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头摆摊、跟风赶集，谁在浪漫化劳动 消费“降级”？

在菜市场调研的钟淑如

上个月，《信睿周报》编辑部集体出击北京春季图书市集，实付实销的获得感让大家感到久违的振奋。同事们揉着酸痛的腰颈，却直呼“摆摊治好了我的精神内耗”。作为一种相对自由、自主的小本经营模式，摆摊承载了不少“囿于工位、流程与KPI”的打工人诸多浪漫化的想象；举办各种针对年轻摊主和年轻消费者的“网红市集”，也已经成为商圈吸引客流的标准操作。

在我国，大量存在的小农小贩，使得非正规经济场所并未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完全消退；近几年逐渐被“生活方式化”的小摊经营和市集打卡，也隐含着社会变迁的线索。本期节目，我们邀请到走遍全国几百个市集、拥有三个多月摆摊经验的人类学者钟淑如老师“现身说法”，她在为我们破除摆摊滤镜的同时，也为如何从平淡日常中汲取更为丰富的体验提供了一条全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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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嘉宾

钟淑如 人类学者、中山大学旅游学院特聘副研究员

01.

早起、腰酸、杀时间：摆摊人的三座大山

周发发：今天我们请到了中山大学的钟淑如老师，跟大家聊一聊摆摊和赶集。从今年开始我观察到了两种非常明显的趋势：一是年轻人对市集的热情非常高涨，不管是前些日子去城市郊区“赶大集”的热潮，还是现在很多商圈会举办更年轻化的市集，门票基本上也是一放出来就售罄了；另外一个趋势是如今打工人好像一言不合就想去摆摊，网络上有很多类似的梗，说“辛勤工作，底薪5000；随手摆摊，日入1万”。有的人可能仅仅是把摆摊作为一种调侃，表达对自己目前工作状态的不满，有的人会觉得摆摊真的是兼职甚至致富的商机，这些心态其实都跟现在的社会经济状况密切相关。

钟老师自己不仅去过全国各地的菜市场和市集，自己也曾经摆过摊。首先能不能请钟老师跟大家分享一下，您是在什么契机下得到摆摊的机会，持续了多长时间？

钟淑如：摆摊有两种，一种是室外的露天市集和路边摊，也就是在城市里的公共空间和空旷场地摆摊；而我是在菜市场里摆摊，属于在室内的固定地点经营。

我当时摆摊是因为要进行一个菜市场的研究，但是很难取得摊贩的信任。我刚进菜市场的时候大家都不知道我来干嘛，也不知道研究是怎么回事，都以为我是搞批发的，要来抢生意。为了和摊贩建立基本的信任，我通过当地的社会关系找到了一个可以接纳我的鱼摊，是卖马鲛鱼的。我在那里工作了大概三个月左右，期间还会去去其他的菜摊、猪肉摊。

钟淑如在篆新菜市场

周发发：我很好奇摆摊人的一天大概是怎样的？比如说，如果现在要拍一条“我当鱼贩的一天”的vlog，您都会选取哪些素材、放哪些片段进去？

钟淑如：摆摊其实只是在台前的一部分工作，还有很多幕后的工作。菜市场是一个早起的行业，因为6点多开始就人流如织了，所以准备工作早在这之前就开始了——摆摊前的部分才是最辛苦的。对鱼贩来说，他们凌晨两三点就要到码头去挑选当天新鲜的渔获。这部分我也参与过：跟着他们去进货，要把当天新鲜的海鲜整理好，再运到菜市场。基本上从凌晨一两点开始，把鱼运到市场的时候已经是六七点，人已经非常累了。

因此，菜市场的工作一个人是完成不了的，一般都是有两个人，比如说夫妻俩，如果丈夫负责去进鱼的话，他把鱼运到市场之后，就把生意交给妻子，妻子负责招揽顾客，中午换一下班，下午再换一下班，相互轮着，才能有休息的时间。这么一天下来，到真正收摊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七八点了。

