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是谁的发展？ 深圳城中村剪影

发展，是谁的发展？

图文 | 棘林

曾有一位诗人在他的诗中把深圳分为了两个。一个“深圳”指的是华侨城、世界之窗、地王大厦，另一个“深圳”则指的是电子厂、服装厂、玩具厂。诗中用一个空行对这两个“深圳”进行了物理隔离，似乎也喻示着现实场景里这座城市在不同的地理空间、产业形态、生活方式、人群之间的区隔与差异。

作为与两个深圳都有关系且与“第二个深圳”更紧密相连的“城中村”，在近期受到极大关注。在2018年以“万村计划”为代表的市场化城中村改造行为之后，2023年，以安居微棠为代表的政府推动的“城中村保障性住房规模化品质化改造提升行动”又浮出水面。

在官方媒体的前期宣传中，近期出现的城中村改造行为，主要是为了服务新市民、青年人。“在防止大拆大建、土地资源有限的政策和现实背景下，如何把超大体量的城中村住房存量，通过规模化品质化改造提升，使其成为改善新市民、青年人等群体居住需求的保障性住房供给渠道，已成为摆在深圳面前的战略性课题。”

对于政府来说，经济发展才是正义，在大拆大建不可持续之后，城中村的士绅化改造依然在迎合这种经济发展的逻辑。但认识这种发展逻辑不代表认可这种发展逻辑，“发展”是谁的发展？我们呼唤一个更加平等、开放、包容的城市。

这带来了一个在当下、当前以及很多人眼中或许并不算重要的问题——当我们在享受着现代化大都市的便利与繁华之时，我们是否能够看到这背后的粗粝与另一种真实？能够看见隐匿在华侨城、世界之窗后面的电子厂与服装厂？

在“新市民、青年人”这两个词汇具体所指涉的人群意涵以及发展逻辑的背后，我们能否看见一个个想入深户而不得也无法在这座城市留下来的基层劳动者？能否看见一个个想把孩子留在身边上学但却不得法的外来务工者？

本文作者并不是一个“城中村主义者”，虽然在深圳的城中村居住已经五年。但当我曾见到一家三口租住在一个不到10平米的城中村单间，只因工资不高、也为多节省一点钱的时候，我只能说城中村虽然逼仄、压抑，很多时候只能满足、维持人生活的基本需要，但它却为来此谋生的人提供了容身之所。政府对城中村的改造行为或许有理、也或许正在改进工作方式，但尚需把视线更多的关注到这些为了城市而贡献了血与肉的人们身上。

2023年3月，深圳龙岗一处城中村正在进行燃气改造，图为工人们在安装地下管道。画面前方，是一个烧饼摊子。在城中村里，有不少人以摆摊作为谋生方式。

2020年5月，深圳龙华一处城中村，一位外卖员正在等待客人取餐。

在庞大的富士康园区周围，坐落着大大小小的城中村。图为晚上八点多，租住在城中村的工人们下班后从富士康园区里走出来。2018年城中村的改造行为在富士康清湖园区北门的清湖村进行时，短时间内大量收储房屋，造成一批工人失租、周边房租升高，随后受到媒体的广泛关注，万村计划随之搁置。

城中村张贴栏上，贴满了密密麻麻的招租信息。

2020年7月，位于上梅林的某一城中村正在拆迁中。大拆大建的发展模式当时还在热头上。

2022年2月，深圳龙岗一处城中村，从楼顶望去。远处是“城”，近处是“村”。

2022年2月，深圳龙华一处城中村，工人们正在安装燃气管道。

2020年7月，拆迁中的湖贝片区。临近拆迁的房屋吸引了不少外卖骑手在此短暂居住，门外停着好些外卖电动车。在2016年，湖贝的拆迁计划曾引发一批建筑师、规划师以及其他社会人士的关注。TA们发起了“湖贝古村120城市公共计划”，该计划以保护和活化湖贝古村为目的，推动城市更新朝着保护深圳空间记忆、城市文脉、社会和谐地方向转型。

2022年3月，深圳疫情防控迎来挑战，城市“停滞”。住在城中村的孩子们每天都在尽情的玩耍。照片的拍摄者，则每天下楼记录城中村里所发生的，度过了艰难时刻。

在城市停滞之时，城中村里以摆摊为生的人们、以跑外卖为生的人们、以跑摩的为生的人们，同样迎来艰难时刻。

2023年6月，城中村里正在工作中的清洁师傅。

2021年5月，安装空调的师傅正站在空调外机上工作中，把人惊出一身汗。

一位朋友曾说：“年轻的深圳”的真实含义。这不仅不是赞美，而是某种**图景的展示。当城市人口平均年龄如此之低时，说明这城只有最拼的劳动力才能容身，且他们到达无法劳动的年龄后将被抛弃。深圳永不眠，因为轻壮年永无止息地工作：这里存在多少透支，多少个人生活的荒芜，多少伏低的人格。无法想象。

2020年5月，一个城中村居民走过狭窄的巷子。

城中村里的家庭生活。

深圳城中村里，目见一种家庭劳动。往往，这种家庭劳动，被忽略、被贬损、被轻视。

一位外卖员，从城中村迎面而出。很多时候，人们都用“外卖小哥”指代这项行业的从业人员，但有时候，总能看见从事这项职业的女性劳动者。

2020年5月，白石洲超迁在即，带着大包小包准备离开的母女。

最后，再问一句：发展，是谁的发展？

你还可以阅读：