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失的炒粉阿姨：活着，就是生死疲劳

从深中东校到西校的那条小路上，一直有个炒粉摊。热烘烘的蒜香和辣椒味飘出，每一个晚自习下课的同学都忍不住驻足。炒粉份量很大，又特别美味，不少在东校度过了三年的老学长学姐们，上了大学还在馋那一口热气腾腾的炒粉味道。

“西校炒粉还在吗？好想吃。”朋友圈里时不时会有这样的声音。然而这样的问询好像石入大海，再也没有了回音。

2021年12月的某一天，我收到了一条来自阿姨的微信：“同学你好，能问你个事情吗？我的抖音被封号了，我想问问你有什么办法能够把它解开”。紧接着，阿姨又发来几条语音，粗略解释了这件事情的前因后果，也就是她近两年的经历——她的父亲去世的经过。

随后，我和阿姨相约人民公园见面，阿姨向我倾诉了她近两年遭遇的种种变故。我们询问了阿姨的诉求，阿姨说，“我可以不要钱，我就想出口恶气。”

她只希望让更多人看到这段真实的血泪，看到她的兄弟是如何冷血，看到一个外嫁女儿和她父亲的辛酸与痛苦。

2020年3月25日，阿姨的父亲在家中的厕所不慎滑倒，摔断了腿。在深圳接到父亲入院的通知时，阿姨并没有意识到，迎接她的将是一场怎样的灾难。

阿姨家中有七个兄弟姐妹。将自己和妹妹排除在计数范围外，几个兄弟单独序齿，是老大到老五。数年前，父亲将财产全数分给了五个儿子，阿姨和她的妹妹是出嫁女儿，没有获得财产的资格。

七人中，只有老大和老三留在河南老家，其他五个人都在外地谋生。老三平时常常照顾父亲的日常生活，阿姨常说，“老三是孝子”。

父亲发生意外的那天，老大、老三和老三的儿子（下文称“侄子”）将他送到了平顶山市郏县人民医院。接到父亲摔倒入院的通知后，在外的其他几人也匆匆赶回了家。

当时正是2020年初，阿姨的父亲所在的郏县第一人民医院出现了疫情。考虑到安全问题和治疗效果，阿姨和老大、老三商量着将父亲转到市属的医院去。

那天早上，她突然接到侄子哭着打来的电话：“姑姑，俺伯伯他们租了车来，要我把爷爷抬出医院送回家去！”

一边是冷血的兄弟，一边是摔断了腿的老父和未经世事的侄子，阿姨强迫自己冷静下来：“不用哭！你跑得快点，到你伯伯他们租的车前面把他们拦下来！”

没过多久，阿姨又接到侄子的电话，说车已经被拦下了，但是没人愿意和他一起把老人抬回医院。 “没人抬你就把你爷爷抱回医院去，”阿姨说，“你爷爷年龄大了，又瘦成了那样子，不重的。你把他抱回医院去。”

回到医院后，要强了一辈子的父亲哭着给不愿意出钱的儿子们一个个打电话，求他们发发善心，出一点钱治病。

阿姨说到这时止不住气愤：“他们自己也是做了父亲的人，我父亲将他们养大成人，按照农村的规矩给他们盖了房子、娶了媳妇，他们现在不给父亲治病，怎么不想想将来他们老了，他们的孩子要怎么对他们？”

“我父亲虽然八十五岁了，但是他眼不花耳不聋，他也没有老糊涂了——他很聪明的！现在摔了个腿不让他治，你不是眼睁睁看着让他死吗！”

过了一阵子，老三联系将父亲转去了报销额度更大的平顶山矿务局医院。此时已回到深圳炒粉的阿姨毫不犹豫地给老三转去4000元，作为父亲的治疗费用。

人到中年，最怕的就是父母生病，更何况务工的老三和阿姨都不富裕。想要给父亲手术治疗，只能将他转到省会郑州的大医院，这又是了一笔不小的开销。三兄弟明摆着袖手旁观，阿姨手上的钱也所剩无几，她只好向自己的女儿借钱，让父亲转院。

