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教育公平守卫流动儿童的未来丨儿童教育调研报告

家长们认为，社保不稳定、文凭低和家庭条件有限是子女上学中的主要障碍。家长迫切希望，通过出台宽松的入学政策、降低积分线等措施，让自己的孩子能够进入到教育资源良好的公办学校就读。

未来，流动儿童的上学问题需要社会制度和教育制度的综合改革，深圳市应不断加大对教育的投入，增加学位供给，提高教育质量，发动社会资源来支持流动家庭的子女教育问题。

本文为儿童教育调研报告系列第7篇。此前绿色蔷薇展开为期半年的访谈调研并撰写调研报告暨纪实作文集《我想和妈妈爸爸在一起》。本报告以专题故事的形式分析流动儿童在城市的上学和生活中面临的困难和挑战。

深圳在2013年实施了积分入学的政策，2018年开始，民办学校纳入积分入学的体系。流动父母对政策的改变是非常敏感的，他们一方面意识到参加社保，提升孩子入学积分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发现随着年龄的增长，自己的社保问题难以解决。

阿浩的爸爸，2008年到深圳打工，在一家电子厂工作了10年，直到厂里效益不好，因为裁员而被迫辞工，走的时候没有获得任何的补偿。这段时间里，厂里没有给他缴纳社保。2020年，做了两年地铁保安的阿浩爸爸又回到原先的厂里工作，他说，现在厂里也只是给他交了一个最低的医疗保险，没有养老保险。

阿浩爸爸说，他已经放弃了向厂里追缴社保和赔偿的想法，因为在这个一千多人的厂子里没有人敢提这个事，他也很难自己一人去打官司。由于没有社保，阿浩不得不回老家上学，爸爸依然留在深圳打工赚钱。

在社保方面，工友们普遍存在两种问题：一种是，在前些年，有些单位违规不给员工缴纳社保，且工友难以追缴；另一种是，一些工友由于频繁更换工作或工作性质特殊，难以在一个单位持续购买社保。工友们自身也存在不了解社保重要性的问题，很多人有退保的经历，致使社保缴纳时长无法累计15年（政策规领养老金的最低缴费年限）。

阿楠的妈妈1996年来到深圳进厂打工，2012年以来从事保洁工作，中间由于频繁换单位，社保经常停缴。现在年龄大了，她只能从事较灵活的个人雇佣的家政工作，没有单位可以为她缴纳社保。为了能让孩子在深圳继续上学，她四下打听，通过在一家珠宝厂做保洁员的机会，让厂里帮忙缴上社保，但单位的部分也要自己出。

像阿楠妈妈这样找一个挂靠单位，自己全额缴纳社保的情况非常普遍，工友们每个月要出600多块钱，手续费在40~100元之间。到了退休年龄，阿楠的妈妈已经缴过13年的社保，她想补缴社保，希望未来能在深圳领养老金，但是社保局回复她，因为她有过退保的经历，因此不能在退休后补交社保。

在全国范围内，社保的覆盖率虽然在不断提升，但是一代、二代打工者的历史遗留问题解决不了。现在，社保缴纳水平低、断缴的问题不断重复，年轻人由于更多从事服务业等灵活工种，也面临不稳定的社保问题。

由于没有深圳户籍或学区内房产，大部分的流动儿童无法上公办小学，因此社保带来的积分效果成为工友们最关注的问题。有三个孩子的母亲阿美说，在等待积分线出来的之前，她格外焦虑，吃不下也睡不好。另一位父亲说，面对一年比一年高的积分线，哪怕是好好缴社保也无济于事。

在牛始铺这个城中村里，大部分的流动儿童上的是民办联合小学。孩子们上学的经历非常相似，很多流动工人来到这个社区后，便把孩子从老家接过来上幼儿园。很多家长对于幼升小的择校问题没有过多地考虑，只是希望孩子能在离家较近的学校上学。随着对儿童教育的深入了解，父母们发现离家近的联合小学的教育质量不高、口碑不好，孩子们现有的成绩可能会在升学上遇到困难。于是，流动父母们开始交流，如何能够进入教育质量更高的公办学校。

