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职儿女：与其内卷，不如回家

出品 | 虎嗅青年文化组

作者 | 黄瓜汽水

编辑 | 渣渣郡

全职儿女，在半年时间内成为互联网新词。

如果一个年轻人暂时脱离就业市场，回到家庭与父母生活，或用劳动交换报酬，或靠存款积蓄生活，那ta都可以自称为“全职儿女”，唯一的老板就是父母。

“全职儿女”的概念，由一部分当事人现身说法之后，逐渐在社交媒体弥散开来。

许多旁观的年轻人都在评论区留下了两个字：羡慕。

“我奶奶一个月7000块养老金，她3000我4000，这么过了半年了。”

“与其花钱请外面的护工，不如花钱请自家人放心。”

“虚假的啃老：在家躺平添一双碗筷；真正的啃老：去大城市打拼买房买车；顶级的啃老：结婚生子，一家三口住父母家。”

打眼一看，全职儿女就是啃老族换了新马甲；但转念一想，如果在大城市奋斗的性价比越来越低，那回到父母身边也不失为经济适用的省钱妙招。

这个名词最初来自于一个豆瓣小组：“全职儿女工作交流中心”，该组创建于2022年12月。

他们给“全职儿女”留下了原教旨主义名词解释——

一种新型的脱产生活方式，指的是年轻人脱产寄居父母生活，并通过付出一定的劳动换取经济支持，同时保持学习，尝试找到职业目标、考公考研上岸。

小组目前聚集了3500多位成员交流“全职心得”，这里能看到他们各不相同的寄居故事。

有人因为父母患病，不得不脱产回家陪护照顾。

有人因为自己生病，不得不离开社会回归家庭养病。

有人因为父母控制欲太强，一毕业就被绑在身边。

有人因为就业市场不景气，回家蛰居观望，同时给自己留一条考公考编的后路。

翻一翻这里的故事，远不如网络段子调侃得那么快活，反而很容易嗅到焦虑的气息。

没有工作，没有收入，日常花销只能给家里买菜，额外的消费就别想了，毕竟富二代的日子不是谁都过得上的。

有位成员在帖子里写到了自己作为“全职儿女”的经历。

澳洲留学归来后，就业竞争太激烈，她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就逐渐拖成了“全职儿女”。在国企上班的父亲会把工资分给她3000块，逛淘宝关联妈妈的账号，日常消费刷妈妈的信用卡副卡。

反正出去也找不到比父母更好的工作，倒不如在家把家务活安排妥当。于是她需要全年无休为全家做好三菜一汤。

“爸妈对我各方面都比较无所谓，觉得他们这一代人努力了奋斗了，到我这一代，就希望我能稍微轻松一点，所以我在家他们也觉得挺好，不要急，总会有工作的。”

但每天睡到自然醒的闲适生活并非一丝苦恼都没有，平静的水面之下隐藏着暗礁。

“看到一些同学选择了上海、广州这样的城市，机会更多一点，他们手上已经握着好几个offer了，每次看到有人在朋友圈说又拿到一个offer，我就会急：自己怎么一个都没有？所以这半年我一直死命关注工作上的消息，很怕错过一些机会。”

也有人的父母并没有这么通情达理。

一位组员分享了自己做“全职儿女”的痛苦。

“父母大部分时候都理解我，但有时候会流露出对我的不满，而我其实对他们一些行为不满意也没有反抗的底气，明明让我不舒服，但觉得自己还在依靠着别人。”

吃家里、住家里、花家里，人在屋檐下，姿态就不得不放低，日复一日的寄居生活挤压着所剩不多的自我价值感。

最后只能感慨一句：“还是得出门打工”。

我在小红书联系到了3位全职儿女。

他们都是同龄人，00后，毕业不久，也都在毕业后短暂工作了一段时间。

最后他们都选择了逃离职场，回归家庭。无论是长驻还是短暂歇脚，家庭都是他们社会历险之后，得以喘息的地方。

提起曾经的工作经验，他们都很激动：职场对于他们而言，是一段非常不愉快的体验，他们也都在不同程度上被上司PUA过。“太累了”是出现频率最高的感叹词，“对资本失望”也是三位年轻人不约而同提起的一句话。