无独有偶，几兄弟听说父亲要转院，又要强抬父亲出院。老大和老二天还没亮，就从家里骑着摩托车，跑了四十多里地去医院把父亲“抬出来”。这次，阿姨的父亲没有再流泪，而是破口大骂：“一群混账！是我自己做主要看病的，是我自己想治好腿站起来！”

在医生护士、保安和热心群众的阻拦下，老大和老二没能强行把父亲带走，悻悻离开。病房里只留下了阿姨的儿子和侄子。阿姨苦笑着说：“亲儿子一个都没留下来照顾，反倒是孙子和外孙在这里伺候老人，天下有他们这样的儿子吗？”

最终，他被转回郏县中医院，通过药物调理身体。2020年5月14日，父亲出院回家，由老三、老五和阿姨照顾日常生活。

法院于2020年5月6日立案，半个月后，父亲得到了审判结果——五个儿子每人七天轮流护理、照顾他，若不履行赡养义务，则每人每月支付护理费761元；有正规票据证明的医疗费用、转诊费用，由七个子女平均分摊。父亲对这个判决结果很满意。

三兄弟认为，一审法院只判决五个儿子轮流护理父亲，有失男女平等原则，因此女儿也应履行相同的义务；他们还认为，如果要子女共同赡养父亲，父亲的养老金、高龄补助和干部补助也应归七个子女所有。

阿姨对此嗤之以鼻：生长在传统农村家庭中的三兄弟从小享受着高出姐妹一等的地位，阿姨只读完了初中，十几岁就在家挑粪、种田，为给兄弟们娶媳妇、盖房子而劳作，那时他们不说男女平等；按照农村习俗分家时，阿姨和她的妹妹因为是出嫁女儿，没有分到一针一线，所有的财产都分配给了几个儿子，那时他们不说男女平等；阿姨对父亲孝顺至极，到深圳谋生后给家里寄钱从未断过，每年选了好牌子的衣服寄回给父亲，法院只不过是要求三兄弟履行对老人最基本的赡养义务，他们却似乎突然认识了“男女平等”这四个字！

二审法院并未支持他们的上诉请求。在法院驳回上诉之后，三兄弟以蔑视的态度拒绝执行判决。他们不仅拒绝照料、陪护老人，还不支付赡养费用。阿姨气不过，带着女儿和侄子去找他们理论。

三兄弟为了逃避赡养父亲的责任，对着阿姨的挺着孕肚的女儿口出恶言，对阿姨母女大打出手，六个人围着阿姨两母女推搡辱骂。阿姨想录像留证，却被老二的儿媳妇扇了好几下，以至于手机屏幕摔裂。阿姨的儿子气得发抖，想挥拳打回去，被阿姨制止了。“我摁了我儿子一下，让他不要打。我知道打人是不对的，况且我们有一点什么错肯定就会被抓起来的。”

在阿姨老家的村庄，几兄弟的家和父亲的家离得并不远，阿姨要看望父亲，必须要经过他们的家门，被迫听到他们不堪入耳、下流肮脏的辱骂。那种诛心的污言秽语，是我们很难想象得到的。

阿姨不堪忍受，选择了报警，然而想象中的正义并没有出现——警察说这属于家事纠纷，阿姨和三哥在派出所被问话，又被劝说在笔录上签字，失望地离开了派出所。阿姨说，他们报警多达十几次，都没有得到满意的答复，大多数时候得到的回复是：“这是家庭纠纷，我们管不了。”

让阿姨印象深刻的是，有一次她和老三到了派出所，民警问了他们身份。阿姨不解其意，老老实实地回答：“我是闫xx，这是我三哥闫x。”立马有一个身着制服的人冲过来卡住了老三的脖子，老三差点没喘上气。

