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家啃老，年轻人不工作的退路

为逃避就业压力，一些年轻人主动退出社会竞争，缩回家中，靠父母的接济维持生活。他们尽量节省开支、减少社交，以低欲望的姿态活着，甚至靠考公、考编、考学，换取蹲在家里的资格。

“啃老”不易，与父母的对峙拉锯，以及对自我价值的焦虑，驱使他们不停将头探出壳外，在走向社会的路上探索。

大四下学期，北京疫情爆发，何悦悦提前离校，回到呼和浩特家中，一边做毕业设计，一边申请留学。2021年7月，她如愿收到新西兰学校的offer，本应奔赴的行程，随着全球疫情爆发戛然而止。新西兰学校发来通知，她所申请的幼儿教育专业不再向海外招生。

一开始，何悦悦手里还有一笔积蓄，可以心安理得地闲晃。父母心疼她本科期间课业负担重，也建议她在家里休息一阵，还会按时给她生活费。

几个月后，他们的态度悄然转变。爸爸不断劝她去考公务员，妈妈给生活费时总抱怨没钱，家里的气氛微妙而紧绷，几次发生争吵。

每天白天父母去上班，三人只有晚餐时间会见面，吃完饭又各自回到自己的房间。因为缺少交流，摩擦也随之减少。没钱花时，何悦悦也不着急，“他们愿意给就给，不愿意给就算了。”

终于有一天，何悦悦忍不住向父母提出，要搬去老房子住。起初妈妈不同意，认为何悦悦没工作，不需要一套独立的房子，还会令家里减少一笔租金收入。她最终没能拗过何悦悦。

离开父母后，何悦悦过上彻底自由的生活。每天早上8点起床遛狗，回来接着睡到中午。睡醒后就在阳光下看看书，自己煮咖啡。下午去熟悉的咖啡馆坐坐，和老板聊聊天，或者漫无目的地逛公园。为了看电影，她专门买了一台投影仪，晚上接着玩游戏或健身。

日本曾用“蛰居族”一词形容无法就业、放弃就业或逃避就业的年轻人，那是上世纪90年代末日本泡沫经济破裂后的“就职冰河期”。反观国内，近些年在家待业的年轻人数量也急剧上升。

2019年，中国老龄科研中心的调查显示，中国65%以上的家庭存在“老养小”的现象，30%左右的青年基本靠父母供养。因回避就业压力，以考公、考编、考研等理由蹲在家里的年轻人，被称作新型啃老族。

研究生毕业后，在互联网公司刚工作不到半年，钟琳就被裁员了。一开始的伤心失意，很快就被蹲在家里的轻松快乐取代。

再也不用每天挤地铁上班，一路小跑到公司打卡了，作息时间突然变得像学生时期一样规律。每天9：00醒来，桌上已经摆好妈妈准备的早餐，包子、花卷、面条、粥，一天变一个花样。吃完饭，妈妈去厨房收拾碗筷，钟琳只需要窝在沙发上看电视节目。她会挑一些最轻松的情感剧或综艺，“完全不用动脑子的那一种”。悬疑剧一概不考虑，“人在放松的时候，根本不想给自己增加任何负担。”

有时候，电视剧只是玩游戏的背景音。失业之前，钟琳游戏玩得很烂，几乎没人愿意和她组队。蹲在家里三个月后，她的排位一点点升高，把账号练到了星耀段位，创下游戏生涯中的最高记录。

蹲在北京家中的钟琳，非但没有遭到父母的反对，甚至得到前所未有的支持和包容。此前，因为毕业和工作带来的压力，钟琳患上慢性肾炎。这次回家，被妈妈视作帮她调养身体的好机会。只是那时大家都没想到，她在家里一蹲就是近两年。