阿屁今年23岁，去年毕业之后，她去深圳一家制造业工厂上班，负责对接客户。

回忆起上班的日子，阿屁感慨自己活得像一个打工机器人。除了出门上班与回家睡觉，基本上没有任何其他活动。

“我每天6点多就出门工作了，转两趟地铁，一趟公交。晚上8点回家，回家之后还是继续工作。客户要工厂出东西，卑微乙方就得随时加班，一直加到凌晨。”

这样的工作强度之下，阿屁每个月只能拿到五千多元的薪水，在深圳交完房租之后，只能剩下紧巴巴的一两千元，除了覆盖日常吃饭、水电、通勤之外，什么娱乐活动都别想了。

然而上司仍然怪她不够努力：“你这么年轻，为什么不多加班”，如今回想起来，阿屁认定自己被PUA了。

于是阿屁在去年12月底选择了离职。

想念今年也23岁。

师范大学毕业的她，顺理成章进入教育系统工作，在学校待过一段时间，在培训机构也待过一段时间。

在成为全职儿女之前，想念形容自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给资本家打工的打工人”。

学校的规章制度让她身心疲惫，教师办公室里的政治斗争让刚毕业的她手足无措，曾经对教育行业的滤镜也破碎了：“其实我特别喜欢教育行业，但我真的去工作了以后，发现跟想象的不一样。”

想念看上去还是个孩子，跟班里的学生年纪差距本就不大，日常玩玩闹闹很开心，可到了严肃的时刻就丧失了威严，“我和学生没有距离感，上课哪怕再凶，他们只觉得你好玩”。更不用提学生家长的质疑了：这么年轻的老师，能有什么教学经验？

虽然上班时间不长，但想念还是被巨大的疲惫感笼罩。她说自己并不是个例，身边的同龄人几乎没有一个是无忧无虑的，每个人都过得“很累”。

于是师范生想念离开了教育行业。

君子是三位之中唯一的男性。

在社交平台搜索“全职儿女”时，大部分讲述人都是全职女儿，全职儿子的数量并不多。

君子毕业于一所大专院校，但他不甘心，还没毕业就拥有了三年的新媒体写作经验。迈出校门之前，君子的工作经验已经比同龄人高出了一大截。

但打工的公司无论大小，各有各的不靠谱。

第一份工作，君子表现得非常积极，结果被裁员后才发现，自己和同事吐槽老板的小群被人捅到老板面前了，君子不明白，明明都是朝夕相处的“一家人”，为什么会背后捅刀子？

第二份工作，由于工作能力突出，上司给他穿小鞋，故意给他的工作使绊子，带着同事一起孤立他，“可能某种程度上触到了别人的利益”，他这么想。

君子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只好给上司发小作文表忠心：“可能我真的有很多错误，就专门向他道歉，虽然我也不知道做错了什么。我说我是您招进来的，我非常想好好干”。每天坐在工位上，就算什么都没有干，君子都觉得如坐针毡，最后只好自己离职。

之后他经历了一系列不靠谱的新媒体工作：有一个人当四个人用的，有光明正大不交五险一金的，还有一到下午五点半就关空调的B轮公司。

最后，君子在一家还算靠谱的头部媒体公司落脚。好景不常，受疫情影响，公司开始大面积裁员。君子作为小组领导，要按照公司要求“威逼利诱”八年的老员工放弃N+1。狡兔死走狗烹，辞退了组员之后，最后也轮到了自己。

这让君子彻底和职场决裂了，他打算自己创业——

“我是对资本有些失望的，那个时候我就意识到，人还是要依靠自己，而不是去依赖职场。”