阿姨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她急得喊了起来：“你放开我三哥，我和我三哥都是孝敬父母的儿女，又没有违法乱纪，被人打了也不敢怎么还手，我三哥犯什么法了，你要这样卡他脖子？”见卡脖子的人无动于衷，阿姨便对与自己同行的儿子说：“把我手机拿出来，把这个人录下来。”话音未落，几位身穿制服的人员立即喝止了他们，并没收了阿姨的手机。

据阿姨说，后来县里来了三辆车，说接到了其他人对她和三哥的投诉，要带他们去县里。阿姨不清楚为什么自己会被投诉。他们把她和三哥带走，带上车的时候，阿姨听到一位矮个子的工作人员对三哥啐了一句：“操你妈！”

阿姨不明白为什么执法人员会是这种态度，更不明白为什么法院已经作出了判决，那三兄弟还可以不赡养父亲。无奈之下，她把希望寄托于“父母官”身上——她和三哥推着父亲到法院、到司法局、到镇政府、到公安局，去了他们所能想到的所有可以“为民做主”的地方，但是他们质朴的努力并没有改变“执行难”的情况。

那段时间，阿姨的父亲每天都在哭泣，即使三兄弟送饭给他，他也不敢吃，只反反复复地说“我不要吃他们的饭，他们要害死我”。为了父亲的身体，阿姨每天都给父亲按摩，帮助他做康复训练，父亲的腿也渐渐能动弹，后面已经“能抬起来一尺多那么高”了。看到父亲的情况有了好转，尽管阿姨很想继续留在家里照顾父亲，但是迫于生活的压力，阿姨决定回到深圳炒粉赚钱，年底回家过完年后就把父亲接来深圳。

说到这，阿姨很气愤又悲哀：“给我们拿了什么钱？他们每人平摊下来就给了不到四百块钱！……法院当时判的是交通费一共三千块钱，他们一个人就只拿出这三百多的转诊费给我们，其他给我父亲买药的钱、买尿不湿的钱，还有我父亲住院的钱、看医生的钱，这些他们都不给！父亲从中医院出院后，他们还偷了我父亲看病的报销条拿去报销了，不但每人扣下了自己前面掏出来的两千块，还把剩下的平均瓜分掉，一人分了三百多块钱。”

“这就等于他们不仅不拿钱给我父亲看病，还每人从我父亲身上赚了几百块钱。你说这几个人是人吗？他们不仅不拿钱给父亲，他们还从父亲看病的报销条里赚了几百块钱！这是人吗？”

回到深圳，阿姨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重新租房。新房的房顶很矮，屋子也很小，但是阿姨觉得住在一楼方便推父亲的轮椅出门，可以每天陪父亲到处逛逛，于是阿姨毫不犹豫地就租下了。

一月份的一个晚上，一位邻居经过时发现阿姨的父亲掉到了床下。这时轮到老二照顾父亲。当时，平顶山气温已低至零下，父亲又衣着单薄、年老体迈，这位好心的邻居马上在附近寻求其他乡亲的帮助。

围在父亲家门口的人越来越多，一些人开始用电话联系老二，后来又跑到他的家里通知他。乡亲们赶到老二家时，看见老大和老四也在这儿，三兄弟在暖洋洋的屋子里喝着茶、说着话。听说父亲摔下床的消息后，他们仍然无动于衷。

原来，几兄弟并未对赡养任务尽责，轮到老二照护父亲时，他整整三天没有给父亲送饭，父亲最终饿得不行了，试图自己下床找食物，结果不小心摔到了床下，无法自行起身。“这也不是第一次他们不送饭了”，一个侄子打电话告诉阿姨，2020年时老四就曾连续三天没给父亲送饭。

