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戏、短视频与编程：流动儿童如何使用媒介丨儿童教育调研报告

数字化时代，孩子的手机、游戏、短视频使用，已经不是一个传播学的问题，而是一个社会问题。本文讲述两位牛始埔孩子的媒介使用经历，折射流动儿童手机使用的共性与个性：15岁的亮亮在网络游戏中找到意义感，12岁的阿浩通过编程建立与多样世界的联系。

流动儿童的手机使用背后叠加着多重关系，包括亲子关系、同伴关系、师生关系，以及和社区伙伴、社区机构的关系等。这些关系的互相作用，影响着一个孩子如何使用媒介，如何使用手机和网络。

我们关心这些孩子如何使用媒介，我们也希望家庭、社区、学校、社会等能够为他们提供更丰富的支持——相信他们对媒介的使用除了娱乐取向，还有更多的可能。拥有这样期待的原因在于：这些受流动影响的孩子的童年，映照着这个社会的现在和未来。

本文为儿童教育调研报告系列第6篇。此前绿色蔷薇展开为期半年的访谈调研并撰写调研报告暨纪实作文集《我想和妈妈爸爸在一起》。本报告以专题故事的形式分析流动儿童在城市的上学和生活中面临的困难和挑战。

按语：大人需要明白，手机、网络或者游戏对孩子们来说，不仅仅是一个娱乐工具，某种程度上，它们成为了孩子们的“同伴”。对这些流动儿童而言，不是游戏或者媒介让人成瘾，而是脱离现实的美好时间令人成瘾。

“就算把他们叫出来，大多时候也是窝在一块玩手机”。亮亮老家在广东河源，父母在出来打工的时候认识，他出生在深圳，成长在深圳，今年已经15岁了，还有一个上大学的姐姐。13岁（2020年）的时候，亮亮用200块压岁钱买了人生的第一个手机。

没有手机以前，他很喜欢和社区的伙伴们一起去逛逛牛始埔附近的沃尔玛，一起玩大冒险、三个字、捉迷藏这样的游戏。有了手机以后，他们仍然会一起玩，“不过大家似乎都更喜欢玩手机了”。

共青团中央维护青少年权益部、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中国青少年新媒体协会2021年联合发布《2020年全国未成年人互联网使用情况研究报告》，报告显示， 2020年，我国未成年网民达到1.83亿人，互联网普及率为94.9%，城乡未成年人互联网普及率基本拉平，但在具体网络应用上存在差异。城镇未成年网民使用搜索引擎、社交网站、新闻、购物等社会属性较强的应用比例均高于农村6个百分点以上，而农村未成年网民使用短视频、动画或漫画等休闲娱乐的比例则高于城镇。

另外的一些研究也显示，儿童使用电子产品游戏休闲时间较长，且呈现出乡镇农村儿童电子产品使用时间明显高于城市儿童的情况（苑立新等，2019）。牛始埔是位于深圳西北角的城中村，这里居住的孩子们大多跟随父母从农村来到深圳。他们的父母在附近的工厂上班，而他们除了上学，大多数的时间也是没有父母陪伴的。

在上班时间之外，街坊们也会把工厂的活带到家里做（图/ 乔乔，儿童摄影工作坊作品，见当镜头交给孩子：我们的牛始埔丨展览在继续）

对于买手机的原因，亮亮说：“因为当时想玩游戏，还有，做作业不会做的题，要问老师，又觉得不好意思，怕被老师说没有认真听课。有时候就会用手机查找做题的方法”。亮亮还提到了一个重要原因，“我的同学都有手机，我平时是借我妈的手机使用，要联系同学也不方便。所以，当时想买一个手机，就是希望能够游戏自由、和同学的联系能够自由。”

这个阶段，“手机”作为社交工具，成为和伙伴保持联系的重要渠道。甚至想拥有手机的原因仅仅可能就是“我的同学都有”，这样才可能和同伴成为“同一类人”，才可能不被拒绝和排斥。因为对青春期的孩子来说，他们有着强烈地被接纳的愿望，所以，他们可能试图穿同样的衣服、玩同样的游戏，看同样的电影和综艺节目，喜欢同样的明星等。

青少年的电子产品的过度使用是当前比较需要关注的一个社会问题。有了自己的手机以后，不上学的时候，亮亮一般要玩六七个小时，“早上就刷视频，一刷视频就停不下来，所以就大概三四个小时，下午跟他们一起打游戏，就大概一两个小时”。

