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东方打工记：男人扮“厂妹”招揽工人 工伤不给报销医药费

近年来，工厂“用工荒”的话题从没间断过。按照“七普”数据，2020年我国15—64岁的劳动年龄人口为9.68亿人。明明有近10亿的劳动人口，为何还会“用工荒”？“用工荒”与“招工难”到底是不是伪命题？那些进了工厂的年轻人为何最终逃离？他们又是如何看待“进厂”？

从重庆火车北站乘坐轻轨3号线在红旗河沟转乘6号线，经过一个小时的车程后在蔡家站换乘公交，之后再乘半个小时的964路公交车，就可以到达重庆京东方的工厂车间。从地理上，这应该是外地人来重庆去京东方打工的路线。但往往他们很少会走这条路线，因为需要先到一个叫作“报到点”的地方集合，然后被送到另一个叫“招聘中心”的地方去。

招人的中介常常会发动下面的业务人员，推荐老家的青年前来打工，这些从小在山村里成长的十几岁青年男女，稀里糊涂地就被“大城市赚大钱的同乡”拉进了工厂。

那时候打工者有很多，行李几乎堆满了整个走廊，她们不知道后面要干嘛，一边给拉她们来的姐姐发消息询问状况，一边竖起耳朵听下一步的安排。所有来应聘的年轻人在填完多张表格后，无所事事地摆弄着手机。

这就是娇娇进厂之前的所有记忆，工厂枯燥的工作与她想象中的大城市相去甚远，之后到手的工资与之前谈的相差不少，所谓的返费也拿不到，在和中介吵了一架后娇娇选择回到云南老家。她觉得进厂是个局，她们对赚钱的渴望成为别人赚钱的工具。

当我在贴吧里发了条想了解如何进厂的信息后，接下来的6个小时里，通过微信联系我的人超过了20人，清一色的美女头像。她们并不问我为何想要了解进厂，而是强推一波又一波工厂待遇的招聘广告，还没等我回话，便热情地询问：“亲，想去哪个厂？都能安排，现在能进的厂不多了，我给你安排待遇最好的。”

黄瑞便是其中之一，“她”说自己也曾经是厂里的工人：“但女孩子嘛，想做点轻松的工作，而厂里稳定，适合你们男生。”在我说明记者身份之后，黄瑞有些失望，没有再回消息。直到半个小时后，他发来一段语音，语音里的男性烟嗓缓慢地说：“要不你自己进厂体验一下吧，哥，帮我冲冲业绩。”黄瑞其实是男青年，他后来解释，扮成女的招人成功率高一些，随后他发来一则京东方的招聘海报：“去这里吧，好安排。”

京东方在北碚，距离我30公里路程，第二天早晨7点半，在已经坐上前往北碚的公交车时，黄瑞才发来一个渝北空港的地址：“哥，到这个地点报到，有同事接你。”当我看到地址显示为重庆市北碚区保税港B区闸口时，有点惊讶，这个地址与京东方工厂的直线距离足有近20公里，我不得不调整交通路线。

在保税港闸口，不时有大型车辆通过闪着灯的收费站，路边有条小型商业街，街角二楼处两个没有招牌的店铺门上用蓝色的纸贴着“人力法律服务，返费追回，项目外包”。赵姓负责人让我在街角稍等一会儿，他正在送一批应聘者去厂里。大约20分钟后，他从马路对面走来。

在确认了我是应聘者后，他手背在身后，在混合着大型车辆轰鸣声的嘈杂的路边，他时不时会拿出背后的手指着保税港的方向，顺势讲述华硕、仁宝、纬创这些厂的背景与他们在国内的布局。谈话间他拿出一张写着姓名、性别与职位的白色卡片在我面晃了一下。这张没有写任何工作单位的纸质卡片，被他称为工作证：“我是这里负责招聘的负责人，你可以叫我赵主任。”赵主任说，想去哪个厂哪个岗位，随时跟他讲，他可以协调：“谁招你来的都无所谓，后面你直接联系我就行，赵主任都能给你安排。”

