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中困境农民工家庭需求分析报告

从2021年12月开始，全球新冠肺炎疫情进入第四波流行高峰。此轮疫情，主要为奥密克戎病株，传播快，隐匿性强，疫情爆发呈现点多、面广、频发的特点。从2022年春节假期（2月上旬）结束以来，随着学生春季开学、企业复工复产等带来的大规模流动，以及4月初清明假期等人员聚集性活动增加等，国内多地多点发生本土聚集性疫情（以下简称：本轮疫情），部分省市地区经历了小区封控、交通管制、停工停产或停学等不同政策，对不同地区人群的就业就学等方面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疫情之下，困境农民工家庭是城镇中最边缘弱势的群体之一[1]。北京市协作者社会工作发展中心（以下简称协作者）[2]一直致力于提升农民工及其子女的生存与发展质量[3]。

2020年，在新冠肺炎疫情突发情况下，协作者于1月22日紧急启动了“农民工抗疫救援行动”，依托分布于北京、长三角、珠三角、山东半岛和江西农村地区的服务网络，快速识别出脆弱性较大的困境农民工家庭，并从服务对象数据库中抽取了46个困境农民工家庭作为样本，在疫情不同阶段开展了五轮动态监测，并从需求监测、信息救援、物资救援、生计救援、能力建设和政策倡导等多个角度，为困境农民工家庭持续提供救援服务。

在2021年7月，针对在南京发生的疫情开展了第六轮动态监测并提供了救援服务。为了准确掌握本轮疫情对困境农民工家庭的影响，以更有针对性地开展专业服务，并为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提供意见参考，协作者于2022年4月上旬启动了第七轮疫情下的困境农民工家庭需求动态监测评估工作。

结合协作者过往服务经验，本报告中，困境农民工家庭符合以下“1-3”中的两条或两条以上标准，兼具4和5特点[4]。

1.因为疾病、劳动权益受侵害、遭遇突发事故等因素而陷入困境，且缺乏社会保障的农民工家庭；

4.社会交往面狭窄，缺乏与其他农民工家庭以及城市居民接触交流机会的农民工家庭；

在本轮动态监测中，协作者继续依托五地服务网络，由21名社会工作者共访谈了43个家庭，其中有29个家庭为原动态监测对象[5]，14个为新增困境农民工家庭。

本轮动态监测发现，自2022年2月份春节假期结束以来，困境农民工家庭普遍受到本轮新冠疫情的影响。在工作方面，本轮疫情对困境农民工工作影响较大，且比2020年首轮疫情影响更为严重，主要影响包括工作量减少，收入明显减少。

在生活方面，本轮疫情对困境农民工家庭同样造成较大影响，同比2020年首轮疫情更为严重，主要影响包括造成家庭生活开销紧张，因收入减少和担心感染病毒而产生焦虑情绪等。

在儿童方面，部分地区困境农民工家庭儿童受本轮疫情影响，均有一段时间在家线上学习，其中超过三分之一的儿童的家庭无法有充分满足在线上课需要的设备或网络条件。除此以外，在所有受访家庭中，超过一半的儿童的社会交往受到较大影响，外出与同伴交往减少。

其中，32.26%的困境农民工认为此次新冠疫情对其工作的影响“非常大”，45.16%的认为影响“很大”。

对工作的主要影响包括工作量减少导致收入降低，人流量减少没有生意，受疫情防控要求和限制导致就业存在困难等。

孩子叔叔每天干活都需要去做核酸，如果有活了，就会提前一天通知；孩子爷爷承包了超市废品回收的工作，但是超市到现在根本没有生意，一个星期跑两三趟也都卖不到，因为超市里的货卖不掉，不用上新货。

