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躺平的人:一所二本大学和它的贫困生

发布日期: 2022-10-17
来源网站:mp.weixin.qq.com
作者:看天下实验室
主题分类:劳动者处境
内容类型:深度报道或非虚构写作
关键词:学生, 绥化, 学院, 贫困生, 大学
涉及行业:
涉及职业:青年学生/职校/实习生
地点: 黑龙江省, 北京市

相关议题:

  • 绥化学院是一所位于边疆省份农业地区的二本学校,学生大多来自贫困家庭,有许多是下岗职工、农民和农民工的子女,家庭经济困难。
  • 学校经常被叫错名字,学生在应聘时也经常遭遇歧视,毕业生中没有所谓的杰出校友,没有高官,鲜有富豪,但学校的目标是为地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培养人才。
  • 学生的生活条件十分艰苦,很多人第一次坐火车或者第一次出远门,有些学生一学期的生活费不到1000元,伙食费只有600多元,有些同学甚至会饥饿。
  • 贫困生最大的问题往往不是经济问题,而是心理问题,他们认为有钱人都是挥霍的,总怕被人看不起。
  • 绥化学院至今还没有一个硕士点,为了筹建硕士点,绥化学院的教师招聘要求是博士学历,但在校老师读完博士,多数选择离开,考研和经济条件挂钩,学生考研的比例并不多,真正考上的也不多。

以上摘要由系统自动生成,仅供参考,若要使用需对照原文确认。

学生和艾苓讲这件事时哭了。艾苓特别懊恼自己为什么不告诉学生,这所学校是一个正经的二本学校。绥化学院的毕业生在应聘时经常会遭遇这样的歧视,学校经常被叫错名字,“妥化学院”“缓化学院”……只有当地人会简称它为“绥大”。

后来每次出去参加活动介绍自己时,艾苓第一句话会说:“我是来自黑龙江省绥化学院的写作老师。”她希望这所学校的名字被更多人听见、了解。

这是一所地处边疆省份农业地区的高校,几乎是中国高等教育的神经末梢,从1953年建校至今,它最辉煌的时刻,大概是2004年由专科学校升为本科大学。

这是一所最普通的二本院校,毕业生中没有所谓的杰出校友,没有高官,鲜有富豪。他们绝大多数默默无闻地工作在基层,做普通人的工作,过普通人的日子,和这所学校“为地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培养人才”的目标正相吻合。

艾苓是绥化学院1987届历史系毕业生,做过中学老师、公务员、记者,凭借写作上的成绩,2005年回到母校教写作。从教十七年,她接触的学生超过3000人,至少三分之一是贫困生,因此他们的故事必然伸向社会底层的各个角落。

他们是下岗职工、农民和农民工的子女,来自欠发达地区的中小城市、农村、林场、农场,家里多子女、单亲或者有病人,部分人遭遇过校园欺凌。来绥化学院上大学,是很多人第一次坐火车或者第一次出远门。

“这些泥泞中的摸爬者很少发出自己的声音。”所以在退休前,艾苓写作了《我教过的苦孩子》,记录他们的故事,试图告诉读者:他们是什么人?从哪儿来?来绥化学院前经历了什么?他们的大学生活有哪些收获?毕业后过得怎么样?高等教育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了他们的命运?

无论是否见过世面,来这所学校报到的学生,很少有喜气洋洋的。艾苓在《咱们学生》中写道,有的人志存高远,因为种种原因考到这里,他们委屈、沮丧,好像被谁黑了一下。

这座建于上世纪二十年代的火车站,除了检票时可以刷身份证,站台内的设施仍停留在上个世纪。通往站台的路是水泥台阶,女孩子通常要铆足力气用手提着拉杆箱,吃力地走上台面,然后再拉着箱子走在破碎的路上,深一脚浅一脚,轮子在身后“咯噔咯噔”地响。

艾苓觉得有见识的家长或者学生到这里,也许就会考虑回家重读。事实上,也曾有学生刚出火车站,就请出租车司机在市区随便绕了一圈,然后就又买票上车走了。

“这是有选择的学生。”艾苓说。绥化学院的很多新生来报到是第一次坐火车远行。这所学校的学生大多来自本省县城和农村,外省的学生则主要来自中西部地区的县城和农村,校园里,随处可见有着黑红肤色的学生和家长。

