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在深圳房价10万/平的地方，卖10元工地快餐

大刘每天卖两餐工地盒饭，午餐和晚餐。他上午9点半来到工地对面出摊，再晚抢不到好位置。晚上9点半他收摊，最后一拨常客是10多个建筑工，通常9点以后下工，途径他的摊位时，一人买一碗面。

大刘摊位正对面，是前海某个在建的商品房项目，售价每平方米10万。摊位后面是一片绿茵茵的储备用地，绿地两侧分布着几个大型建筑工程的工人宿舍，聚集了数量庞大的建筑工人。

今年3月份，大刘把摊位从大铲湾某工地门口挪到此处。这条路是附近几个工地的建筑工回宿舍的必经之路。附近1公里内，几乎没有商场、店铺。

由于位置相对偏僻，城管巡查的频次不高，也不用担心商铺的竞争压力。三四十家卖快餐的摊贩，聚集在不到200米长的人行道上，宛如一条热闹的商业街。

“大家都是养家糊口”

大刘卖粉面、水饺，一份10元。旁边的快餐车上，是13元一份的三荤两素盒饭，再送一瓶水。这条道上，几乎没有人卖超过13元的快餐，建筑工们赚的是辛苦钱，多花一块少花一块，他们都要在心里掂量掂量。

摊贩们因此也形成了竞争默契，大家不在价格上较劲儿。他们会下别的功夫，别人卖13元两荤两素，我卖三荤两素，很快所有快餐车都改成13元三荤两素。别人只卖盒饭，我还送矿泉水，不久后各个摊位开始送水，送汤，或者送豆腐脑。

大刘的摊位送紫菜蛋花汤，老有买面的工人挑剔他，“人家都送水，你咋不送水哩”。“你看，都是卖盒饭的才送水，卖面的不送水”，他答。

“在工地卖饭就是薄利多销，一定要实惠，能填饱肚子。”大刘盛出一碗快溢出碗沿的面条，递给了一个工人，他从2020年开始在工地门口卖快餐，有一套自己的生意经。

“这几年好多工地没钱，都开不了工，现在找工也不容易”，大刘说。几个吃饭的工人告诉我，最近这两三年，他们的工钱没再涨过，“以前都会稍微涨涨的”。

“都不容易，都是养家糊口。你看好多两口子都在工地上，那种八成都有小孩了，他们要赚钱养家的，不像写字楼里的小年轻，按月领工资，赚多少花多少。这里不一样，他们挤出来一点，老家的老小就好过一点，现在省出来一点，将来就好过一点”。

一个瘦个子男人转到大刘摊位附近，“大哥，昨天咋没看到你”，大刘跟瘦个子打招呼，这是他的熟客。

“胳膊拉伤了，歇了四五天了”，瘦个子指着左胳膊说，顺手又指了指摊子上的宽面条，大刘抓起一把宽面放进锅里。

——“严重不严重呀，咋弄的？”

——“搬东西的时候弄得，不严重”。

——“要不要搞点膏药红花油擦擦？”

——“有”。

到了这天晚上，大刘再次跟我聊起他的生意时，讲起此处的人情世故，“大家都是出门在外，家人不在身边，孤零零的，你关心人一句，即便不算啥，人家心里也暖呼呼的是吧”。

过了晚上9点，客人稀少，大刘跑到相熟摊贩的车子前，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闲天，对面的工地上，一栋临着马路的集装箱小楼亮起了灯，房间全部为落地窗，窗子后的屋内空无一物。

“那里面要住人了吗“，摊贩问大刘。

”这种房子，要住人，也是给那些白帽子住啦”，大刘说。

在工地上，帽子颜色代表着不同身份，大刘熟知规则，黄帽子、蓝帽子是工人戴的，白帽子、红帽子，是工地上的管理层，或者技术、文职人员戴的，银色帽子，是甲方戴的。

我看过生活区里的工人宿舍，一个房间里四五张双层床，裸露的木床板被磨得光溜溜的，一两件衣物堆在靠墙处。”他们换来换去，有些工人在这儿待十几天，就被包工头调到别的地方了，所以行李都很少，我见有的就一个包一个桶“。

工地上没有落单的女建筑工，女工，都是跟着丈夫出来打工的女人，夫妻挤在集体宿舍的一张床铺上。她们没有单独的女性宿舍。“估计只有项目部的女文员，才有单独的宿舍”，大刘猜测。

工人生活区也设有食堂，价格与摊贩们的定价相差无几，食堂规模较小，提供的餐饮品类有限，经营时间也短，很难影响到摊贩们的生意。“有几个银帽子，会来我这里买面条“，大刘说，”不管戴什么帽子，到了这个地方都没有别的选择“。

“各有各的苦”