从老家回来城市的时候找了零工，但是显示我的健康码到期（无效）了，自己年龄大了也搞不懂，人家（工作单位）看没有健康码也不要。

22.58%的困境农民工认为本轮疫情对工作“有一定的影响，但还好”，主要是该部分困境农民工认为疫情防控工作已经常态化，加上身边没有发生感染的病例，所以并没有感知到本轮疫情对工作的影响与以往有何不同。

隔几天做一次核酸，工厂里面会定期安排，对我们来说多少有一些影响，但是没有发生在自己身边，感觉就像平常一样。

（2）多重原因导致45.45%的困境农民工认为本轮疫情比2020年首轮疫情爆发时对工作的影响程度更严重

主要是因为2020年疫情爆发时正值春节假期，大部分人正处于停工休息阶段，且疫情主要集中在国内某些城市，以及当时封闭时间不长，大家整体出行流动率不高；而2022年春节以来新冠疫情多点频发，一些地方封控措施和要求会影响或者限制工作。

2020年因为过春节，我们都在老家，那时候只有武汉比较严重，其他城市还好。2022年疫情是遍地开花，普遍都受到影响。

（2022年春节以来），有的工地，如果健康码、行程卡和核酸检测没有按照流程规定办，就没有办法进入工地。有时候下班回来晚，做核酸的地方已经关门就做不了了，就没有办法去其他工地开工了。

除此以外，也有困境农民工家庭提到了疫情的持续对经济形势、社会生产以及居民消费等造成的叠加影响，因此觉得2022年疫情较2020年的影响更为严重。

比如对于经营小生意、在服务行业打工等受到人流量明显影响的困境农民工家庭而言，疫情的影响更为直观——一方面，在疫情爆发的地区，人们出行意愿下降；另一方面，由于封控、生产停滞等原因导致人们的收入下降，消费的意愿和能力也都会受到影响。

（2020年）那时候还可以跑车的，但现在不知道是不是疫情久了，经济不好了，反正没人坐车了，出去根本接不到单子，孩子的爸爸早上四点多出门，一个上午有时候只能接到一单或者两单，扣掉油费，有时候在外面吃个早餐，扣掉这些开销之后，等于就是没有收入了。

因为有疫情，工地不上工，饭店没人吃饭，洗碗洗盘子的活都没有，我们外地打工的，不就是干这些活吗。

30.30%的困境农民工家庭认为本轮疫情比2020年首轮疫情对工作的影响较轻，主要是因为2020年疫情封控更为严格，当时无法外出找工作和购买生活用品，现在疫情防控比较有序。

2020年疫情影响更大，因为当时进出村口都会有人守着，进出很不方便，所有人都得检查，现在虽然也会有人守着，但主要是检查外来的人，对居住在这里的人不怎么检查。

（1）66.67%的困境农民工认为本轮疫情对工作造成的主要影响是“活少了/工作不好找了”

因为我们在的这个区之前是中风险地区，不允许工地开工，我在公司的装修部，没有活儿，原来一天能有两百多，现在做点散活，清理工地，一天一百多，三天两头就休息。

现在4月底公司说可能会放长假。公司说受疫情影响，生产需要的材料卖不进来，产品也没有办法出口，2022年工厂的库存满了。之前我们是按照一个月22个工作日上班，正常到手能有3300-3400元，现在就是有一个保底工资，2900元/月。

除了工作量减少，受疫情防控政策影响，困境农民工表示疫情对工作的影响还包括服务场所人流减少，工作人员要定期核酸，服务场所要定期进行环境监测等，这些都对工作产生了直接影响。

我在自家小超市上货收银，店里的人每天都得排一个半小时的队做核酸。因为街道规定，我们必须全部做核酸，不做的话健康码就得弹窗。或者因为没有做核酸被检查出来的话就要关一个月的门。另外，超市环境检测需要缴费，一次交100元，大概10天左右就要做一次。再有就是要对顾客扫码测体温，以前不需要，现在从开门到结束，必须得有一个人负责。