工友们发现，附近的公办学校似乎与自己的社区无关，在那里就读的学生大多都是深圳本地的孩子，父母住在旁边的公租房或高级小区，被称为“人才”。在深圳的积分政策中，户籍和学区内房产是入学积分的首要因素，这两项门槛对于流动群体来说难以企及。首先，在文凭方面，只有35岁以下的全日制大专及以上文凭才可以申请入户，而大多数工友都是初中、高中毕业，因此很多人来到深圳就没有想过要留在这里，更多的工友将这里视为打拼赚钱的地方，退休后还是要回老家的。其次，在购买深圳房产的问题上，工友们打工的收入仅能维持家庭生活，买房就是天方夜谭。

社区里的流动儿童对自己上学的问题普遍都有大致的了解，大家从很多场合都听过大人讲这些事情。能上到公办小学的孩子对自己的经历有两种解释：一些孩子说自己是“幸运”的，因为要上小学的时候，附近的公办小学刚刚组建完成，第一年招生不限制户籍，只要报名就能进入学；另一些孩子认为，自己上公办小学与父母的背景有关，可能父母更了解深圳的就学政策，在社保和积分上早早做了准备。

已经上了初中的芷语，由于父亲在单位里是中层，能够持续缴纳，因而从小进入了公办学校，她说在自己的观察里：“上公办学校主要看的是家庭条件”。芷语认为的家庭劣势条件有：父母非深户、学历不高、不了解就学政策，这些条件也就决定了父母社保的持续性、积分的高低和对孩子未来的打算。芷语的妈妈也提到，要想上公办学校一定要有经济能力，因为很多家长都需要托关系来缴纳社保，包括缴纳单位出的部分，但是“很多人没有学历，就找不到好工作，哪里还有经济条件，只能不交社保。”

社区里大部分的孩子选择回老家上初中，仅有小部分留下来继续在民办的联合学校就读。但是联合学校的中考升学率很差，访谈时，家长王燕反映，当年学校的初中部只有8个人能考上民办高中，没有人能上公办高中。

流动家庭对子女入学问题最大的怨言在学校教育上。以联合学校为代表的民办学校在家长中的口碑不好，一些家庭宁愿把孩子送去较远的小学，也不愿上附近的联合学校。家长们普遍反映，该学校设施简陋、老师中存在打骂孩子、说脏话的现象，老师流动性大导致孩子成绩不稳定。当然最主要的问题是，联合学校的升学率在区里排名倒数，甚至老师们也鼓励孩子们尽早转学，说在联合学校就读考不上高中。

也有一些父母将孩子的成绩归结于儿童的个人努力。他们普遍认为由于自己的能力有限，所能给予孩子的学习条件不多，因此只能依靠孩子自己的努力。因为即使是在民办学校，同样的家庭条件下也有学习好的孩子，公办学校里也有学习不好的孩子。王燕对孩子未来在初中的学习成绩很担心，她说：“我打听了一个初中，那个学校要3万块钱，封闭式管理，但是孩子不想去。他说即使去了，如果自己不努力学习的话，也是浪费钱。”

在这种个人努力的话语之下，儿童的能力成为获得成绩和前途的主要因素，这极易抹杀了对教育公平问题的讨论。民办和公办学校差异的背后是对教育投入的差异，公办学校场地大、设施好、教师资源优越，而民办学校有很多不尽人意的地方，进入民办学校的孩子也被赋予了较低的期待。与此同时，由于家庭教育上缺乏社会支持，很多流动父母无力给孩子提供更多的教育资源，这也使得流动家庭将所有的希望寄托在孩子个人身上。