我不禁插嘴问道，“不是去京东方吗？”赵主任笑起来，解释说京东方要穿防尘服：“我看你年龄大，怕你受不住，我给你安排这边的，更轻松。”正说着，赵主任进了个电话，他走远了几步，电话声淹没在嘈杂的车流声中。回来后他尴尬地笑起来说：“我刚问了下，没有核酸检测报告，港区这边你进不去，要不你在附近找个旅店住一晚，做个核酸，明天再进？”在我拒绝后，赵主任不耐烦地说：“行，懂你意思了，你去京东方吧。但得快点才能赶上今天的面试，快打车过去吧。”临上车前，他突然想起什么叮嘱我学历一定要填大专以下，不然后面会很麻烦：“高学历的人，京东方会安排你去技术岗培养，如果这个岗位做得不开心想转岗，是不行的。如果你学历填写得低，就会随机分配去流水线，这样如果你干得不开心想换一换，每3个月会有一次调岗的机会。所以千万别填自己是大专以及以上学历。”

路边的医院门口除了救护车更多地停着面包车，不时有拉着行李箱的年轻人从上面下来，也有面包车载着他们离去。这里是附近工厂办理入职体检的唯一场所。医院不远处几个黄头发的青年刚刚体检完，将行李放在一旁，蹲在路边抽烟，谈论着一起来体检的人中有个女孩子挺漂亮。在他们背后一个操着奇怪口音的司机边给我电话边找到了我，他说自己姓潘，不介意可以叫他潘总，后续入职流程他来帮我。

潘总看上去年纪不大，但挺起的肚子与卷曲的发型处处透露出社会气。破旧的面包车里，浓烈的机油味道与汗味夹杂在一起。潘总边晃晃悠悠地开车，边问我：“那边跟你说注意事项了吧？学历写大专以下的。”

商铺看上去很新，很冷清，几个开门的店铺在玻璃门上挂着一张某某招聘公司某某面试中心的纸质招牌，最大的那间，写着京东方招聘中心，进门左手处摆了两张桌子，桌子上凌乱地放着应聘者的身份证以及两台电脑。门口正在用手机追韩剧的女人头也不抬地说：“身份证放这，然后去那边填表。”几张填好的表格，随意地被扔在桌上，表格上记录着一个2003年出生的年轻人完整的履历以及家庭状况。两个填好了表格的应聘者横着手机“双排”《王者荣耀》。

我的朋友、曾做过劳务派遣业务的志强之后却告诉我真正的原因可能没那么简单：“写高中或者中专就会百分百分配进流水线，这样才能顺利拿到返费提成。如果学历高，有些工厂会考虑直签进技术岗位，这样劳务公司就拿不到提成了，最多给个介绍费。这可能才是他们提醒你把学历写低的原因吧。”

3月底的重庆并不暖和，潮湿的空气中时不时夹杂着毛毛细雨。前来应聘的打工者，几乎都带着厚厚的棉被，除了身上鼓囊囊的背包，旅行箱上都挂着一些生活用品。但人群中有个女孩例外，她身穿短裙、丝袜，脚踩高跟鞋，穿着清凉，来来回回穿梭在这群打工者之间，还会热情地帮人拿行李。

潘总与我站在路边，他笑着提醒我：“看到那个穿丝袜的女生没？别去招惹，你把握不住的。”潘总故意卖了个关子，看着那个女生帮一个应聘者拖箱子离开这条街后，他说，女孩是 “黄牛”，看到没人带的应聘者在这边，就会上去搭讪要微信，然后很热心地告诉一头雾水的应聘者，她所在的那个厂比其他厂好，“厂妹”多、待遇高。

潘总说的“黄牛”，其实就是劳务派遣公司的“媒子”，他们会用自己的方式将打工者带到与他们有合作的工厂里，这样他们便能得到相应劳务派遣公司给的返费提成。

“如果他们说哪个厂‘厂妹’多，哪个厂住的条件好，或者哪个厂过几天要调工资都别信，都是假的。”潘总愤愤地说，“这行不能这么干。”但话锋一转，他告诉我：“不过你进厂后，可以跟你们工友搞好关系，谁如果干得不开心，想走人，你可以告诉我，我帮他们安排到其他厂。你介绍来的，我直接给你返费；或者你有亲戚朋友，想进厂的，也介绍来。”

