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后：光环之下，学术临时工的尴尬与困境

9月，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一位博士后在工作群中公开声讨收入太低——月工资只有8000元，随后更有人在群里晒出当月工资只有1元，因此引发热议。

这种情况可能并不是个例。小文今年7月开始在南方某三甲医院做博士后，她现在的月薪比8000元稍微高一点。她要同时兼顾临床和科研工作，工作强度极大，最忙的时候从早上6点多一直忙到晚上12点，每周需要跟一台10个小时以上的手术。当被问到是否觉得工资有点低时，她说，“已经习惯了，大家都这样。”

在中国，博士后正在成为一个越来越庞大的群体。据小文介绍，这几年她明显感觉做博士后的人越来越多了，她大部分的博士同学毕业后都在做博士后，因为现在想留在顶级的三甲医院，做博士后几乎是必经之路。

根据新华社2020年的报道，中国累计已经培养博士后超过25万人，而今年9月教育部的发布会中也提到，要推动高校扩大博士后招收培养的数量，将博士后人员作为补充师资的重要来源。

从政策上看，博士后制度受到了很大的支持。但从个体层面而言，博士后们仍然面对着一些困境，从中山一院这位博士后的发声中便能看出两个明显的问题：

其一，博士后是否被当成了廉价的临时工？博士后既不是学生，也不是正式的医生或教师，而是夹在两者之间，某种程度上陷入了尴尬的境地。

其二，在内卷的大环境下，学历崇拜愈演愈甚，但高学历一定能带来高回报吗？这位博士后在群里的发言中有这样一句话，“一份体面的工资，是对知识分子最基本的尊重”。但在当下，高学历能换来体面的工资 吗？

这样的困境不仅存在于医学院。在我们的采访中，几位不同专业的博士后也或多或少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博士后”这三个字自带高学历的光环，然而光环之下，自有其焦虑与困境。

简单来说，博士后是博士与正式的大学老师或研究员之间的过渡阶段。在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李政道的推荐下，中国于1985年开始推行博士后制度。获得博士学位是成为一名博士后的前提，但与博士不同，博士后是一份工作。在学术界，博士后群体还有一个花名——学术临时工。

这个名字表明了博士后这一阶段的“不稳定性”——这也是几位博士后的讲述中共同提及的一个高频词。这种不稳定性首先是因为，某种程度上，博士后从一开始就是刚毕业的博士用来缓冲就业压力的“权宜之计”。

博士申请博士后，很大程度上就像本科生去考研。本科生用考研来缓解就业压力，增强自身在就业市场上的竞争力；博士也利用博士后这个阶段来缓一缓，同时积累更多学术成果，以便将来能顺利找到工作。

采访中，几位博士后不约而同地提到，博士毕业直接找教职实在太难了。更直接一点说，没找到满意的工作，所以就先做了博士后。

其中，江华从本科到博士都就读于国内TOP2高校某理科专业，袁莉本科与硕士就读于国内某顶级985高校文科专业，博士则就读于香港某知名高校。从学历上看，他们已经超过了大多数普通人，然而僧多粥少已经是国内学术界的普遍现象，博士毕业的人越来越多，但每年开放的大学教职十分有限。

同时，博士后经历可能会带来更好的就业机会与收入，学者张青根、刘之远在《博士后经历能给高校教师带来经济收益吗？》一文中便指出，有博士后经历的大学教师年收入要比没有博士后经历的教师高出11.40%。

双重原因叠加下，他们更倾向于先做个博士后缓一下。江华博士毕业后选择留在本校，继续跟着自己的博士导师做博士后，袁莉从香港博士毕业后顺利在华东某985拿到了博士后的offer。尽管大多情况下博士后名额较多，然而随着内卷的加剧，博士后的申请难度也在变高，袁莉便提到，她有认识的学弟学妹今年就没申请到博士后。

不过，拿到了offer，也不意味着就可以放松了。“博士后是非常临时的，因为两年后你就得滚蛋了”，如江华所说，国内的博士后一般都有明确的时间期限——两年。大多学校有硬性的论文发表要求，如果两年之内没有完成发表任务便要延期，而超出的时间段收入也会锐减。

对于普通的上班族来说，两年的时间并不算短，但在学术界，两年却是一个极短的周期。据江华所说，博士后期间将博士毕业论文拆解为期刊论文发表是一个相对常见的做法，“对于做学术的人来说，两年之内是不太可能产出太多东西的，因为学术的周期是很漫长的。正常来说，一个人读完博士进入高校，三十几岁评副教授，四十几岁评教授，这整个过程是缓慢的。”

