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富士康：一个河南人的12年

“像我这年纪的人，不想跑了，也跑不动了，不像以前意气风发。”在富士康工作12年，1991年出生的董天星已觉得青春耗尽了。

厂区还在建设中，到处都是沟沟坎坎，风一刮鞋上落满灰，厂区没有围栏，附近农民推三轮车进厂卖盒饭、饮料，四周是农田、瓦房……这是董天星对郑州富士康最初的印象。

2010年，河南人董天星南下深圳，入职富士康。2011年，郑州富士康投产，他响应号召调职回豫，从流水线操作工升职为小干部，在车间发料、收料，之后便再未晋升。

他自认为，一开始在富士康工作是惹人羡慕的，如今却有些后悔。在这座高压、分工极精细、人员流动快的巨型工厂中，技能、知识、朋友、财富，董天星自述一样也没有收获。

如今，董天星准备离开了，一是厌倦了机器人般的工作，二是收入不再稳定。面对立讯精密、比亚迪等企业的竞争，面对疫情冲击，郑州富士康订单量不再稳定，旺季也会缺单。

2022年，郑州富士康高管公开表示，富士康产值占河南省进出口额的60%、郑州进出口额的80%。在这个庞然大物面前，董天星深感自身的渺小。

他没考上大学，高中毕业后当了两年兵，退伍后，他因工资太低放弃进县巡防大队，在家休息了半年，之后遇到在深圳富士康工作的老同学，便跟着他南下。

县巡防大队的工作月薪是800元，在富士康通过不断地加班，董天星月收入可达到四五千元，“当时年轻力壮能熬夜，一天在流水线工作十三四个小时，现在想想都后怕”。

董天星并未思考太多以后的事情，只想着每天能靠加班挣多少钱，每月能存多少钱。

2011年，郑州富士康投产，深圳厂区号召工人调职，条件是到郑州后“官升一级”，员工升干部，干部升全技员，全技员升生产线线长，线长升科长，以此类推。

董天星不想再坐二三十个小时的火车往返于深圳和河南，当年9月跟着大部队坐上开往郑州富士康的大巴。董天星清楚记得，当天一起出发的有数百人，其中绝大多数是河南人。

他们最初为什么不在河南找工作？董天星们没有选择，河南是农业大省，大型工厂较少。

董天星见证了郑州富士康的建成，不管是厂房，还是制度。最初，厂里只有十几条生产线在运行，他大部分时间在拉东西、搬机器，本职工作干得少，还能跟工友聊聊天，领导也不管，这在后来是不可能的事。

“如果有关系，还能办厂牌、吃空饷，让别人替你打卡，富士康给你发工资。”董天星回忆，在厂区建成后，一大批人因为代打卡、吃空饷被开除了。

到2012年，巨型工厂郑州富士康便正式落成，生产线多达90余条。厂区周边，瓦房变楼房，土路变水泥路，以富士康为原点，一座小城拔地而起，一切都那么迅速。

在董天星记忆中，一开始给几十元就可以租住在周边农户家中，想住多久就住多久，后来一栋栋楼房盖了起来，单间月租金数百元。

2014年，苹果CEO蒂姆·库克造访郑州富士康，董天星也见到了他，那是属于郑州富士康的高光时刻。

郑州富士康落成后，围墙、门岗拦住了外来人，董天星也进入了快节奏的工作。他觉得自己像机器人一样在车间、食堂、宿舍间往返，十年如一日，枯燥又忙碌。

他早上7点起床，在楼下买早点，坐三轮车去厂区，经过层层门岗到达车间，早上8点开始工作，中午1小时吃饭休息时间，晚上8点半下班到家，洗漱完后刷会儿手机，那是一天中最轻松的时刻，第二天睁眼又是忙碌的一天……