潘总又点上一支烟，似乎是为了证明“黄牛”中他比“丝袜女”更靠谱，他告诉我：“我算好的，有些缺德的，溜这群打工的。这边入职干一个月，拿到返费后，忽悠他们去下一个厂，让这群人把整个工业园区干一遍，他自己拿完返费拍屁股走人。还有些厉害的，能从聊天看出你干不干得久，那种临时过渡的，他们就只赚介绍费，带着你们这边干三天、那边干三天。”

潘总吐着烟圈对我说：“每天招这么多普工，如果工厂自己成立招人的部门，成本不小，钱依然花出去，不会涨在工资上，并且管理这个部门也要花钱花心思，还不如现在这样省力。”潘总没明说的潜台词是，如果某一家工厂不返费了，这些掌握了招聘渠道的派遣公司就会把人往其他工厂引，有些手腕硬得“溜人”的“黄牛”能轻而易举地把那些新入职的工人“挖”到有返费的工厂里，不给返费的工厂很容易陷入“招进的人越来越少，离厂的人越来越多”的境地。

“大家都听我说，现在开始面试。”刚才在追剧的女人看了看时间，扯着嗓子叫了起来。简陋的招聘中心却并未安静下来，横着手机打游戏的应聘者依然低着头酣战，几个没有椅子坐的年轻人听到面试后靠着墙望向那个女人。

黄瑞说工厂基本“来者不拒”，只要没有大面积纹身，没有传染病就行。这也是为何黄瑞觉得做“黄牛”比进厂打工赚钱更轻松。黄瑞在厂里打工时，认识过一个老大哥，已经在广达电脑位于重庆的ODM工厂干了10年，但经过这么多年的调薪，最多时候到手工资也就是一万出头。黄瑞觉得这个世界这么精彩，机会那么多，如果把10年的青春耗在工厂里，一眼就能看到头，十年后还是个工人，到时候再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也没空间了。我问他想做什么，他说还不清楚，但做劳务派遣收入没有上限，干得好说不定一年就可以赚个几十万。

志强告诉我，赚返费比进厂赚钱容易。让一人进厂并工作满一个月便能拿到1000~2000元不等的返费，即使干不满一个月只要成功入职，也有200块介绍费。

黄瑞说，他这么选择还有另一个原因，“可以剥削别人而不是被剥削”。“工厂出的工资劳务派遣公司要扒一层下来，‘黄牛’也要分提成。如果不是走投无路，我不会再进厂，进厂让我觉得自己像韭菜。”

万寿福居其实是北碚区的公租房，四周几乎全是工业企业，京东方工厂距离这里两三公里，这片公租房中夹杂着它的员工宿舍。这些员工宿舍很容易分辨，楼门口的上方写着“京东方职工宿舍”几个蓝色大字。进出需要刷工卡。楼内依然是公租房的模样，门口的安保室变为了宿管处，没有被褥的工人可以在此领取床上用品，但需要从工资中扣押金。

宿管阿姨每天的工作除了巡查宿舍有没有危险品外，还要清退离职员工。一位阿姨告诉我，很多年轻人来就是为了找个落脚的地方，他们觉得找个包吃包住的地方会省去很多麻烦，但工厂的工作又让这些怕麻烦的年轻人觉得累。于是他们会经常旷工直到被旷离，由于没能力去找其他住处，就会赖在宿舍里不搬走。

宿舍是四人间，上铺睡人，下铺是柜子与写字台。每间宿舍有单独的厕所与生活阳台，但没有洗衣机，宿舍中弥漫着男生宿舍该有的味道，已经住人的床铺上堆着常年不叠的被子，阳台晾晒着洗得有点发白的工作服。

分配给我的床铺尚未清退，床铺上堆着满是汗渍的衣服，床铺下的写字台上一拳厚的零食包装袋让我有种换宿舍的冲动，另一个床铺的写字台上则躺着3袋不知道打开了多久的辣条与鸭脖，包装里的辣椒油已经流干，在写字台的边缘与地板上形成一大块油渍。

宿舍里最早入住的那位工友不爱说话，对于宿舍有新同伴没有任何反应，室友的进进出出对他来说或已习以为常，他上白班，一大早独自出门，晚上回到宿舍后倒头便睡没有一句多余的话，似乎不愿意与其他室友有交集。