该部分困境农民工家庭主要是因为生病、回老家、单位内部矛盾等导致工作发生了变化，和本轮疫情影响相关性不大，只有两个家庭明确提到是受到疫情影响换了工作。

这和协作者一直以来对困境农民工家庭的服务需求理解一致——困境农民工家庭的脆弱性早于疫情存在，在疫情之后依然存在，其应对疫情灾害的脆弱性并非仅仅来自于资源缺乏，是该群体组织、健康、劳动权益长期缺失，在疫情时刻的集中体现[6]。

其中，66.67%的困境农民工表示收入明显减少，6.06%的困境农民工认为收入稍有减少，以及有21.21%的困境农民工收入与之前持平。

以前行情好的时候，一个月还能干二十来天，不好的时候也能干十七八天，现在一个月有活不超过十天，每天收入最高也不会超过180元，有时候中午还不管饭。没想到北京今年还有120元一天的活，多少年都没有这么低的工资了，多少人20天才干上一两天的活。

1.本轮疫情对困境农民工家庭生活影响较大，且比2020年首轮疫情爆发时影响更大

25%的困境农民工家庭认为本轮疫情对其生活的影响“非常大”，37.50%的认为影响“很大”，以及37.50%的认为“有一定的影响，还好”。

（2）47.06%的困境农民工认为本轮疫情比2020年首轮疫情爆发时对生活的影响程度更严重

主要因为该部分家庭认为本轮疫情比首轮疫情在以下三个方面的影响更加严重，一是物价上涨，生活成本增高更加明显；二是消费需求下降导致服务需求减少更加明显，挣不到钱家庭开销紧张；三是疫情防控导致出行和生活等受限更加明显。

生活费增加，物价上涨，感觉东西比两年前贵了很多，出行也很受影响，以往每年回老家看老人两次，但因为疫情想回去也回不了。

20.59%的认为本轮疫情对生活的影响与2020年一致，主要因为疫情爆发的时候都没有办法工作，家庭开销都比较紧张，区别不大。

差不了多少，我就没有买过新鲜的菜吃，到超市晚上八九点钟的时候，剩下的菜会打特价，我就会买一点回来。

29.41%的困境农民工家庭认为2020年疫情对生活影响更为严重，主要是觉得2020年疫情刚发生的时候手足无措，现在已经比较习惯，可以正常工作生活。

（疫情）刚出来那时候还在北京，都买不到口罩，哪也都不让走啊。这最近东北出现的疫情虽然也担心，但知道它是啥了。而且我们这基本上都没什么人外出，也没问题。

（1）收入减少（71.88%）、影响和他人交往（40.63%）和焦虑紧张（34.38%）是困境农民工家庭认为对其生活造成的最主要影响

在家庭生活开销方面，34.38%的困境农民工家庭认为疫情对家庭生活开销“有影响，非常紧张”，28.13%的认为“有影响，比较紧张”， 34.38%的认为“有影响，但还能维持”，以及3.13%的认为没有明显影响。

买菜都买最便宜的菜，原来一天五六块钱的菜现在十多块钱，一把韭菜都吃两三天，怎么省怎么吃。

孩子没有去托管了，这个月只能回到家里。不去托管的话，孩子的学习就会受到影响。

在亲子关系方面，59.38%的困境农民工家庭认为家庭亲子关系没有发生明显变化。18.75%的认为亲子关系有所加深/缓和，因为有更多的时间一起相处互动。

比以前感情增进了（一些），因为他在家上网课，剩余的时间没事我们就会在户外运动，我们在一起跳跳绳或者踢毽子，有时候也会一起散步。

18.75%的认为亲子关系较以往紧张，主要是因为家长要操心孩子学习，因为不知道如何更好沟通而产生矛盾或冲突。

孩子在家上网课，看他们不认真，我也会去说；说多了，他们也会不高兴。他们上网课也不专心听，多少会产生一些矛盾。

46.88%的困境农民工家庭认为家庭夫妻关系没有发生明显变化，3.13%的认为夫妻关系有所缓和/加深，12.50%的认为夫妻关系较以往紧张，主要是因为家庭没有收入，疫情在家因为家务分工等问题产生了矛盾。

因为不能上班，天天在家，有时候让他（老公）帮忙做点家务，干点活，有的时候会抬抬杠，有时候也会吵架……老公也是在家待得时间长，心情不好，烦躁。不能出去挣钱，他就会对我发火，发脾气。一个是因为工作，还有一个不知道疫情什么时候结束，什么时候能还社会一个安宁的日子.