挣的钱根本不够养活自己，在大城市仅仅是生存都够呛了，更不用说给家里帮忙，不倒贴已经是万幸，于是父母就把他们“叫”回家了。

三个人的经历总结成一句话，就是“与其在社会做一块边角料，不如回家做父母的一块宝”。

阿屁的老家在湖南洞庭湖湖区。

回家之后她除了陪伴家人，做做美食，还会回到农村的湖边呼吸新鲜空气。

父母没有给她施加压力，只让她放心休息，不需要用家务劳动来换取报酬，就像是大学放假回到家里的状态。“之前一直在外地上学，没怎么好好在家待过。现在父母心情好的话会给我一点零花钱，如果不给的话，我自己也有一点积蓄”。

虽然父母没有明确提过考公考编，但阿屁自己正在考虑这种出路。比起大城市的未知，留在家乡的体制内对她来说更安稳舒服：“我出去工作的话，也发不了什么大财，就那么几千块钱，我在老家反正也是挣几千块钱，为什么还要出去吃这么多苦？”她告诉我，那些留在深圳的朋友依然很痛苦，似乎也反向证明了回老家是明智之选。

话虽如此，但如果没有遭遇社会毒打的经验，恐怕现在也没有这种死里逃生的幸福。阿屁告诉我，如果时间倒流再选一次，她还是会选择去一次深圳。

今年年初，想念正式开始了全职儿女生涯。

想念的父母早年从重庆来到广西发展，开了面粉厂，顺带还开了一家重庆面馆，虽然不是巨富家庭，但也算得上幸福富足。

在视频作品里，想念说自己靠着存款利息、理财收入和收租，如今每个月到手的收入在两万元左右。在视频评论区里，不乏羡慕她的声音，比起普通人，想念的退路看上去都平坦宽阔许多。

“当时也是因为我考研失败了，再加上一段失败的感情，整个人的状态非常不好，我爸妈主动提出了让我回家，于是我就回来了。”

和阿屁一样，想念不需要用具体的劳动换取报酬，更多是为父母提供精神陪伴。

她每天可以睡到自然醒，想吃什么吃什么，想做什么做什么。平时在生活方面，父母照顾想念更多，而她唯一要做的就是让父母保持开心，陪妈妈逛街散步，或者安排一家人一起出去玩，“一定要说付出什么的话，或许是每天提供点欢声笑语给他们。”

谈起家庭氛围，想念说自己每天都处在非常愉悦的状态中，父母从未给她施加任何压力：“我做全职女儿，总比嫁出去做别人的全职太太好吧。跟全职太太比起来，全职女儿真的是零风险。”

比起两位全职女儿的安稳，君子的生活更起伏一些。

从新媒体头部公司离职后，君子开始了数字游民的生活。大学毕业后一直没机会旅游的他，一口气去了许多地方，一路走到了大本营大理，总算过上了自己的gap year。

差点就要在大理定居的他，碰巧赶上了过年。当烟花在天空升起之后，君子也收到了家人的消息，询问他要不要回家看看。

于是君子选择了回到温州老家。

父母一开始也会暗示他考公考编，但当他给父母展示自己的自媒体和知识付费运营状况后，父母就不再干涉他了。农村对互联网的了解有限，父母便对外说儿子在写小说。

每天中午起床之后，他都会花2-5个小时运营写作训练营，剩下的时间自由支配。讲完课之后，君子会帮家里做好午饭，每天晚上也有固定夜跑的时间，抽空还会去镇上陪姐姐看电影逛街。

君子找回了久违的松弛感，“不知道怎么说，反正挺舒服的，不会有职场每天勾心斗角的痛苦。”