与我同一天入职的还有一位室友叫林波，1991年的林波与其他人明显不同，他是开着车进厂的。体检前就在向周围的人打听，哪里能停车，哪里停车不收费，收费要收多少，在这群每月为了4000多元工资而愿意每天工作12小时的打工人中，多少让人觉得他在炫富。

林波不是第一次进厂打工，但上一次进厂也是很多年前了，如果不是无家可归，他也不会选择进厂。林波上一次进的厂是比亚迪(267.890, 13.80, 5.43%)，当时的工作是打齿轮，在流水线上放上原材料，然后把这些材料最终打成所需要尺寸的齿轮。林波说，之前干得挺惬意，由于跟组长关系好，组长可以利用职务之便带着他一起不用干活。“组长只需要克扣组员的件数，把这些克扣下来的数量归到自己的任务中就行了，克扣的量还能存起来，有时候存得多了就会给跟他关系好的人，比如我。”他说。

但一次工友的事故让他有了离开的想法。林波说，那天下午他本来有点困，但工友在距离自己一米左右的位置被从天而降的钢板砸成了肉饼。那一瞬间，林波突然无比清醒，脑袋也格外空旷，却不知道该作何反应。之后查明原因是钢索老化，导致上面的重物脱落。林波也因此产生了离开工厂的想法。在存了一些积蓄之后，他到福建做过生意，后来又干起了货运，还谈了女朋友准备结婚。

但疫情来了，他的货运受到影响，今年春节回家又因为结婚的事情与家里发生了矛盾离家出走。林波从家里开了100多公里的车直接来到厂区上班，给自己找个住处。加完油，交完体检费后，林波微信还剩40元钱，“够花了，后面就包吃住了。”他不想去动之前准备结婚的存款。

与林波不同，走路一瘸一拐的老张是“老工人”了。作为一个80后，老张明显跟这些年轻人不同，在入职填电子表格时，足足填了半个小时，因为小程序中上传身份证复印件这个操作，老张退出拍照了好多次。

他上一家工作的工厂叫翊宝，尽管翊宝在进厂打工的圈子里因为工作强度高而口碑不好，但老张却安安心心在里面干了好几年。老张说自己没什么学历，脚又有点跛，能安安稳稳干就不会折腾换地方：“能给支烟吗？”他突然满脸期待地问我。

在我说自己不抽烟后，老张满脸失望。他烟瘾很大，从医院回宿舍的一路上，他几乎问了所有人要烟抽。而老张被翊宝开除也是因为抽烟。翊宝与京东方一样，厂区除了吸烟室，全部禁止抽烟，厕所也不行。但老张因为烟瘾大，已经被多次罚款了。终于在上个月，一个月内被抓住两次在厕所抽烟后，他收到了辞退通知。

另一个填表遇到问题的“老工人”叫薛峰，他的问题在于不会拼音，只能手写。薛峰其实才满20岁，他自称“老工人”的自信来自丰富的经验。

16岁便出来打工的薛峰，在公路上划过线、在电子厂干过库管，甚至还做过流水线的组长。因为几乎没怎么上过学，无论多累，只要给钱，他什么都愿意干。尽管薛峰不会使用电脑，但说起电脑组装厂哪些岗位是苦差哪些岗位是优差，他如数家珍。

听说自己被分到生产管理科后，薛峰表现得很高兴：“这活儿就是库管，不用上产线，上班能带手机，上夜班不忙时候还能睡会儿。除了体力消耗大，没有缺点。”

进入流水线的我，听着车间里机器呼啸的轰鸣声，抬头计算着时间，思考在流水线连续干上一个月会是什么感受。之前在工地上做过工的工人魏东告诉我，没什么感受，只有压抑。

苍白的灯光下，流水线上工人们熟练地分拣出屏幕与空盒子，屏幕被送到下一个环节，空盒子被送上叉车。叉车上已放满的空盒子就是无声的工作量。正常情况下装满一个叉车至少得上百个空盒子才会被运走，而这样的流程一天大约进行20次以上。旁边的流水线上，包裹着防尘服分不出男女的工人们则在一遍遍检查着盒子中是否还有屏幕。如果漏掉一块屏幕，将面临500元的罚款，第二次再漏则罚款翻倍。流水线上的罚款一般都是现结，直接在当天下班时微信转账，不会从工资中扣。罚款的具体流向，到最后也不得而知。