虽然自己的孩子在公办学校上学，芷语的妈妈提出，打工父母进入了一个恶性循环：“这些人打工的压力很大，因为文化程度低，工作上只有多加班才能多赚钱，因此没时间照顾孩子。有的人为了照顾孩子，就找一个临时工作，把挣钱放在第二位，但是也不懂得怎么教育孩子。”很多家长都反映自己能够陪伴孩子的时间有限，且孩子学习上的事情也无能为力，不知道怎么办才能不让孩子走自己的老路。

在流动社区，人们较少公开谈论公办小学和民办小学的差异，人们心照不宣，公办学校要好于民办学校。孩子们相互之间很少发表对公办和民办学校的意见，但因为居住在一个社区且家庭背景相似，不同学校的孩子仍然会在一起玩耍。

但是相较于在民办小学的流动儿童来说，就读公办小学的孩子会更在意自己小升初的时候能不能进入公办初中就读。这些孩子已经有了与深圳本地儿童相同的受教育起点，因此对未来也有了更多的期待，如果与同龄朋友对比出现就学差异，那么情绪上也会出现更加负面的状态。育才小学六年级的程程对于未来要就读的民办中学充满了担忧，“我哥跟我讲，民办乐易学校的环境会很乱，会看到那里的人抽烟什么的，所以我害怕那里的人欺负我。”

程程说，他是在五、六年级的时候才知道，父母的户籍和积分才是升学的主要保障，因为他发现比自己成绩差的同学轻松地升入了公办初中，而自己因为父母断缴了几年的社保，却只能进入民办初中。他说在公办学校没有人讨论积分的事情，老师也从不提起，他形象地称其为“善意的欺骗”，“老师们只说，你们一定要把学习成绩搞好，成绩好就可以上公办，就可以去特别好的学校。”

能进入公办学校的流动儿童是处于阶层之间的群体，他们能接触到的社会资源多于上一代，却又少于学校里的同伴。对于自己如何进入公办学校读书，芷语说：“我也不是很清楚，好像被他们（父母）安排好了一样，有点随机性在里面。但是我的父母也是体力劳动者，是底层。”

因为学习成绩优异，芷语顺利上了公办初中。这个年龄段的孩子们到了爱美的年纪，有些学生穿着高价名牌，追逐着流行趋势，而城中村的孩子朴素无华。这种情况被芷语称为“贫富差异特别大”。她不认同高消费的城市生活，在日常中与同在城中村的孩子更为亲近。

虽然在身份归属上仍然是流动儿童，但是公办学校的机会让芷语对自己的未来更有把握，芷语说：“反正好的学校，大家都是有着落的”。这种自信不仅来自于优秀的学习成绩，更在于公办学校被赋予的价值和阶层属性：“国家办的（公办学校）肯定是为了好好培养人才，民办学校目的就不太一样，还有如果你积分高的话，至少家里的条件不会很差，父母也比较注意培养孩子。”

公办学校和民办学校在教育上的一个较大区别是，公办学校开展的“素质教育”和“超前教育”，一方面，公办学校的孩子有更多的机会参与丰富的课外社团活动，另一方面，还在读初中的芷语已经开始预习高中的课程知识。而民办学校的孩子大多偏科或成绩平平，家长更多要求孩子打好基础，在已经学习过的知识上反复练习。更有家长反映，民办联合学校的上课进度较慢，期末考试也常常比其他学校考得晚。

对于自己的未来，芷语的职业目标较为清晰，表现了超出这个年龄的成熟。作为一名初中生的她已经在思考选择什么专业和方向，她不想找教师、医生、公务员这种普通的、稳定的工作，而向往有挑战性的工作，比如进入公司或企业里进行历练。芷语说：“反正未来绝对不会靠力气赚钱，这样的话没什么出路，比如去工厂里，一辈子就干一个工作。而去公司，哪怕是从底层干起，也有不断升职的机会。”