2014年,高一喆买了一张硬座火车票。从山西到北京,再从北京到绥化,他坐了25个小时。这是他第一次自己坐火车,他亦步亦趋地跟着别人进了火车站,快检票了,他想起检票还需要身份证,忙蹲下,在大包里翻找起来,各式各样的日用品摆了一地。回想起来,他仍觉得“好尴尬”。

他们家的贫穷由来已久,祖祖辈辈生活在黄土高原的山沟沟里,土地贫瘠。他爸爸后来做了瓦匠。家里穷,他和两位姐姐上学的费用几乎都靠父母借钱。

虽然他一直有朋友,但在学校里很自卑,不敢当众说话,老师点名让他回答问题,他都紧张得脸红、出汗。他从没在县城的浴池洗过澡,感觉自己太脏了,回家的时候用水洗洗。等到头发太长,同学管他叫“人熊”时,他才去理发馆剪发。

他高中的语文老师很好,有一个雨天,她带同学们去她家,进屋后,老师换上拖鞋就忙着倒水。他想帮忙,便直接进屋,回头才发现,自己在老师家的白色地砖上留下两行泥脚印。

“那时候真是尴尬啊。”他和艾苓说。那时候,其他同学进屋前,先在外面的脚垫上蹭干净鞋,进屋以后都换上了拖鞋。这就是他和其他同学的差别。

高三刚开学的周末,他回家要钱,心里特别不是滋味,索性和父亲说不想上学了,想出去打工。但他的爸爸冲他大吼:“我们吃土,你们也要读书!”

高三毕业后的暑假,他去工地打工赚钱,买了手机和大学用的一些生活用品,用助学贷款交了学费,剩下的钱都留给了家里。

为了关注贫困生这个群体,艾苓设计了一个问卷,发到微博、QQ空间等,收到了一些人的反馈——不是那些艾苓原以为的成长中的磕磕绊绊,而是最基本的生存危机,比如她没想到90后还会有饥饿的经历。

有个女生告诉艾苓,2017年她一学期的生活费不到1000元,其中伙食费600多元。早餐两元,两个煎馒头片,一碗豆浆。午餐和晚餐都是1.7元,面向贫困生的档口菜很便宜,土豆丝、大头菜、豆腐都是一元两勺,可以换着打,2两米饭7毛钱。毕业前,她用饭卡里攒下的助学金偿还了部分助学贷款。让她疼痛的不是贫困,是学业上的差距,有些同学的专业课作品,她怎么努力也做不出来。

王猛于2010年考入绥化学院,2014年到北京求职。对于过去的贫困生活,王猛依旧耿耿于怀。“很难忘记,只能说尽量不去提及。”

他的父母结婚后不久,家族开始分家,父母不但没有得到任何东西,还被分到了他爷爷欠下的2万元债务。20多年前的2万元,简直是一个天文数字。

王猛和艾苓说,贫困生最大的问题往往不是经济问题,而是心理问题。上大学时,他曾和一位富二代同学一起逛超市,他觉得同学一定会买很多东西,他便买了近百元的零食。结账时,他才发现,同学只花了50多元,还有三十元买的是洗发水和沐浴露。“这是一种心理上的虚弱和贫穷,认为有钱人都是挥霍的,总怕被人看不起。”

由于绥化比较偏僻,地缘上不占优势,而且有着漫长的冬天,经常零下三四十度,艾苓相信绥化学院的贫困学生又要比普通的二本院校多一些。“有得选,谁会选这儿呢?”

绥化学院有着现在中国二本院校的所有困境。绥化学院至今还没有一个硕士点,为了筹建硕士点,绥化学院的教师招聘要求是博士学历。但在校老师读完博士,多数选择离开。曾经有一位北大的硕士到绥化学院应聘,但只在学校待了一个学期,便离开了。原来他当时是考博失利,又失恋,养了半年伤就走了。

绥化学院考研的比例并不多,真正考上的也不多。艾苓回忆,一个系考上的只有十几人,最好的是复旦大学,再就是黑龙江大学、辽宁师范大学、北京印刷学院、上海大学等。

考研和经济条件挂钩。艾苓观察学生们的状态,通常是家里能负担得起研究生阶段的学费、生活费的学生考研,很多学生的家庭急迫地等着孩子赚钱养家。还有一些稍微贫困的学生想考研,但无法全力以赴。大一大二时,他们将更多的精力用于打工赚钱,交学费,养活自己。