乡亲们把父亲抬回床上后，老二才姗姗来迟，轻飘飘地扔下一句：“没吃饭是吧，我明天再给你送。”接着又走了。

阿姨回到家那天，她发现父亲床上很潮湿，两床棉被和四个褥子都湿透了。阿姨原没有多想，可拿开被子才发现，父亲的皮肤已经溃烂，腿部和背部尤其严重。

见到这幅场景，阿姨忍不住失声痛哭。她以为父亲虽然没有得到精心的照料，但至少基本的生活和护理还是有保证的，这时她才知道她错了。父亲的床如此潮湿，并不是他不便去上厕所而尿湿的，而是被他身上的溃烂处流出的脓水一点一点浸湿的。

父亲的身上烂成这样，已经没有办法与阿姨同去深圳了。2021年3月13日，阿姨马上联系了老三，把父亲送到郏县中医院。

老三说：“把父亲推去法院让他们看看！上次判决下来之后，那几个人既不给钱，又对父亲不管不问，导致现在弄成了这个样子！”

父亲也很激动，到了法院，他马上对法院的工作人员说：“请你把我大儿子、二儿子抓起来，把他们逮起来！”见到父亲的状况，法院的人还给父亲拍了照。然而两天后，事情并没有获得实质的进展，三兄弟仍然不管不问，钱也一分不出。

阿姨和老三又带着父亲找到刑庭，将父亲身上溃烂处的照片给他们看。阿姨说，刑庭“去了我们那看了一天，说是家务事，也不管了”。无奈之下，他们又找到公安局，公安局说：“你这正立着案，你去法院告。”他们又回到法院。法院说：“这是家务事，我们管不了，你去公安局告。”

在不断的求告无门中，一个多月过去了，阿姨欲哭无泪。父亲在县城的中医院治疗了四十多天，三兄弟从不过问，父亲因此也已经成了那里的名人——“方圆十里，来看病的、打针的，还有这医院里的医生护士，没有人不知道我父亲的事的。”或许也是因为这个，事情似乎又有了一丝转机：

“后来，比法院上一级的那个地方——叫什么来着，就是在法院解决不了的东西就去那里解决的。”阿姨试图描述着。（我不确定地问：“检察院？”）阿姨大力点头：“对，对，就是检察院。检察院的人给我三哥打了电话要找父亲，问父亲现在的情况怎么样。我说，父亲就希望把老大他们抓起来！他们不给钱给我父亲看病，还饿我的父亲，一饿就是三天，我父亲大雪天的掉下床去了，他们也不把我的父亲抬上床去。他们就是故意地要去害我的父亲，应该把他们抓起来。”

阿姨说，刑庭和执行庭的人去找了老大作调查。对着执行庭的人，老大色厉内荏地喊着：“你们敢抓我，我就撞死在这屋里！”法院的工作人员笑一笑，告诉他：“你撞呀，我拿着手机录音录像，证明你的清白。”后来，老大可能担心被捕，就去医院象征性地照顾了父亲三天。

阿姨放声大哭：“父亲，你给他们娶了媳妇盖了房子，把财产都分给他们，为什么他们这也饿你三天那也饿你三天？为什么他们这样地饿你，这样地害你，你也不出声不说话，我回来了你也不告诉我？”

父亲干瘦的喉咙里发出一阵嚎啕。病房周围围了许多人，阿姨看见他们当中也有人在抹眼泪。法官安慰父亲：“老人家，别哭了，您把事情给我说一说好吗？”父亲断断续续地说：“我这三个儿子……他们都不养我，如果犯了哪条刑法了，你一定要把他抓起来！我那老大，他要撞死就让他撞死去！我儿子多，撞死了老大，可以把老二抓起来，老二也撞死了还有老四！”

老大等人始终是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当着法院的面说得自己比谁都孝顺，可是背过身来就对父亲不闻不问、不理不睬。

2021年4月23日，父亲的情况有所好转，便从郏县中医院出院回家。没想到，仅仅过了两天，老三就看到父亲家门口停着一辆救护车——父亲的喉咙已经说不出话了。2021年4月25日，父亲刚出院两天，又住进了郏县第一人民医院。