周发发：您在摆摊过程中有没有一些让您印象深刻的事件或者经历？比如说特别有趣的事情，或者特别辛苦的事情？

钟淑如：摆摊的过程还是很辛苦的。而且对我来说，时间流逝是比较慢的，这不是我适应的生活节奏。首先我要穿防水的衣服，挂在胸前，然后我还要帮忙招揽顾客，有些顾客要抹盐、加冰，这种操作都是我来进行的。切鱼我也试过，但因为切的不好，后来老板就不让我切了。因为切鱼要非常精准，人家说要一斤，一刀下去就要一斤左右，如果你切得不整齐或者缺斤少两是不大行的。

因为平时都是坐着工作，在摊位站着本身就很累，再连续工作五六个小时，整个人就已经非常劳累。晚上回去的话，鱼腥味都是渗透到衣服里边的，基本上很难洗去，如果你自己受不了味的话，后面这些衣服就只能通通不要了。这个是印象非常深刻的事情。

当然也有一些开心的事情。旁边摊位有一对老夫妻，他们看我在市场里边挺辛苦的，但是也不收钱，虽然他们不大理解，但是非常照顾我。他们会把一些价钱不高但特别新鲜的海鱼，像比目鱼，还有一些小杂鱼，他们会偷偷留下来一些，然后招呼我过去说：“小妹，这是我们给你留的，你拿回去做个汤喝。”这让我感觉特别温暖。而且这些鱼真的特别新鲜、特别好吃。

北京三源里菜市场的鱼摊/周发发 摄‍

菜场销冠的秘密：建立信任的技艺

02.

周发发：其实我自己是很少去菜市场买东西的，因为我有一种恐惧，就是老怕被人骗。像我这种没什么经验的人去超市或者线上购物，可以用一个相对较高但标准化的价格，换取一个比较平均化的品质。但是像市集的话，我就会担心我是不是买贵了、买到的东西会不会不好。我觉得对于摆摊的人来说，他更需要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和顾客建立起信任关系。那么有经验的摊主在这方面有没有一些技巧，他们是怎么做的呢？

钟淑如：主播其实提到一个挺关键的东西：为什么现在年轻人不喜欢逛菜市场？像在大集上逛个热闹、买个自己喜欢的小玩意儿是可以的，它涉及的钱不是很多，而且是一种暂时性的消费。但是买食物这种比较日常的活动就不一样，确实刚到菜市场里是会有一种恐惧的，因为跟摊主之间没有信任，而且对食物的品质不熟悉，自己又不怎么会把握，所以一般都会感觉到手足无措。

但是从摊主视角来讲的话，卖菜一方面要看你自己的货好不好，另外它就是一个关于人的生意，要懂得看人。对摊主来说，想要长期赚钱的话，他不会做一次性的生意，去故意骗或者故意要高价。比如说我作为顾客去菜市场买菜，如果我觉得这次买贵了或买回去品质不好，我就不会再去了。所以我观察到在菜市场里面生意比较好的摊主，他就是那种比较实在的摊主，他会牺牲短期的利益，在一次的交易当中不会把利益最大化，他要做的是维护一种长期的信任关系，也就是说我可能这次要价不高，但是希望你回来再买，你买了之后觉得我的东西好，然后回来找我，形成这种比较有黏性的顾客关系。

所以菜市场基本是一个小的熟人社会。可能一开始去会比较紧张，多去几次，跟一些固定的摊主的信任关系就会逐渐建立起来。比如说在海南，我知道超过一半的顾客基本上都有自己固定的猪肉供应商，因为猪肉这种商品比较容易出问题，他们基本上都是十几年找同一个人买猪肉，这种信任程度不是其他品类可以比的，是非常深厚的一种关系。一些很大众的品类，比如蔬菜之类的，可能这种信任关系就相对来说少一些，但是肉类、海鲜买卖中的长期信任关系是比较多的。

被浪漫化的摆摊：自由及其代价

03.