刷视频的时候，比较感兴趣的主要是游戏、鬼畜、健身，篮球。而玩游戏或者刷视频的时候，并不会因为在玩就很开心，反而“刷视频浪费时间就感觉很烦，但是又控制不住自己，如果打游戏的话打赢就很开心，然后中英雄了就很开心，有时候打着游戏网络断了就很烦”。

手机一方面成为亮亮和伙伴保持联系的工具，另一方面，也成为他少有的娱乐工具之一。从早忙到晚的父母，很少能够有时间陪他们玩一天，即使在家，父母可能也较少会带他们去一些好玩的地方。而这个时候，“手机”就成为城中村的流动的孩子们的最“廉价”的娱乐工具。

我们和亮亮聊起了关于“上瘾”这个问题，亮亮说：“我对手机有‘瘾’，但是我对游戏不上‘瘾’。”亮亮把手机和手机中的游戏区分开来。手机对他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工具，而游戏就是手机上可以玩的一个内容而已。他说：“手机里面那些没有看过的内容很多，我会想一直看下去，但是游戏打久了就会打腻，打久也会累。”

事实上，亮亮在如何使用手机方面，也有着自己的苦恼。爸爸妈妈经常会唠叨他有“网瘾”，他也希望自己能够更加自律地使用手机。调研中发现，家长对孩子的媒介使用有偏见，他们普遍认为媒介会给孩子带来负面影响，而忽视了孩子的心理需要。

这种偏见已经影响了孩子，让孩子们对自己的媒介使用持比较负面的看法，从而导致他们在玩游戏、用手机以后，内心也是充满焦虑、担心和害怕，觉得用手机“有损自己的道德”，自己给自己贴标签，把自己搞得焦虑不已。

“无聊”是亮亮提到的一个关键词，没有事情做会觉得很无聊，但是有作业也不想写。然后就拼命玩手机，最长的一次，“那天我妈妈出去做事一天都没有回来，我从早上起来（10点多）一直看到晚上睡觉（凌晨）”。

长时间地玩手机，可能也会有身体上的反应，“整个身体都是僵的，信息量太多了，就很难反应过来，我妈妈就使劲说我，我就很烦。干嘛一刷就刷得停不下来？我就看QQ里面有短视频，每次都刷一刷，就刷过头了，有时候我会把QQ换成极速版。”

而在日常的交流中，和爸爸、在惠州上大学偶尔回来的姐姐相比，亮亮和妈妈的交流算比较多的了，但是这些交流“我觉得还是没有任何意义的谈话，因为都是像今天晚上回去谁先洗澡，或者是明天中午吃什么的，就是琐碎的日常的问题，也没有什么以后要干嘛什么的，（没有）谈恋爱的问题或者是运动的问题，或者是学习上的问题。”亮亮很喜欢运动，这几年尤其酷爱健身。

安妮特·拉鲁在《不平等的童年》中提到，对于工人阶级和贫困家庭的父母来说，他们关注的是孩子的饮食起居，比如“叫他们起床，冲澡，吃饭，穿戴整齐，穿暖冬装，按时出门上学，然后在这一天结束时则要确保他们安全到家，吃晚饭，做好作业，按时睡觉”。

虽然他们也喜欢看到自己的孩子开心，但是，孩子的业余生活对他们来说，可能是无足轻重的，与成人的世界是割裂开的。对于亮亮来说，他不喜欢父母只是和他聊吃喝，而是希望父母能够更加关注他的内心，和他一起讨论情感，讨论未来等等。

在学习上，父母并不能给他太多支持：妈妈是初中学历，爸爸是小学学历，二十多年前他们从乡下到深圳来打工，爸爸开修自行车的店，妈妈做过保洁、家政，现在爸爸妈妈一起开了一个艾炙的店，也一并修修自行车。

父母更多的时候会在吃饭的时候说起，要好好学习，不好好学习，考不好的话，就只能回老家上学，而老家的学校是多么不好。每每遇到这样的情境，亮亮都会说自己会努力的。但是父母并没有听，他们仍然时常在吃饭的时候反复说起。这让亮亮觉得“很烦”，有时候也会赌气地怼父母一句“考不上我就回老家去”。