这个流水线主要负责投入屏幕、收空盒子与退空盒子，人并不算太多。魏东所在的部门18人左右，投屏1个人负责6条线附带绑屏，2个人负责12条线；拉车收盒子4个人12条线，做数据2个人，退库1个人；两组人白班夜班两班倒。

由于疫情影响了工地的活儿，魏东就想来工厂碰碰运气。但这几天走路明显有点跛的他运气显然并不好。“前几天工伤了。”说着魏东伸出右脚，上面包扎着纱布，黄褐色的药水透过纱布浸出，能明显看出只是做了简单的应急处理。在一遍遍询问是否能报销医药费后，主管领导删除了魏东的微信好友，因此这次工伤在做了应急处理后便戛然而止。作为外包的员工，报销医药费基本是不可能的，魏东告诉我，这就是领导给他的原话。

除了上流水线千万注意安全，魏东还提醒我另一个注意事项，进厂前记得喝水上厕所。本以为是个常规提醒，但当我在进入工区后也开始明白这件事的重要性。工区不允许携带任何物品，包括手机和水杯。进入流水线作业区前，需要将这些东西全部放置在个人储物柜中，然后换上防尘服与专用的小白鞋才能进入流水线作业区。魏东提醒说，如果想要中途上厕所或者喝水，一定要提前请假，并且15分钟内必须回到作业位置上。这15分钟包括一进一出时穿脱防尘服的过程。我试了一次，尽管花费时间不多，但麻烦的过程与组长听说请假时厌恶的眼神着实让我不想再提一次上厕所或者去喝水。想到这样的过程会持续10个小时以上时，我抬头看了看白晃晃的天花板，晃了晃被防尘服包裹得严严实实的脑袋，突然感受到一阵莫名的麻木与疲惫，一个下午的时间，我已经开始分不清外面是白天还是黑夜。

大半个月后魏东还是选择离开了京东方。由于离职手续过程可能需要一个月之久，所以他没有办理离职手续，收拾完东西便头也不回地离开了宿舍，走之前他跟我说：“太不人性化了，我宁愿回工地。”

按照入职培训时的说法，京东方的普工与大多数工厂工作模式相同，均为两班倒，即分白班与夜班，以早8点与晚8点为两个时间节点，早班为早8点上班晚8点下班；晚班则为晚8点上班，早8点下班。这就意味着每天在厂房内需要待12个小时，中间有1.5个小时的吃饭与休息时间，正常工作时间为10.5个小时。

在劳动合同中有一份《职业病危害因素及其可能产生的健康危害》，这份材料的作业环境检测分级中显示，除了高温与噪声为信赖性测试Ⅰ级外，其余包括粉尘、电磁场、多种化工气体等全部为0级。

吴强的故事很励志。曾经也是普工的吴强如今建立了自己的工厂，经历了产业工人到工厂主的转型。他觉得，“以后可能并不需要这么多普工了”。

他说，小工厂都在引进全自动化的生产装备，现在很多全自动机械流水线已经可以完美替代人工，工厂中只需要维护这些设备以及维修这些设备的人就足够了。大工厂的基础实力远强于这些小厂，用更先进的设备替代人工是完全可行的。

早在2020年，京东方便投资300亿元在福州建立了业界首个全自动生产线。但未将其他工厂的生产线替换成全自动生产线。吴强猜测，一是大工厂替换生产线投入太大，二是需要培养储备人才。

吴强工厂里的工人几乎全是70后、80后，“90后的年轻人来了就得供着”。吴强说，小工厂需要的设备维护人员是从普工经过长年累月学习积累成长来的高级技工。但小工厂招人本来就不容易，没有大量的普工群体去筛选出能成长为高级技工的人，这样的人才只能从外面挖。并且，这些技术不是书本上能学来的，必须经过长期做普工历练。

“现在能沉下心从事流水线工作并提升自己学习技术的年轻人不多了，如果这一批老技工逐渐退休，后续是否有足够的年轻人可以接上？”这是吴强所担忧的。

像富士康、京东方等这样的大型工厂，若全部替换为全自动生产线，也需要大量的高级技术工人对设备进行检修与维护，储备足够的普工人才接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