本轮疫情，对困境农民工家庭心理和情绪的最主要影响是因为担心疫情持续影响家庭收入而感到焦虑（71.88%），其次是担心害怕感染新冠病毒（53.13%），以及担心因为疫情影响孩子学习（46.88%）。

没有经济来源，心里肯定有压力啊。一个是不知道疫情什么时候是头是尾；第二个，你天天不能出门，天天搁家待着，心里怎么可能没压力呢？着急啊，也担心出门会不会感染。

特别焦虑，又怕传染上疫情，小孩又上网课，我们也什么都不懂，又弄不好，比较焦虑。

也有25%的困境农民工家庭表示已经习惯了疫情的反复，因此与2020年首轮疫情相比并没有额外担心。

两个孩子学习方面没有受到影响，情绪上也没有太大影响，防疫意识比较强，也会积极配合核酸检测工作。

1.在家上课的困境农民工家庭儿童中，超过1/3的家庭条件难以满足儿童上课或学习的需要

对于在家上课的困境农民工家庭儿童，本轮动态监测发现，61.11%的儿童能够有设备和网络满足正常在家上网课和学习的需要，但仍然有38.89%的困境农民工家庭儿童因为设备或者网络条件不充分，难以满足上课或学习需要，包括因为家庭有多个儿童无法有充足的硬件设备，以及家庭没有安装网络购买手机流量存在经济困难等原因。

孩子们上网课用的是手机网络，太贵了，想考虑装个网线省点钱。就我一个手机，不舍得让她看，看一会儿就好多钱。花费变多了，现在100多块钱，原来七八十块钱。

四个孩子没办法一起上网课，因为条件有限，他们只能轮流上，比如说一个早上、一个中午、一个下午这样子。课是录好的，可以回播。

对于本轮疫情下在校上学的困境农民工家庭，家长在本次访谈中表示，一旦疫情紧张起来，学校就会要求儿童做核酸，包括定期监测家长是否有出城等情况，这些也对孩子及家庭造成了影响。

学校看得紧，也没有停课什么的，就是老做核酸的，就是学校老问家里人有没有出城的，三天两头地问。

除上学以外，47.06%的家长表示受疫情影响，孩子减少了外出以及与同伴交往的频率，因为要减少在外感染疫情的风险，以及受到疫情防控的要求和限制。

孩子上学时间比较紧张，基本没有时间出去，学校也不让孩子出去，每天都要出示行程码。

孩子有时候想要出去玩，但是我不敢让她出去，要是感染了疫情，家里本来就没有钱那怎么办，我就害怕。

在本轮动态监测中，90.7%的困境农民工家庭自2022年春节以来遇到了不同程度的困难，最大的困难依旧集中在经济（56.41%）和医疗（25.64%）两个方面。

在经济方面，54.54%的困境农民工家庭认为其困难与疫情直接相关，主要是因疫情造成的工作量减少导致收入减少带来的家庭开销压力。

其它与疫情非直接相关的经济压力，如前所述，是困境农民工家庭长久以来面临的困难，包括因为年龄大、缺乏技能等原因找不到工作。

在医疗方面，困境农民工家庭主要因为生病做手术、吃药、住院等存在较大困难。疾病是造成农民工家庭陷入困境的主要原因之一，此前调查显示，25.17%的困境农民工家庭存在家庭成员患病的情况[7]。疫情对这些本就因为经济困难而影响医疗的家庭来说，更是雪上加霜。