这条路上的摊主中，以三四十岁的中年人居多，大多为夫妻档，男人们大都干过多种营生，流水线工人、建筑工、快递员、外卖员，货车司机，疫情期间倒闭的餐饮店主，是他们口中频繁出现的职业。

进过工地的摊主不少，大刘在工地做过学徒工，卖凉皮的安徽人参与过上海世博馆的建设，卖盒饭的小重庆自称“360行干过300行”，其中一行就是建筑工。

小重庆30岁出头，干过的营生一双手都数不过来，开过货车，做过电工，送过外卖，进过工地，养过猪，还卖过猪肉……他跟妻子是在深圳一家商超工作时认识的。

在所有的营生中，卖猪肉是最赚钱的，但租到好档位不容易。送外卖赚不到钱，平台动不动就扣钱，“国内所有的服务平台，都是只考虑客户，不考虑我们这些干活的”。

摆摊没有卖猪肉挣钱，好在上手容易，就是辛苦。小重庆的快餐车上有十几个菜，他早上四点买菜，回来和妻子、老人洗菜、炒菜。早上准备一轮，中午准备一轮，晚上临近10点回到出租屋，夫妻俩才有空跟1岁多的女儿说上几句话。

大刘是四川人，今年36岁，他不到20岁就来了深圳，进过工厂、工地，干过快递，开过淘宝店。2017年大刘开始做淘宝店，主要经营电子产品。他前后做了3年电商，前面挣钱，后面赔钱，算下来还是没挣到钱。

淘宝店干不下去后，他开始摆摊，最开始在闹市区卖铁板烧，手抓饼，车子被城管抓过两次。

为了躲城管，他把摊子支在相对荒僻的工地门口，前两年他一直在大铲湾的工地卖饭，随着工期临近尾声，工人们日渐稀少，他又搬到此处。

“干这个，就稳妥一点，卖一份饭挣一份钱，勤快一点就多赚一点，你想早点回去，钱就少赚一点。”

大刘微胖，圆脸上一双圆眼，眼里布满血丝，左眼尤为严重，已经有些微肿，瞳孔上像是蒙了一层水汽。”应该快好了，前两天两只眼都是这样“，他指着自己的左眼说。

眼睛的毛病，是大刘起早贪黑熬出来的，他前段时间看过医生，医生说病因是睡眠太少，熬夜上火。

大刘单身，摊子全靠自己一人操持。他的摊位上，面条是采买的成品，黄豆酱、辣椒酱，以及萝卜干等佐料咸菜，都是他自己腌制的。每个星期他用机器做一次饺子，做饺子这晚他得熬个通宵。如果不做饺子，他早上5点多起床准备，下午一点多回家补充食材，下午三点再赶到工地门口，晚上回到家已是10点。

大刘出摊风雨无阻，摊主们大都如此。前几天深圳下暴雨，他穿了雨衣，头顶上还有一个雨篷，贴身衣服还是淋湿了又捂干，”回去得搞个姜汤喝一喝“。到了暑天摆摊更煎熬，“那时候工人都打包回去吃，我们得在这儿晒一天”。

大刘摊位隔壁，是对卖热干面的河南夫妻，两人卖早餐和晚餐，早上4点钟起床准备，晚上7点半收摊。附近最近的厕所在800米外的地铁站里。卖面不像卖盒饭，要守着摊子下面、煮面，河南大姐在摊位上不敢喝水，”出门前上好厕所，到了这儿就只能忍着“。

“有些工人，觉得我们做这个好轻松，其实各有各的苦。“

下午6点左右，是这条路上最热闹的时候，工人们结束了一天的活儿，步调儿变得悠闲。太阳还未落山，天气还算凉爽，不少工人买好盒饭，便三五成群坐在草地上，一边闲聊一边慢悠悠地吃饭。吃完饭的男人躺在暖烘烘的草地上，翘起了二郎腿。

这个时间点，清洁工看起来心情格外糟糕。她在草地上来来回回捡拾塑料袋、饭盒，嘴里不断冲着离得近的工人发火，提醒他们把散落的包装纸，或滴落的面条收拾干净。

清洁工是个上了年纪的阿姨，三十多个摊位给她增加了数倍的工作量。为了请阿姨帮忙清理餐余垃圾，每个摊主摆一顿餐付她5块钱清洁费。晚上9点以后，她还穿梭在各个摊位间收垃圾。

她疲于清扫，抱怨摊主、工人乱丢垃圾，又担心自己丢掉这份工作，特别叮嘱我们的摄影师，不能拍摄到草地上的垃圾袋。

大刘也不希望自己入镜，“你们最好不要写具体位置，不然城管就要天天来了”。

小重庆和妻子去年在大铲湾工地卖盒饭，那里城管抓得严，俩人又迁到这里。跟以前相比，城管的管理要宽松一些，“现在不收你的车，只会要求你赶紧走。即便这样，你饭点刚摆出来，他就要赶你走，赶来赶去也赚不到钱”。