母女俩每天形影不离，建立起久违的亲密关系。她们一起去超市买菜、做饭、逛街购物、逛博物馆，主要开销都是妈妈负责。

钟琳不愿否认，这段无所事事的时光，对她来说“非常快乐”。甚至，妈妈也舍不得让她再出去：“找不到工作爸妈养你，要是家里拆迁，就甭出去工作了。”

当理智占据上风时，她还是会觉得羞愧，“作为成年人，整天不工作，脸皮太厚了，我的人生里从来没有啃老的选项。”她试图重新回到正轨，因为害怕再被裁员，开始搜寻体制内的工作，然而进展并不如意。

2019年，和钟琳一起竞争公务员岗位的年轻人大幅上涨。那年国考招录了14537人，共9657个职位，招录规模为近十年最低值。同时报考人数反向走高，平均竞争比高达87.5:1，远高于2018年的58:1。丢失了应届生资格的钟琳，更是没有竞争优势。

2018年毕业后，带着对高额回报和优质福利的期待，钟琳手捧名校研究生的学历，成为一家互联网公司的管培生。没想到，入职仅半年就迎来行业寒冬，一个月时间，部门三分之二的人被陆续裁员。她看着同事们像蚂蚁一样在楼下排队办理离职，“一条队伍远远看不到尽头。”

接到失业通知的前一天，钟琳刚接到领导派发的任务，要写一份企业文化报告。早上她还在发愁怎么写，中午和领导吃完饭回到公司，对方就通知她，“互联网寒潮，公司困难，趁着公司账上还有钱，赶紧走吧。”

钟琳感到这短短几句话信息量极大，一时竟不知道该先消化哪一句。复杂的感受汹涌而来，前一秒她有些庆幸报告不用写了，下一秒就开始掉眼泪。

当天回到家，妈妈正在做饭，得知钟琳失业了，走过来抱着她一起哭：“正好想让你歇歇，这样也挺好。”爸爸下班回到家，也安慰她：“没事，爸爸养你。”钟琳感到心里一块石头落地。

蹲在家里大半年，钟琳一直没放弃找工作。2020年开春，她接到北京一家教育服务中心的offer，机构藏在胡同一栋不起眼的破旧大楼里，并且不提供午饭，这打破了她对事业单位福利高的想象，索性放弃入职。

接下来七个月，她相继投了三十几份简历，全是体制内单位，拿到八个offer，但没有一份工作让她满意。要么因为薪资仅有五千块，要么因为通勤需要三小时。

最后钟琳去了一所职校做心理教师，入校一周，她又后悔了。一次大型庆典彩排，她每天顶着烈日守着学生排练，一种无意义感向她袭来，“难道我这辈子只能这样了吗？”当天辞完职，她再一次缩回家里。

蹲在家里的短暂计划被无限延长，挫败感日益强烈。和朋友聚会时，若被问起想找怎样的工作，钟琳会赶紧用一句“钱多事少离家近”的玩笑搪塞过去。焦虑和迷茫始终在心头萦绕，直到有一天，她发现身上出现一大片一大片的疹子，奇痒无比，只能靠皮肤药来缓解。

2021年，半月谈根据调查发现，原本普遍出现在一线城市的“蹲族”，已开始在二三线城市蔓延。某社交平台上标签带有“蹲族”的小组加起来近七八万人，他们大多受过良好的教育，家庭条件也不错。除了就业压力，对工作意义和自我价值的怀疑，也是他们逃避社会的动因。

南京大学高等教育学博士生鞠法胜曾对蹲族进行了半年的观察，发现许多人的经历中呈现出一种共性：在家庭教育里，考上好大学是父母对他们唯一的期待，忽视了对兴趣、人际交往、心理健康等方面的培养。

十八岁之前，何悦悦一直是一名符合社会期待的好学生。高考那年，她差五分上北大，最后进入一所985高校，圆满完成一个学生的主线任务。但这不过是她压抑内心真实需求的结果。她从小就不喜欢刷题，不喜欢竞争，当别人做卷子时，她在偷偷看闲书。