绝大多数父母是希望能够为孩子提供最好的照顾，包括最好的教育，然而，因为各种原因，每个孩子能够得到的支持是不一样的。发展心理学家布朗芬布伦纳提出的生态系统理论指出，一个孩子的成长，受到个体的生物特征和外界环境的共同影响。外界的环境“一层一层，像一组俄罗斯套娃”，从直接环境家庭，到远一点的社区、学校和媒介等，再到最远的环境如社会文化、社会阶层等，这些不同的环境系统之间相互产生作用，影响着一个孩子的发展。

中考的分流是压在亮亮身上的一座山。能不能考上普通高中，将对他的未来产生很大的影响。根据教育部发布的《2020年全国教育事业统计主要结果》，2020年全国高中阶段共有学校2.44万所，招生1504万人，在校生4127.8万人，高中阶段毛入学率91.2%，进入普通高中学生占比约58.27%。

“初中毕业生50%升入职业学校”的消息让亮亮很担心，因为他所在的学校能够上普通高中的学生的比例是低于50%的。他希望初三再努力冲一冲，看看能不能在深圳上个高中。

临近中考，亮亮在父母的店里用手机背单词，旁边一个来修车的阿姨对他妈妈说：“亮亮学习很认真呢，肯定学习很好吧。”他妈妈一边修车，一边说：“学习成绩还行。”

父母一直想让他回老家上学，然后可以在老家参加中考，但他觉得自己的成绩不算差，想试试在深圳能不能考上一所好一点的高中。回老家的话，他担心不适应，担心自己的成绩考不到好的高中。

另外，他还有自己的担心，回到老家，他就只能一个人住在家里，“怕有贼进家，怕半夜会有蝙蝠钻进来。”最害怕的，可能还是不能和父母在一起。

这样的害怕可能曾经出现在千万个“亮亮”身上，“手机最近不能玩了，要等考完试再好好玩，考完试也看看路要怎么走”。对亮亮来说，可怕的不止蝙蝠和考试，还有不可知的未来。

在青少年戏剧《地下花果山》中，演员以跳跃、奔跑等肢体动作讲述升学备考的焦虑（图/ 鲸鱼，见孩子说丨蔷薇青少年戏剧）

按语：网络不仅仅是“玩伴”，网络还可能是孩子和多样世界建立联系的工具。阿浩说：“编程比玩游戏好玩多了。虽然做这个游戏要花几天时间，但是做出来的时候，很快乐，比打游戏赢了还快乐。这让我觉得自己很牛。”

家乡对某些孩子来说，是非常陌生的概念，比如12岁的男孩阿浩。阿浩老家在河南驻马店，但是他出生在深圳，“偶尔”在暑假才回老家。

这个“偶尔”其实有点长久，在他的记忆中，回老家的次数很有限，12年才回去过2次。“寒假不回去，我妈妈说太冷了，不让我回去”。在老家，他们“连房子都没有了，只能住在亲戚家”。他不会家乡方言，和父母以及老家亲戚沟通，只能用普通话。

阿浩在2020年开始接触到编程。疫情期间，学校组织网课，编程猫免费给学校提供了课程。在网课中，他知道了什么是编程。“但是没有教我们怎么做，就告诉我们这里有一个，抗击病毒的那个游戏。”后来，他就开始自学，一开始也经常卡壳，卡壳的时候就不做了，后来又坚持看编程猫平台上的文章自学。

阿浩编程的电脑已经有11岁了，差不多和他一样大，“很老了，但是配制还是很好的。也可以算是上古‘神迹’了。”在阿浩用来编程之前，这台旧电脑是爸爸用来听歌的，也会用来看新闻。”他开始学编程以后，这台电脑成了他的专属“高科技产品”。他在这台电脑上用编程猫学习，学了一年成为“高手”。他录制的游戏视频播放量有6、7万。

对于编程的吸引力在哪里，阿浩说：“比玩游戏好玩多了。就是在编程里面我想让这个角色怎么动就怎么动，我想让它做什么就做什么的。虽然做这个游戏要花几天时间，但是做出那几分钟就很快乐，比打游戏赢了还快乐。觉得自己很牛。”

因为编程游戏做得好，阿浩曾经被编程猫官方4次推荐上了首页。那个时候感觉自己“火了”。而这样的喜悦，他也愿意分享给和他一起编程的人，为此他还创建了一个编程群，经常在群里分享一些编程的知识。阿浩对编程的热爱让我们看到了青少年对媒介使用的娱乐之外的需要。