夫妻俩和大刘讨论起“深圳即将放开摆摊”的新闻。对于这则消息，小重庆的妻子还有重重顾虑，“那我们在哪个地方摆摊，是不是还要办证，要不要竞标，是不是有很多要求，我们也不一定能进去，搞不好最后还是打游击。”

“你说大城市要繁华，不能只靠高楼大厦吧，还要有这些接人气的东西吧，只有那些冷冰冰的东西，是看不出生机的。淄博火起来，不也是因为地摊嘛”，大刘十分感性地跟我说。

“眼前都顾不住了，还管以后哩”

徐小琴是唯一一个把快餐卖到15块的摊主，她卖手工水饺，在摊位前现包现煮，她负责擀皮、包饺子，丈夫李嵩负责煮，小份15个，卖13块，大份20个，卖15块。

这是夫妻俩在整条路上转了一圈之后，想出的竞争策略，“你看卖啥的都有，只有这个（手工水饺）是独一份，人家一看就知道新鲜干净”。为了保证新鲜，俩人早上五点开始切菜剁馅儿，“前一天晚上弄就不鲜了”。

也有一些上了年纪的工人，问过价格后掉头就走。但她的生意不差，正值中午高峰期，徐小琴包的速度赶不上来。一个付了款的客人，在摊子附近的马路上来回转了五六趟，徐小琴才凑出20个饺子下锅。

“你这太慢了，应该买台机器包”，客人建议她，他跟徐小琴夫妻一样，来自河南驻马店。

“俺这是副业，主业是带孩子”，徐小琴用河南话答。夫妻俩只有一个儿子，在深圳一所中学读初二，中考现在是徐小琴的心病，孩子自制力不强，考高中的话，录取线本来就比本地生源高了十几分，按孩子现在的成绩，她觉得悬乎。

徐小琴在深圳当过工人，做过客房主管。为了监督孩子学习，她只能做时间更灵活的摊贩，晚上、周末她都不出摊，那是陪孩子写作业的时间。丈夫李嵩在深圳开货柜车，疫情前收入不错，“天天都有活儿干”。疫情以后，他的收入大为减少，“现在外贸订单少了，一个月干十几天二十天就不错了”。

这几年夫妻俩手头拮据，一直没回过老家。眼下徐小琴顾不上挣钱，“不管是在这儿，还是回河南，孩子只要能上个高中就行”。但老家的高中竞争也激烈，“好多小孩儿，也是从大城市跑回去念高中了”。

夫妻俩来深圳20年，李嵩有社保，徐小琴没有。在这条路上，我问过的摊贩、建筑工人中，李嵩是唯一一个还在交社保的人。

我问过几个四五十岁的建筑工人，他们的养老计划是攒下一笔养老钱，将来回老家靠着种地自给自足，我问河南人老周，有没有考虑购买新农合等社保时，48岁的老周说，“买那弄啥，那些都是骗人哩”。38岁的安徽摊贩说，“活到哪一天都不知道，管那么远干啥”，他有一儿一女，目前的心愿是给儿子攒出一套县城房产的钱，“全款，不背房贷”，他强调。

李琴的回答则更为直接，“眼前都顾不住了，还管以后哩，只能说走一步看一步”。

大刘的社保在做快递员时断掉了。“还是要想办法续上，大家都是图年轻，能省一点是一点”，他在四川老家县城买了房子，每月还在还房贷，他还打算过两年再买台车。

“等没有房贷，没有车贷了，结了婚之后，自己能搞个店铺做，这是最好的打算了。”

前几年大刘处过一个对象，俩人谈到了婚嫁的阶段，后来他电商生意失败，经济上压力不小，两人在结婚的一些问题上没谈好，分了手。

他聊起找对象的难处，他36岁了，年纪不占优势，他觉得轻工业工厂里的女性工人，是合适的婚恋选择，可近几年，深圳的工厂大量外迁。

大刘感慨人生的机会越来越少，“做这行（卖快餐）的话，你接触的圈子很小，看事情的眼光就不会那么长远了，以后的出路会更窄”。

他尝试过抓住机会，电商就是其一。他卖的电子产品更新换代太快，他反思自己的货没能适应变化，“你跟不上节奏，这个时代慢慢地就把你淘汰了”。

他也遗憾错过了一些机会，2005年光明的房价只有三四千，他想买房，跟父母商量，父母建议他买老家县城的房子，“要是买了光明的，就赚了一大笔钱了”。

说起房子，他又遗憾自己老是追不上婚姻的门槛，“最早在农村建房子就好了，我们在家里建好房子，又说结婚要在县城里买房子，买了房子呢，社会又变了，现在县城的房子也不行了”。

“这个时代我们是永远在追赶它，永远都跟不上”，大刘说。

备注：文中人物徐小琴、李嵩为化名。

文|黄小邪 摄影|vennph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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