入院时，老大等人拿出不依不饶的架势，要求医生：“医生，你得给我保证，除了我父亲这个喉咙说不出话的毛病，还有他的气管炎、脑溢血，这些大小毛病统统都要给我治好，如果你不跟我保证的话就不看了，我立马抬他回家。”

见识到了老大等人的无赖嘴脸，阿姨和老三实在害怕老大他们又把父亲抬回家去，就考虑着将父亲转到平顶山第一人民医院。

当晚八点多，侄子进了病房。他怕老大等人又耍无赖，为了在法官面前有证据，他一路地录着像进去。他开口问道：“爷爷，咱这病还看不看了？”父亲一个劲点头。他又问了一次：“爷爷，咱这病还要看不？”父亲仍然使劲点头。

侄子走出病房，给阿姨他们看了手中的录像。阿姨当即决定继续给父亲治病，这里治不了，就换到老大等人没法阻拦的医院去治。办手续时，好心的医生提醒他们：“你们家那三个人太坏了，你们等到晚上再给父亲转院，不要被他们缠住了”。

父亲又转院到了平顶山。治疗了一个多月，医院通知说老人可以出院回家了。阿姨希望父亲能恢复得更好一些，就把父亲转入了郏县第二人民医院。

“我父亲死的前一天，我侄子进去看他，我侄子还说明天姑姑过来看你，我父亲还能点头，当时我父亲清醒得很。可是没有等到我去看我父亲，到了凌晨四点，我父亲就死了，他们通知了我，告诉我我父亲死了！我父亲还没有等到我明天进去看他，怎么就死了呢？”

阿姨愤懑地说：“后来我邻居告诉我说你家老大真不是个东西。我邻居说，他亲眼看到，路的北边我们正在埋着我们的父亲，路的南边老大和一群人在打着麻将，看都不看这里一眼。”

路的这一端，是从此失去父亲的兄妹；路的那一端，是他们血缘上的大哥，是在父亲下葬的同时热闹地打着麻将的大哥。

那时，从父亲入院到离世，已经经历了约16个月的时间。根据阿姨提供的证明，在父亲生命的最后几十天，他们在医院花费了十几万元人民币，经医保报销后数额也达到了四万多元，阿姨与小妹、三哥和五弟平均分担了这些钱。

从中级法院的二审判决下来，一直到父亲去世，法院的判决始终没有得到执行，阿姨始终不明白，案子已经转到执行庭，又有明确的法律依据和判决，为什么她的父亲得不到公道？为什么法院的判决会在老大等人手中成为一纸空文？

父亲已经离世，而阿姨和老三仍然没有停下讨公道的步伐。阿姨曾经将自己的故事拍成视频发到了抖音，可是她的账号好不容易有了几千个粉丝后不久，账号就以“被举报侵犯他人名誉权”为由而被封禁。

写这篇文章的过程中，我曾经多次找阿姨确认事情的细节，一遍一遍地梳理事情的来龙去脉。整个过程中我时常感叹，阿姨是多么乐观、坚强的人，可是有时候不幸的事就是会这样发生在一个善良的人身上。

“我这一辈子很吃苦的呀。我待我娘家人都很好，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对我父亲？我十八岁给我父亲干活，无论多苦，我从来都没有怨过他们一句。我很爱我父亲呀，我真想叫他救活来。从平顶山出院的时候，我看着我父亲的眼，他的眼骨碌骨碌地看着那天花板，我当时特开心。我想着我又把我父亲救活了。在郏县最后抢救那两天，我侄子还给我父亲说呢，他说明天姑姑就来看你，我父亲还会点头。可是凌晨四点，他们就告诉我我的父亲死了。我好想叫他活，可是最后我也没能把父亲救活。”

临道别的时候，阿姨带着刚哭泣过的鼻音，腼腆地笑着，跟我说：“同学，真的很感谢你帮我把这个事情写出来叫大家知道。你不肯收我的钱，我知道你爱吃炒粉，那么以后你什么时候想吃炒粉了就提前跟阿姨说，阿姨炒好了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