六十多年前，美国传播学者威尔伯·施拉姆在社会担心电视对儿童有负面影响的时候进行了系列研究，关注儿童和电视的关系。研究结论认为：儿童不是电视作用的被动承受者，相反，他们是活跃的行动者。他们从电视上选择最符合他们兴趣和需要的内容。对于网络一样，儿童也可以在网络上选择符合他们兴趣和需要的内容。施拉姆得出孩子看电视有三个主要原因：第一，为了娱乐；第二，为了获得信息；第三，因为它的社会效用（社交生活中有用）。

阿浩通过编程建立了一个家庭和社区外的社交圈，并且，在这个圈里他的成功让他成为瞩目的“明星”。编程的爱好让阿浩在学校里也发挥了更大的作用，他时常帮助老师处理电脑问题，对文件进行整理。这也进一步提升了他在学校的“威望”。

爸爸妈妈知道他喜欢编程这件事情，妈妈时常叮嘱，希望他把学校的学习放在第一位。而爸爸明显更开明一些，“我爸对我还挺鼓励的”，前不久还在书城给他买了一本软件开发的书，花了89元。这本书，是他能够得到的可数的家庭支持之一。

阿浩的媒介使用的方式受爸爸的影响比较大。阿浩的爸爸有很多的爱好，虽然整天在工厂忙碌工作，但是他喜欢音乐，会电子琴。这在流动工人中是少见的。他还喜欢看新闻，也常常会和孩子聊。

阿浩表示，虽然加班很晚，“加班的话，要晚上10点才能下班，不加班的话有时候8点半就回来了”，但是只要爸爸在家，就会经常和他聊天。聊天的话题经常会是一些重要的新闻，“我爸看什么新闻，我就跟着看什么。”和爸爸一起聊新闻，让阿浩觉得能够和爸爸聊到一起。而和妈妈聊不到一起的原因，是因为妈妈“看到手机上说什么，就信什么。”

爸爸对网络平台的使用，一定程度影响了阿浩对媒介的使用方式。当学习上遇到困难的时候，阿浩没有办法向妈妈求助，妈妈初中没有毕业，很难辅导他的学业。爸爸虽然也有很多题不会，但是爸爸在手机上下载一个软件（类似搜题软件），利用软件查找答案，然后给孩子讲明白或者让孩子看解题过程，“我爸爸问我学会了吗？再给我出相似的题，直到我学会为止在罢休的。”

已有研究发现，家庭媒介环境能够对青少年新媒体素养产生影响。和爸爸一起看新闻、聊新闻，包括爸爸利用网络平台辅助他辅导阿浩的学习，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阿浩对媒介的使用，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亲子之间的互动，促进了父子之间的关系。

2019年文化创新与传播研究院发布的《新媒体时代家庭媒介素养认知现状调查报告》指出，父母的积极性介入程度越高、与子女的互动越密切，子女的新媒体素养越高；父母的限制性介入程度越高，子女的新媒体素养越低。

绿色蔷薇开展姐妹电脑课，社区姐妹共同学习打字和办公软件Word/Excel/PPT操作（见第一期电脑课结课啦！| 姐妹学堂）

关于父母的期望，阿浩说：“考好成绩就是他们的希望。”他又补充了一句，“是个父母都想要孩子成绩好，考一个好的高中、大学这样的，然后找一个好工作的，家庭条件改变。”

最后，当问到他，“你自己觉得学习是为了什么？”他回答，“跟父母差不多一样的观念。考上好大学。考上好大学，才能找到好工作。”而理想中的工作对他而言，他也不知道什么才是理想的工作，最重要的是，这份工作能够改变家里的经济情况，这对他来说很重要，他希望能够通过改变家里的经济情况，“让父母的关系好起来”。

此前，他的父母常常因为经济原因吵架。妈妈会经常说爸爸，找他要钱的时候没有钱，还指责爸爸把钱都给了亲戚。刘易斯在《桑切斯的孩子们》中通过一家之主桑切斯说出了自己生活的困境：“我得拼命工作，他们才有饭吃。我没有时间理会他们。我觉得大多数家庭，争吵和悲剧有它得经济原因。如果你每天需要五十比索的零花，可你找不到这笔钱，那就会让你心烦，你就会和老婆吵架。”