在明确表达存在困难的32个困境农民工家庭中，78.13%的困境农民工家庭表示有主动寻求支持。

通过对困境农民工家庭提供的支持方的分析后发现，65.57%的支持来自于亲戚老乡、朋友同事、邻居和房东等非正式支持网络，他们提供的支持主要包括小额借款、防疫物资、房租宽限期限、照顾孩子、心理疏导等。

在正式支持网络中，困境农民工家庭主要接受来自于公益组织（18.03%）、学校(6.56%)、工作单位（6.56%）和政府职能部门（3.28%）的服务与支持。

在本轮动态监测中，在问到对于接下来一年的计划时，39.53%的困境农民工家庭明确地表达了自己没有计划，就是走一步算一步，因为认为计划没有用，“计划不如变化快”，不知道怎么计划等。与2020年48.95%的困境农民工家庭对未来生活完全没有规划相比，有了一些提升[8]。

没有什么规划，没有疫情之前，生活还是有规律的，但是疫情之后，生活就没有什么规律了，只有走一步看一步了。

其他困境农民工家庭，谈到了自己关于未来一年就业或儿童上学的一些想法，包括考虑回老家，挣钱供孩子上学以及调整恢复身体等。

如果一直是这样没什么活儿，在外面赚不到钱的话，等解封之后，可以回老家了我就要回老家，回老家还可以在孩子身边。

有较少几个困境农民工家庭对未来有相对比较明确的规划，包括明确寻找工作的方向、考虑换工作的时间安排，有为孩子上学需要筹集的预算等。

现在要先等两个上高中的儿子先参加高考，继续打零工，平时接一下孩子。孩子去上大学后，再考虑找一份保安的工作来干，两个儿子上大学可能一年得要三万多块钱，要抓紧赚钱，后面开销会比较大。

55.81%的困境农民工家庭对于一年后疫情影响情况认为“不好说，不知道未来该怎么办”，主要是受到目前变化莫测的疫情影响。

13.95%的困境农民工家庭认为“疫情依然会在，但对生活和工作影响不大”，主要是认为病毒可能会像流感一样存在，等到人们适应免疫之后，对人们的影响也会相对减弱。

同样也有13.95%的困境农民工家庭认为“疫情依然会在，生活和工作会更糟糕”，主要认为病毒防不胜防，传播速度很快。

11.63%的困境农民工家庭认为“疫情会结束，生活和工作恢复正常”，主要因为国家防疫政策做得好，医护人员不辞辛苦为民服务。

根据现在我们国家的发展情况，我估计在一年之内应该结束吧，因为现在全民要求得这么严，应该不会过分的发展，国家做得很到位的，我们还是相信中国的防疫政策做得好。在防疫工作方面，医务人员做得很突出，因为他们不辞辛苦，加班加点为市民服务，受益的是我们老百姓。

无论是从个人和家庭的角度，还是对社会和国家的影响，困境农民工家庭均表达了希望疫情能够早日结束的期待，也从相信国家，更好地做好个人防护，配合防疫政策等方面做出积极配合的承诺。

自己做好防护，不给国家添乱，只要政府有理有据地做好防疫措施，疫情还是没有什么问题。

自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以来，我国疫情防控一直在不断发展和逐步完善，采取的积极有效措施也得到了各方高度的肯定。但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新冠疫情使人类的脆弱性及其所面临的挑战暴露无遗，它清晰地揭示了目前社会发展呈现的不均衡不充分现象，尤其是对处于边缘的困弱群体的影响。

第一个，困境农民工家庭就业困难、生活困难和儿童就学困难的问题始终存在。我们需警惕的是疫情持续和反复而产生的叠加效应，导致本轮疫情影响较首轮疫情更严重；与此同时，作为对抗脆弱性的重要能力——困境农民工家庭的规划意识和能力以及社会保障条件依然比较欠缺。