君子的小红书页面

别看都是全职儿女，但他们当中没有一个是真躺在家里“啃老”的。

人在水里，不扑腾或许就真的沉底了。

阿屁回家后一直赋闲，看到朋友圈里有人转让菜鸟驿站，她立刻就“冲了”，哪怕驿站是一份全年无休的生意，她也没有被巨大的工作量恐吓到。

然而，这明显是一个“花钱买教训”的故事。

阿屁的小红书页面

阿屁的小红书页面

由于不了解物流行业的规则，驿站老板美化了许多运营数据，又故意省略了零碎的成本——交完2000元押金之后，经营驿站的困难才逐一付出水面，阿屁的创业心也越来越凉。

驿站的主要收入，是“入库-出库”的动作，但一件大概只有3-4毛钱的利润，赚不到什么钱；如果是寄件，利润就会高很多，一件可以赚7-8元。可是驿站的寄件量，根本不像老板承诺的那么多，预期的收入大幅缩水。再加上短信通讯费、打印单据的费用、杂七杂八加起来，成本更高了。这都是阿屁总结的教训。

只靠收寄件，一家驿站还是赚不到钱，真正赚钱的是承包快递公司。阿屁告诉我，承包一个片区，要交一万元押金，如果投诉累计扣满12分，就会被罚款以及丧失承包资格。

不仅如此，驿站还必须“卖点什么”。土特产、卖鸡蛋、洗衣店、社区团购......想要真正赚钱，必须把驿站变成一个小型社区商业枢纽。

最后阿屁还是放弃了。

现在她又盯上了摆地摊的生意，这明显也不是一件易事。

比如卖柠檬鸡爪，鸡爪原材料就要40块钱一斤，做出来成本就50-60块钱一斤了。但阿屁仍然乐观，她希望地摊能全面发展：卤味菜、手搓冰粉、提拉米苏、柠檬茶，这些小吃她都可以做。她还向我聊起了自己的“商业蓝图”：先摆地摊，再做社区团购，成功了就去长沙开店。

当然，她也给自己留好了考公考编的Plan B。

全职儿女只是一个过渡，“不然我这么年轻，在家里待着，那不是浪费了吗？”

而另外一边，有人已经在小红书赚到了钱。

想念的小红书账号运营得相当成功，目前已经有5000多个粉丝，甚至刷微博时都能遇到营销号搬运她的视频。而她仅仅只是发了半个月视频，就做到了今天的效果，身边许多专门运营小红书的朋友都没达到想念的程度。

想念告诉我，有MCN公司向她抛出了签约的橄榄枝，但她都拒绝了，因为她不想把拍视频变成自己的工作和负担：“相当于要把这个号卖给机构了，有很多未知的东西，我也没那么自由了，现在这个账号就属于我自己，平时想发就发，不想发了就停。”

看过她视频的人都知道，她并没有花哨的剪辑和脚本，只有对着前置摄像头吃吃喝喝的记录，粗糙的流水账反而吸引了许多每天定时收看的观众，而她在视频剪辑上每天只花费十几分钟。

想念的小红书页面

让想念有些困惑的是，评论区的声音极度两极分化。

有人支持想念的全职儿女生活，并且在视频里得到了治愈和放松；有人指责想念啃老，还啃得光明正大；也有人阴阳怪气，家境优越是投胎的运气，现在的躺平日子，还不是因为爸妈有钱。

后来想念就再也不看评论了，也没有回应过任何人。

反倒是想念的父母会去评论区里“巡逻”一圈。曾经想念的妈妈回复过评论区的网友：“我自己的女儿我自己养”，谨慎的她后来也专门删除过妈妈的回复。

父母看完负面评论会不开心，还要反过来开导想念“不要往心里去”，想念笑着反驳：“明明是你们在看吧”。实在不行的话，她打算以后把父母屏蔽了。

今年23岁的她，很快就消化了负面的批评。“其实每个人内心都是向往这种生活的，不是做全职儿女这么简单，而是向往这种随心所欲。就像一个努力打工的人，如果中了300万彩票，他当然也愿意啊。”

想念看得很开，她认为全职儿女是社会进步的产物，会有越来越多逃离内卷的年轻人选择这种退路：

“有本事的孩子仗剑天涯，没本事的孩子在家承欢膝下，不是每个人都必须出门闯荡的”。

君子则是一个很有想法的年轻人。

“我是大专毕业的，家里两个姐姐恰恰相反，她们成绩非常好，都是985、211，我一直想要证明自己，所以毕业之后一直在外地工作，姐姐们都留在本地。”