阿浩并不知道，没有深圳户口的孩子会被叫做“流动儿童”。但他清楚，自己不属于深圳，所以，“提前回老家能熟悉环境，还能交一些朋友。”这也成为他说服自己回老家的理由。“如果深圳有一个政策说你也可以在深圳考高中上大学的呢？”他说：“那肯定还是留在这里的。”他很清楚自己不能留下来，所以，他和他们会为自己的离开找到千万个理由。

他觉得“流动儿童”这个词“听起来也不像贬义词”，因为这个词可能能够概括他的体验和要面临的人生抉择，“因为我们四处流动，也不知道下一站在哪儿。”12岁的男孩阿浩口中说出这句话。

有孩子说，深圳的电线无处不在，数量庞大却不被看见，“就像我们流动儿童一样”（图/ 燕燕，见我有十万个问号丨蔷薇青少年戏剧）

2021年的夏天，阿浩返乡上初中，妈妈陪着他回了老家。未来的几年，他将在老家和妈妈一起生活，在家附近的一所初中上学，而爸爸则继续留在深圳工作。

我们在城中村遇到他爸爸的时候，爸爸说起，阿浩暑假会和妈妈一起回到深圳待一段时间。在生活中和他有很多贴心交流的爸爸成了一年只能见一次两次的人，而网络，这个时候除了可以用来进入编程的世界，还成了他和爸爸联系的工具，成为他和爸爸进入彼此的世界的“魔力之门”。

两个孩子对媒介的不同使用让我们看到媒介在孩子生活中的不同作用。我们可以看到流动儿童对媒介使用的共性，他们对媒介有需要，他们不仅利用手机、网络进行学习，同时，手机这样的媒介还成为了他们和同伴、家人联络的工具。

但需要思考的是，我们在每一个孩子的故事里，都看到流动人口的家庭对孩子的支持不足。因为经济条件以及工作时间的漫长，流动儿童的家庭很难给孩子更多的陪伴，很难提供类似于中产家庭那样富足的资源供孩子学习。这些差距，其实也是造成系统的教育鸿沟的要素之一。

美国经济学教授马赛厄斯·德普克和法布里奇奥·齐利博蒂在《爱、金钱和孩子——育儿经济学》中提到的，尽管经济条件是影响家长教养行为的一个关键决定因素，但是政府政策可以在其中起到重要作用。需要社会、国家的支持以减少这些家庭在育儿方面和其他家庭经济状况的家庭之间的育儿差距。

2022年1月，《家庭教育促进法》正式实施。这是我国首部关于家庭教育的专门法律。法律法规的出台其实最大的目的在于，希望为家长赋能，能够遵循孩子成长的规律，最大限度给与孩子支持。法律中还提到，要保障覆盖城乡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的构建，为家长提供家庭教育能力的支持和服务。

对城中村的家长来说，如何让他们在养家糊口的同时，能够兼顾家庭教育，这是一个在实践中需要探索解决的问题。对流动状态中的家长来说，他们工作时间长，没有太多精力关注孩子的成长，需要有可信任的公共教育机构为他们提供服务。一方面，可以通过政府采购，将流动人口的家庭教育服务融合到其生活在其中的社区中，另一方面，可以通过他们喜闻乐见的方式传递家庭教育的理念。对受流动影响的孩子来说，让父母和孩子有机会能够生活在一起，这可能是家庭教育中最重要的根基。

在流动社区生活的孩子，他们的生活会随着父母工作的变动，以及一些特殊的原因发生变动。对于服务在流动社区的公益机构而言，他们的所有工作，已经成为这些生活在牛始铺的孩子童年的亮色。我们也希望，国家以及社会能够为流动儿童的社区提供更多的娱乐文化设施，支持公益机构服务于社区。

今天，很多人仍然会担心孩子的媒介使用，但是，如果我们的家庭、社区、学校、社会等能够为他们提供更丰富的支持，相信他们对媒介的使用除了娱乐取向，还有更多的可能。

我们期待15岁的亮亮能够在网络和现实中都能找到意义感，我们也希望12岁的阿浩能够通过编程的世界建立和城中村或者老家之外的链接。因为这些受流动影响的孩子的童年，映照着这个社会的现在和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