周发发：现在很多打工人想去摆摊的另一个原因是他们会觉得摆摊比较自由，你是一个摊主，你不需要被公司里这些科层制的规范所束缚，可以随时出摊、佛系看摊，听起来就是一种很自主的经营方式。但是可能就像很多事情一样，这种自由的代价是你也要应对很多的不确定性，比如最近有一条很火的B站视频，一个UP主说他买了一套烤肠的器具，去摆摊卖淀粉肠，然后他短短的一个视频里就被城管赶了三四次，我觉得这个比较真实。

可能室内菜市场这种规范经营的场所不太会受到城管的影响，但是像前些日子的“最火”鱼贩高启强，他也是经常会被一些人骚扰，以至于他不得不去寻找一个很强大的庇护人，帮他规避、管理这些摆摊过程中会遇到的风险。在您的观察中，摊主在摆摊的过程中主要会遇到哪些不确定性，他们是如何管理这些不确定性的？

钟淑如：如果是室外摆摊，不确定性就是城市管理的问题，这是个永恒的话题。当然现在每个城市的政策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上海今年已经明确规定了是可以在分区域、分时段的情况下摆摊的。曾经有一种说法叫“城市复仇主义”，指的就是城市管理者会不断地要求城市空间整齐、规范化，以掌控城市空间的控制权和所有权。这个时候其实就涉及争夺控制权的问题，这是流动摊贩需要面临的最大的不确定性。

室内摆摊的不确定性其实是收益的问题。要怎么样做好一门生意，跟你摊位的位置、选品以及经营策略都非常相关。

北京沙河大集上的水果摊/吴了了 摄‍

周发发：我发现我们这些没摆过摊、每天在公司坐班的人好像对摆摊有一种浪漫化的想象，而这种想象似乎是近些年才出现的。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对小摊贩所经历的生活的认识，都是来自文学作品，比如什么《卖油翁》、《卖炭翁》，包括有一篇北大的才女写的文章《卖米》，讲的都是他们如何被上层的人盘剥，被收购商欺压，他们每天的日常的工作也非常辛苦。

到了90年代，社会对于这种个体户、小摊贩的印象也普遍不是很好。有个情景喜剧叫《我爱我家》，他们家的老二就是一个常年没有工作，会穿一个上面写着“小本生意”的T恤，给人的印象就是一个每天不务正业、没什么正经工作，然后才去下海做生意的人。但是在现在互联网的语境下，摆摊渐渐地被浪漫化，甚至被打造成一个收入高、自由、被很多人艳羡的对象。我们对于摆摊的理想化和浪漫化，其实反映了现在年轻人一种普遍的生存状态和心态。您觉得这种变化背后，有没有隐含着什么社会变迁的线索？

钟淑如：摆摊是不是自由，这个问题是值得讨论的。我到菜市场做研究的时候，包括我研究路边摊贩的时候，也陪着他们被城管赶过。我问他们：为什么要选择这份职业？大部分人给我的第一个答案，就是这份工作很自由。这个“自由”怎么定义？在我看来，有时候自由是不大成立的。如果你旁观一下他们的工作，或者亲身参与了他们的工作，每天杵在那儿工作超过12个小时，基本上没有节假日，有的人过年就休个一两天，他的劳动强度一点都不低——这种工作能够自由吗？

后来我发现，他们觉得自由的，是对生活节奏的一种掌控感。他们说虽然平时很累，但是想关张的时候就关，有事需要回老家，那我就回老家了，就是这种可以让自己有所掌控的感觉。如果是在公司里面工作的话，就会失去这种掌控感，有时候就是为了阿伦特所说的“劳动”：你为了生存下去，就要不断地进行劳动。现在也有一个“狗屁工作”的说法，我们进行的很多都是毫无意义的工作，人失去了目的，不知道为什么去做。但至少摆摊的时候，他可以感觉到自己掌握了自己的身体，掌握了工作节奏。你可以随时终止，没有人要求你一定要继续，这让人体会到瞬间的自由。