君子认定自己没有读书的脑袋，连职场都混不下去，更不用说考公考编了。在学校里他就想清楚了，体制内这条路的人越来越多，自己没有这两把刷子，就不必硬和别人挤。

身边的同龄人也是就业市场最好的镜子。君子的一个大学室友在当保安，还有一个在开小卖部，是大家不想找份好工作吗？当然不是。

看上去所有人都羡慕的“数字游民+全职儿女”身份，并不能缓解君子的焦虑。

君子的社媒页面

有时候他焦虑的是同辈压力。

“我看到曾经的同事，后面跳槽去了字节跳动这种大厂，混得不错，年薪会有50多万，还是会忍不住唏嘘：如果自己当初坚持留在职场，也许也可以达到这样的高度”，但后来他转念一想，自己还是没办法在职场“与人斗其乐无穷”，于是作罢。

有时候他焦虑的是与社会的连接感。

成为全职儿女的前期，很容易面临社交圈的坍缩。好在君子运营的写作训练营，是一个“向外发疯”的过程，不断和形形色色的人接触，就更容易找到与世界的连接感。

“如果全职儿女只是很安静的去做一件事情，比如每天在家画画，那么可能你画到死，你就只有你爸妈还有你家里的一条狗，最后可能全家都要疯掉，要么是你，要么是你爸妈，要么是你的狗。”

“全职儿女工作交流中心”的组长在豆瓣简介留下了一行简短的字，勾勒了全体全职儿女们背后的隐线：

“既有啃老的情感和经济压力，又有GAP不知何时上岸的心理压力，只能在其中寻找微妙的平衡。”

他们似乎都提到了一句话：全职儿女并不是长久之计。如果想要作为缓冲，起码要满足几个主客观条件：父母稳健的经济支持、自己手上的积蓄、能够自洽的良好心态。

每个人都在等待着“上岸”，这里的“上岸”并不只是考公考编，而是沉浸在迷茫冥河中的年轻人，如何寻找到自己真正认为有意义的事业。

找到了，也就“上岸”了。

在“全职儿女”越来越普遍的当下，对这些年轻人的道德批判也越来越常见。

父母老了怎么办？钱花光了怎么办？一辈子不去上班不就废了吗？

对于当事人而言，这类批判大多是“爹味很重”的说教。就像小秦告诉我的话：

“（全职儿女）这个事情我自己愿意，我家人愿意，别人愿不愿意关我什么事？其实我在家里的花销真没有多少，只是多个人吃饭而已，而且我吃得也不多。如果这也算啃老的话，那些在外面工作结婚，要家里买车买房的人算什么？”

而将“啃老”的概念拉宽，我们很容易发现，中国人大多都活在“啃老”的模式里。这是中国独有的亲子代际分工。

在城市，啃老是接受父母的资助，填上首付或彩礼的天坑。父母秉持着“能省则省”的理念，孩子主张“活在当下”的享乐主义。

在更广大的农村，啃老以另一种形式存在：老一辈从事体力劳动，子一辈在日复一日的短视频影响下，幻想着成为网红翻身的那天。就像在建筑工地，年长的工人总是比小伙子更多。

年长一代人大多从事“脏累差”的重体力工作，年轻人则主要从事一些“待遇报酬—体力投入比”相对较高的技术性工作（如司机、电焊、模具制造、电器安装等），或直接处于失业、半失业状态（长时间无工作）。不少在外地打工的亲友都曾经对我提到过——建筑工地上所谓的“小工”（主要从事建筑材料搬运）大多都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而年轻人即使没有合适的技术性工作，也不屑于做这些事。（《“啃老”的中国家庭经济如何影响中国的未来？》）

