了北京，当时毕竟是有作品了， 但我还是到处打电话，到处面试。我本来先去了经济观察报，把想法和稿子给领导一看，TA觉得我适合做调查，还给我安排了一个调查任务，让我去做试稿。但实际上那会儿是真的就去看了一下，非常凶险，就放弃了。

后来就去了新浪，就没有这么强调查属性。在入行这一年多，大家都告诉我新京报最厉害。我就想着我也一定要去新京报，觉得去了新京报才能算是一个正经记者，就会有记者证。2019年5月面试了新京报经济部，6月又去面试了经济部的另一个组，9月经济部的领导大概是被我真诚打动了，可能也是看到我这几个月的成长吧，TA就说「来吧」。准备入职期间，因为我职校很多考试都没考，到最后毕业证一直没拿手。回学校要毕业证，求半天也没法，就跟新京报谈。最后应该是我领导就跟我说「人力不让你入职了」。

经过这事之后，回老家从9月份休息到年底。期间，知道武汉封城后就搞了一个志愿者小组，把我过去那些企业的资源揉到了一起，把护目镜这些捐给在武汉的记者。后来团队越来越大也就不局限在记者了，当时武汉满街都有流浪汉， 我会每天买将近50盒盒饭沿街给流浪汉发，又找了一些记者把这些流浪汉也报道了。我每天早上必须得八点钟起床，晚上凌晨三点才能睡。

3月份回到北京后，跟新京报联系上，还写了一个月试稿，也不是说因为这次事情就成了。只能说是认识了新京报的一位领导，而且还是因为在这次事情中跟TA有点冲突，疫情结束再一问TA就过去面试了。之后的两个月就是在学习。

新京报走了之后，也是经过两三个月情绪调整。也机缘巧合，去武汉找我的志愿者聚餐时，知道长江日报要成立一家网媒，我就去面试了，刚聊了五分钟，TA就说你来上班吧。在长江日报干九派新闻，我是第二个入职的记者。当时在九派的生活还是非常美好的，我当时拍摄了河南水灾时候的《花海》就已经拿了一个国内的奖项。后来，新调来一个领导，我们处得不是特别好，我就想走。

后来听说中国新闻周刊要搞一个社会部，就打电话给TA们，TA们给我安排了不可能完成的一篇调查稿。20天把这个稿子做出来之后，我入职了。主动提出，不仅可以做调查，还可以做快讯。同意了之后，我就拿出来过去做快讯那一套把《流调中最辛苦的中国人》做出来了。

赵呦呦：当时其实转行也是想试试呗，但这次转行不是也没成功嘛。反正这些年就感觉可能一开始的时候是因为没有经验连门槛都摸不着，后来逐渐有了经验之后就面临的是学历问题。

真丽：回到学历这个问题，我感觉现在已经越来越多的专业其实在职业教育的学校和普通教育的学校里面都是有设置的，那对于职校生来说，比如说我选择新媒体之类的专业也想找新闻或传媒之类的工作，可能面临着跟同专业的本科、硕士甚至博士、海外留学生竞争。那你自己觉得跟同届职校学生比，哪些方面会有不同吗？我是能够感觉你会尝试更早更多地去做一些事情，好像是更早知道自己适合做什么。

赵呦呦：打一开始我们进入到职校的时候，就实际上真的是低人一等的。我不想让别人瞧不起我，觉得我得尽快去尝试在这个社会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否则的话我很难能够在这个社会中过好自己想要的日子。我是一个极其理想化的一个人，我相信一些东西，相信努力一定会成功，相信新闻理想，相信调查记者，相信这些很不实际的东西。就硬生生地去撞它，然后把它给撞开。真的蛮难，但实际上如果说我要柔软一点，其实可能我的生活会更好。

真丽：不管是本科生还是什么样学历的学生，我们作为一个人可能多多少少都想说我在这个社会上想做什么样的事情，是什么样的人，适合做什么。但是，敢不敢想象一种看起来不太可能的路，以及我想了之后敢不敢去尝试。我觉得都不是说那么多人真的会去敢想也敢做的，但是我觉得你这两方面都非常敢，你自己会觉得这种敢是从哪儿来的？完全是理想就可以支撑你往前吗？