高一喆觉得,规划的前提,是你要知道10种职业,清楚从事这些职业的人在做什么,有怎样的发展前景。如果你身边的人全都是务农的,全都是工人,你根本就无从谈及规划。

人生中的重要选择,他几乎都是自己判断。初中时,高一喆学习名列前茅,参加市里高中的提前批考试,他也顺利通过了。选择进入这所市里较好的高中,还是参加中考,争取进入市区外更好的学校,他犹豫不定,没有人给他建议。

看着这些学生,艾苓就像看见当年的自己。高三时,尽管课业紧张,但她每天只上半天课,因为学校的煤炭只够用半天。黑龙江的冬天零下几十度,没有煤炭取暖,手都冻出水泡了。冷的时候,她便站起来跳一跳。艾苓不能回家,家里人多,环境嘈杂。

那一年,艾苓这个班56个学生,只考上了她一个。“经过初中、高中两轮的淘汰,能考上的真的是凤毛麟角了。”

无论是实习还是就业,艾苓都鼓励学生们走出去。艾苓担心狭窄的视野影响他们的格局和选择。有学生告诉艾苓,他想毕业后到北京试一试,艾苓问他钱够吗?这些年,助学金外加打工,学生攒了一些钱,在北京租间房子不成问题。艾苓便鼓励他去。即便学生最终会回到绥化,但他要知道这个世界有多大,绥化不是全部的世界。

也有一位学生让艾苓耿耿于怀,这位学生说,自己经历过苦难,天生就应该成就一番事业。但他的抱负被现实困住了。临近毕业,如果到北上广这样的大城市实习,他无法承担房租和个人开销,又不能问家里要钱。这时,一位老师告诉他,学校附近的电视台招人,实习期满了可以给编制。他毫不犹豫地去了,但最终他还是没有拿到编制。

高一喆的老家在山西,虽然省内同样水平的大学比比皆是,但他选择了远行。因为从未离开过家乡,他想到外面的世界看一看,越远越好。如今想起来,他说,真后悔,火车票都要好多钱。

“这样的孩子,他的视野能有多大?他的格局能有多大?规划未来时,他又能想得多远,多周到?然而,他们又不能犯错,不能‘重新再来’。”艾苓说。

刚开始,和陌生女孩子说话,高一喆的脸会刷地一下红起来,在一些场合公开发言,也会脸红、出汗。刚开始做记者时,他去参加新闻发布会,非常紧张。但他觉得这种状态是可以改变的。

大学时,高一喆加入了校报记者团,尽可能地打开自己,多接触别人,改变自己。再之后,他考入北京的一家高校读研究生。研究生时,高一喆依然过得非常清贫。奖学金覆盖了学费和生活开支。两三年的时间,他几乎从未和同学逛过商场,看到别人穿得光鲜亮丽,而自己的衣服破破烂烂,心里不舒服。至于景点,他也只捡一些门票便宜的去逛。

研究生毕业时,面临着工作和继续读博两个选择,高一喆非常纠结,他很想继续做学术研究,但考虑到读博期间的学费和生活开支,他还是犹豫了。父母的年纪大了,仍然在外务工。

在那家单位工作了一年多,高一喆感觉工作有些程序化,收获有限,便跳槽到了现在的公司。他很在意别人的评价,所以要求自己的每一个作品都出彩。也是在这个过程中,他慢慢地建立起了自信。

“像我们这样的贫困学生,身上多少带有一些自卑,需要别人的肯定,得到肯定时,你便感觉自己的付出是值得的。”高一喆说。

高一喆的大姐在杭州落户,二姐也从深圳大学毕业,开始工作。家里的条件改善了很多。“贫困并不会长在你身上。”他反复说道。

不过,他也坦言这是一批无法躺平的人。“别人原地踏步10年所处的位置,可能是自己20年奋斗的目标。像我们这种普通家庭出来的孩子,更需要自己受点累、吃点苦,往前冲一冲,不然的话,你怎么办?”