与其争论全职儿女是否是新型啃老，不如思考这一趋势出现的原因。

一是内卷系统过热产生的反作用力。

中国人不可能心安理得地拥抱gap year，因为在优绩社会的漩涡里，只要停下就会被甩出赛道。但00后可能是中国第一波遇上就业减速带的年轻人，他们或主动或被动地选择了gap year。

一旦内卷系统运行到超负荷的状态，就会报复性宕机停摆。当每个人都提前预知前方是翻滚的岩浆的时候，群体的脚步自然会骤停。

另一边，是就业市场的寒冷。

既然挤破头也抢不到，抢到了也赚不到钱，赚不到钱也就丧失了去大城市的意义——那么还不如回家“给父母打工”。

2022年全国大学毕业生1067万，这个数字在2023年将达到1158万人。智联发布的《2022年第一季度高校毕业生就业调查报告》显示：基于2022年的严峻就业市场情况，毕业生对期望薪资比去年下降了6%。

最后，年轻一代的价值观已经在舆论中被重新塑造。

比起80后90后坚信“努力就能有回报”的朴实价值观，00后对资本家的信任正在急速坍塌。

在B站，“一切都是资本的错”变成了年轻一代的街头暗号，暂且不论观点对错，至少他们更明确地将现实生活中的症结归为结构性系统暴力。

于是，关于“上班”的信仰正在消解。越来越多人提出质疑：上班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不用扯为了梦想那套，实在是太虚伪了。普通人在日复一日的填鸭式人生里，早就把梦想填没了。

更何况凭什么要为了别人的梦想，用自己的身心健康去996呢？

风向悄悄变化：不上班变成了最好的医美，甚至是最好的安眠药、最好的减肥药、最好的抗抑郁药。

曾经，工作在我们的社会规范中，代表一种约定俗成的道德。

“工作伦理”主张任何由劳动收入所支持的生活，不论多么悲惨都具有道德的优越性。反之，失业就等于颓废和失控，代表一个人对自己的人生毫不负责。

就业，稳定的就业、毋庸置疑的就业成为一种规范，失业与贫困画上等号——这是一种不符合规范的行为、一种不正常的状态。既然如此，为了消除贫困，把繁荣的威胁消灭在萌芽状态，显而易见的方法就是诱导穷人去工厂工作，并在必要时强迫他们接受自己的命运。实现这个目标最明显的方法当然是剥夺穷人的所有其他生活来源：接受条件，无论这些条件多么苛刻，无论这些条件多么令人深恶痛绝，它们都是最后的救命稻草。（《工作，消费主义与新穷人》）

有一部日剧叫做《我的事说来话长》，正是一部描绘日本全职儿女的电视剧。

主人公岸边满是一个典型的日本蛰居族，开咖啡店创业失败后一蹶不振的他，宅在母亲家里一躺就是六年，偶尔给母亲当司机，买菜加油赚点零花钱。

家人对他束手无策，每次想将他推出家门找工作时，总会被他怼得哑口无言。甚至来面试他的上班族，都会被他的躺平话术勾引得想辞职。

但其实这部看上去“不着调”的日剧，提出了一个哲学问题——

如果存款真的够用，那么一个人还需要工作吗？

当然，这个问题有不同的回答，这取决于“工作”对于你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是赚取窝囊费来维持生命体征，是找到一份能让自己实现自我价值的活动，还是为了保持与社会的连接感？

在这部电视剧里，废柴岸边满最终顿悟，穿好西装走向了人群之中。

是因为他听到了这样一段话：

“如果因为没有想做的事就什么都不做，因此而停滞不前的话，就会减少与喜欢的事相遇的机会，反而是个恶循环。”

“全职儿女”的头衔或许是可以躲避一时的巢穴，但作为社会中的一个人，总不能丧失与具体世界连接的能力。

当我们把个体的故事投掷到时代的洪流之中，会发现每个人都是微不足道的像素块和背景板。

至于未来如何，恐怕就要借用全职儿女的话：

不论是在家躺平还是进入社会，人一定还是要找到自己热爱的东西，如果找不到精神支撑，人在哪里都不会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