到了大学选专业时，何悦悦决定顺从自己，凭兴趣选了园林景观。原以为这是一个“可以去户外做田野调查，自由而有趣的学科”，入学后才发现，那不过是招生简介里的漂亮话罢了。

大四下学期，何悦悦决定逃离国内内卷的风气，去新西兰追求自由的教育。但疫情打乱了她的计划，一时间不知何去何从。

蹲在家里的日子，因为失去目标而变得漫长，“啃老”带来的压力也让何悦悦开始动摇。出国留学每年花销至少五十万，这对爸妈更是一笔不小的负担。几经思量后，她主动放弃了留学。

不出国了，何悦悦依然没有做好投身职场的准备。加班、应酬、女性歧视，朋友们的一系列抱怨，令她对职场心生抵触。

一个曾在社会评价体系中被赏识的人，突然开始挑战体系的标准，蹲在家里的何悦悦需要学会如何自处。她渐渐发现，“要心安理得地躺倒是困难的，不努力是会产生愧疚和自责的。”在家里蹲久了，她开始陷入自我怀疑：“我是不是在浪费时间？是不是个废物？是不是落后同龄人了？”

对自我价值的怀疑和否定，同样也困扰着游鹿。高考那年，他以全国第九名的成绩考取东华大学服装设计专业，却遭到母亲的反对。母亲认为这不是男孩该学的专业，替他选了“更好就业”的工业设计。

读了一个不感兴趣的专业，游鹿学不好，也不想学，但妈妈的强势让他不敢反抗。在这个单亲家庭里，母亲是绝对的权威，从小到大，母亲从不放松对他的要求。一次游鹿作业做错了，一把小刀飞过来，在他额上留下一道疤。后来母亲甚至都不记得这件事。

这种控制关系最终在强烈的对峙中脱轨。大一结束后，游鹿以跳楼威胁，办了休学，回到家经常和母亲陷入争吵，严重时两人甚至互扇巴掌，东西被砸得稀烂。直到有一天，母亲拉上他一起去看心理医生。

在心理医生的指导下，母子俩尝试缓解矛盾，重建亲子关系。等到大四毕业，游鹿提出不想做跟专业对口的工作，决定窝在保定家里，这次得到了母亲的默许，“只要不犯法，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蹲在家里的每一天，游鹿都和几个在家待业的发小混在一起，去街上游荡，去网吧打游戏，不玩到凌晨四五点不会睡觉。“就是毫无压力，报复性地玩。”游鹿说。

那段时间，母亲也因疫情在家办公，每天负责给游鹿做饭。他能感到母亲在努力克制对自己的不满，可能是听从了心理医生的建议，想尊重他的选择，等他玩够了再去找工作。

然而混沌的日子一天天过去，游鹿自己都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能收心，甚至越来越迷茫，“人一旦在舒适区待久了，就不愿意跳出去，就想一直这么过下去。”

受够了无所事事的日子后，何悦悦决定走出门，“人没事干又不思考是会疯掉的。”她选了一家精品咖啡店，跟着店长学做咖啡、磨豆子、拉花，每完成一杯咖啡，都带给她久违的充实感，她很快在店里独当一面。但时间一久，一成不变的生活再次让她感到无聊。

离职后，何悦悦转而去宠物店打工。在这里，她完整经历了一轮职场文化的“洗礼”。每天早上9点到晚上6点，她在店里喂狗、洗狗、打扫笼子。忙起来一周只能休息一天，晚上还要加班，“早9晚9，俗称996。”有时候，如果老板还没走，员工就按点下班了，也会被批评。何悦悦无法接受这套规则，再次离职了。

受到朋友的邀约，何悦悦决定创业，与其合开一家自习室，每人投入五万左右，妈妈主动补贴了她两万。在呼和浩特这座小城，自习室的生意很快见顶，除了考研期间能坐满，其他时候都冷冷清清。今年三月，自习室所在的大楼还因为疫情被封控了两个月。何悦悦意识到，这也不是一份能坚持下去的营生，几个月后终于将它关掉。