昨天我偶然看到一句话，我觉得可能比较适合描述这种状态，这也是阿伦特说的：“人类不可能获得自由，除非他知道自己是受制于必然性的，因为把自己从必然性解放出来的努力，虽然是不可能是完全成功的，但是他正是在这个过程中赢得了自由。”这可能就是摆摊的状态，或者说是为什么那么多人会把摆摊给浪漫化的原因。就是在整个过程当中，起码我可以切换一种节奏，我可以完全掌握自己的时间，不会有人push我，我可以从事一些产生别样意义的事情。

这引申到另外一个问题，现在年轻人摆的真的是摊吗？或者说他们想要的、想象中的摆摊只是为了赚钱吗？最近有个现象叫“车尾箱集市”，就是很多人把自己车的后备箱用一些彩灯装饰起来，然后去一个聚集的地方，卖一些小饰品、饮料等等。但是很多人做这个不是为了赚钱，他们是为了打发时间。他们有自己的工作，然后晚上再把车开出去，做这些所谓的“小本生意”，其实为了创造另外一个让自己放松的场景，用这种方式去平衡自己的生活。所以这个也可以佐证为什么年轻人会觉得摆摊是值得尝试的事情：因为它不花什么成本，但是又可以给自己创造另一种生活上的可能性。

04.

市集的必要性与食物的地方感

周发发：由小摊贩组成的市集，可能被很多人看作一种相对低效率的商业形式。在很多发达国家出现过所谓的“超市革命”：大型的规范化、连锁化的超市让当地的菜市场和小商贩消失得很严重。但是在中国，虽然连锁超市的出现也对菜市场或小商贩造成了一定的冲击，却也并没有让他们完全消失。在您看来，中国社会经济有哪些独特的地方，让这些菜市场和小商贩能够保有一定程度的活力？

钟淑如：超市代表了一种形式，但这种形式只能占据整个食物零售的一部分，它不能完全取代小商贩和菜市场的存在。这取决于整个食物系统的运作方式。因为超市要做大，就要向上把控制权从零售端溯源到生产端、流通端。比如说美国，它百分之七八十的食品零售都由超市来完成，超市在整个零售链条当中的话语权非常大，比如沃尔玛，因为订单量足够大、门店足够多，它就可以规定谁来直接给它生产。它直接把订单下到农场，让农场来生产，它规定自己要的产品，甚至自己就有很多生产基地，这样把产能和效率最大化，然后把食物的单价降低，这样它才能够造成垄断的局面。

但是在中国，生产端是很零散的。我们是小农居多，有超过2亿的小农户。小农户拥有的地不足100亩，产量比较小，产品也是非标准化、不稳定的，这些产品是不能进入超市渠道的。路边的流动摊贩和菜市场就是销售他们这些产品的很重要的渠道。所以即使电商或者超市发展得很快，也没有办法完全取代小商贩，这是由我们生产端比较零碎化、碎片化的现状所决定的。

这也造成了菜市场的另一个特点。云南、广东的菜市场为什么那么发达？就是因为它郊区、村庄里面有这些小农，他们生产的产品都非常的有地域性，都是一些很时令的味道。这些产品不会大范围流通，但是在本地的市场非常有号召力，所以这个就是菜市场的另一个特色，它能够供给季节性、地方性的食品，这就给了它很大的活力，这在其他的一些零售渠道是看不到的。

海口街头的老爸茶摊/周发发 摄‍‍‍

周发发：前些日子我去了海口，我发现他们街边小商铺的生意其实是比北京要好很多的。有时候我随便路过一条街道，哪怕是卖拖鞋、玩具的这些小摊贩的店，都是陆陆续续有顾客来光顾的，这好像在北京很难想象。感觉北京是已经被线上购物模式所支配的一个城市了，你很难想象说买个拖鞋要下楼自己去买，或者说你走两步路，就能遇到一个卖作业本、卖玩具的商店。在您看来，不同城市的地摊的氛围是不是有所不同，影响不同城市的地摊经济和氛围的因素可能有哪些？