临近毕业时,艾苓在课堂上对学生们说:“大学毕业,无论怎样,都要找一份工作。不要指望别人养你,否则我会瞧不起你们的。贫困生更是一群无法躺平的人,有选择时,去选择,没有选择时,哪怕送外卖,那也要去。”

在北京4年后,王猛因工作压力太大,患上了糖尿病,他离开北京。来到沈阳后,作为讲师,他依然对自己要求严格,一两个小时的课程,备课六七个小时,即便万事俱备,他也会担忧课讲得不好,睡不着觉。

他害怕讲不好可能会被分配到沈阳周边的地区讲课,学生就没有那么多。这是王猛不能接受的,他渴望自己的课堂拥有最高的配置,他不能离开繁华的都市。他不想再一次跌落到贫困里。

钱仍然是他现阶段要解决的一个大问题。他的收入比同龄人高很多,但他觉得仍然不够。还完上大学的贷款后,王猛从22岁开始给家里寄钱,赡养父母。后来,他买了房子、车子,还要去考虑即将到来的婚礼、彩礼,以及下一代的学区房。他的终极目标是跨越阶层,想在所在的二线城市实现财富自由,过上小康生活。

身边的朋友同事都觉得王猛把自己绷得太紧了,他几乎没有闲暇的时候,即便是空闲时间,他也会玩剧本杀等和业务相关的游戏,像是打篮球、踢足球、玩飞盘,他几乎从未玩过。

“为什么把自己绷得这么紧?因为你失败不起,你要保证你是前1%,是成功的,你才踏实。”王猛说。

如今,越来越多的毕业生进入大城市。艾苓授课的这些毕业生,很多去往杭州、成都、北京、上海、深圳。到县城的,也几乎都是考公、考编的学生。还有一些留在家乡,找一份临时的工作,一边做着,一边准备各种考试。

在考公的这些学生里,艾苓最熟悉的是小玉。有一年,小玉参加了国家某局直属单位的考试,笔试成绩第一,超过第二名14分、第三名16分。艾苓想这回是没有什么悬念了,她肯定会“上岸”的,但是她失利了。

艾苓马上发短信问小玉,现在有没有考试录像,还有没有申诉的机会。小玉回复说,没有面试录像,也没有当场公布成绩,最后所有的考试都结束了才宣布考生成绩。她的面试成绩不高,第三名,就是差她16分的那个考生最后胜出。

小玉安慰艾苓说,老师,没关系,发生这样的事情反正不是第一次了,我已经习惯了。她还说了一句话:“我的背景没有别人那么强大。”我只能等待下一次机会。大概是半年以后,小玉参加了吉林省的省考,笔试成绩还是第一,最后又败北了。她的总成绩和最后上岸的人分数一致,但是根据当地的考试规则,当考生总分一致的时候,面试成绩好的胜出。

艾苓把这群人的努力称为“摸爬式努力”。他们的成长中没有大踏步式的前进,也没有一个可以在成长规划上给些引导的长辈,只能自己一点一滴地摸爬,走哪儿算哪儿,可能有很多的弯路,然后取得一点点进步。这种进步可能就是比父辈强一些,但刚到其他年轻人的起跑点。

艾苓记录了他们的挣扎:有人卖过服装,在服装店门口大声吆喝。有人卖过保险,一个月没签一份保单。

有人想考公务员、事业单位或者在编老师,屡败屡战,屡战屡败。有人在年会上准备抽奖,被同事叫停说:“她是临时工,这次抽奖没她的份。”

现在,王猛最大的遗憾是学历。到现在的公司面试时,HR问他,绥化学院是在河北附近吗?他说不是,黑龙江。晋升时,HR把学历打印出来,和他同级别的同事,大多是211学校的硕士。

王猛想成为一名大学老师,授课之余,研究某个领域的课题。现在他的工作是普及考公,他觉得还是在做一个普及性的知识传播,他希望自己更深入地去影响社会,影响到人类的思考。

王猛畅想,如果有一天,他有100万了,如果有一天,他不用再为还房贷、买学区房、给父母养老发愁,他可能会到辽宁大学上三年的MBA。“即便我35岁考上MBA,这都是我最幸福的一件事。”

在时间跨度上,艾苓这本书选择了2000年以后的毕业生。她觉得,从某种意义上说,现在的教育内卷始于2000年。高校扩招1999年启动,毛入学率从扩招前的9.8%一路走高,2002年达到15%,2019年达到51.6%,高等教育完成从精英化到大众化、普及化的三级跳。大学学费也一路攀升,1997年至2000年年均增长32.67%,到2000年全国普通高校学费已达5000元左右。

教育产业化让基础教育阶层化,对贫困生影响巨大,参加课外培训,进名校读书的总是别人家的孩子。高等教育的学生分层,是基础教育学生分层的累积和延续,考入绥化学院这类地方高校,他们已经拼尽全力。