赵呦呦：来源于一些愤怒。其实我不敢，我是一个胆子很小的人，就那种恐怖片都不怎么敢看的。就像我在保龄球馆的时候搞公众号运营，我跟那个老板说感觉我好像能做记者，我想去做记者。然后他就说「人家考记者证不要本科学历嘛」。你想我是有一个多么用意气用事人，当时，听完这话后第二天就辞职，让TA把所有工钱结给我。大概过了一周，我就买了去成都的单程机票，我想我不管怎么样都要想办法做。

赵呦呦：给我带来了太多的东西啊！它让我实现我的梦想呀！即便我现在处于人生低谷中，我都非常非常开心。假如说我今天不是以一个专科生身份在跟你们说话，我哪怕是一个985、211、任何双一流，我都不会这么开心。这件事情让我找到自己在社会上的定位，这期间也帮助了很多很多人，让我找到了自己，甚至让我与自己和解，让我不再把敏感当成劣势而是成为自己的一个优势。

它让我走遍了中国的大江南北，现在除了新疆和西藏还没有去过，其他的地方都去过，各种官员我也打交道了个遍。我学会了很多东西，也在不断学习中。

我学会了如何在这种非常动荡混乱处境中生存下去。我们早已经没有了上一辈人或者说甚至10年前、20年前的环境，所以未来可能会更加艰难和动荡，甚至我这种动荡可能成为大部分人的常态化。如果说未来会更加动荡，那么我又提前比大家走了一步，我是一个更能够习惯于这种动荡的人。

赵呦呦：我在九派的时候招收的第一批实习生里面有个职校学生。实际上就我带的这么多实习生里面，各种高校的、研究生也好，本科生也好，就基本上最好的一个实习生还是她。

她其实在采访突破上还是很能够放得开，能够去把握到这个采访对象的话术。她的经历也就是专科上完之后就出去做厂妹，厂妹做完后自己考了一个比较一般的本科。因为媒体行业今非昔比，越到近几年，媒体行业这个口子越收窄。但是我觉得专科生的社会经验比较丰富一点，对各种东西的洞察能力共情能力都会比较好一点。

子津：你在提到自己的经历的时候，也会说你跟其他同事相比其实你可能更容易理解一些受访者的需求，或者说更容易跟TA们建立一些关系，你觉得这个是跟你自己的经历或者是身份有关系吗？觉得自己会存在这方面的优势吗？

赵呦呦：因为大部分高校生可能就一直正常上学，就TA没有担任过除记者工作以外的一些工作，所以说像我们这种人三教九流都搞过，就是有很大的优势来做媒体。很多案件当事人其实学历就都蛮低的，比如说聊的时候，我可以把我的一些故事抛出来。第二点是我很容易共情到TA们。研究型记者，比如研究一些政策、人物、历史，TA们会更适合。但是对于调查来说，其实比较适合我们这种已经在底层有过摸爬滚打经验的。

子津：因为最开始你说想来播客分享你的经历，我觉得还挺好奇你为什么会想要来，以及你有期待过自己的分享会给听众，尤其因为我们的听众里可能有一些职校同学，你会期待给TA们带来什么思考吗？

赵呦呦：因为在我职校的时候最困难的一件事情就是我看不起我自己，再到后面自我摸索的时候又成了一个极度膨胀的一种存在，然后又极度自卑，极度膨胀。逐渐从自己的身份、经历中寻找平衡点，逐渐逐渐稳定下来。我想会不会有跟我相同的职校同学，TA可能在职校很难避开别人的眼光去看待自己，拾回自信和勇气。我希望我的事情能够给大家带来一点勇气，就是曾经有个人这么做过，然后确实也做成了。

作者：重D音乐队（ “重D音”工作室成立于2011年5月1日，是一支由来深建设者利用业余时间组建的乐队，专注于创作打工群体的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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