钟淑如：首先主要是城市管理策略的区别。北京是个很特殊的城市，它有一些政策和政府管理思路的原因，所以留给这种小商贩的空间就不多了，而且北京确实有很多科技企业，整个电商经济相对来说会比较发达。但是这跟经济发展水平也没有必然的关系，比如说上海的地摊经济就挺发达的，甚至它的市政府会有一些鼓励的措施。这个在我看来主要还是城市管理思路的原因。

因此，也不能说一个城市的经济水平越高、人民生活得越幸福，它就越不需要这种地摊经济，它们反倒可以是相互促进、相互融合的关系，因为这种“小修小补”构成了另外一个公共空间，它能给人带来幸福感、体验感。虽然你很难想象买个拖鞋都要下楼，在网上买拖鞋非常方便，但是如果你某一天下楼，看到有个小店里面，它一下子呈现在你眼前的是几百双不同的拖鞋，一下子就能看得到、摸得着，你还能跟店主聊聊天，这个过程中产生的感觉是线上购物不可能达到的。这在食品上就更加明显，我用网购平台买回来的食物都像拆盲盒一样，其实让我感到非常失望，这和在菜市场闻着它的味道、自己亲手挑选的东西是完全不一样的。

海口海大夜市/周发发 摄

现在国务院发布了一个新的政策，就是说要“小修小补”回归社区。前几天我还跟我老爸聊，他说在90年代的时候，遍地都是那种擦皮鞋的摊，然后还有补衣服的、修手表的摊，他们都是聚集在菜市场周边的。现在这些人其实都慢慢被淘汰了，有的是因为找不到合适的地方，也有的是被城管渐渐地清退了，也因为随着消费社会的发展，现在大家倾向于直接换新。其实资本主义就是这样，要不断刺激消费，要在最少的时间内消费最多的东西，所以“小修小补”就没有生存的空间。

突然出来这个政策其实挺引人深思的，现在一方面也号召节俭，另外一方面“小修小补”确实还是有生存空间的，还是有社会需求的，大家只是不知道怎么去找这些东西。所以一定程度上，一个城市是否有足够的活力，要看对人们真正需要的这些小生计是否足够包容。

周发发：您提到了“小修小补”，还是以我比较熟悉的北京来举例子的话，北京真正“有机”生长出来的这些菜市场，其实也是在消亡的。现在更多出现的是一些专门为年轻人打造的网红集市，包括到菜市场里面去弄一些打卡点，在小红书上做一些宣传活动等等。现在的集市好像有一种网红化和“消费升级”的趋势，您怎么看这种现象？

钟淑如：首先我不觉得它的消费有升级，它还是依附于我们现在的工业经济，现在年轻人卖的东西中，自己做的自主产品的有多少？很少，基本上还是卖一些从淘宝或者一些小批发市场拿货的商品。整个市场都有一个同质化的趋势，可能一个集市50个摊，有20个都在卖柠檬茶。一开始大家会很新鲜，到后面怎么做差异化发展，真正做成有特色的集市，形成一个可持续引流的地方，其实是挺难的事情。

这就像之前的露营、像很多一闪而过的流行文化一样，它来得有多快，去得就有多快。我去昆明、贵州的时候，也有看到他们在城市的很多空间搞这种集市，里面卖的都是各种小吃。但是你发现，虽然说口号是一下子可以吃到全国各地的美食，但是作为消费者来说，你体验过一次两次之后新奇感就不存在了，所以很快就又消失了。

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要看，为什么年轻人会喜欢到这些地方去。其实就是现在我们在面对这种单调、重复的生活的时候，需要找到一些没那么单调的东西，需要找到一些新奇的亮点来吸引自己。不过对我来说，逛这种网红的市集，还不如真的回归农村，到城乡接合部逛逛原真的大集：它不是靠网红营销打造起来的市集，那里边才能找到一些真正有趣、意想不到的东西，那种体验感跟城市又是不大一样的。

（整理/卓睿 审校/周发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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