他和五六个下级一同管理仓库，每天要给车间里的生产线发iPhone零部件，供工人组装，要实时记录仓库内物料去处、数量，要收料，下班前要交接。

“产量是领导安排的，今天给你500发‘炮弹’，就必须打完，是固定死的。”每天，董天星必须把物料如数发给流水线，流水线工人必须按时完成，每个人都被产量要求推着走。

据董天星所知，为保证交给苹果的产品百分百合格，保证运输、设备故障等因素不影响最后交割，郑州富士康都会尽早完成订单，流水线因此运行地越来越快，产量压力越来越大。

相较而言，董天星的工作比操作工轻松，他不愿意再回到流水线上，所以每天都会提醒自己要细心、不能丢料、数据要能核对上，“如果有特别大错误，直接位置就没有了”。

“过去十年，基本每天都是这样子。”最显著的变化是，董天星起初住宿舍，后来在周边单独租住，每月500元，通勤时间没有变化，因为宿舍区与厂区是分开的，距离也不近。

之所以选择搬出来住，是因为宿舍众人作息时间不同，有的上夜班，有的上白班，有的加班，有的不加班，不论白天、深夜还是凌晨，都有人进进出出，董天星睡不好觉。

董天星的职业发展停滞不前，不想后退，也无法前进，他在富士康的职级是员3，再想晋升需要大专学历。2012年以来，除了被调到其他部门支援期间，他的岗位再也没有变过。

而立之年已过，董天星看到存款数额和厂里淡漠的人际关系，感觉到悲哀。他向来不喜欢独处，却不得不独来独往。

最初，他在郑州富士康并不孤独，下班后，他经常和关系好的同事坐在一起喝酒，三五成群的年轻人在夜色中吹牛、谈天说地，这样的场景如今再难重现了。

董天星将此归结于富士康的派遣工制度和工资待遇。他说，从2016年开始，工厂便开始大量招聘派遣工、小时工应对旺季，工期一般是三四个月，工期结束立马散伙。

他们来去匆匆，今天面试、明天进车间。下属们也是这种情况，换了一波又一波人，所以董天星只跟他们聊工作，几乎不聊工作外的事。董天星的领导们也换了好几波。

派遣工、临时工基本都在流水线上工作，看到他们的处境，董天星颇有不忍。订单紧急时，他偶尔也会被调到流水线支援，“现在流水线那都是跟飞机一样快”。

“我管理仓库，还能偶尔去车间外喝水，流水线那些工人要不停地干活，想上厕所就得找人替你。”

董天星说，产量任务完不成，线长会被上级领导追究责任，很多线长脾气非常差，时刻紧盯工人，说话非常难听。

在董天星记忆中，刚建成那几年，富士康工人薪资水平在郑州不算低，吸引了大量20岁左右的年轻人，后来三四十岁的已婚人士居多，单身且年轻的董天星跟他们没有共同语言。

“以前有很多补助，比如干部补助、高温补助、特殊岗位补助，2016年以后，都拿不到了。”这些年来，董天星的底薪看似涨了，实际上收入和进厂前几年区别不大。

董天星不赌博、不炒股，一直在存钱，这些年下来，买了一台七八万元的车，剩余的钱不够在三线城市买房子，需要父母支援和贷款，与他从工厂离开、下海创业的同学不可同日而语。

其实，早在2019年，董天星就想离开富士康创业，但因为疫情，他害怕失败后无法收场。时至今日，他再次有了强烈的辞职想法。

“不稳定，收入慢慢又减少了，不像以前收入比较稳定，旺季每个月固定六七千元。”受全球经济环境影响，董天星这份工作失去了吸引力。

苹果公司每年9月发布新一代iPhone，每年8-12月也成为富士康生产旺季。去年9月底、10月初，iPhone13 mini订单中断，董天星无班可加，收入只有4000多元。

今年情况也不容乐观，iPhone14标准版和Plus版遇冷，郑州富士康拆除了部分生产线。董天星观察到，“今年最高返费跟去年相比差了整整3000元，今年最高才1万元出头。”

与2011年相比，郑州富士康所处的环境已大不相同。时代财经观察到，在国内，它面临着立讯精密、比亚迪等苹果新代工厂的竞争，在国外，印度塔塔集团也正虎视眈眈。

另一方面，郑州富士康正面临疫情冲击，其所处的郑州航空港区已通过官方公众号宣布，自11月2日12时起实行7天全域静态管理。

董天星想要离开，他说，10月下旬，郑州富士康实行闭环管理，食堂关闭，厂里把饭送到宿舍，工人们只能按照指定路线回宿舍。

“没有班车了，每天步行上下班，住得远的走一个小时也到不了。”董天星说，再加上要吃饭、做核酸，自己午饭十几分钟就得解决。

2011年到2022年，苹果公司市值从不到4000亿美元涨到2.4万亿美元，富士康功劳卓著。但是董天星说，如果能重来，再也不会踏进富士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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