因而，可以说DDL（Deadline）和发表是悬在博士后头上的两把利剑。江华所在的院系要求他两年之内至少发表两篇SCI论文，袁莉的发表要求则更高，她要在出站前发表四篇论文，其中至少两篇需要发表在中文核心期刊上，此外她还需要在出站（一般来讲，博士后的开始叫“入站”，达到标准后结束博士后称为“出站”）时提交一本论文集。

眼下，袁莉博士后入站还不到一年，已经开始了痛苦的论文投稿之旅。她最近投出的论文已经过了两个月仍然没有收到任何回复，“投论文是很被动的，这件事情会带来很大的压力，但是没有任何办法，只能接受”。

这种严格的标准之下，是博士后与学校之间的权力不对等。江华提到，一些高校在与博士后签订合约时可能说的是发表两篇论文就能出站，但在实际操作中，学院与导师可能会加码，要求多发表几篇。在这个过程中，博士后是很被动的。

他还注意到，一些高校会招聘大量的博士后，并承诺会有一定的留任名额，以此让博士后卷起来，在短期内产出大量的成果，但最终留任的比例可能极低。“比如说两年前有个学校招了100个博士后，最后只留了2个，这种就属于非常不厚道的。”

对于博士后而言，留任是一个巨大的诱惑。江华说，自己出站后几乎不可能在本校留任。尽管他从本科到博士后都在这所学校，可以说是标准的“嫡系”，但据他所说，想要在国内的顶级高校找到教职，基本都需要海外留学经验，而这也是他所欠缺的。目前，他的打算是出站后在北京的一所普通一本大学找到一个带编制的教职，他的预期月薪不到1万。

袁莉同样也在为未来焦虑，她听说一个博士后期间发表了十几篇论文的师兄最终也只去了西部某211高校，而她在博士后期间还没有发表论文，她还不知道自己一年多以后将去向何处。

某种程度上，这种“缓一缓”的心态，考核的压力以及对未来的焦虑都浓缩在了“学术临时工”这个标签当中。如江华所说，他从一开始就有强烈的“临时工”的感觉，“你非常清楚地知道两年后你就会离开这个地方”。

博士后们在这个阶段获得了一个短暂的休整期，但就像考研一样，只能短暂地避个风。在这个过程中，新的问题会出现，旧的问题也未必会被解决。而有些时候，休整过后，也未必能得到满意的结果。

2021年，中国科学院大学博士黄国平的博士毕业论文《致谢》在社交媒体上走红，他在致谢中讲述了自己如何从小山坳走到中科院，通过读书改变了命运。这封《致谢》某种程度上满足了一种广泛存在的关于“知识”的想象，即读书是有用的，高学历是能带来高回报的。

黄国平的励志经历固然令人感动，但高学历一定能带来高回报吗？或者更浅显地说，高学历能带来高收入吗？对于博士后这个群体来说，答案可能并不是确定的。

J今年6月从美国加州某高校东亚系博士毕业，8月来到美国南部一所高校成为博士后。她坦言，从自己走上文科这条路开始，就已经接受了“没钱”的现实，“我认为大家选这条路就不是为了钱来的，想赚钱可以去亚马逊、去沃尔玛，跟这些大公司比起来，做学术就是很穷的”。

对J来说，博士后这份工作的主要价值不在于钱。她认为自己从事的文科研究首先为社会创造了精神价值，让整个社会避免落入单一的价值评判标准中，“如果只有创造看得见的经济价值才是有用的话，那人人都去当螺丝钉，这个社会不就会变成赫胥黎写的‘美丽新世界’吗？”

除此之外，在这份工作中，J很大的价值感来源于交流的快乐。因为要承担部分的本科生教学工作，与学生沟通成为她的日常，“跟学生的讨论过程当中，你经常能听到很多学生很不一样的观点，这是我最欣喜的”。

当她将自己关心的议题带入教学中，与学生进行对话时，也会感受到某种连接，“比如当我教性别研究的时候，我的美国学生们可能从来都没有关注过‘慰安妇’的问题，他们觉得这个东西离得很远。但是我在课上就会跟他们去聊、去讲，去推荐他们看相关的文学电影和学术论著，去跟他们讨论这个问题，然后告诉他们，‘慰安妇’仍然存在于社会当中，那些曾经经历过这些苦难的人还在。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去进行对话，去思考什么是国家，什么是个人权利，什么是主体性等等”。