燕子是个羞涩的女孩，较为瘦小，有点呆萌。燕子的哥哥学习很好，也更受父母重视，这让成绩平平的她总是笼罩在哥哥的光环之下。她说每当哥哥考得好的时候，妈妈都会拍照、发朋友圈，而妈妈知道女儿考试不及格时，总会说“没事，下次努力就好”，在她的记忆里，父母对自己的学习要求不高，也没有因为成绩与自己发生过争执。对于要回老家读初中的问题，燕子显得极为平静：“回去就回去呗，该来的总是要来的。如果考不上学，还可以去做美甲师。”

在萍萍的故事里，她更清晰地表达了父母重男轻女的表现。父母对自己的哥哥更好，什么东西都给哥哥买，自己却没有，她还担心父母在未来不让自己读书，“因为我们小区里有一个女孩，她高考考上了一本，但是她爸爸不让她读书，让他弟弟读书，就想让姐姐去厂里帮忙。”

另一个女孩晓斐面对即将要中考的情况，与母亲也产生了矛盾。妈妈希望她留在身边的民办联合学校读初中，因为不放心让孩子自己回老家读初中，妈妈觉得如果孩子中考不行的话，读技校也可以。但是晓斐自己更想转回老家读，她认为在联合学校考上高中的可能性很小，而自己更想读高中、读大学，老家的寄宿学校可以让她离这个愿望更近一些。

相比之下，一些家庭对于培养男孩子考大学的目标则更为明确。六年级的阿浩因为会编程，而在联合学校小有名气，他在家里排行老三，上面有两个姐姐，他清楚地知道父母对自己的期待：“父母都想要孩子成绩好，考一个好的高中、大学，然后找一个好工作，改变经济条件、改变家庭条件。”（阿浩的故事见游戏、短视频与编程：流动儿童如何使用媒介丨儿童教育调研报告）

对于未来，阿浩已经有了明确的目标，就是成为程序员。而他的两个姐姐显得暗淡很多，21岁的大姐在北京打工，15岁的二姐回老家读初中之后，因为不适应，患上了严重的免疫系统疾病，随后辍学，现在在当学徒，为以后的打工做准备。

如果教育系统是一个金字塔的话，流动儿童还处于最底层的对入学门槛的竞争阶段。然而面对这种竞争，多数流动父母们表示，他们所能做的，只能是观望政策的走向。学历就这么高，体力劳动无晋升的可能，能给孩子提供的学习条件就这么有限，试问，流动父母还能做些什么才能改变孩子的命运？

在调研中，流动父母不断提到，深圳的学位紧张，积分线逐年升高。根据深圳最新统计公报：“2021年年末，深圳常住人口1768.16万人。其中，常住户籍人口556.39万人；常住非户籍人口1211.77万人，占比为68.5%。”但是教育资源始终偏向的是户籍和房产，家庭条件和阶层地位成为人们发展的关键阶梯。难以想象，教育没能成功促进阶层的自由流动，而是成为社会分层的工具。

一位家长的诉说，让人感到心寒：“他们（初中的流动儿童）已经这个年纪了，跟其他的人的差别已经拉的很大了。他们的下辈子可能已经定下来了。”无论是学校教育还是家庭教育，流动儿童所能获得的资源都是极少的，这使得孩子们难以实现阶层的跨越。在牛始埔社区，绿色蔷薇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作为一支社会力量，提供给流动儿童额外的教育资源，包括图书馆、免费补习班、课外活动和暑期夏令营等，这些投入也给流动家长们带来了支持和抚慰，也带来了社区参与来促进改变的可能性。

牛始埔的居民都很喜欢自己的社区，大家觉得深圳很大、好玩、便利，它科技发达，处于改革开放的先锋位置。流动家庭对深圳的教育政策不是仅有怨言，更多的是对改变的期待，包括开放给灵活就业人员自行购买社保，并适当降低个人缴纳社保的收费标准，加强教育投入以增加学位等。“来了就是深圳人”这句话展示了一个繁荣城市的包容力。但是深圳还没有“包容”到为所有的移民提供同等的待遇，这里承载着人们的梦想，还要快一点修好传递梦想的阶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