有一个学生告诉艾苓,她初中成绩优秀,本来可以去省重点高中上学。校长跟她谈:留校就读,学校有嘉奖。只要每学期期末成绩保持在年级前十,就免三年学费。她选择了留校就读。

艾苓1985年入学时,绥化学院叫绥化师范专科学校,上学几乎没什么费用,助学金也可以覆盖一些开支。毕业之后,各地抢人,学生们被分到安达市人事局、安达市教育局等等机关。无论是农民还是普通工人的孩子,都直接鱼跃龙门。

而如今,在就业市场上,二本学校的学生不受待见,一些公司甚至将求职门槛直接上升到985大学的毕业生。

在采访中,学生和艾苓都谈到了这个问题,他们自认为不是“小镇做题家”,没有进入985、211这样有光环的名校。那么,大学对他们的意义和价值在哪里?进入大学,到从大学毕业,他们收获了什么?

最近,王猛也一直在思考有没有必要上大学,尤其是二本、三本这样的大学。他想明白了,大学承担的责任大多是扫盲,这不仅仅是一个学历、一份工作的问题,而是你在这个环境里,见识开阔了。

上大学前,高一喆根本不知道记者做些什么,直到进入学校的校报记者团亲身实践,他才知道,原来我还可以有这样的选择。

在成长的路上,高一喆见过太多人因无从选择,或是不知道还有其他选择,最终没能继续读书。他有一位同学,家境和他差不多,同学成绩很好,也非常聪明,但高考前夕,他听说往屋顶吊一个板100块,这位成绩很好的同学觉得“太赚钱了”,直接去做了这份工作。

以往,去大城市找工作的前期费用让很多人止步,老家附近的稳定工作是贫困生的首选。进入全媒体时代,贫困生的视野和格局正在逐渐打开,自主创业、自由职业已经被90后接受。

经常有朋友问艾苓,你的学生中有优秀的吗?言外之意就是绥化学院的学生都是人家选完剩下的,学生苗不好。每一次,艾苓都告诉他们,有,有很多。在一般人的判断里,学生优不优秀的标准只有一个,就是学业。但是艾苓一直想,高考只不过是一次考试而已,我的学生那么年轻,年轻就意味着他们的未来有无限的可能。

在艾苓眼里,无论学生从事什么职业,只要他们自食其力、有所担当,就是在为这个社会做贡献,就是她眼中的优秀。

有一次,艾苓参加婚礼,她看到了一个教过的男生,是那场婚礼的司仪助理。他戴着白手套,穿黑西装,每次他出场的时候,那双白手套都特别耀眼。仪式结束后,这个学生低着头匆匆离开,可能他觉得自己混得不好。

“但是他不知道我们这几个老师认出他的时候有多高兴,我们说:‘看,那是咱们学生。’”艾苓说,“有可能几年以后他会由司仪助理成为司仪,或者成为这个婚庆公司的主管,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他还是司仪助理,但是这有什么关系,他还是我们的学生。”

艾苓常想,如果自己更早做了调查,了解了这些贫困生的不易,在教学时,她可能会做得更好。贫困生的成长过程中,特别缺少理解、尊重和指点。他们经历过很多疼痛,在上课时,有些东西是需要回避的。他们的朋友圈非常有限,能和他们探讨、切磋问题的人不多。

比如一些同学因为说方言而自卑,艾苓会给他们更多的肯定。她要拿着放大镜看学生的作品,告诉他们,看到了没有?你的进步在这里。这是你的亮点。

绥化学院有个专升本的学生曾去乡村支教。多年以后,她提起自己曾经的学生依然如数家珍:盖小永在庆安县开理发店;许振秋现在是厨师;马小春现在是修车技师;九个学生考入高中,现在都上大学呢……

那个学生对艾苓说:“教育的目的有两个,一个是成才,一个是成人。虽然没有谁考上名牌大学,可他们都成人了,这点我特别欣慰。”

艾苓写完《我教过的苦孩子》的后记时,绥化的春天刚刚开始,有人管护的草坪草已经齐刷刷长出来,在山坡的阴面,在城市的背阴处还有少量残雪。但只要走近些,再走近些,便能看见残雪中顶着枯叶站起来的一棵棵小草,春天来了,它们都在拼命地站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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