通过这种对话，她帮助学生打开眼界，让他们与远处的历史建立连接，引导他们去思考很多不同的问题，“我觉得我做博士后最大的价值就是这个，跟学生的沟通和交流能够带给我特别大的满足感”。

从更广阔的层面来说，常年的学习与思考为她带来了精神世界的变化，也让她的人生免于陷入螺丝钉模式，“一旦你的视野打开了，你就回不去了，你没有办法再去做一颗螺丝钉了”。

但另一方面，“钱”又是避不开的一个问题。在J看来，选择这条路之前就要先想清楚“钱”的问题，如果想要赚钱，那就不要做学术。“我以前是读英语专业的，我如果要赚钱的话，我肯定不会选现在这条路，比如说去留学机构、去做教培都更赚钱。所以我从一开始就明确了自己的目标，我没有想要赚什么大钱，我觉得赚的钱足够生活就可以，我也不会奢望我有一天能在北京买房买车。”

陈静的想法跟J类似，她从应用经济学博士毕业后在北京某研究机构做博士后。从博士到博士后，她的收获主要是“内功”的增长，“在这个过程中，我的心智、写作水平、眼界，还有逻辑思维能力都得到了提升”。更重要的是，跟日复一日的重复性工作相比，研究院的工作可以给她带来源源不断的新鲜感，“我基本上每天接触的都是新的东西，做的每个课题都是不一样的，我就会觉得这个工作是不枯燥的，它是有意义 的”。

在“钱”上，陈静从一开始就没有抱太高的期待。现在她每年能拿到手的钱大概在15万左右，不算高，但她也相对满意，她要面对的主要问题是同工不同酬。尽管跟研究所的正式员工做着相同的工作，但博士后的工资却低于正式员工，这一点也在某种程度上让她感受到付出与回报的不对等。不过，她从未向研究所表达过不满，“我从一开始的心理预期就是这样的，我知道会是这样的情形”。

物质上的困境某种程度上是普遍存在的。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博士马立超统计了面向博士后群体的428份问卷调查，发现大多数博士后所在的流动站不会提供科研项目资助；约65%的博士后表示，取得科研成果时，研究机构不会给予物质奖励；接近40%的博士后提到，除了固定薪酬外，所在机构不会提供额外的经济支持。此外，不同地域对于博士后的资助力度差异明显，比如北京的资助力度便不高。

简而言之，博士后这份工作，有一些钱，但不算特别多；对有些人来说，可能是有价值的，比如陈静和J，但对另一些人来说，则未必如此，比如江华便在采访中直言，“我不觉得我的工作非常有意义，对我来说它只是一个谋生的手段而已。”

高学历不见得一定能换来高回报。从本科到博士后，高学历的背后是经年累月的付出，但走到这个阶段，博士后们所面临的却是一个不稳定的现在和不确定的未来。摆在他们面前的，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难题：到底什么时候才能熬到头？

小文便被这个问题所困扰着。读博时，她以为熬到毕业，到了博士后就会好转一些，结果真的做了博士后以后，她发现“不仅没能喘口气，反而要把弦崩得更紧了”。而从本科读到博士毕业，她已经用了十年的时 间。

接下来，做完两年博士后，如果能顺利留院，还要从住院医师开始熬，以前做两三年住院医师就能转主治医师，现在则要更久。转到主治医师后，或许可以短暂歇口气了，但还是不能停下来，“主治医师只是中级职称，要想评高级职称，想拥有自己的团队，就要一直学习，一直拼搏”。

对小文而言，这条路始终需要高度的付出，一旦走上了这条路，因为巨大的沉没成本，也不得不坚持下去。这种仿佛看不到头的境况让小文对未来感到迷茫，她还没有想清楚自己是否要转行，“如果要转的话，我可能想换个工资更高的工作”。

* 《中国已累计培养25万多名博士后，125人成为两院院士》，新华社，2020年12月3日，作者江琳。

* 《博士后经历能给高校教师带来经济收益吗?》，《现代教育管理》2019年03期，作者张青根、刘之远。

* 《一流高校博士后管理制度实施成效、困境与优化路径——基于博士后个体视角的混合研究》，《大学教育科学》2022年02期，作者马立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