第二个，疫情常态化之下，随着时间和形势的变化，疫情对困境农民工家庭的影响的广度和深度也会随之扩大。需要警惕的是，一方面是对疫情影响的习以为常，另一方面，在习以为常之下，困境农民工家庭一些最基础的需求更容易被外部忽略，比如儿童营养未能得到有效保障、家庭成员疾病无法得到及时有效的救治、依然有困境儿童因为缺少手机和网络而无法在家充分上课，以及困境农民工家庭依旧因担心病毒感染和经济压力而感到焦虑等等，这些次生影响将会让家庭陷入恶性循环，更难从困境中走出及恢复。

第三个，疫情常态化之下，各方对“困境农民工视角”的理解与考虑不充分。我们在之前的报告中提出了要做好农民工的疫情防控和服务，需要有“家庭”视角，在此基础上，我们还需建立“困境农民工”视角。困境农民工家庭的主要劳动力受教育程度较低，就业年龄偏大，主要为非正规就业，获取信息的能力较弱，数字化智能设备的工具匮乏，应用能力也较差。而随着疫情防控技术的数字化和智能化水平不断提高，困境农民工家庭无论是在就业还是儿童就学等方面，更容易“被掉队”。

视角缺失的后果是政策与服务的缺位与偏离。比如说有地方针对疫情采取了给予务工者停工补偿的政策，但是仅提供给有签署劳动合同且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并按照规定缴纳社保的员工，并没有充分考虑像缺乏社会保障的非正规就业的农民工，他们恰恰是受疫情冲击最大的脆弱群体。

（一）梳理与反思困境农民工家庭脆弱性类型及根源，多方联动构建抗疫服务保障网络

总结反思过去两年来困境农民工在疫情下脆弱性的具体表现，分析哪些政策和服务措施发生了积极的效果，哪些效果较弱，从而科学地识别出需要重点回应的脆弱性，并判断其属于态度、物质抑或是组织层面的类型，针对不同类型的脆弱性，有针对性地制定干预策略。

1.针对长期存在的脆弱性，如非正规/灵活就业群体的社会保障缺失问题，制定中长期的干预规划，弥补临时性救助的短板，夯实政策与服务基础；

2.针对不同类型的脆弱性，如困境儿童上网课困难、心理压力大/焦虑、缺乏规划等问题，政府和基金会等资源方可据此编制购买/资助公益服务项目目录，通过资源配置，引导和支持专业力量实施精准服务；如针对困境农民工家庭的焦虑情绪问题，政府、妇联、工会和社区等部门要引导和动员社会组织，将防控服务与心理服务相结合，针对性地提供心理支持或寻求心理专业人员/资源的支持；

3.针对需要整合性干预的脆弱性，如社会支持网络缺失问题，以社会工作为专业支撑，发挥其“五社联动”、资源整合、社会团结的专业功能，促进政府、用工单位、社区、学校、公益组织等多方有效联动。

（二）将救助性服务与发展性服务相结合，消除脆弱性的同时，提升其可持续的发展能力，使困境农民工群体能够有尊严地获得帮助，体面地劳动和生活

1.完善社会救助制度，消除地域和户籍的藩篱，使其在务工所在地即可享受跨地域医疗费用报销、低保等救助政策，使救济成为提升其对抗脆弱性的能力保障；

2.借鉴社会工作优势视角，疫情防控工作者、社区工作者应与困境农民工家庭建立平等合作关系，一方面看到他们因为教育程度低、年龄偏大和收入低等因素造成的数字化设备和技能不足，改进防疫措施，从支持性服务的角度而非管控的角度协助其对抗病毒、促进就业；另一方面要鼓励其参与社区疫情防控，发掘、听取和借鉴其对疫情防控和社区建设的意见，从而使疫情防控从简单的“防控”转变为常态化下的支持性服务；