两个月里，他骑着摩托车，一路从保定玩到南京、顺德、佛山，又去了河南、陕西、甘肃、新疆。那是一段快乐自在的日子，也抚平了他内心的一些愤怒。在佛山，他看到满街都是开保时捷的人，不由感叹世界的参差；在大西北，他看到农民在光秃秃的梯田上刨食，又被那种生命的韧劲打动。

刚开始跑单，游鹿想试试自己的极限，最忙的时候一天跑十几个小时。去年平安夜送餐，险些出车祸。过十字路口时，游鹿感觉放在踏板上的蛋糕快掉下去，低头去看蛋糕，刚一抬头，一辆黑色SUV正掉头开过来，他赶紧刹车，“万一速度没降下来，人就飞了。”

当天晚上，游鹿在蛋糕店遇到当地外卖排行榜上的榜一大哥，大哥眼睛充满血丝，厚厚的手套摘下来，手都冻成青紫色，控制不住地发抖。游鹿同情他，转头一想，自己也一样，“拿命换钱，人在工作面前变成一个异化的符号。”

送了七个月的外卖，游鹿感到自己发生了一些变化。他不再沉浸在自我的感受中，没有那么多敏感情绪了，对人有了更多换位思考的理解。

后来，朋友邀请游鹿加入他在南京的设计工作室，和工业设计专业对口。这次游鹿欣然接受，他的考虑很务实，“我想先挣钱，再实现人生梦想。”

德国作家贝恩德.布伦纳曾讨论过躺卧的价值，“躺卧不等同于消极或懒惰，它可以是一种反抗，一次整合思绪或改变看法的机会。”因对自我价值陷入怀疑的蹲族，常常会借这段缓冲期重新调整甚至降低预期，积极寻求“脱蹲”。对他们来说，适应社会是始终无法回避的命题。

从职校辞职当天，钟琳和妈妈去看了刚上映的电影《哪吒之魔童降世》。当看到哪吒无论做什么，都能得到父母无条件的爱护和支持时，钟琳想到了自己。她坐在电影院嚎啕大哭，长期积压的情绪突然找到出口。回来后她做了一个决定：重新考博。

钟琳把考博视作对人生偏离轨道的一种补救，寄望于拿到博士学位，重获应届生和党员身份，换取在就业市场的主动权。2020年夏天，在收到博士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刻，她长长地舒了一口气，长期以来对父母的内疚感消失了。

回想过去两年待业的日子，钟琳觉得很可惜，“年轻人的时间是用来进步和成长的，但这两年我什么都没积累。”她计划毕业后进入高校，当一名行政老师，“既没有学术的压力，也能有稳定的生活。”

网络上一个名为“逆社会时钟小组”里，有超过7万5千人分享人生脱轨的故事，很多年轻人都希望通过考研、考博来开启新生活。何悦悦的选择也是如此。

放弃留学计划后，何悦悦报考了北大的非全日制研究生，并于今年9月入学。重归校园让她找回了内心的价值感。一次，她在一门名为“性别与家庭”的课上发言，表达了作为女性主义者的立场，以及对女性处境的共情，赢来一片掌声和称赞。这让她体会到一种久违的认同感，“校园让我还有时间、有条件去探索自我。”

生活在校园，何悦悦仍需要家庭供养，妈妈每个月会给她五千块生活费。她想过去打零工，被妈妈驳回了，叮嘱她在学校好好学习。何悦悦的心理负担也由此卸下，“在我爸妈看来，考上北大是完成了光宗耀祖的任务，在北大学习的价值远远高于工作价值。”

至于未来的工作，何悦悦还不想去思考，她对职场依然充满抵触，“天塌下来有高个子顶着，我一直都是龟兔赛跑里的兔子，跑累了就一定要停下来休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