3.一方面需要积极整合资源为生存困难的困境农民工家庭提供直接的物资救助，另一方面也需要将帮扶服务与能力建设服务结合，实现“预防-救助-发展”的服务整合。

1.将常态化防控与社会建设结合。在社会工作服务视角看来，应急状态下的紧急救援/疫情防控只是灾害管理的阶段性工作，疫情常态化背景下的防控工作的基本策略应是在社区中有策略地开展一系列活动，以降低潜在危险发生的可能性，以及帮助社区减轻或消除脆弱性，增强能力，减轻疫情对人们的影响，将预防-治疗、救助-发展结合起来，避免常态化防控简单地重复应急管控措施，过度防控的问题。如在社区持续开展灾害管理能力建设服务，包括和困境农民工家庭开展疫情回顾小组、灾害管理技能培训、灾害管理支持系统建设等，提升困境农民工灾害管理意识和能力，促进其主动参与社区与社群服务。将常态化防控与社会建设结合起来，那么疫情防控工作就会成为促进公共卫生、社区治理、社会救助、经济生产和科研教育等社会建设活动的重要手段[9]。

2.促进政府、市场和社会的三方协同。疫情防控的短板在社会活力不足，三方协同的短板在社会发育不足，建议一是加大购买社会组织承接的社会工作专业服务，一方面发挥社会组织的参与优势和社会工作的专业功能，服务民生；另一方面通过购买服务，引导、培育和发展社会力量参与常态化防控；二是将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纳入国家应急管理体系，确保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者参与应急管理规划设计、减灾防灾能力建设、紧急救援和灾后重建等各个环节，从而建立政社协同、多方参与的应急响应长效机制[10]。

[2] 北京市协作者社会工作发展中心（以下简称协作者）是我国成立最早的社会工作服务机构，也是民政部第一批全国社会工作服务示范单位。秉持“团结协作 助人自助”的服务理念，协作者通过开展服务创新、教育倡导和专业支持相结合的三位一体的社会工作服务，在回应农民工及其子女现实需求的同时，协助其在服务参与中由受助者成长为助人者，并在实践中开展行动研究，总结提炼本土经验，推动社会工作和社会组织的发展。目前，协作者的服务模式被复制推广到长三角、珠三角、山东半岛和江西农村地区，分别成立了南京协作者、珠海协作者、青岛协作者和江西协作者，各地协作者独立运作，彼此支持。详细信息可登录查阅官方网站：http://www.facilitator.org.cn。

[3] 自2003年2月成立以来，协作者开展的第一个服务就是农民工抗击非典紧急救援行动，针对外来务工人员的需求，开展了非典物资救援、信息普及、减灾能力建设与倡导等服务，并出版了《流动在边缘——农民工调查报告》；2008年，针对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北京、南京、珠海三地协作者启动了农民工应对金融危机干预行动，开展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农民工生存现状调查，并发布《生活在继续——一份来自民间视角下农民工严重的金融危机调查报告》；此外，协作者每年都会针对困境农民工及其子女开展救助服务，从紧急救援、减灾能力建设，到培育灾害管理志愿者，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灾害管理和实践研究经验。自2015年以来，北京协作者已经执行过四个中央财政支持的社会服务示范项目，为包括农民工及其子女在内的困弱人群提供了心理疏导、亲职教育、教育救助、健康服务、能力建设和社区融入等社会工作专业服务。

[4] 引用自：协作者云社工.（摘要版），协作者云社工. 2020.09.03。

[5] 其他未纳入此次动态监测的对象，有13个家庭在过去两年的时间内，通过个人和社会的支持，已逐步走出困境，目前不属于困境救助对象，有4个家庭在此次回访时因为工作或家庭情况不方便参与调查。

[6] 引用自：协作者云社工.（摘要版），协作者云社工. 2020.09.03。

[7] 引用自：协作者云社工.（摘要版），协作者云社工. 2020.0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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